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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正因为他在金融危机中的某些做法而备受责难。但是对于他的崇拜者们而言，谁将继承巴菲特的衣钵，才是最值得关心的话题。最近，美国《名利场》杂志撰稿人Bethany Mclean前往奥马哈，与巴菲特数次访谈，试图从他的内心与投资经历中，寻找到有关继承人的蛛丝马迹。
在奥马哈市的Gorat牛排馆享用过午餐后，沃伦·巴菲特与我一同向门外走去。这家餐馆是家庭式经营的，巴菲特每年都会来光顾25次左右。这一次，他点了一套典型的午餐：烤牛肉汉堡外加烧肉酱汁。当我俩准备离开，起身经过其他客人的餐桌时，当地的奥马哈人都低调地跟他打着招呼，只有一位男士拦住他说：“巴菲特先生，我觉得你不应该当总统。”他面带尴尬地停顿了一下，“你应该当‘神’。”
“我想那个位置已经被占了。”巴菲特还以幽默的回答，边说边走出了餐馆。
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牛排馆那位先生的看法，特别是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的4万名股东。去年，他们怀着朝圣的心情前往奥马哈市，为的就是参加公司的年度股东会议。人们奉巴菲特为神，不仅因为他是这个国家仅次于比尔·盖茨的大富豪（净资产4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他一手创立的伯克希尔公司，这个有史以来最佳的投资渠道，让任何人都能参与其中。
今年早些时候，晨星投资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如果你在1964年底向伯克希尔公司投入1万美元，那你现在的收益将达到8000万美元。如果将同样的钱投入到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所得不会超过60万美元。
人们对于巴菲特的崇拜，一半是基于其和蔼可亲的形象，另一半则是基于财富。听他讲投资原则，留下的印象是其简单易懂、易于复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每年都会给股东们写信，逐步传达一种观念，那就是：他依然过着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生活。他这样做并不是在伪装。
午餐过后，巴菲特亲自开车，带我经过他小时候住过的一栋白房子，随后到了现在的住所——一栋5个卧室的灰泥别墅。他从1958年至今一直住在这里，现在的女主人是第二任太太，64岁的门克斯（Astrid Menks）。两人于2006年正式成婚。他的第一任太太于上世纪70年代搬出去后，巴菲特亲自挑选了门克斯照顾自己。巴菲特回忆起当初买房的情景，“卖主要价52500美元，我用31500美元就拿下了”，这栋房子现在值70万美元左右。
巴菲特的勤俭与谦逊并不只是幌子。我没见过他有任何一个保镖；他驾车载我游览整个奥马哈，开的是一辆极普通的车，普通到我对它一无所知；他打的领带是Fruit of Loom，一家他在2002年买下的破产公司；他喜欢一边看高校橄榄球赛一边吃土豆泥和烧肉汁。虽然有被“神化”了的地位，但他私底下是个有趣的人，非常健谈。
这并不表示巴菲特不在乎名誉和口碑。他事业的丰碑——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由他创立并赋予了“特殊的感情”。大多数人认为巴菲特是投资家，其实他也是个商人。如果将标准普尔500企业按市值排序，伯克希尔1990亿的总值将排名第四，居于微软之后，沃尔玛之前。如果按企业收益排名，雇用26万人的伯克希尔公司，去年有1120亿美元进账，能排在“福布斯500强”的第11位。
巴菲特经常说他不会退休，而且会跳着踢踏舞去工作。他甚至用人寿保险所用的“死亡率统计表”计算出，自己还能活12年。现年80岁的他，越来越多地被问及接班人的问题。人们的担心引出了对他传奇一生的追问。近来，巴菲特受到了始料未及的攻击，他协助美国政府“救市”，还在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高盛这两家有争议的公司里占有股份，而这两家公司都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主要肇事者。
最近，巴菲特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表扬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行动，“亲爱的山姆大叔，我母亲让我及时献上感谢信，已经好久了……”。对于这篇文章，前里根政府的预算主管戴维·斯多克曼（David Stockman）撰文评论道：“如果巴菲特想要玷污他的黄金时代，发表一些激情洋溢的言辞，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无伤大雅。”
对于巴菲特来说，他最重要的形象是自己的企业。他把伯克希尔公司比作自己的“画作”，“我要绘制自己的图画，当我要用红色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多用点蓝色’。这太有趣了，我得到了赞赏。我喜欢人们为我的画喝彩”。
高盛投行部前副主席特洛特（Byron Trott）说，对于巴菲特来说，最大的噩梦就是当他离开后，伯克希尔公司会分裂。而巴菲特自己说，“伯克希尔不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
巴菲特的三个子女，都没准备在父亲退休后领导公司，也没一个承袭了父亲的主业，巴菲特不相信家族世袭，他强烈鼓励儿女们独立。大儿子霍华德今年56岁，在伊利诺伊州经营一家农场，写过很多关于生态、农业和自然保护的书。他在1993年时加入了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巴菲特去世后，他会成为公司的主席，拥有重要的表决权和维持公司企业文化的义务，而对于公司的生意影响力不大。巴菲特57岁的女儿苏西，同样住在奥马哈，是慈善事业的活跃分子。小儿子彼得52岁，是在纽约的乐手兼作曲家。
因此，对伯克希尔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仍然存在，谁将会是法定继承人？
大草原上的小公司
伯克希尔的总部位于奥马哈的Kiewit广场，这里是巴菲特工作了48年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很不起眼，只雇佣了20名员工。回顾伯克希尔的创建过程，巴菲特说，“当初我们甚至找不到切入点买下伯克希尔。所以很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我后来发现，经验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有价值的。”
