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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在西雅图的湖滨中学度过。那是一所看起来保守的学校，但实际上，它的教育理念相当先进、开明。那里几乎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到处充满机遇，所有的同学似乎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过学校里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小团体。有喜欢打高尔夫的，也有喜欢打网球的。而到了冬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去滑雪。我从未参加过这些活动，我的朋友们也不是这些圈子里的人。在10年级那年的秋天，我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我尊敬的几何老师比尔·达加尔是湖滨中学的科学和数学系主任。他曾在二战时期当过海军飞行员，拥有航空工程的高等学位，还有一个从巴黎大学获得的法语文学学位。达加尔相信，不参与实践，而只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他也认识到，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应当对计算机有所了解。当时已有一些高中开始教授学生关于传统大型计算机的知识了，但是达加尔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加有趣的东西。1968年，他联系了“湖滨妈妈俱乐部”，俱乐部同意使用年度义卖的收入租赁一台电传打字机终端连接在分时计算机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去麦卡利斯特馆上数学课的路上，我顺便到计算机室看了看。我逐渐走近那间小小的屋子的时候，听到起初微弱的噼啪声越来越响。我打开门，发现有三个男生挤在那里。室内还有一个书架和一个工作台，上面堆满了说明书、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小纸条和成卷的黄色纸带。学生们簇拥在一台巨大的电传打字机前面。这台打字机被安置在铝制基架上——那是一台有自动收发功能的ASR－33型电传打字机，它和一台遥远的不知位于何方的通用大型计算机GE-635相连。
电传打字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混杂着低低的嗡嗡声、击打纸带发出的类似格林特机枪的声音和敲打键盘的咔嚓声。室内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贴着白色的软木板用来隔音。尽管工作时声响巨大，进程缓慢，而且没有显示器和小写字母键，这台ASR-33机器在当时却非常先进。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感到人们可以用这台机器来干些什么。
1968年对数字产品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般的年份。3月份，惠普出品了第一台可编程的桌面计算机。6月份，罗伯特·丹纳德发明了单晶体管动态随机存储器，并获得了专利，这是一种新型和便宜的数据临时存储方法。7月份，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共同成立了英特尔公司。12月份，在有“样板之母”之称的旧金山斯坦福研究中心，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展示了他设计的鼠标、文字处理器、电子邮件和超文本的最初版本。以后20年中陆续出现的许多划时代的变化，都在10个月中埋下了种子：便宜而可靠的存储器、图形用户界面，和“杀手级”应用程序(一种极为畅销，能促使人们购买或使用其操作系统等的计算机程序)，等等等等。
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坐在电传打字机前时的兴奋之情。我把在笔记本上写出的程序在键盘上敲出，输入打字机，纸带打孔机也同时工作。然后我拨通通用的计算机，等待着嘟嘟的声音响起，就输入学校的密码登陆，按下“开始”按钮，让记下了程序的打孔纸带通过阅读器，这通常要花几分钟时间。
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我输入“运行”，然后结果就会被打印出来。打印的速度是每秒10个字母，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相当慢的速度，可在当时却令人欢欣雀跃。很快我就能知道程序是否可行。如果不行，那么就会得到错误消息的反馈。无论是否可行，为了省钱我都会很快下线。然后，我会把纸带停在出现错误的地方，并通过键盘修改错误，新的程序会在纸带上同时打出来——这项精细作业现在只需要轻点一下鼠标，按一下键就可以完成。当我完成一个可行的操作程序时，会用橡胶圈把纸带捆好，然后放到架子上妥善保存。
这以后，我就总在这台机器前面和其他同好一起度过自己的午餐和闲暇时光。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怪怪的，但我不在乎。我已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属。我就是一个程序设计员。
那个秋天的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身材瘦长、满脸雀斑的8年级男生用尽全力，挤到这台机器前面。他看起来像一个不修边幅的预科生：穿着一件套头衫，搭配着棕褐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巨大的鞍形鞋。他在屋子里到处看，所以人们总能看到他那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叫比尔·盖茨，身上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非常聪明；非常喜欢竞争，一心求胜；他也非常喜欢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聪明。而且他能够非常持久地做一件事。那之后，他总出现在这里。许多时候，整个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人。
即使以湖滨的标准来看，比尔的家庭也可称得上相当受人瞩目。他父亲晚些时候成了州律师协会的主席。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比尔家坐落在离华盛顿湖一个街区以北的大房子时，不由感到惊叹。他的父母订阅《财富》杂志，比尔相当认真地阅读这份杂志。一天，他给我看杂志的一期特别年刊，然后问我，“你说运营一家财富500强公司会感觉如何?”我说不知道。比尔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公司。”那时候他13岁，却已经显露了企业家的素质。
当我对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怀有兴趣，想去学习的时候，比尔却以绝对的专注集中精力于一项任务。这一点在他编程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坐在那儿，嘴里咬着一支笔，踮着脚，晃动着身体，对各种干扰充耳不闻。他有独特的打字方法，就像使用6个指头斜着划出字符。我和比尔首次见面后不久在计算机室留下的一张照片很有名。我坐在电传打印机前面的硬椅子上，穿着整齐的绿色灯芯绒夹克和一件高领毛衣。比尔站在我旁边，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他专注地伸着头，眼睛盯着打字机。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而我就像他的大哥哥——尽管比尔没有自己的亲哥哥。
编写程序
当比尔得知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讶。自从在普特南数学竞赛中几乎获得第一以后，他就一直自视甚高，那次竞赛中他和全国的大学生同场竞技，测试自己的数学水平。我劝他说：“你知道，比尔，去了哈佛以后，你会遇到很多数学比你更好的人。”
“不可能。”他说，“根本不可能!”
我说，“那就等着瞧吧。”
我的数学相当不错，但比尔更聪明，不过我是根据自己在华盛顿的经验这样说的。一天，我看到一位教授将迷宫一般的偏微分方程写满整个黑板。就在那种时刻，你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就是不能明白。我感到有些悲伤。但我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现实。做一个泛而不精的通才对我来说也不错。
但比尔不这样想。当我在圣诞假期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不再那么志得意满。我问起第一学期的情况，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有一个数学教授，1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比尔那时上的课相当理论化，课后作业每周几乎要达到30个小时。比尔全力以赴但只得了B。在高等数学的世界里，也许比尔在十万个人里能排第一， 但有人能在百万人甚至千万人里头拔得头筹，这些人就在哈佛校园里。比尔在哈佛不是最聪明的，我想那使他的自信心有些受挫。他最终将专业转成了应用数学。
1974年整个春季学期里，比尔一直力劝我搬到波士顿去。他说，我们能一起作为编程员找到工作，当地一些公司会对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搞一些有趣的项目。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找到乐趣，为什么不试一试?
