根据官方记载，棉花画创始于1964年。当时，漳州一带的弹棉师傅把附在棉被上的平面棉花画分离出来，运用扎、塑、贴等工艺手法，配上无光纺布山水画作背景，创造出了一种立体画作，初叫“棉堆画”，后改为“棉花画”。这门手艺曾经远销海外，如今却只剩下郭美瑜一个传承人。这其中的大起大落，被称作是“三次下岗”。但即使是在今天，棉花画依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传承硬伤。
　　在媒体报道中，郭美瑜被描述成“让棉花画起死回生的传承人”。在这项手艺销声匿迹十多年后，只有她接受了老东家漳州市二轻联社的提议，重新开始创作漳州棉花画。自然而然地，外界对于棉花画的所有好奇也就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这种忙碌可以从一个细节得到验证——当我约访郭美瑜时，她近半个月的行程都已经被各种活动排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隙，才促成此行。
　　棉花画的三次下岗
　　穿过漳州市芗城区的繁华街道，拐进一条不太起眼的岔路，左手边的铁门，通往郭美瑜所住的旧小区。在几次搬家中，她把家里照相馆拍的照片都扔了，却带着一卡车的棉花走到最后。现在这个家，硕大的工作台占据了客厅的大半空间。角落里东一堆、西一摞地堆着各种泡沫箱，里面是已经完成的棉花画。沙发旁挤着几个大麻袋，她告诉我“那就是30多年前的棉花”。
　　1971年，18岁的郭美瑜进入棉花畫制作车间工作，她的师父正是棉花画的创始人之一黄家声。当时棉花画以动物闻名，因为棉花本身带有毛的质感，所以制成的动物也比寻常画作更栩栩如生。除此之外，这项技艺没有所谓的画谱，每一幅棉花画都会呈现出制作者的个人风格。几年前曾有人在某处见到棉花画，郭美瑜一看照片，就知道这是黄家声的作品，“我师父喜欢用黑色的底搭上白色的鹤，而且会有大片留白。”至于她自己的风格，也好辨认。年轻时，少女心性的郭美瑜喜欢做些色彩斑斓的花鸟，如今她皈依佛教，越来越少做老虎这类肉食动物，反而更喜欢做孔雀，因有“孔雀明王之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棉花画曾经供不应求，远销40多个国家，我国外交部还曾把棉花画作为外交馈赠礼品。而作为近水楼台的漳州人，则将棉花画看作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每逢乔迁、新婚，都要以房中挂有棉花画为豪。令人遗憾的是，从1964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历经“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体制改革，这项手艺在每一场政治变动中都未能幸免。
　　作为一种没有生活实用性的装饰品，棉花画曾被划为“封资修”而几近消失，却也因其精致，得以在海外留下自己的些许星火。2004年，一幅挂在法国人家中的棉花画出现在央视《夕阳红》栏目中，让棉花画重回漳州人的视野。不久之后，郭美瑜在漳州市二轻联社的劝说下决心再现棉花画。由此，那条中断了十多年的线，终于续上了。
　　用新材料，找手艺的新出路
　　重新开始制作棉花画以后，郭美瑜做了不少创新。她习惯将制作棉花画的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棉花画厂留下的棉花和桃胶，她自己家里收了不少，也会去找当年的姐妹们买，另一种则是从外面买来的绒线、鱼线等，这些新材料也是她对棉花画进行创新的突破口。
　　过去棉花画虽然已是立体，但依然要粘在无光纺布上进行固定，更像是一种“浮雕”，而她则制作出了真正立体的棉花画，不再需要背景纺布，而是将各个部分相连接，互相支撑，将“浮雕”变为“雕塑”。最近，她正试着在棉花做的仙鹤身上绑鱼线，想让它能真的悬空飞起来。“这个我还没实验好，吊起来的时候怎么也摆不平。”她手捏着鱼线，蛮不好意思地对我笑笑。
　　作为唯一一位棉花画传承人，郭美瑜也教过一些徒弟，但大部分年轻人待不了几天，真正学下来的人，也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技艺，在她需要的时候过来帮帮忙。事实上，棉花画所面临的传承硬伤不止来自于人，也来自于原材料的日益稀缺。漳州惟一的漂染厂早已倒闭，棉花无处染色，而棉花画专用的进口桃胶同样无处可寻。我忍不住问她，如果真的有一天，材料都用完了怎么办？她半开玩笑着说，那就不做了嘛。
　　末了，郭美瑜突然想起外婆曾经告诉自己，在清末时外公就曾收到一幅棉花画作礼物，只不过当时叫作“棉包画”。可惜这幅画早已经找不到了，但我想，这至少说明她和棉花画的缘分，真的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