巴菲特总是提到运气的成分，似乎他的大部分事业都只是意外。他对风险有着天生的厌恶，这个习惯已经融入巴菲特的血液。他给我看了即将打印出来的给股东的信，里面写的是自己祖父的故事，祖父是一个杂货商，他给了巴菲特的阿姨、3位叔叔及父亲每人1000元，并建议他们手持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祖父写道，“多年来的经验让我了解到，很多人在某时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随时可支配的现金。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财物。这点可以供你参考，巴菲特家族成员从不留下一笔大的财产，也不会什么都不剩，他们从不花掉自己的全部所得。”
巴菲特告诉我，到他11岁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奥马哈公共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投资的书。他曾对福布斯杂志说，自己甚至熟记其中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叫《1000元的1000种花法》。他那时就开始做生意了：出售预测赛马结果的表格和4张路线图。在他现在的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品就是第一次报税的税单，13岁的巴菲特第一次赚到592美元，需要交7美元的税。巴菲特记得他看过一个研究，指出了事业成功与诸多变量的关系，其中包括智商、接受教育的学校等等，而后来证明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你几岁开始做第一摊生意”。
巴菲特给我讲述了1951年1月一个周六上午发生的事。他去敲一家名叫GEICO的保险公司的门，这么做是因为他念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师从投资大师本杰明·格拉汉姆，还读过格拉汉姆的书《聪明的投资者》。格拉汉姆是“价值投资”的创始人（也就是用低于其价值的钱买下一家公司，巴菲特后来成为这个方法论的信徒），当时也是GEICO的主席，在巴菲特看来，格拉汉姆是在试图找出公司运行规律的人。
巴菲特敲开了GEICO的大门，一位清洁工放他进去，他就与GEICO的一名主管聊了很久。在那次谈话中，巴菲特学到了“漂浮”的概念，也就是能在别人的保险金上赚到利益（因为除非顾客要求，保险金是不必一下子被支付出来的）。多年以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巴菲特把GEICO公司买了下来。“60年前因为敲开门而得来的运气，改变了我的一生。”巴菲特说。
1956年，在为格拉汉姆做了多年证券分析师之后，巴菲特搬回了奥马哈，从此开始一系列极为成功的合伙投资，与现在的对冲基金非常相似。当时他需要完成一定量的任务，才能拿到工资。到了60年代中期，巴菲特已经获得了伯克希尔公司的控制权，他对这个纺织厂的投资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
1959年，一件重大的事件发生了，一位投资者将巴菲特介绍给了查理·芒格，芒格现在已经86岁，同样在奥马哈长大。他是二战老兵，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前，没有拿过本科学位，而在1965年才获得了学位并在洛杉矶工作。他后来成为巴菲特的合作伙伴，也是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当年，是芒格说服巴菲特不要只为规避风险而入手低价股票，也要敢于向优质企业投资。他仍然依照格拉汉姆的方式，只不过采取“价值投资”的一种变形，终极目标还是用低于其价值的钱来购买企业。结果到了1972年，巴菲特为See糖果公司投入了2500万美元。这笔投资每年都创收颇丰，使伯克希尔公司得以进行其他投资。“如果我只听本杰明的话，那么我要比现在穷多了。”巴菲特在1988年对福布斯杂志说。
在某些方面，巴菲特与芒格有很大不同。芒格将自己形容为“右翼共和党人”，而巴菲特则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芒格有时很刻薄，容易激怒别人，而巴菲特的办公室挂着一张证书，记录了他在1951年完成戴尔·卡耐基的课程，内容是如何赢得朋友以及影响他人。
但在根本问题上，两人非常相似。当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时，芒格曾回答说：“我是一个理智的人”。同样的，巴菲特告诉我，他投资的秘诀就是“实用主义”。
“他俩就像一双腿。”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杰夫·马修（Jeff Matthew）这样形容。
伯克希尔的转型
2009年，当全球还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颤抖的时候，巴菲特宣布了他最大的一笔交易：他已经开始购买美国第二大铁路公司北方伯灵顿的股票，2007年已经将其全部买下，总共花费330亿美元。某种程度上，这是巴菲特的一种回归，本杰明·格拉汉姆热衷铁路，巴菲特从小就对列车着迷。但是多年来他总是说，“铁路是个无聊又重要的产业”。
没有参考任何经验或数据，巴菲特就迅速做出判断，因为他认为现状已经改变了。铁路员工从1947年的170万减到现在的不到20万，北方伯灵顿公司消耗一加仑汽油，可以将一吨重的货物运送到500英里以外。“这比卡车节能3倍，你认为未来20年，这个世界上的人、货物和服务会越来越少么？”巴菲特问。
不过伯灵顿公司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伯克希尔公司转型的顶点。事实上，伯克希尔与通用电气公司一样，已经不再像一个对冲基金，而更接近于一个大型综合企业。
当我追问巴菲特，“从何时开始酝酿这种转型的”，他几乎大笑起来。“计划本身完全是机会主义，是没有预谋的”。但是很明显，巴菲特对此很骄傲。“一辈子坐在房间里把东西交易来交易去，这是疯狂的做法。你过世的时候手里有800亿或1000亿那又有何意义？”
伯克希尔公司的转型有了成效。一位投资家说：“巴菲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创立了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如果你剥去“飘浮”的表象，伯克希尔将有怎样的回归无可预知。另一方面，巴菲特最近的动作是其特殊身份决定的。例如向高盛的优先股投资50亿美元，并且得到许可，在危机的紧要关头时还可以再投资50亿，巴菲特说，这笔生意带给伯克希尔的收益是每秒15元。
当然巴菲特还有其他的动作，包括衍生合约，都看似与他公开解释意图的相左。（他曾在2003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调，把衍生工具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金融武器”。）