在华盛顿的街上逛来逛去，我最终决定冒险尝试一下。我给波士顿地区的十几家计算机公司发去了简历，并得到了霍尼韦尔公司一份年薪12500美元的工作。如果在波士顿呆不下去，我总还能回到学校。同时，我还能游历一下全国不同的地区。我的女友瑞塔也同意和我一起去。我们那时正开始认真地考虑我俩的关系，并准备住在一起，为结婚而更深入地了解对方。另外，那里还有比尔。至少，我们能在周末的时候呆在一起。
瑞塔和我在新英格兰地区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非常聪明、却忧虑不安的湖滨人，总暗示说自己在为黑手党工作。另一个人就是比尔。瑞塔有一次做了烤鸡招待比尔，结果吃饭时一直盯着比尔。“你看到没有?”她在比尔走后对我说，“他用勺子吃鸡肉。我从来没见过用勺子吃鸡肉的人。”当比尔专注于思考的时候，他对社交规范什么的便不再在意。他曾就穿着方面建议瑞塔，买衣服的时候就选择同样的款式和颜色，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不用费心思进行搭配。因此对比尔来说，只要有能和棕褐色裤子搭配的毛衣就行了。
每次我给比尔提出一个点子的时候，他总是像戳破气球一样否定我的想法。“那需要一大堆人和很多钱。”他会这样说。或者“那听起来相当复杂。我们不是硬件方面的高手，保罗。”他这样提醒我，“我们熟悉的是软件。”他是对的。我的点子不是太超越时代，就是超过我们所知的范围，或者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想想两个波士顿的年轻人会在IBM雄踞多年的地盘上打败它的确可笑。比尔对现实的认识使我们能避免在难以取得或功的领域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当合适的机遇在那年12月来临的时候，它立刻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那是来自位于阿尔伯克基的MITS公司的公开信，邀请大家为他们针对电脑爱好者出品的新的Altair衡机设计编程。
很多人认为我们为Altair设计的Basic语言令人惊叹，因为当时我们不仅没看到Altair计算机，甚至连计算机使用的微处理器Intel 8080的芯片样本都没有。我们所做的确实史无前例，但是少有人知的是，我们当时没有选择。那时的Altair就像一个空荡荡的盒子，里面只有一个CPU芯片。它既没有硬盘驱动器，也没有软盘，更没有地方编加或存储程序。
我们搬到了牛津街的哈佛阿肯计算初实验室，那是一栋一层的水泥建筑，里面有一个人们不常用的分时计算机系统。一开始，时间就很紧张。比尔告诉MITS的联合创始人兼GEO埃德·罗伯茨，说我们的程序基本快要完成了。埃德说他希望一个月左右能看到结果。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Intel 8080的使用说明书。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以前设计的版本中的许多内容，这是软件业的传统。编程语言在不断完善；各种想法汇集融合到一起；在计算机业界，我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我们完全沉浸在任务中——就我所知，我们正在为一个微处理器设计第一个原创的高级编程语言。偶尔，我们会想，是否会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的人打败我们，但是我们很快就抛弃杂念，回到工作中。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我们能完成工作，完成在阿尔伯克基的合约吗?是的，我们能!我们有精力，有技术，而且都下定决心要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周末的时候两班倒。比尔几乎不去上课了，在哈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的一年级新生蒙特·大卫杜夫也加入了我们，他经常在自己下午1点钟的法语课上睡过去。我也顾不上自己在霍尼韦尔的工作，中午才到办公室，呆到下午5时30分就离开，接着回到阿肯实验室工作到凌晨3点钟。我会保存资料，疯狂工作五六个小时，然后休整一下，重新开始。我们在哈佛的披萨屋吃饭休息，或者在一家叫做阿夸库的餐厅吃拼盘，那是当地版的伟克商人餐厅。我喜欢他们的蛋卷和炸蝴蝶虾。
我偶尔会看到比尔在通宵达旦编程的后半夜，在终端机前面打个小盹。他正好编程到一半，然后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前倾，直到鼻子碰到键盘上。一两个小时的小睡以后，他眯起眼睛，盯着屏幕，再眨几下眼，就会正好回到他刚才停下的地方——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专注度。
这种密切合作使我们三人之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程序驻留在操作系统高端内存中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工作。我们展开了夜间竞赛，看谁能用最少的代码编写子程序——这是一个程序中的一小部分编码，用来执行特定任务。我们拿着便签，在屋角飞快地设计书写。然后有人会说，“我能用9个字符完成。”另外一个人会喊，“我只要5个就可以了。”
几年前我和蒙特回想起那时的日子，他把编程比作是写小说。我认为，对我们为Altair编程的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首先我们设计大致的框架，也就是编程的概念构想阶段，然后在每一个章节中嵌入主题，将数以百计的子程序和与之相关的数据结构联系起来，直到我们最终把所有部分都组合起来才算完成。
到了2月底，也就是我们最初接触MATS的8周之后，Basic解译器(解译器每次执行编码的一部分，可以节省内存空间)完成了。解译器是一个约2000行的程序，被压缩到约3200个字节，就是一个简洁版的Basic，相对于其大小来说，功能相当强大。没有任何产品的功能和运算速度能超越装那个小小存储器里的东西。“那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产品。”正如比尔最近我说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合作结晶。我估算45％的程序是比尔编写的，30％由蒙特编写。不算我的软件开发工具，我编写了25％。
综合看来，对处于我们那个年龄的3个人来说，这是一项相当好的成绩。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个软件，我相信它也能和我们的前辈编写的程序相媲美。比尔和我成了一流的编程员。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在我准备动身去阿尔伯克基的时候，比尔却开始担心了。Basic是在我模拟的8080芯片上进行开发的，万一我在模拟8080芯片的时候，搞错了代表这种芯片的任何一个数字怎么办?此外，我们的程序在我的PDP-10模拟机上运行良好，但我们不能确保模拟机本身毫无缺陷。任何一个微小的差错都可能造成程序在真正的芯片上运行时停顿。在我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当我停止工作，打了几小时瞌睡的时候，比尔一直在查看8080的使用指南并三次检查了我的宏 指令。当我第二天在去洛根机场的路上顺便过来取他刚刚打好的新纸带的时候，他看起来睡眼朦胧。编码是正确的，比尔说，他详尽检查过，我的工作没任何错误。
飞行过程一切顺利，直到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们忘了一件事：一个加载引导程序，用来告诉Altair怎样阅读Basic解译器，然后将它放到存储器中。在只读存储器出现之前的时代，加载引导程序对计算机来说是一个必需品；没有它，我文件包里的黄色纸带就成了没用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傻瓜，没有在阿肯想到这个问题，在那里我可以从容地编写，然后在PDP-10上模拟运行并去掉错误。
而现在时间紧迫。降落前几分钟，我抓过一个速记本，开始用机器语言编写引导程序的代码——没有标记，没有符号，只是一系列8进制的三个字节的数字，那是在英特尔芯片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每个数字代表一个字节，也就是一条8080的指令。我脑中记得这些编码的大部分。“手动组装”是出了名费事的过程，即使是小数量级的程序。我用21个字节写完了程序——这不是我最简洁紧凑的作品，但我没时间去精雕细琢了。
我满身是汗地走出了机场，身上穿着最好的职业套装——一件棕黄色超软麂皮夹克，还打了领带。埃德·罗伯茨谢子会来接我，所以我站在那儿等了10分钟，寻找身穿商务套装的人。在机场入口处不远，一辆轻型货车停住了，一个身材魁梧、下巴挂着垂肉的大块头从车里爬出来。他穿着牛仔裤，上身是短袖衬衫，打着条纹领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从西部片中走出来的人。他走向我，用隆隆作响的南方口音问我：“你是保罗·艾伦吗?”他鬈曲的黑色头发前额的发际线显出消退的痕迹。
我说，“是的，你是埃德?”
他说，“来吧，上车。”
我们一路颠簸着在阳光炙烤的路面上前行，我在想结果究竟会怎样。没来之前，我以为自己会见到那些来自高科技创业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就像坐落于环绕波士顿的128号公路的那些重量级高科技公司里的人一样。但我现在面对的现实确是如此不同。
埃德说，“我们先去MITS，你也可以看看Altair。”他驾车驶入一个租金低于平均水平的商业区，在一个只有一面有建筑的街区前停下。面前的建筑只有一层，外表是砖砌的墙面，装着厚厚的玻璃饭窗户，这座叫做卡尔，林恩的大厦在1955年也许还算得上是一个时髦的建筑。一个美发沙龙占据了街角的一个店面。我跟随埃德走过一扇玻璃门，进入一片轻工业区，里面就是MITS的工程和生产部门。约12名疲倦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装配装着电容器和电路板的工具盒。我明白了为什么埃德一心想要一个Basic。他对于软件没兴趣，将之称为变形的硬件，但是他知道，除非Altair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否则这种电脑的销量就不能继续扩大。
当我到达的时候，整个工厂只有两三台装好的电脑，其余每样东西都刚刚生产出来。埃德带我到一个杂乱的工作台前，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天蓝色的金属盒，木炭色的前面板上印着Altair8800。Altair以一种流行的小型计算机为模型进行设计，7英寸高，18英寸宽，前板有一排接收指令的拨动式开关和显示输出的红色LED灯。这种看起来小小的盒子有了一个能用的CPU，竟然就能进行普通计算机通常所做的工作，这看起来奇妙极了。
在计算机前面走来走去的是比尔·耶茨，他是一个脸色蜡黄、寡言少语的瘦小的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和罗伯茨站在一起，就像是默片时代的经典组合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迪。他正在进行存储实验，以保证初器为我做好了准备。机器的前盖打开了，我能看到里面。插在Altair的槽口中的是7个1K的静态存储卡——这是埃德·罗伯茨的创新技术，以后成了行业标准。也许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台带有如此多随机存储卡的机器，足够运行我的样本。机器和一个带有纸带阅读器的电传打字机相连。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
天色已经渐晚，埃德建议我们把Basic的实验推迟到第二天早上进行。“吃晚饭去好吧?”他说着，将我带到一个位于墨西哥人聚居地的3美元的快餐店，那里根据所点的东西付费。然后，刚回到货车上，一件黄色的夹克衫就飞过来，正中我的脖子。我想，这简直有点儿超现实。埃德说他送我到给我预订的旅馆去，我想那大概是类似汽车旅馆的地方。我随身只带了40美元；我的现金一直都不充裕，而这之后的许多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当埃德把我带到喜来登——当地最好的旅馆的时候，我的脸都白了。他送我一直到旅馆前台。
“入住吗?”前台接待问我。“50美元。”
这是我人生中感到挺尴尬的时刻。“埃德，很抱歉。”我有些磕磕绊绊地说，“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埃德看了我好一阵；我想可能我和他预想中的不太一样。然后他说，“好的，记在我账上好了。”
第二天早上，埃德和比尔，耶茨就在我的身后，我坐在Altair的面前，拨动机器前板的开关，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输入了加载引导程序。不同于PDP-8的平面塑料键盘，Altair安装的是薄薄的金属开关，触感坚硬。整个过程约用了5分钟，我希望没人看出我很紧张。这不可能成功，我不停地这么想。
我输入了最后一条指令，输入开始地址，按下了运行按钮。随着8080开始一步步地执行指令，机器的指示灯开始闪出红光，至少这意味着初器在工作。我打开纸带阅读器，让Basic解译器程序通过电传打字机。机器发出突突的声音，以每秒10个字母的速度进行阅读，整个过程约花了7分钟。(那时候，人们通常在这样的间隙进行茶歇。)MITS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最终，我按下了停止键，然后将地址归零。我输入指令的手指又一次指向了“运行”。
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敢保证。尽管比尔进行了复核，但模拟机或解译器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有可能出错。我最终按动了“运行”。
电传打字机咔咔响个不停。我呆呆地盯着出现的大写字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那儿有一行字：存储大小?
