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然后是《辽宁青年》《读者》《知音》，接下来是《读书》《随笔》《杂文选刊》……每个人的一生中，大抵都有和杂志相伴的经历。纵然因为生存而奔波，在忙碌中无暇顾及，只要在城市一隅的报摊前驻足，看到熟悉的刊名，你的心头也一定会掠过一丝亲切和温暖。
　　上世纪80年代是杂志的全盛时期，现在单期发行量过百万的《读者》《知音》以及《故事会》正是崛起于这一时期。当时风行一时的还有法制类刊物《民主与法制》《啄木鸟》等。每一期的《辽宁青年》出现在邮局，总会吸引一批中学生拥趸。我和同学们经常仔细计算着杂志的出刊时间，然后第一时间奔赴邮局，甚至为此省下饭菜票钱，走上几里路也在所不惜。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故事会》用订书针装订，一位对此杂志钟爱无比的同学，因为我把向他借阅却把反向折起来阅读的杂志弄得破旧了些，而对我颇为不满。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每期都送到大队书记家的《民主与法制》《中国青年》，是邮局摊派还是大队书记个人兴趣决定而订阅的。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去他家里看这两份杂志，偶尔也会翻翻《人民日报》。一段时间内，这两份杂志伴随了“琼瑶热”和“金庸热”的兴起。在辛苦的劳作之外，从事文学创作的父亲则一直订阅着《收获》。
　　回想起来最为悲哀的是，在我生活的乡村，无论是我接触到的亲友、同学还是老师和长辈，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读书》。及至我成年之后，也从没有人向我推荐这本杂志。如今，我经常想到，—个大城市长大的孩子，和乡村长大的孩子，在可接触和利用到的文化资源相距有多么巨大。如果早一些看到这样的刊物，我的人生或许会因此而不同。
　　进入90年代之后，除了极少数刊物之外，绝大多数杂志的噩梦开始了。我和周围的伙伴们开始把注意力从杂志转移到了文学的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台湾女作家罗兰的《罗兰小语》给予了乡村青年们以精神的慰藉和鼓励。时隔多年之后，一位文学刊物的编辑告诉我，她所在杂志的订户一下从几万册下降到三四千册。此时，我的父亲在错失几次走向专业作家的道路之后，彻底放弃了文学的耕耘。
　　进入中年之后，曾被我弃若敝屣的《读者》，因为妻子的订阅又悄悄回到了我的生活中。在理性的思考和阅读之外，它带给了我一些感性的补充。让我在目睹社会丑陋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间尚有温情。而我近年来阅读的除了《炎黄春秋》，还有《读书》等。
　　显而易见的是，类似上世纪80年代，一本刊物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现象，已经一去不返。阅读的分化和小众化已经不可避免。无论杂志还是其他传播媒介，“各美其美”是最好的选择——这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产品并不匮乏的标志。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