去年，华尔街响起了一股反赌巴菲特的声音。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说：“芒格和巴菲特的观念，那种轻而易举就能解读金融文件的样子，在华尔街看来是无稽之谈”。另外一种抱怨的声音认为，随着伯克希尔公司的不断壮大，巴菲特做出比市场更好表现的能力降低了，这一点巴菲特和芒格都公开承认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伯克希尔占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都是巴菲特自己建立的。华盛顿邮报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唐·格拉汉姆（Don Graham）说：“我1974年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时，没有人听说过他，也没人提供给他任何东西”。
当然，巴菲特是不愿将他的“画作”交到别人手上的。但毕竟他经营的是一家上市公司，股东们已经开始追问谁是继任者了。巴菲特说，“这是我们股东大会上的唯一话题”。至于会议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想必决定是慎重的，因为答案会依巴菲特离开伯克希尔的时间而有所不同。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首席投资官（C.I.O.）和首席运营官（C.E.O.）目前都由巴菲特担任，他离开后，这两个职位会分离，交给至少两个不同的人去做。
伯克希尔公司的核心是其庞大的保险项目：从汽车保险商GEICO到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再到极为神秘的保险项目。这类的生意都由巴菲特的一位助理来操作，这个人名叫阿吉特·亚恩（Ajit Jain），巴菲特几乎每天都要跟他谈话。
亚恩的名字总跟“巴菲特的继任者”联系起来。他1951年生于印度，在印度获得工程学学位，先在IBM工作，之后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拿到MBA后进入麦肯锡顾问公司。1986年，他正式加盟伯克希尔，成为扮演重要角色的黑马。他从不接触媒体，知情人透露，他只专攻保险定价领域，这也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
巴菲特已经从“漂浮”理论逐渐转向保险生意，也从庞大的现金流出转向兼并像See这样的公司，为的是买更多的公司，从家具卖场到地毯制造商。这样公司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卖家具容易，卖伯克希尔公司的保险却相当复杂。巴菲特没有制定任何企业政策，无论是如何支付薪酬、退休福利，还是其他问题。他自己说：“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偏见，只是像我19岁那样做一个CEO。我琢磨着自己的各种生意，但是并不热爱其中任何一个，我也不会用一生时间去研究任何一个。”
伯克希尔公司的成功还有赖于一个次要因素。巴菲特与芒格因被称为“买家的第一选择”而出名。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业的所有者想要卖掉他的公司，会先找巴菲特，因为伯克希尔公司被看作是所有人最优的选择。一位观察家说，“过去的20年，巴菲特就像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一样，所有好的剧本都曾经他过目。”
巴菲特以邀请客人来奥马哈而出名，作为主人的他，会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米色沙发上。一段简短的对话后，有时甚至不足30分钟，巴菲特就能谈成一桩令双方都满意的生意。芒格说，“我们的思考和实施都比别人快，没有人能比我们做得更好，在周六才知晓一个企业，周一一早就将它买下来”。另一位华尔街职员谈到巴菲特时说，“他真正天才的地方是，递到他手上的交易和投资数不胜数，他筛选得很有效率。我把这称作‘不间断思考’。而且他敢于签大金额的支票”。
一旦买下企业，巴菲特就任其自由发展。没有上市公司的压力，按照其原有的管理模式管理。这与私募股权是背道而驰的。私募股权的企业负债累累，盈利主要依靠裁员。巴菲特对于私募股权的形容是：“热爱金钱多于热爱企业本身”。每两年，巴菲特都会给他的高级经理们发一份备忘录。2010夏天，他写的是：“跟我谈谈与你们预期的最接近和最悬殊的项目。你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很杰出，做事有个人风格，而且不需要我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在1999年卖掉了自己公司80.5%的股份，为一个17亿的投资项目准备启动资金。那曾经是“安然”（Enron）的时代。索科尔说，华尔街的分析师都劝他模仿安然的策略，尽管那可能没什么道理。他自己想做一个私募股权的生意。“那样的话对我来说很新奇，但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在一个周六的早晨，索科尔去见巴菲特，准备了一份叫“能源101”的报告，阐述能源生意的基本点，厚达1.5英寸。但在30分钟的谈话中，巴菲特甚至没打开这份报告，就达成了交易。
巴菲特的管理风格，一部分是趋于实际的。这样能让伯克希尔成为“买家的第一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强烈的个人倾向。他的传记《雪球》的作者艾利斯曾写道，巴菲特“害怕冲突”。她同时引述了巴菲特的忠诚，“我从没听他讲过别人的坏话”。
伯克希尔拥有很多出色的企业，同时也拥有那些表现一般的企业。巴菲特告诉我，“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涉足某些领域，那我就通过别人的手去做。每次我都赶不上应有的反应速度，这是我对自己工作最不满意的地方。但如果我不逼着自己去做，可能要损失很大比例的资产净值，这很烦人。所以我通常会搁置或延后这种项目”。比如，在报业处于挣扎状态的时候，巴菲特紧紧抓住了布法罗新闻（Buffalo News）；而在家具卖场的投资，他选择了内布拉斯加家具中心（Nebraska Furniture Mart），而不是家得宝（Home Depot）或宜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巴菲特是考虑到伯克希尔的名声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文化冲击
最近，巴菲特的确急需解决一个问题。NetJets是一家销售私人飞机股权的公司，伯克希尔于1998年将其买下，当时花了7.25亿美元。而之后的情况有些不正常，巴菲特发现该公司负债从1.02亿上升至19亿，他于是在2009年8月，派大卫·索科尔解决这一问题。索科尔被描述为工作狂式的、并且比巴菲特更具攻击性的人物。他出马解决了问题，但付出的代价是，在伯克希尔原本和乐融融的氛围下，制造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NetJets的创始人吉姆·雅各布（Jim Jacobs）告诉《财富》杂志，“现在没有一个NetJets的人知道怎样运作公司了”。索科尔回应说，“如果雅各布足以胜任经营管理工作，当时我们会把他留下的。”