“嘿。”比尔·耶茨说，“它打出了一些东西!”这是他和埃德第一次看到Altair运行除了存储测试以外的工作。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我更是目瞪口呆。我们都盯着机器好几秒钟，然后我输入了7个存储卡中所有的字节数量：7168。
“OK。”Altair回应道。到这里，我知道5％的Basic已经在正常运作了，但是还不能放松。决定性的考验是一个标准指令，那是我们在剑桥镇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开发程序时用来检测软件的一个指令。这依赖于比尔的核心编程和蒙特的浮点运算，甚至也依赖于我的压缩代码——将一些词比如“打印”缩减为一个字母。如果这个标准指令能工作，我们Basic的大部 分就能正常运行了，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就失败了。
我输入命令：打印2+2
机器几乎立刻就给出了结果：4。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埃德高呼：“噢，天哪，它打出‘4’来了!”为了制造能执行多种任务的计算机，埃德已经负债累累，搭上了全部身家，现在看来，他的设想似乎能够变成现实。
“让我们来试一个真正的程序。”我尽力抑制住激动，让自己显得毫不在乎地说。耶茨拿出一本叫做《101个Basic计算机游戏》的书，这是由DEC在1973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有一个以文本为基础“月球着陆程序”，只有35行长短，在计算机能够处理图形以前就被编写出来了。我想这能增加埃德的信心。我输入了程序。耶茨运行着他的登月舱，经过几次试验后，终于安全地降落在了月球表面。Basic的每个程序都可以运行了。
埃德说，“我要你到我的办公室。”穿过一个看起来不太结实的门，我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那上面放着一个我见过的最大的橘色玻璃烟灰缸。埃德烟瘾很大，一次吸上两三口就揿灭烟头，然后再点上一支。一场谈话，他就能抽掉半包烟。
“你是第一个给我带来一些实际东西的人。”他说，“我希望你们起草一个许可文件，这样就可以把软件和Altair一起搭售。我们可以稍后再谈条款。”我忍不住笑了。一回到旅馆，我就打电话给比尔，他听到这个消息也激动极了。我们有生意了，真正的生意，用哈佛的说法，我们就是两个金童。我真想立刻就飞回波士顿。
每家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总有那么几个关键时刻。签署第一份Basic销售合同对比尔和我来说是一件大事。现在，我们的合作关系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我们想到过“艾伦和盖茨”，但那听起来就像一家律师事务所。我随之提出了新的主意：微软——取自微型计算机和软件这两个词的组合。印刷技术将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变化发展(微型计算机软件也将是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立刻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恰当。“微软”简单明了，准确地传达了我们的业务内容。
从最初在马萨诸塞开始，我就认为我和比尔的合作是五五分工。但比尔不这么认为。“你得到一半，这不公平。”他说，“你在MITS有薪水，而我全力开发Basic，在波士顿也没有这样领薪的工作。我应该得到更多。我想应该是六四开。”
最初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吃了一惊。但我又想，比尔所言也并非毫无道理。我在业余时间进行编程，而且常常因为不能投入更多而感到内疚，而比尔在给我们软件的每个字节中装进“比我们所知的任何Basic语言都更多的功能”方面起的是关键作用，正如我为《计算机评论》所写的那样。总而言之，我想，也许六四开是公平的。
不久以后，我们向NCR收取了17.5万美元的Basic软件使用许可费。即使收入的一半归了埃德·罗伯茨，剩余款项也足够支付五六个程序员一年的薪水。
比尔对工作从不松懈，所以有一天，当他约我散步谈话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我们走过一个街区之后，他直奔主题：“我做了Basic语言的大部分工作，并且为之离开哈佛，放弃了很多。”他说，“我应该得到的比60％更多。”
“要多多少?”
“我在考虑，是不是64对36。”
同样，我又一次感到吃惊。但我是一个严格遵守逻辑思维的人，并且试着客观地去从比尔的立场进行思考。他的智力对Basic开发至关重要，并且他是我们继续保持成功前行的关键人物——这非常明显。但是我的创意——将高级编程语言和微型计算机相结合——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我的软件开发工具在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是否也该有“知识产权”?还有我对生产线的组织管理工作，每天和程序员们不断进行的头脑风暴?我本来可以和比尔讨价不价，多给他两个点而不是四个点，但是我对争论不感兴趣。所以我同意了。至少，现在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
我们正式的合作协议签署于1977年2月3日，协议中还写进了另外两个条款。条款8允许对“全职学生合伙人”商业义务的免除，这是为了比尔可能重回学校获取学位而设置的。而一旦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条款12规定，比尔可以要求我退出合作。
以后，当我们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时，我不由回想比尔当时是怎样想到提出64对36这个比例的。我试着让自己站在他的角度，推想他的思路。最后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我能得到的最大比例是多少?我想比尔知道我不会同意他2我1的份额，那么64％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大比例。比尔也许会说，比例是按照我们做出贡献的程度确定的，但更改比例的事也显出了一位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位律师的儿子的不同。我所受的教育一直告诉我，约定就是约定，你所说的就是承诺。但比尔更灵活，合同未签订之前，他对修改任何条款都不在乎。任何商业约定都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变通，公平度就在其中确定，比尔将这种弹性用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极致。
微软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因为比尔像要求自己一样要求别人。他逐渐变成了一个监工，周日的时候会去停车场巡回查看谁的车停在那儿。微软的人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但比尔却逼迫他们做更多的工作，这使很多人非常恼怒。鲍勃·格林伯格是我们的员工，也是比尔在哈佛的同学，曾经从周一到周四一连工作了81个小时，就为了完成Basic语言的部分程序。比尔在鲍勃马拉松般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问他，“你明天有什么工作?”
鲍勃说，“我打算明天休息。”
比尔说，“你为什么想休息?”他是真的不明白，因为他自己似乎从来不需要休息调整。
公司在1978年规模仍不大，比尔和我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作出方方面面的决策。我的风格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料，以便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做出最好的决定，有的时候到了过度分析的地步。比尔则喜欢在激烈的一对一讨论中敲定事情。他喜欢争论，而且对挑起争端毫不羞愧。我们一些^对他贬损别人并强迫其他人找到理由维护自己立场的做法感到很不舒服。如果比尔听到使自己不高兴的话，他会摇摇头，用讽刺的语气说，“噢，我想那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合同，还有吗?”如果有人迟交了任务，他通常的反应就是：“我在周末就能完成编码。”
如果你没有将问题考虑充分，或者正赶上比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说出他经典的令人难堪的话：“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他妈愚蠢的事。”
好的程序员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坚持立场，他们之间为了程序结构而互相争论是常有的事。但要让比尔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比尔智力超群，争吵的时候会用脚跺地板，身体来回摇动，几乎成了一切的主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有八顶撞比尔并试图要跟他深入讨论从而得到更好解决方案的时候，比尔会感到很开心。他从不以职位压人来 结束争论。他希望别人能说服他，打消他的疑问，并且尊重能够这样做的人。甚至相对被动的人也学会了坚守立场，和老板针尖对麦芒。他们会直接对他说：“你在说什么呀，比尔?我在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语言程序写编译器，这需要一套全新的运行时间程序，而你认为我在周末就能写出来?你在开玩笑吗?”
这样的场景我已经看到不止一两次了。如果你有自己的理由，并且非常坚持，而且有数据进行支持，比尔会装模作样地低下头嘀咕着说，“好，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意思。”然后双方和解。比尔从来不想失去任何天才的雇员。“如果这个人走了。”他会对我说，“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前进势头。”
我和比尔有时会为一件事争论到晚上。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在所有的办公室装上了隔门，以便让我们的争论不被人听到。可就算真的装上了门，也不会起作用。整个8楼都能听到我们忽高忽低的声音。作为长期合作者，我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比尔不能从智力上压倒我。他知道我对于技术问题是最懂行的，通常比他知道得更多，因为研究一向是我的强项；而且和程序员不同，我能从战略层面上挑战比尔。我曾听着他滔滔不绝讲了10分钟，然后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比尔，这行不通。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这个和那个。”
比尔总是希望完成任务，为此他会一直讨论探究直到得出结论。原则上，如果我不同意，我就从不妥协。所以我们经常会争吵好几个小时，直到我的声音几乎和比尔一样大，身体像他一样紧绷。我讨厌那种感觉。除非我能被说服，否则不会放弃立场，但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因为纯粹的疲倦而停下来。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完没了地激烈争论了很久，直到我说，“比尔，这样说下去什么结论也得不到，我得回家了。”
比尔说，“你不能现在就停下来——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不，比尔，你不懂。我太累了，我已经不能说话了。我需要平静下来，我得走了。”
比尔随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口。电梯门关上的时候，还能听到他最后一句话——“我们还没解决任何问题!”
我是“慢燃先生”，在压力逐渐累积后爆发。当我发疯的时候，我会好几周都处于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比尔是否觉察到了我身上的压力，但其他每个人都觉察到了。有人说比尔的管理方式对微软早期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更加文明和理性的讨论就不能使工作更有效率?为什么我们需要针锋相对、拖延不休的论战?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帮手了。比尔和我都没有很多管理经验，而且我们俩都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尔负责销售，我负责软件开发。史蒂夫·伍德及时担任了总经理的职务，但他也是编程员出身。比尔认为我们需要有人来帮他管理公司运营方面的事，就像我负责科技一样。他选中了哈佛的同学史蒂夫·鲍尔默，他曾在宝洁的市场营销部工作，当时正在斯坦福商学院学习。比尔极力向我推荐他：“史蒂夫是一个超级聪明的家伙，精力过人。他会帮我们进行运营方面的管理，而且我非常信任他。”
我曾在哈佛碰到过史蒂夫几次，他和比尔住得很近。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想，这家伙看起来就像是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的人。他的蓝色眼睛深邃逼人，天生带着一股冷峻的气质(尽管随着我了解他更多，也发现了他身上柔软的一面)。史蒂夫是不轻易服输让步的人，这是和比尔一起工作必需的品质。1980年4月，在一次商务出差之前，我答应给史蒂夫不超过5％的公司股份，因为比尔很肯定，如果史蒂夫得不到股份，他就不会离开斯坦福。
几天以后出差回来，我收到了比尔给史蒂夫信件的副本。(很明显有人在办公室的数据信息处理系统中发现了信件，所以信件公开了。)编程员戈顿，莱德温因此大发雷霆，因为比尔竟然将公司股份给了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我生气还有另一个原因：比尔给了史蒂夫8.75％的公司股份，这远远超过我同意的份额。
比尔在这件涉及合伙问题的事情上做出了凌驾于我的决定已经令我感到很生气，更令人不快的是，他竟然选择在我出差离开的时候发出这封信。我回信告诉他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并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对雇佣鲍尔默先生毫无兴趣，我认为上述事情是你对我们之间忠诚关系的严重背离。”
比尔知道自己被抓住了把柄，不能靠发火过关。不敢看我的眼睛，他说，“你瞧，我们需要史蒂夫。我会从我的股份里补足答应给他的份额。”我说好吧，于是他就那样做了。
1982年夏天，我感到自己的腿，经常瘙痒难忍。那种瘙痒不同于使用了不合适的肥皂引起的皮疹——它令我烦躁不安，不停地抓挠。
瘙痒停止后，我晚上开始出汗。到了8月份，我在脖子的右边摸到了一个非常小的硬块。在以后的几周，这个小硬块长到了铅笔顶端的橡皮擦那样大小。它不痛不痒，我也不知道任何在淋巴结附近出现的肿块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就像任何不到30岁的人一样，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怀疑。
9月25日，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瑞典医学中心的医生对我进行了活组织检查。当我从麻醉中醒来后，我的手术医生走进房间，神情看起来非常严肃凝重。“艾伦先生，”他说，“我尽了最大努力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初步的诊断是淋巴瘤。”
然后，好消息是，他们发现我的病灶还没有扩散。早期霍奇金氏淋巴瘤是一种治愈率很大的癌症。我抽到了一张险牌，但不是最坏的。我开始了为期6周、每周5天的化疗。治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白细胞数量降得太低，以至于治疗不得不中断了几周。那时癌细胞已经缩小了。虽然还不能确保能够完全治愈，我也仍然处于病态中，感到身体虚弱，但我又重新找回了信心。
恢复化疗以后的一天，我来到比尔的办公室，说起了MS-DOS的收入问题。我们的固定收费战略使我们占领了多处市场，但我认为这个战略实施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苹果为使用Basic向我们支付了21000美元许可费。在苹果II电脑出售了100多万台后，这笔费用只相当于每个版本2美分。“如果我们想使收入最大化，”我说，“我们需要开始向使用DOS的用户收版税。”
比尔像是在对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孩子讲话，他回答说：“你以为我们是怎样取得现在的市场份额的?”史蒂夫这时进来，以一贯的坚定站在比尔一边；要不是我当时因为生病只能算半个人，那就是2对1的场景(微软不久采取了每版收费的方式，这使年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那次事后不久，我告诉史蒂夫也许我会建立自己的公司。我告诉比尔很可能我在微软作为全职管理^的日子不会太多了，我更喜欢自己做些事情。
1982年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听到比尔和史蒂夫在比尔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谈论着什么，我停在门外倾听， 很快就明白了谈话的主旨。他们对我最近不能全力工作不满，商量着如何通过向他们自己和其他股东派发认股权来稀释我在微软的股份。很明显，他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再也忍不住，冲进办公室冲他们喊道：“真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你们的本性，这一次就足够了。”我是冲着他们两个人说的，但一直盯着比尔。当场被抓，他俩都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在他们回过神来以前，我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回家的路上，我在脑海中回想着他们的谈话，越想越气。我帮助创建了公司，尽管目前受困于疾病，却仍然是管理层的活跃成员，但现在我的合伙人和同事竟然合谋算计我。这是赤裸裸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当天晚上，缓和下来的史蒂夫·鲍尔默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妹妹朱迪他是否能过来一趟。“看，保罗。”他在落座后说，“我对今天发生的事真的感到抱歉。我们只是那样说说发泄一下。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我们只希望你还能贡献更多的力量。但股票的事情是不公平的。我与之没有任何关系，我确信比尔也没有。”
我告诉史蒂夫，事情已经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比尔亲笔写的6页长信。信的落款日期是1982年12月31日，那正是我们在微软合作的最后一个整年的最后一天。信中对那天我听到的谈话表示了道歉，同时提到了比尔对我们合作关系的看法：“过去14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意见冲突。但是，我确信再也没有其他合作者能像我们一样，在无论是具体决定还是考虑问题的总体思路上达成同样多的一致。”
比尔是对的。我们一系列的成功是因为我的洞察力和他无与伦比的商业才能结合到了一起。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在被确诊为霍奇金氏病以后，我的选择变得更加简单了。如果癌症再次发作，那么我再回到微软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健康能继续好转，我现在也明白了生命短暂，应该快乐度过。