现年54岁的索科尔，被媒体称为巴菲特身边“解决问题的人”，成为伯克希尔新CEO的呼声很高。他同样出生于奥马哈，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的时候，晚上还要去杂货店打工。索科尔与另两位合伙人，一共拥有MidAmerica公司19%的股份。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典型的伯克希尔式的经理人：工作是出于爱好，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每周要跑5英里路、练5次举重。他气质迷人，讲话语速和缓、语调轻柔。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直率、智慧和好脾气。
人们形容索科尔最多的词汇是“优雅”，不过他也有强硬的时候。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叫《高兴，但不满足》，里面写道：“我强迫自己将工作团队排成一定的顺序，这样，一旦我不得不裁员的时候，我知道按怎样的顺序来解雇他们。”
于是很多人便有顾虑，一旦索科尔接任，伯克希尔会何去何从。NetJets的例子只是偶尔一次失误，还是会成为伯克希尔以后的常态化运作？
巴菲特和芒格坦言他们并不担心，“企业内部有一些机制，以确保当侵蚀企业文化的行为出现时，有应对措施出现”。
所有的CEO候选人都出自伯克希尔内部，传言将会在几个人选里“四选一”：阿吉特、索科尔、格雷格-亚伯（Greg Abel）以及马修·罗斯（Matthew Rose）。至于遴选标准，管理技巧是一大考量因素，同等重要的是人品。
巴菲特说，“单拿这几个人过去5年的投资记录看，我几乎不会选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另外，当选人还要承诺为伯克希尔服务一辈子。这意味着，如果坐上伯克希尔CEO的位子，会比当对冲基金经理人赚得少，而且每一次失误都会被媒体揪住不放。
那么，现在只能期待在CIO（首席投资官）的位子上能有奇人出现。去年10月25日，伯克希尔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新闻稿，宣布39岁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托德·康布斯（Todd Combs）即将加入伯克希尔，成为投资经理。如果巴菲特和芒格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康布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CIO。
巴菲特向我展示了公司新年度的年报草案，上面写道，康布斯的工资与红利，是根据超出标准普尔500的盈利部分来计算的。而其他的投资经理人，80%的红利将以个人盈利的比例计算，20%的红利则以公司盈利的比例计算。
人们对康布斯被延揽的反应是：我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在电邮中写道，“他运作资本的时间还不到3年”。有关康布斯的新闻刚一爆出，那个礼拜，伯克希尔的股价跌了5个百分点。
故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芒格接到了康布斯的来信，决定要见见这个年轻人。此人毕业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去了Progressive保险公司工作（GEICO的主要对手）。2005年，他从Stone Point Capital（一个私募基金）项目中获得3500万，并将其用于培育一支新的对冲基金Castle Point。最终，康布斯运作出了约4亿资产。
康布斯的表现算不上特别惊人，但也并不平凡。对于一个主要投资金融类公司的经理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托德是个聪明人，他懂得投资，也懂得应有的底线，不会做出特别愚蠢的事。”巴菲特这样评论道。
当我问巴菲特，CEO和CIO的工作哪个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CEO。伯克希尔下一任CEO将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如索科尔所说，“这个公司60%是巴菲特的，40%是伯克希尔的。就算发生什么变故，我们起码能掌握40%。但为了保持公司的文化和长久的生存，还是要兼顾到100%”。
换句话说，公司所有的经理人，今后要像取悦巴菲特那样尽力取悦新老板。“很简单，经理们要像从前揣摩我一样，先揣摩一下新的CEO。新老板不会一下就获得员工100%的信任，他最好是通过实力去赢得支持。”巴菲特说。
对高盛有何益处
2006年，巴菲特宣布将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还跟比尔·盖茨共同游说，希望更多的美国富人能贡献出自己大部分资产。这一举动至少证明，巴菲特比其他商人更像英雄人物。在最近这几年，巴菲特也经常以此为立脚点，发表有关救市和税收的言论，认为富人应该付出更多。当然，这些有争议的议题，也给他带来很多严厉的批评。
质疑巴菲特的声音不绝于耳，无论是对那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亲爱的山姆大叔”，还是他的很多投资行为。2010年春季，伯克希尔在8家公司的总计260亿美元的股票，在政府救助中获得133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包括有争议的高盛和穆迪公司。人们批评巴菲特的做法逾越了原则，就连杰夫·马修都站出来说话，指责巴菲特对高盛的辩护是“十足的伪君子”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克希尔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相反，巴菲特支援了整个体系，包括通用电气公司、高盛及其他公司总计155亿美元的资本。这足以证明，巴菲特值得称赞。
巴菲特所做的，恰恰支持了那些表现还不错的企业。在去年的年度会议上，巴菲特对与会者说：“如果劳尔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想要个孪生兄弟，我愿意报名”。当我提到，高盛花5.5亿去弥补被他们误导的投资人的损失时，巴菲特说，“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那些自己选择了风险、还要让我们为他们确保安全的人”。
对于穆迪，巴菲特告诉我，“我没有给这家公司打过一个电话，就像我不会指导可口可乐公司在可乐里放多少糖一样。我们拥有一个企业的股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试图改变那里的人”。这正是理解巴菲特立场的关键所在：他不会试图改变别人。