比尔的信是挽留我的最后努力，我知道他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不能改变什么，我去意已决。
转年的一月份，我作为微软的管理者最后一次和比尔进行了谈话。他和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知道他想令我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有义务留下来。但是一旦知道他不能使我改变主意，比尔就开始尽力减少损失。1981年微软成立时，我们订立的旧的合作协议就已经失效了，同样失效的还有在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他迫使我接受一揽子股票回购计划的条款。现在，他又抛出了另一套方案，这在他给我的信中也有过暗示。“你继续保留公司的股权是不公平的。”他说。他对我的股票给出了一个很低的定价：每股5美元。
在我们的客户产品部经理卫恩·拉布离开微软加入莲花的时候，微软董事会通过了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股份的决定，这使他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知道比尔想迫使我以同样的方式卖出我的股票。但我和卫恩的情况不同。他跳槽到莲花很明显是违反了自己的雇佣协议。而我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离开也不是为了加入竞争者的公司。“我不确定我愿意卖掉这些股票。”我反驳比尔说，“但是如果每股低于10美元，我是连谈也不会谈的。”
“不可能。”比尔说，他的反应如我所料。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结果，比尔的保守帮了我的忙。如果他能以接近我所希望的价格对我持有的股票定价，我很快就会把股票卖光。
1983年2月18日，我正式离职了，但仍保留了在董事会的席位，并随后被推选为董事会副主席——这是向我做出的贡献致敬，同时也是希望，我能继续为我所创建的这家公司添砖加瓦。
我尊敬的几何老师比尔·达加尔是湖滨中学的科学和数学系主任。他曾在二战时期当过海军飞行员，拥有航空工程的高等学位，还有一个从巴黎大学获得的法语文学学位。达加尔相信，不参与实践，而只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他也认识到，到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应当对计算机有所了解。当时已有一些高中开始教授学生关于传统大型计算机的知识了，但是达加尔希望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加有趣的东西。1968年，他联系了“湖滨妈妈俱乐部”，俱乐部同意使用年度义卖的收入租赁一台电传打字机终端连接在分时计算机上，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去麦卡利斯特馆上数学课的路上，我顺便到计算机室看了看。我逐渐走近那间小小的屋子的时候，听到起初微弱的噼啪声越来越响。我打开门，发现有三个男生挤在那里。室内还有一个书架和一个工作台，上面堆满了说明书、从笔记本上撕下的小纸条和成卷的黄色纸带。学生们簇拥在一台巨大的电传打字机前面。这台打字机被安置在铝制基架上——那是一台有自动收发功能的ASR－33型电传打字机，它和一台遥远的不知位于何方的通用大型计算机GE-635相连。
电传打字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混杂着低低的嗡嗡声、击打纸带发出的类似格林特机枪的声音和敲打键盘的咔嚓声。室内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贴着白色的软木板用来隔音。尽管工作时声响巨大，进程缓慢，而且没有显示器和小写字母键，这台ASR-33机器在当时却非常先进。我完全被吸引住了。我感到人们可以用这台机器来干些什么。
1968年对数字产品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般的年份。3月份，惠普出品了第一台可编程的桌面计算机。6月份，罗伯特·丹纳德发明了单晶体管动态随机存储器，并获得了专利，这是一种新型和便宜的数据临时存储方法。7月份，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共同成立了英特尔公司。12月份，在有“样板之母”之称的旧金山斯坦福研究中心，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展示了他设计的鼠标、文字处理器、电子邮件和超文本的最初版本。以后20年中陆续出现的许多划时代的变化，都在10个月中埋下了种子：便宜而可靠的存储器、图形用户界面，和“杀手级”应用程序(一种极为畅销，能促使人们购买或使用其操作系统等的计算机程序)，等等等等。
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坐在电传打字机前时的兴奋之情。我把在笔记本上写出的程序在键盘上敲出，输入打字机，纸带打孔机也同时工作。然后我拨通通用的计算机，等待着嘟嘟的声音响起，就输入学校的密码登陆，按下“开始”按钮，让记下了程序的打孔纸带通过阅读器，这通常要花几分钟时间。
之后就是最关键的时刻。我输入“运行”，然后结果就会被打印出来。打印的速度是每秒10个字母，这在现在看来是一个相当慢的速度，可在当时却令人欢欣雀跃。很快我就能知道程序是否可行。如果不行，那么就会得到错误消息的反馈。无论是否可行，为了省钱我都会很快下线。然后，我会把纸带停在出现错误的地方，并通过键盘修改错误，新的程序会在纸带上同时打出来——这项精细作业现在只需要轻点一下鼠标，按一下键就可以完成。当我完成一个可行的操作程序时，会用橡胶圈把纸带捆好，然后放到架子上妥善保存。
这以后，我就总在这台机器前面和其他同好一起度过自己的午餐和闲暇时光。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怪怪的，但我不在乎。我已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属。我就是一个程序设计员。
那个秋天的一天早上，我看到一个身材瘦长、满脸雀斑的8年级男生用尽全力，挤到这台机器前面。他看起来像一个不修边幅的预科生：穿着一件套头衫，搭配着棕褐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巨大的鞍形鞋。他在屋子里到处看，所以人们总能看到他那头淡黄色的头发。他叫比尔·盖茨，身上有三个特点引人注目：非常聪明；非常喜欢竞争，一心求胜；他也非常喜欢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聪明。而且他能够非常持久地做一件事。那之后，他总出现在这里。许多时候，整个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人。
即使以湖滨的标准来看，比尔的家庭也可称得上相当受人瞩目。他父亲晚些时候成了州律师协会的主席。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比尔家坐落在离华盛顿湖一个街区以北的大房子时，不由感到惊叹。他的父母订阅《财富》杂志，比尔相当认真地阅读这份杂志。一天，他给我看杂志的一期特别年刊，然后问我，“你说运营一家财富500强公司会感觉如何?”我说不知道。比尔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自己的公司。”那时候他13岁，却已经显露了企业家的素质。
当我对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怀有兴趣，想去学习的时候，比尔却以绝对的专注集中精力于一项任务。这一点在他编程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坐在那儿，嘴里咬着一支笔，踮着脚，晃动着身体，对各种干扰充耳不闻。他有独特的打字方法，就像使用6个指头斜着划出字符。我和比尔首次见面后不久在计算机室留下的一张照片很有名。我坐在电传打印机前面的硬椅子上，穿着整齐的绿色灯芯绒夹克和一件高领毛衣。比尔站在我旁边，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他专注地伸着头，眼睛盯着打字机。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而我就像他的大哥哥——尽管比尔没有自己的亲哥哥。
编写程序
当比尔得知自己被哈佛大学录取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讶。自从在普特南数学竞赛中几乎获得第一以后，他就一直自视甚高，那次竞赛中他和全国的大学生同场竞技，测试自己的数学水平。我劝他说：“你知道，比尔，去了哈佛以后，你会遇到很多数学比你更好的人。”
“不可能。”他说，“根本不可能!”
我说，“那就等着瞧吧。”
我的数学相当不错，但比尔更聪明，不过我是根据自己在华盛顿的经验这样说的。一天，我看到一位教授将迷宫一般的偏微分方程写满整个黑板。就在那种时刻，你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就是不能明白。我感到有些悲伤。但我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现实。做一个泛而不精的通才对我来说也不错。
但比尔不这样想。当我在圣诞假期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不再那么志得意满。我问起第一学期的情况，他闷闷不乐地说：“我有一个数学教授，1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比尔那时上的课相当理论化，课后作业每周几乎要达到30个小时。比尔全力以赴但只得了B。在高等数学的世界里，也许比尔在十万个人里能排第一， 但有人能在百万人甚至千万人里头拔得头筹，这些人就在哈佛校园里。比尔在哈佛不是最聪明的，我想那使他的自信心有些受挫。他最终将专业转成了应用数学。
1974年整个春季学期里，比尔一直力劝我搬到波士顿去。他说，我们能一起作为编程员找到工作，当地一些公司会对我们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搞一些有趣的项目。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找到乐趣，为什么不试一试?
在华盛顿的街上逛来逛去，我最终决定冒险尝试一下。我给波士顿地区的十几家计算机公司发去了简历，并得到了霍尼韦尔公司一份年薪12500美元的工作。如果在波士顿呆不下去，我总还能回到学校。同时，我还能游历一下全国不同的地区。我的女友瑞塔也同意和我一起去。我们那时正开始认真地考虑我俩的关系，并准备住在一起，为结婚而更深入地了解对方。另外，那里还有比尔。至少，我们能在周末的时候呆在一起。
瑞塔和我在新英格兰地区只认识两个人。一个是非常聪明、却忧虑不安的湖滨人，总暗示说自己在为黑手党工作。另一个人就是比尔。瑞塔有一次做了烤鸡招待比尔，结果吃饭时一直盯着比尔。“你看到没有?”她在比尔走后对我说，“他用勺子吃鸡肉。我从来没见过用勺子吃鸡肉的人。”当比尔专注于思考的时候，他对社交规范什么的便不再在意。他曾就穿着方面建议瑞塔，买衣服的时候就选择同样的款式和颜色，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不用费心思进行搭配。因此对比尔来说，只要有能和棕褐色裤子搭配的毛衣就行了。
每次我给比尔提出一个点子的时候，他总是像戳破气球一样否定我的想法。“那需要一大堆人和很多钱。”他会这样说。或者“那听起来相当复杂。我们不是硬件方面的高手，保罗。”他这样提醒我，“我们熟悉的是软件。”他是对的。我的点子不是太超越时代，就是超过我们所知的范围，或者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想想两个波士顿的年轻人会在IBM雄踞多年的地盘上打败它的确可笑。比尔对现实的认识使我们能避免在难以取得或功的领域浪费太多时间。
所以当合适的机遇在那年12月来临的时候，它立刻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那是来自位于阿尔伯克基的MITS公司的公开信，邀请大家为他们针对电脑爱好者出品的新的Altair衡机设计编程。
很多人认为我们为Altair设计的Basic语言令人惊叹，因为当时我们不仅没看到Altair计算机，甚至连计算机使用的微处理器Intel 8080的芯片样本都没有。我们所做的确实史无前例，但是少有人知的是，我们当时没有选择。那时的Altair就像一个空荡荡的盒子，里面只有一个CPU芯片。它既没有硬盘驱动器，也没有软盘，更没有地方编加或存储程序。
我们搬到了牛津街的哈佛阿肯计算初实验室，那是一栋一层的水泥建筑，里面有一个人们不常用的分时计算机系统。一开始，时间就很紧张。比尔告诉MITS的联合创始人兼GEO埃德·罗伯茨，说我们的程序基本快要完成了。埃德说他希望一个月左右能看到结果。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Intel 8080的使用说明书。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我们借鉴了以前设计的版本中的许多内容，这是软件业的传统。编程语言在不断完善；各种想法汇集融合到一起；在计算机业界，我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前进。随着时间一周周地过去，我们完全沉浸在任务中——就我所知，我们正在为一个微处理器设计第一个原创的高级编程语言。偶尔，我们会想，是否会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的人打败我们，但是我们很快就抛弃杂念，回到工作中。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吗?我们能完成工作，完成在阿尔伯克基的合约吗?是的，我们能!我们有精力，有技术，而且都下定决心要抓住这次机会。
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周末的时候两班倒。比尔几乎不去上课了，在哈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的一年级新生蒙特·大卫杜夫也加入了我们，他经常在自己下午1点钟的法语课上睡过去。我也顾不上自己在霍尼韦尔的工作，中午才到办公室，呆到下午5时30分就离开，接着回到阿肯实验室工作到凌晨3点钟。我会保存资料，疯狂工作五六个小时，然后休整一下，重新开始。我们在哈佛的披萨屋吃饭休息，或者在一家叫做阿夸库的餐厅吃拼盘，那是当地版的伟克商人餐厅。我喜欢他们的蛋卷和炸蝴蝶虾。
我偶尔会看到比尔在通宵达旦编程的后半夜，在终端机前面打个小盹。他正好编程到一半，然后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前倾，直到鼻子碰到键盘上。一两个小时的小睡以后，他眯起眼睛，盯着屏幕，再眨几下眼，就会正好回到他刚才停下的地方——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专注度。
这种密切合作使我们三人之间形成了亲密无间的感情。因为我们的程序驻留在操作系统高端内存中运行，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工作。我们展开了夜间竞赛，看谁能用最少的代码编写子程序——这是一个程序中的一小部分编码，用来执行特定任务。我们拿着便签，在屋角飞快地设计书写。然后有人会说，“我能用9个字符完成。”另外一个人会喊，“我只要5个就可以了。”
几年前我和蒙特回想起那时的日子，他把编程比作是写小说。我认为，对我们为Altair编程的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首先我们设计大致的框架，也就是编程的概念构想阶段，然后在每一个章节中嵌入主题，将数以百计的子程序和与之相关的数据结构联系起来，直到我们最终把所有部分都组合起来才算完成。
到了2月底，也就是我们最初接触MATS的8周之后，Basic解译器(解译器每次执行编码的一部分，可以节省内存空间)完成了。解译器是一个约2000行的程序，被压缩到约3200个字节，就是一个简洁版的Basic，相对于其大小来说，功能相当强大。没有任何产品的功能和运算速度能超越装那个小小存储器里的东西。“那是我们所做的最好的产品。”正如比尔最近我说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合作结晶。我估算45％的程序是比尔编写的，30％由蒙特编写。不算我的软件开发工具，我编写了25％。
综合看来，对处于我们那个年龄的3个人来说，这是一项相当好的成绩。就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个软件，我相信它也能和我们的前辈编写的程序相媲美。比尔和我成了一流的编程员。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在我准备动身去阿尔伯克基的时候，比尔却开始担心了。Basic是在我模拟的8080芯片上进行开发的，万一我在模拟8080芯片的时候，搞错了代表这种芯片的任何一个数字怎么办?此外，我们的程序在我的PDP-10模拟机上运行良好，但我们不能确保模拟机本身毫无缺陷。任何一个微小的差错都可能造成程序在真正的芯片上运行时停顿。在我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当我停止工作，打了几小时瞌睡的时候，比尔一直在查看8080的使用指南并三次检查了我的宏 指令。当我第二天在去洛根机场的路上顺便过来取他刚刚打好的新纸带的时候，他看起来睡眼朦胧。编码是正确的，比尔说，他详尽检查过，我的工作没任何错误。
飞行过程一切顺利，直到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们忘了一件事：一个加载引导程序，用来告诉Altair怎样阅读Basic解译器，然后将它放到存储器中。在只读存储器出现之前的时代，加载引导程序对计算机来说是一个必需品；没有它，我文件包里的黄色纸带就成了没用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傻瓜，没有在阿肯想到这个问题，在那里我可以从容地编写，然后在PDP-10上模拟运行并去掉错误。
而现在时间紧迫。降落前几分钟，我抓过一个速记本，开始用机器语言编写引导程序的代码——没有标记，没有符号，只是一系列8进制的三个字节的数字，那是在英特尔芯片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每个数字代表一个字节，也就是一条8080的指令。我脑中记得这些编码的大部分。“手动组装”是出了名费事的过程，即使是小数量级的程序。我用21个字节写完了程序——这不是我最简洁紧凑的作品，但我没时间去精雕细琢了。
我满身是汗地走出了机场，身上穿着最好的职业套装——一件棕黄色超软麂皮夹克，还打了领带。埃德·罗伯茨谢子会来接我，所以我站在那儿等了10分钟，寻找身穿商务套装的人。在机场入口处不远，一辆轻型货车停住了，一个身材魁梧、下巴挂着垂肉的大块头从车里爬出来。他穿着牛仔裤，上身是短袖衬衫，打着条纹领带，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个从西部片中走出来的人。他走向我，用隆隆作响的南方口音问我：“你是保罗·艾伦吗?”他鬈曲的黑色头发前额的发际线显出消退的痕迹。
我说，“是的，你是埃德?”
他说，“来吧，上车。”
我们一路颠簸着在阳光炙烤的路面上前行，我在想结果究竟会怎样。没来之前，我以为自己会见到那些来自高科技创业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就像坐落于环绕波士顿的128号公路的那些重量级高科技公司里的人一样。但我现在面对的现实确是如此不同。
埃德说，“我们先去MITS，你也可以看看Altair。”他驾车驶入一个租金低于平均水平的商业区，在一个只有一面有建筑的街区前停下。面前的建筑只有一层，外表是砖砌的墙面，装着厚厚的玻璃饭窗户，这座叫做卡尔，林恩的大厦在1955年也许还算得上是一个时髦的建筑。一个美发沙龙占据了街角的一个店面。我跟随埃德走过一扇玻璃门，进入一片轻工业区，里面就是MITS的工程和生产部门。约12名疲倦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装配装着电容器和电路板的工具盒。我明白了为什么埃德一心想要一个Basic。他对于软件没兴趣，将之称为变形的硬件，但是他知道，除非Altair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否则这种电脑的销量就不能继续扩大。
当我到达的时候，整个工厂只有两三台装好的电脑，其余每样东西都刚刚生产出来。埃德带我到一个杂乱的工作台前，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天蓝色的金属盒，木炭色的前面板上印着Altair8800。Altair以一种流行的小型计算机为模型进行设计，7英寸高，18英寸宽，前板有一排接收指令的拨动式开关和显示输出的红色LED灯。这种看起来小小的盒子有了一个能用的CPU，竟然就能进行普通计算机通常所做的工作，这看起来奇妙极了。
在计算机前面走来走去的是比尔·耶茨，他是一个脸色蜡黄、寡言少语的瘦小的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和罗伯茨站在一起，就像是默片时代的经典组合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迪。他正在进行存储实验，以保证初器为我做好了准备。机器的前盖打开了，我能看到里面。插在Altair的槽口中的是7个1K的静态存储卡——这是埃德·罗伯茨的创新技术，以后成了行业标准。也许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台带有如此多随机存储卡的机器，足够运行我的样本。机器和一个带有纸带阅读器的电传打字机相连。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
天色已经渐晚，埃德建议我们把Basic的实验推迟到第二天早上进行。“吃晚饭去好吧?”他说着，将我带到一个位于墨西哥人聚居地的3美元的快餐店，那里根据所点的东西付费。然后，刚回到货车上，一件黄色的夹克衫就飞过来，正中我的脖子。我想，这简直有点儿超现实。埃德说他送我到给我预订的旅馆去，我想那大概是类似汽车旅馆的地方。我随身只带了40美元；我的现金一直都不充裕，而这之后的许多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当埃德把我带到喜来登——当地最好的旅馆的时候，我的脸都白了。他送我一直到旅馆前台。
“入住吗?”前台接待问我。“50美元。”
这是我人生中感到挺尴尬的时刻。“埃德，很抱歉。”我有些磕磕绊绊地说，“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现金。”
埃德看了我好一阵；我想可能我和他预想中的不太一样。然后他说，“好的，记在我账上好了。”
第二天早上，埃德和比尔，耶茨就在我的身后，我坐在Altair的面前，拨动机器前板的开关，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输入了加载引导程序。不同于PDP-8的平面塑料键盘，Altair安装的是薄薄的金属开关，触感坚硬。整个过程约用了5分钟，我希望没人看出我很紧张。这不可能成功，我不停地这么想。
我输入了最后一条指令，输入开始地址，按下了运行按钮。随着8080开始一步步地执行指令，机器的指示灯开始闪出红光，至少这意味着初器在工作。我打开纸带阅读器，让Basic解译器程序通过电传打字机。机器发出突突的声音，以每秒10个字母的速度进行阅读，整个过程约花了7分钟。(那时候，人们通常在这样的间隙进行茶歇。)MITS的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最终，我按下了停止键，然后将地址归零。我输入指令的手指又一次指向了“运行”。
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敢保证。尽管比尔进行了复核，但模拟机或解译器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地方都有可能出错。我最终按动了“运行”。
电传打字机咔咔响个不停。我呆呆地盯着出现的大写字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那儿有一行字：存储大小?