巴菲特指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我们谈到欧洲凄惨的经济现状，以及有可能扩散的风险时，巴菲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多米诺效应的世界里。我可以立刻在这个餐馆里散布令人恐惧的消息，然而信念很重要，最终它们将一个一个重拾信心。”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对美国充满信心。“1790年，在这片土地上有400万人，那时中国有2.9亿人，欧洲有5000万人，我们没有比那些人聪明，我们并不太努力，也不具备更好的气候和更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个系统，它能够释放人的潜力，而且运转良好。从那时开始，我们共经历了15次经济衰退、1次内战、1次经济大萧条……很多逆境都经历过了。但这个国家发挥出了人的最大潜能，而且还在继续。”巴菲特停顿了一下，说，就像英国著名建筑师S·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Wren）墓碑上刻着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寻找他的丰碑，看看你的周围”（本文编译自《名利场》杂志，作者为BETHANY McLEAN，本刊有删节。）。
在奥马哈市的Gorat牛排馆享用过午餐后，沃伦·巴菲特与我一同向门外走去。这家餐馆是家庭式经营的，巴菲特每年都会来光顾25次左右。这一次，他点了一套典型的午餐：烤牛肉汉堡外加烧肉酱汁。当我俩准备离开，起身经过其他客人的餐桌时，当地的奥马哈人都低调地跟他打着招呼，只有一位男士拦住他说：“巴菲特先生，我觉得你不应该当总统。”他面带尴尬地停顿了一下，“你应该当‘神’。”
“我想那个位置已经被占了。”巴菲特还以幽默的回答，边说边走出了餐馆。
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牛排馆那位先生的看法，特别是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的4万名股东。去年，他们怀着朝圣的心情前往奥马哈市，为的就是参加公司的年度股东会议。人们奉巴菲特为神，不仅因为他是这个国家仅次于比尔·盖茨的大富豪（净资产45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他一手创立的伯克希尔公司，这个有史以来最佳的投资渠道，让任何人都能参与其中。
今年早些时候，晨星投资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如果你在1964年底向伯克希尔公司投入1万美元，那你现在的收益将达到8000万美元。如果将同样的钱投入到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所得不会超过60万美元。
人们对于巴菲特的崇拜，一半是基于其和蔼可亲的形象，另一半则是基于财富。听他讲投资原则，留下的印象是其简单易懂、易于复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每年都会给股东们写信，逐步传达一种观念，那就是：他依然过着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生活。他这样做并不是在伪装。
午餐过后，巴菲特亲自开车，带我经过他小时候住过的一栋白房子，随后到了现在的住所——一栋5个卧室的灰泥别墅。他从1958年至今一直住在这里，现在的女主人是第二任太太，64岁的门克斯（Astrid Menks）。两人于2006年正式成婚。他的第一任太太于上世纪70年代搬出去后，巴菲特亲自挑选了门克斯照顾自己。巴菲特回忆起当初买房的情景，“卖主要价52500美元，我用31500美元就拿下了”，这栋房子现在值70万美元左右。
巴菲特的勤俭与谦逊并不只是幌子。我没见过他有任何一个保镖；他驾车载我游览整个奥马哈，开的是一辆极普通的车，普通到我对它一无所知；他打的领带是Fruit of Loom，一家他在2002年买下的破产公司；他喜欢一边看高校橄榄球赛一边吃土豆泥和烧肉汁。虽然有被“神化”了的地位，但他私底下是个有趣的人，非常健谈。
这并不表示巴菲特不在乎名誉和口碑。他事业的丰碑——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由他创立并赋予了“特殊的感情”。大多数人认为巴菲特是投资家，其实他也是个商人。如果将标准普尔500企业按市值排序，伯克希尔1990亿的总值将排名第四，居于微软之后，沃尔玛之前。如果按企业收益排名，雇用26万人的伯克希尔公司，去年有1120亿美元进账，能排在“福布斯500强”的第11位。
巴菲特经常说他不会退休，而且会跳着踢踏舞去工作。他甚至用人寿保险所用的“死亡率统计表”计算出，自己还能活12年。现年80岁的他，越来越多地被问及接班人的问题。人们的担心引出了对他传奇一生的追问。近来，巴菲特受到了始料未及的攻击，他协助美国政府“救市”，还在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高盛这两家有争议的公司里占有股份，而这两家公司都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的主要肇事者。
最近，巴菲特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表扬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行动，“亲爱的山姆大叔，我母亲让我及时献上感谢信，已经好久了……”。对于这篇文章，前里根政府的预算主管戴维·斯多克曼（David Stockman）撰文评论道：“如果巴菲特想要玷污他的黄金时代，发表一些激情洋溢的言辞，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无伤大雅。”
对于巴菲特来说，他最重要的形象是自己的企业。他把伯克希尔公司比作自己的“画作”，“我要绘制自己的图画，当我要用红色的时候，没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多用点蓝色’。这太有趣了，我得到了赞赏。我喜欢人们为我的画喝彩”。
高盛投行部前副主席特洛特（Byron Trott）说，对于巴菲特来说，最大的噩梦就是当他离开后，伯克希尔公司会分裂。而巴菲特自己说，“伯克希尔不会有走到头的那一天。”
巴菲特的三个子女，都没准备在父亲退休后领导公司，也没一个承袭了父亲的主业，巴菲特不相信家族世袭，他强烈鼓励儿女们独立。大儿子霍华德今年56岁，在伊利诺伊州经营一家农场，写过很多关于生态、农业和自然保护的书。他在1993年时加入了伯克希尔的董事会，巴菲特去世后，他会成为公司的主席，拥有重要的表决权和维持公司企业文化的义务，而对于公司的生意影响力不大。巴菲特57岁的女儿苏西，同样住在奥马哈，是慈善事业的活跃分子。小儿子彼得52岁，是在纽约的乐手兼作曲家。
因此，对伯克希尔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仍然存在，谁将会是法定继承人？
大草原上的小公司
伯克希尔的总部位于奥马哈的Kiewit广场，这里是巴菲特工作了48年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很不起眼，只雇佣了20名员工。回顾伯克希尔的创建过程，巴菲特说，“当初我们甚至找不到切入点买下伯克希尔。所以很可能就是一个意外，我后来发现，经验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是有价值的。”