“嘿。”比尔·耶茨说，“它打出了一些东西!”这是他和埃德第一次看到Altair运行除了存储测试以外的工作。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我更是目瞪口呆。我们都盯着机器好几秒钟，然后我输入了7个存储卡中所有的字节数量：7168。
“OK。”Altair回应道。到这里，我知道5％的Basic已经在正常运作了，但是还不能放松。决定性的考验是一个标准指令，那是我们在剑桥镇哈佛大学的实验室里开发程序时用来检测软件的一个指令。这依赖于比尔的核心编程和蒙特的浮点运算，甚至也依赖于我的压缩代码——将一些词比如“打印”缩减为一个字母。如果这个标准指令能工作，我们Basic的大部 分就能正常运行了，如果不行，那么我们就失败了。
我输入命令：打印2+2
机器几乎立刻就给出了结果：4。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埃德高呼：“噢，天哪，它打出‘4’来了!”为了制造能执行多种任务的计算机，埃德已经负债累累，搭上了全部身家，现在看来，他的设想似乎能够变成现实。
“让我们来试一个真正的程序。”我尽力抑制住激动，让自己显得毫不在乎地说。耶茨拿出一本叫做《101个Basic计算机游戏》的书，这是由DEC在1973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有一个以文本为基础“月球着陆程序”，只有35行长短，在计算机能够处理图形以前就被编写出来了。我想这能增加埃德的信心。我输入了程序。耶茨运行着他的登月舱，经过几次试验后，终于安全地降落在了月球表面。Basic的每个程序都可以运行了。
埃德说，“我要你到我的办公室。”穿过一个看起来不太结实的门，我坐到了他的办公桌前，那上面放着一个我见过的最大的橘色玻璃烟灰缸。埃德烟瘾很大，一次吸上两三口就揿灭烟头，然后再点上一支。一场谈话，他就能抽掉半包烟。
“你是第一个给我带来一些实际东西的人。”他说，“我希望你们起草一个许可文件，这样就可以把软件和Altair一起搭售。我们可以稍后再谈条款。”我忍不住笑了。一回到旅馆，我就打电话给比尔，他听到这个消息也激动极了。我们有生意了，真正的生意，用哈佛的说法，我们就是两个金童。我真想立刻就飞回波士顿。
每家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总有那么几个关键时刻。签署第一份Basic销售合同对比尔和我来说是一件大事。现在，我们的合作关系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称。我们想到过“艾伦和盖茨”，但那听起来就像一家律师事务所。我随之提出了新的主意：微软——取自微型计算机和软件这两个词的组合。印刷技术将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变化发展(微型计算机软件也将是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立刻就觉得，这个名字非常恰当。“微软”简单明了，准确地传达了我们的业务内容。
从最初在马萨诸塞开始，我就认为我和比尔的合作是五五分工。但比尔不这么认为。“你得到一半，这不公平。”他说，“你在MITS有薪水，而我全力开发Basic，在波士顿也没有这样领薪的工作。我应该得到更多。我想应该是六四开。”
最初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吃了一惊。但我又想，比尔所言也并非毫无道理。我在业余时间进行编程，而且常常因为不能投入更多而感到内疚，而比尔在给我们软件的每个字节中装进“比我们所知的任何Basic语言都更多的功能”方面起的是关键作用，正如我为《计算机评论》所写的那样。总而言之，我想，也许六四开是公平的。
不久以后，我们向NCR收取了17.5万美元的Basic软件使用许可费。即使收入的一半归了埃德·罗伯茨，剩余款项也足够支付五六个程序员一年的薪水。
比尔对工作从不松懈，所以有一天，当他约我散步谈话的时候，我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我们走过一个街区之后，他直奔主题：“我做了Basic语言的大部分工作，并且为之离开哈佛，放弃了很多。”他说，“我应该得到的比60％更多。”
“要多多少?”
“我在考虑，是不是64对36。”
同样，我又一次感到吃惊。但我是一个严格遵守逻辑思维的人，并且试着客观地去从比尔的立场进行思考。他的智力对Basic开发至关重要，并且他是我们继续保持成功前行的关键人物——这非常明显。但是我的创意——将高级编程语言和微型计算机相结合——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我的软件开发工具在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是否也该有“知识产权”?还有我对生产线的组织管理工作，每天和程序员们不断进行的头脑风暴?我本来可以和比尔讨价不价，多给他两个点而不是四个点，但是我对争论不感兴趣。所以我同意了。至少，现在这个话题可以结束了。
我们正式的合作协议签署于1977年2月3日，协议中还写进了另外两个条款。条款8允许对“全职学生合伙人”商业义务的免除，这是为了比尔可能重回学校获取学位而设置的。而一旦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条款12规定，比尔可以要求我退出合作。
以后，当我们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时，我不由回想比尔当时是怎样想到提出64对36这个比例的。我试着让自己站在他的角度，推想他的思路。最后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我能得到的最大比例是多少?我想比尔知道我不会同意他2我1的份额，那么64％就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大比例。比尔也许会说，比例是按照我们做出贡献的程度确定的，但更改比例的事也显出了一位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位律师的儿子的不同。我所受的教育一直告诉我，约定就是约定，你所说的就是承诺。但比尔更灵活，合同未签订之前，他对修改任何条款都不在乎。任何商业约定都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变通，公平度就在其中确定，比尔将这种弹性用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极致。
微软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因为比尔像要求自己一样要求别人。他逐渐变成了一个监工，周日的时候会去停车场巡回查看谁的车停在那儿。微软的人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但比尔却逼迫他们做更多的工作，这使很多人非常恼怒。鲍勃·格林伯格是我们的员工，也是比尔在哈佛的同学，曾经从周一到周四一连工作了81个小时，就为了完成Basic语言的部分程序。比尔在鲍勃马拉松般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问他，“你明天有什么工作?”
鲍勃说，“我打算明天休息。”
比尔说，“你为什么想休息?”他是真的不明白，因为他自己似乎从来不需要休息调整。
公司在1978年规模仍不大，比尔和我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作出方方面面的决策。我的风格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料，以便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做出最好的决定，有的时候到了过度分析的地步。比尔则喜欢在激烈的一对一讨论中敲定事情。他喜欢争论，而且对挑起争端毫不羞愧。我们一些^对他贬损别人并强迫其他人找到理由维护自己立场的做法感到很不舒服。如果比尔听到使自己不高兴的话，他会摇摇头，用讽刺的语气说，“噢，我想那意味着我们将失去合同，还有吗?”如果有人迟交了任务，他通常的反应就是：“我在周末就能完成编码。”
如果你没有将问题考虑充分，或者正赶上比尔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说出他经典的令人难堪的话：“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他妈愚蠢的事。”
好的程序员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坚持立场，他们之间为了程序结构而互相争论是常有的事。但要让比尔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比尔智力超群，争吵的时候会用脚跺地板，身体来回摇动，几乎成了一切的主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有八顶撞比尔并试图要跟他深入讨论从而得到更好解决方案的时候，比尔会感到很开心。他从不以职位压人来 结束争论。他希望别人能说服他，打消他的疑问，并且尊重能够这样做的人。甚至相对被动的人也学会了坚守立场，和老板针尖对麦芒。他们会直接对他说：“你在说什么呀，比尔?我在为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语言程序写编译器，这需要一套全新的运行时间程序，而你认为我在周末就能写出来?你在开玩笑吗?”