巴菲特总是提到运气的成分，似乎他的大部分事业都只是意外。他对风险有着天生的厌恶，这个习惯已经融入巴菲特的血液。他给我看了即将打印出来的给股东的信，里面写的是自己祖父的故事，祖父是一个杂货商，他给了巴菲特的阿姨、3位叔叔及父亲每人1000元，并建议他们手持现金，以备不时之需。祖父写道，“多年来的经验让我了解到，很多人在某时陷入困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随时可支配的现金。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财物。这点可以供你参考，巴菲特家族成员从不留下一笔大的财产，也不会什么都不剩，他们从不花掉自己的全部所得。”
巴菲特告诉我，到他11岁的时候，已经读过了奥马哈公共图书馆里所有关于投资的书。他曾对福布斯杂志说，自己甚至熟记其中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叫《1000元的1000种花法》。他那时就开始做生意了：出售预测赛马结果的表格和4张路线图。在他现在的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品就是第一次报税的税单，13岁的巴菲特第一次赚到592美元，需要交7美元的税。巴菲特记得他看过一个研究，指出了事业成功与诸多变量的关系，其中包括智商、接受教育的学校等等，而后来证明最重要的一个变量，是“你几岁开始做第一摊生意”。
巴菲特给我讲述了1951年1月一个周六上午发生的事。他去敲一家名叫GEICO的保险公司的门，这么做是因为他念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并且师从投资大师本杰明·格拉汉姆，还读过格拉汉姆的书《聪明的投资者》。格拉汉姆是“价值投资”的创始人（也就是用低于其价值的钱买下一家公司，巴菲特后来成为这个方法论的信徒），当时也是GEICO的主席，在巴菲特看来，格拉汉姆是在试图找出公司运行规律的人。
巴菲特敲开了GEICO的大门，一位清洁工放他进去，他就与GEICO的一名主管聊了很久。在那次谈话中，巴菲特学到了“漂浮”的概念，也就是能在别人的保险金上赚到利益（因为除非顾客要求，保险金是不必一下子被支付出来的）。多年以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巴菲特把GEICO公司买了下来。“60年前因为敲开门而得来的运气，改变了我的一生。”巴菲特说。
1956年，在为格拉汉姆做了多年证券分析师之后，巴菲特搬回了奥马哈，从此开始一系列极为成功的合伙投资，与现在的对冲基金非常相似。当时他需要完成一定量的任务，才能拿到工资。到了60年代中期，巴菲特已经获得了伯克希尔公司的控制权，他对这个纺织厂的投资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
1959年，一件重大的事件发生了，一位投资者将巴菲特介绍给了查理·芒格，芒格现在已经86岁，同样在奥马哈长大。他是二战老兵，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之前，没有拿过本科学位，而在1965年才获得了学位并在洛杉矶工作。他后来成为巴菲特的合作伙伴，也是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当年，是芒格说服巴菲特不要只为规避风险而入手低价股票，也要敢于向优质企业投资。他仍然依照格拉汉姆的方式，只不过采取“价值投资”的一种变形，终极目标还是用低于其价值的钱来购买企业。结果到了1972年，巴菲特为See糖果公司投入了2500万美元。这笔投资每年都创收颇丰，使伯克希尔公司得以进行其他投资。“如果我只听本杰明的话，那么我要比现在穷多了。”巴菲特在1988年对福布斯杂志说。
在某些方面，巴菲特与芒格有很大不同。芒格将自己形容为“右翼共和党人”，而巴菲特则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芒格有时很刻薄，容易激怒别人，而巴菲特的办公室挂着一张证书，记录了他在1951年完成戴尔·卡耐基的课程，内容是如何赢得朋友以及影响他人。
但在根本问题上，两人非常相似。当被问到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时，芒格曾回答说：“我是一个理智的人”。同样的，巴菲特告诉我，他投资的秘诀就是“实用主义”。
“他俩就像一双腿。”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杰夫·马修（Jeff Matthew）这样形容。
伯克希尔的转型
2009年，当全球还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颤抖的时候，巴菲特宣布了他最大的一笔交易：他已经开始购买美国第二大铁路公司北方伯灵顿的股票，2007年已经将其全部买下，总共花费330亿美元。某种程度上，这是巴菲特的一种回归，本杰明·格拉汉姆热衷铁路，巴菲特从小就对列车着迷。但是多年来他总是说，“铁路是个无聊又重要的产业”。
没有参考任何经验或数据，巴菲特就迅速做出判断，因为他认为现状已经改变了。铁路员工从1947年的170万减到现在的不到20万，北方伯灵顿公司消耗一加仑汽油，可以将一吨重的货物运送到500英里以外。“这比卡车节能3倍，你认为未来20年，这个世界上的人、货物和服务会越来越少么？”巴菲特问。
不过伯灵顿公司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是伯克希尔公司转型的顶点。事实上，伯克希尔与通用电气公司一样，已经不再像一个对冲基金，而更接近于一个大型综合企业。
当我追问巴菲特，“从何时开始酝酿这种转型的”，他几乎大笑起来。“计划本身完全是机会主义，是没有预谋的”。但是很明显，巴菲特对此很骄傲。“一辈子坐在房间里把东西交易来交易去，这是疯狂的做法。你过世的时候手里有800亿或1000亿那又有何意义？”
伯克希尔公司的转型有了成效。一位投资家说：“巴菲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创立了结构性的优势”。一方面，如果你剥去“飘浮”的表象，伯克希尔将有怎样的回归无可预知。另一方面，巴菲特最近的动作是其特殊身份决定的。例如向高盛的优先股投资50亿美元，并且得到许可，在危机的紧要关头时还可以再投资50亿，巴菲特说，这笔生意带给伯克希尔的收益是每秒15元。
当然巴菲特还有其他的动作，包括衍生合约，都看似与他公开解释意图的相左。（他曾在2003年发表了著名的论调，把衍生工具比喻为“大萧条时期的金融武器”。）
去年，华尔街响起了一股反赌巴菲特的声音。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说：“芒格和巴菲特的观念，那种轻而易举就能解读金融文件的样子，在华尔街看来是无稽之谈”。另外一种抱怨的声音认为，随着伯克希尔公司的不断壮大，巴菲特做出比市场更好表现的能力降低了，这一点巴菲特和芒格都公开承认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伯克希尔占有多大的优势，这种优势都是巴菲特自己建立的。华盛顿邮报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唐·格拉汉姆（Don Graham）说：“我1974年第一次见到巴菲特时，没有人听说过他，也没人提供给他任何东西”。