这样的场景我已经看到不止一两次了。如果你有自己的理由，并且非常坚持，而且有数据进行支持，比尔会装模作样地低下头嘀咕着说，“好，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意思。”然后双方和解。比尔从来不想失去任何天才的雇员。“如果这个人走了。”他会对我说，“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前进势头。”
我和比尔有时会为一件事争论到晚上。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在所有的办公室装上了隔门，以便让我们的争论不被人听到。可就算真的装上了门，也不会起作用。整个8楼都能听到我们忽高忽低的声音。作为长期合作者，我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比尔不能从智力上压倒我。他知道我对于技术问题是最懂行的，通常比他知道得更多，因为研究一向是我的强项；而且和程序员不同，我能从战略层面上挑战比尔。我曾听着他滔滔不绝讲了10分钟，然后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比尔，这行不通。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这个和那个。”
比尔总是希望完成任务，为此他会一直讨论探究直到得出结论。原则上，如果我不同意，我就从不妥协。所以我们经常会争吵好几个小时，直到我的声音几乎和比尔一样大，身体像他一样紧绷。我讨厌那种感觉。除非我能被说服，否则不会放弃立场，但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因为纯粹的疲倦而停下来。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完没了地激烈争论了很久，直到我说，“比尔，这样说下去什么结论也得不到，我得回家了。”
比尔说，“你不能现在就停下来——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
“不，比尔，你不懂。我太累了，我已经不能说话了。我需要平静下来，我得走了。”
比尔随我走出他的办公室，穿过走廊，来到电梯口。电梯门关上的时候，还能听到他最后一句话——“我们还没解决任何问题!”
我是“慢燃先生”，在压力逐渐累积后爆发。当我发疯的时候，我会好几周都处于这种状态。我不知道比尔是否觉察到了我身上的压力，但其他每个人都觉察到了。有人说比尔的管理方式对微软早期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更加文明和理性的讨论就不能使工作更有效率?为什么我们需要针锋相对、拖延不休的论战?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需要帮手了。比尔和我都没有很多管理经验，而且我们俩都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尔负责销售，我负责软件开发。史蒂夫·伍德及时担任了总经理的职务，但他也是编程员出身。比尔认为我们需要有人来帮他管理公司运营方面的事，就像我负责科技一样。他选中了哈佛的同学史蒂夫·鲍尔默，他曾在宝洁的市场营销部工作，当时正在斯坦福商学院学习。比尔极力向我推荐他：“史蒂夫是一个超级聪明的家伙，精力过人。他会帮我们进行运营方面的管理，而且我非常信任他。”
我曾在哈佛碰到过史蒂夫几次，他和比尔住得很近。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想，这家伙看起来就像是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的人。他的蓝色眼睛深邃逼人，天生带着一股冷峻的气质(尽管随着我了解他更多，也发现了他身上柔软的一面)。史蒂夫是不轻易服输让步的人，这是和比尔一起工作必需的品质。1980年4月，在一次商务出差之前，我答应给史蒂夫不超过5％的公司股份，因为比尔很肯定，如果史蒂夫得不到股份，他就不会离开斯坦福。
几天以后出差回来，我收到了比尔给史蒂夫信件的副本。(很明显有人在办公室的数据信息处理系统中发现了信件，所以信件公开了。)编程员戈顿，莱德温因此大发雷霆，因为比尔竟然将公司股份给了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我生气还有另一个原因：比尔给了史蒂夫8.75％的公司股份，这远远超过我同意的份额。
比尔在这件涉及合伙问题的事情上做出了凌驾于我的决定已经令我感到很生气，更令人不快的是，他竟然选择在我出差离开的时候发出这封信。我回信告诉他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并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对雇佣鲍尔默先生毫无兴趣，我认为上述事情是你对我们之间忠诚关系的严重背离。”
比尔知道自己被抓住了把柄，不能靠发火过关。不敢看我的眼睛，他说，“你瞧，我们需要史蒂夫。我会从我的股份里补足答应给他的份额。”我说好吧，于是他就那样做了。
1982年夏天，我感到自己的腿，经常瘙痒难忍。那种瘙痒不同于使用了不合适的肥皂引起的皮疹——它令我烦躁不安，不停地抓挠。
瘙痒停止后，我晚上开始出汗。到了8月份，我在脖子的右边摸到了一个非常小的硬块。在以后的几周，这个小硬块长到了铅笔顶端的橡皮擦那样大小。它不痛不痒，我也不知道任何在淋巴结附近出现的肿块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就像任何不到30岁的人一样，对自己的健康从不怀疑。
9月25日，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瑞典医学中心的医生对我进行了活组织检查。当我从麻醉中醒来后，我的手术医生走进房间，神情看起来非常严肃凝重。“艾伦先生，”他说，“我尽了最大努力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初步的诊断是淋巴瘤。”
然后，好消息是，他们发现我的病灶还没有扩散。早期霍奇金氏淋巴瘤是一种治愈率很大的癌症。我抽到了一张险牌，但不是最坏的。我开始了为期6周、每周5天的化疗。治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白细胞数量降得太低，以至于治疗不得不中断了几周。那时癌细胞已经缩小了。虽然还不能确保能够完全治愈，我也仍然处于病态中，感到身体虚弱，但我又重新找回了信心。
恢复化疗以后的一天，我来到比尔的办公室，说起了MS-DOS的收入问题。我们的固定收费战略使我们占领了多处市场，但我认为这个战略实施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苹果为使用Basic向我们支付了21000美元许可费。在苹果II电脑出售了100多万台后，这笔费用只相当于每个版本2美分。“如果我们想使收入最大化，”我说，“我们需要开始向使用DOS的用户收版税。”
比尔像是在对一个不那么聪明的孩子讲话，他回答说：“你以为我们是怎样取得现在的市场份额的?”史蒂夫这时进来，以一贯的坚定站在比尔一边；要不是我当时因为生病只能算半个人，那就是2对1的场景(微软不久采取了每版收费的方式，这使年收入增加了数十亿美元。)
那次事后不久，我告诉史蒂夫也许我会建立自己的公司。我告诉比尔很可能我在微软作为全职管理^的日子不会太多了，我更喜欢自己做些事情。
1982年1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听到比尔和史蒂夫在比尔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谈论着什么，我停在门外倾听， 很快就明白了谈话的主旨。他们对我最近不能全力工作不满，商量着如何通过向他们自己和其他股东派发认股权来稀释我在微软的股份。很明显，他们就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再也忍不住，冲进办公室冲他们喊道：“真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你们的本性，这一次就足够了。”我是冲着他们两个人说的，但一直盯着比尔。当场被抓，他俩都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在他们回过神来以前，我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回家的路上，我在脑海中回想着他们的谈话，越想越气。我帮助创建了公司，尽管目前受困于疾病，却仍然是管理层的活跃成员，但现在我的合伙人和同事竟然合谋算计我。这是赤裸裸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当天晚上，缓和下来的史蒂夫·鲍尔默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妹妹朱迪他是否能过来一趟。“看，保罗。”他在落座后说，“我对今天发生的事真的感到抱歉。我们只是那样说说发泄一下。需要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我们只希望你还能贡献更多的力量。但股票的事情是不公平的。我与之没有任何关系，我确信比尔也没有。”
我告诉史蒂夫，事情已经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比尔亲笔写的6页长信。信的落款日期是1982年12月31日，那正是我们在微软合作的最后一个整年的最后一天。信中对那天我听到的谈话表示了道歉，同时提到了比尔对我们合作关系的看法：“过去14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意见冲突。但是，我确信再也没有其他合作者能像我们一样，在无论是具体决定还是考虑问题的总体思路上达成同样多的一致。”
比尔是对的。我们一系列的成功是因为我的洞察力和他无与伦比的商业才能结合到了一起。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在被确诊为霍奇金氏病以后，我的选择变得更加简单了。如果癌症再次发作，那么我再回到微软充满压力的工作环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健康能继续好转，我现在也明白了生命短暂，应该快乐度过。
比尔的信是挽留我的最后努力，我知道他有自己的理由。但这不能改变什么，我去意已决。
转年的一月份，我作为微软的管理者最后一次和比尔进行了谈话。他和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知道他想令我感到内疚，觉得自己有义务留下来。但是一旦知道他不能使我改变主意，比尔就开始尽力减少损失。1981年微软成立时，我们订立的旧的合作协议就已经失效了，同样失效的还有在出现“不可调和的分歧”时，他迫使我接受一揽子股票回购计划的条款。现在，他又抛出了另一套方案，这在他给我的信中也有过暗示。“你继续保留公司的股权是不公平的。”他说。他对我的股票给出了一个很低的定价：每股5美元。
在我们的客户产品部经理卫恩·拉布离开微软加入莲花的时候，微软董事会通过了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股份的决定，这使他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知道比尔想迫使我以同样的方式卖出我的股票。但我和卫恩的情况不同。他跳槽到莲花很明显是违反了自己的雇佣协议。而我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离开也不是为了加入竞争者的公司。“我不确定我愿意卖掉这些股票。”我反驳比尔说，“但是如果每股低于10美元，我是连谈也不会谈的。”
“不可能。”比尔说，他的反应如我所料。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结果，比尔的保守帮了我的忙。如果他能以接近我所希望的价格对我持有的股票定价，我很快就会把股票卖光。
1983年2月18日，我正式离职了，但仍保留了在董事会的席位，并随后被推选为董事会副主席——这是向我做出的贡献致敬，同时也是希望，我能继续为我所创建的这家公司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