当然，巴菲特是不愿将他的“画作”交到别人手上的。但毕竟他经营的是一家上市公司，股东们已经开始追问谁是继任者了。巴菲特说，“这是我们股东大会上的唯一话题”。至于会议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想必决定是慎重的，因为答案会依巴菲特离开伯克希尔的时间而有所不同。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首席投资官（C.I.O.）和首席运营官（C.E.O.）目前都由巴菲特担任，他离开后，这两个职位会分离，交给至少两个不同的人去做。
伯克希尔公司的核心是其庞大的保险项目：从汽车保险商GEICO到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再到极为神秘的保险项目。这类的生意都由巴菲特的一位助理来操作，这个人名叫阿吉特·亚恩（Ajit Jain），巴菲特几乎每天都要跟他谈话。
亚恩的名字总跟“巴菲特的继任者”联系起来。他1951年生于印度，在印度获得工程学学位，先在IBM工作，之后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拿到MBA后进入麦肯锡顾问公司。1986年，他正式加盟伯克希尔，成为扮演重要角色的黑马。他从不接触媒体，知情人透露，他只专攻保险定价领域，这也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
巴菲特已经从“漂浮”理论逐渐转向保险生意，也从庞大的现金流出转向兼并像See这样的公司，为的是买更多的公司，从家具卖场到地毯制造商。这样公司没有内在的连贯性。卖家具容易，卖伯克希尔公司的保险却相当复杂。巴菲特没有制定任何企业政策，无论是如何支付薪酬、退休福利，还是其他问题。他自己说：“我对任何事都没有偏见，只是像我19岁那样做一个CEO。我琢磨着自己的各种生意，但是并不热爱其中任何一个，我也不会用一生时间去研究任何一个。”
伯克希尔公司的成功还有赖于一个次要因素。巴菲特与芒格因被称为“买家的第一选择”而出名。换句话说，当某种行业的所有者想要卖掉他的公司，会先找巴菲特，因为伯克希尔公司被看作是所有人最优的选择。一位观察家说，“过去的20年，巴菲特就像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一样，所有好的剧本都曾经他过目。”
巴菲特以邀请客人来奥马哈而出名，作为主人的他，会坐在自己办公室的米色沙发上。一段简短的对话后，有时甚至不足30分钟，巴菲特就能谈成一桩令双方都满意的生意。芒格说，“我们的思考和实施都比别人快，没有人能比我们做得更好，在周六才知晓一个企业，周一一早就将它买下来”。另一位华尔街职员谈到巴菲特时说，“他真正天才的地方是，递到他手上的交易和投资数不胜数，他筛选得很有效率。我把这称作‘不间断思考’。而且他敢于签大金额的支票”。
一旦买下企业，巴菲特就任其自由发展。没有上市公司的压力，按照其原有的管理模式管理。这与私募股权是背道而驰的。私募股权的企业负债累累，盈利主要依靠裁员。巴菲特对于私募股权的形容是：“热爱金钱多于热爱企业本身”。每两年，巴菲特都会给他的高级经理们发一份备忘录。2010夏天，他写的是：“跟我谈谈与你们预期的最接近和最悬殊的项目。你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很杰出，做事有个人风格，而且不需要我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在1999年卖掉了自己公司80.5%的股份，为一个17亿的投资项目准备启动资金。那曾经是“安然”（Enron）的时代。索科尔说，华尔街的分析师都劝他模仿安然的策略，尽管那可能没什么道理。他自己想做一个私募股权的生意。“那样的话对我来说很新奇，但对于公司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在一个周六的早晨，索科尔去见巴菲特，准备了一份叫“能源101”的报告，阐述能源生意的基本点，厚达1.5英寸。但在30分钟的谈话中，巴菲特甚至没打开这份报告，就达成了交易。
巴菲特的管理风格，一部分是趋于实际的。这样能让伯克希尔成为“买家的第一选择”，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强烈的个人倾向。他的传记《雪球》的作者艾利斯曾写道，巴菲特“害怕冲突”。她同时引述了巴菲特的忠诚，“我从没听他讲过别人的坏话”。
伯克希尔拥有很多出色的企业，同时也拥有那些表现一般的企业。巴菲特告诉我，“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涉足某些领域，那我就通过别人的手去做。每次我都赶不上应有的反应速度，这是我对自己工作最不满意的地方。但如果我不逼着自己去做，可能要损失很大比例的资产净值，这很烦人。所以我通常会搁置或延后这种项目”。比如，在报业处于挣扎状态的时候，巴菲特紧紧抓住了布法罗新闻（Buffalo News）；而在家具卖场的投资，他选择了内布拉斯加家具中心（Nebraska Furniture Mart），而不是家得宝（Home Depot）或宜家。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巴菲特是考虑到伯克希尔的名声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文化冲击
最近，巴菲特的确急需解决一个问题。NetJets是一家销售私人飞机股权的公司，伯克希尔于1998年将其买下，当时花了7.25亿美元。而之后的情况有些不正常，巴菲特发现该公司负债从1.02亿上升至19亿，他于是在2009年8月，派大卫·索科尔解决这一问题。索科尔被描述为工作狂式的、并且比巴菲特更具攻击性的人物。他出马解决了问题，但付出的代价是，在伯克希尔原本和乐融融的氛围下，制造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NetJets的创始人吉姆·雅各布（Jim Jacobs）告诉《财富》杂志，“现在没有一个NetJets的人知道怎样运作公司了”。索科尔回应说，“如果雅各布足以胜任经营管理工作，当时我们会把他留下的。”
现年54岁的索科尔，被媒体称为巴菲特身边“解决问题的人”，成为伯克希尔新CEO的呼声很高。他同样出生于奥马哈，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书的时候，晚上还要去杂货店打工。索科尔与另两位合伙人，一共拥有MidAmerica公司19%的股份。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典型的伯克希尔式的经理人：工作是出于爱好，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每周要跑5英里路、练5次举重。他气质迷人，讲话语速和缓、语调轻柔。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直率、智慧和好脾气。
人们形容索科尔最多的词汇是“优雅”，不过他也有强硬的时候。最近，他出了一本书叫《高兴，但不满足》，里面写道：“我强迫自己将工作团队排成一定的顺序，这样，一旦我不得不裁员的时候，我知道按怎样的顺序来解雇他们。”
于是很多人便有顾虑，一旦索科尔接任，伯克希尔会何去何从。NetJets的例子只是偶尔一次失误，还是会成为伯克希尔以后的常态化运作？
巴菲特和芒格坦言他们并不担心，“企业内部有一些机制，以确保当侵蚀企业文化的行为出现时，有应对措施出现”。
所有的CEO候选人都出自伯克希尔内部，传言将会在几个人选里“四选一”：阿吉特、索科尔、格雷格-亚伯（Greg Abel）以及马修·罗斯（Matthew Rose）。至于遴选标准，管理技巧是一大考量因素，同等重要的是人品。
巴菲特说，“单拿这几个人过去5年的投资记录看，我几乎不会选择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另外，当选人还要承诺为伯克希尔服务一辈子。这意味着，如果坐上伯克希尔CEO的位子，会比当对冲基金经理人赚得少，而且每一次失误都会被媒体揪住不放。
那么，现在只能期待在CIO（首席投资官）的位子上能有奇人出现。去年10月25日，伯克希尔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新闻稿，宣布39岁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托德·康布斯（Todd Combs）即将加入伯克希尔，成为投资经理。如果巴菲特和芒格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康布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CIO。
巴菲特向我展示了公司新年度的年报草案，上面写道，康布斯的工资与红利，是根据超出标准普尔500的盈利部分来计算的。而其他的投资经理人，80%的红利将以个人盈利的比例计算，20%的红利则以公司盈利的比例计算。
人们对康布斯被延揽的反应是：我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在电邮中写道，“他运作资本的时间还不到3年”。有关康布斯的新闻刚一爆出，那个礼拜，伯克希尔的股价跌了5个百分点。
故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芒格接到了康布斯的来信，决定要见见这个年轻人。此人毕业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去了Progressive保险公司工作（GEICO的主要对手）。2005年，他从Stone Point Capital（一个私募基金）项目中获得3500万，并将其用于培育一支新的对冲基金Castle Point。最终，康布斯运作出了约4亿资产。
康布斯的表现算不上特别惊人，但也并不平凡。对于一个主要投资金融类公司的经理人来说，这样的成绩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托德是个聪明人，他懂得投资，也懂得应有的底线，不会做出特别愚蠢的事。”巴菲特这样评论道。
当我问巴菲特，CEO和CIO的工作哪个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CEO。伯克希尔下一任CEO将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如索科尔所说，“这个公司60%是巴菲特的，40%是伯克希尔的。就算发生什么变故，我们起码能掌握40%。但为了保持公司的文化和长久的生存，还是要兼顾到100%”。
换句话说，公司所有的经理人，今后要像取悦巴菲特那样尽力取悦新老板。“很简单，经理们要像从前揣摩我一样，先揣摩一下新的CEO。新老板不会一下就获得员工100%的信任，他最好是通过实力去赢得支持。”巴菲特说。
对高盛有何益处
2006年，巴菲特宣布将自己大部分的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还跟比尔·盖茨共同游说，希望更多的美国富人能贡献出自己大部分资产。这一举动至少证明，巴菲特比其他商人更像英雄人物。在最近这几年，巴菲特也经常以此为立脚点，发表有关救市和税收的言论，认为富人应该付出更多。当然，这些有争议的议题，也给他带来很多严厉的批评。
质疑巴菲特的声音不绝于耳，无论是对那篇《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亲爱的山姆大叔”，还是他的很多投资行为。2010年春季，伯克希尔在8家公司的总计260亿美元的股票，在政府救助中获得133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包括有争议的高盛和穆迪公司。人们批评巴菲特的做法逾越了原则，就连杰夫·马修都站出来说话，指责巴菲特对高盛的辩护是“十足的伪君子”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克希尔没有向任何人要过钱。相反，巴菲特支援了整个体系，包括通用电气公司、高盛及其他公司总计155亿美元的资本。这足以证明，巴菲特值得称赞。
巴菲特所做的，恰恰支持了那些表现还不错的企业。在去年的年度会议上，巴菲特对与会者说：“如果劳尔德（高盛的首席执行官）想要个孪生兄弟，我愿意报名”。当我提到，高盛花5.5亿去弥补被他们误导的投资人的损失时，巴菲特说，“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那些自己选择了风险、还要让我们为他们确保安全的人”。
对于穆迪，巴菲特告诉我，“我没有给这家公司打过一个电话，就像我不会指导可口可乐公司在可乐里放多少糖一样。我们拥有一个企业的股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试图改变那里的人”。这正是理解巴菲特立场的关键所在：他不会试图改变别人。
巴菲特指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我们谈到欧洲凄惨的经济现状，以及有可能扩散的风险时，巴菲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多米诺效应的世界里。我可以立刻在这个餐馆里散布令人恐惧的消息，然而信念很重要，最终它们将一个一个重拾信心。”
除此之外，巴菲特还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对美国充满信心。“1790年，在这片土地上有400万人，那时中国有2.9亿人，欧洲有5000万人，我们没有比那些人聪明，我们并不太努力，也不具备更好的气候和更丰富的资源。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个系统，它能够释放人的潜力，而且运转良好。从那时开始，我们共经历了15次经济衰退、1次内战、1次经济大萧条……很多逆境都经历过了。但这个国家发挥出了人的最大潜能，而且还在继续。”巴菲特停顿了一下，说，就像英国著名建筑师S·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Wren）墓碑上刻着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寻找他的丰碑，看看你的周围”（本文编译自《名利场》杂志，作者为BETHANY McLEAN，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