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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书》对于《史记》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目录编排上，《汉书》将《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合为《律历志》，这不仅有史学家个人编纂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更多的来源于不同时代背景的综合影响。在分析对比历史记载以及史评史论的时候，应当结合多方因素综合考察，对于研究者更为客观地把握历史事件全貌更有裨益。
关键词：史记；汉书；律书；历书；律历志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12-02
《史记》与《汉书》均为我国历史著述的里程碑之作，分别开创了纪传体和断代史的史书编纂体例。而《汉书》作为后起之秀，在撰写过程中对《史记》进行了大量借鉴参考，又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如在目录分类上，将《史记》“八书”化为“十志”，有增有改，如增加了《五行志》、《刑法志》，以及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等等，其中还有合并之流，如将《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但两书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增删抑或合流，都带有作者的个人色彩和深深的时代烙印，以《律书》、《历书》以及《律历志》为例相比，便可初见端倪。
一、述作有异
《律历志》并非将《律书》、《历书》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拼凑，在内容上，二者都说到了音律和历法，然而在其余亦各有所异。首先，在“律”的方面，《史记》首先探讨了“律”和“兵”的关系，认为“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这是《律历志》中所没有的。对于“兵”，司马迁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兵”理解为战争，且可看出司马迁对其的重视程度。然而儒家对战争的态度是支持出发点为仁义的战争，而总的来说，对战争还是持保留态度；道家则更是对战争持有“夫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而《史记》对黄老之学是报以推崇的态度的，于《汉书·司马迁传》中可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但司马迁对于战争的看法，初看却与道家思想相去甚远，而更近于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然而在司马迁看来，道法同源，法本于道。《史记》中记载各家列传，往往将相同思想学派的人进行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等，而《老子韩非列传》则将老庄与申不害、韩非合传，其意指耐人寻味。其中在描述申不害、韩非的学术来源时写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乃是汉代对祖述黄帝、老子学派的称谓。这一学派兴起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初，学者主要由一批持道家学说并且适应形势积极入世的人组成，属于道家的一个别派。他们所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稷下学者慎到等人所学过的‘黄老之术’，亦是申子、韩子皆本的‘黄老’。”然而司马迁对战争的重视并不代表鼓吹战争，他强调战争需要随着“道”的引领而行才能发挥作用：“故坚戈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究其本源，《律书》对“兵”之重视，仍可看作是黄老之学对司马迁造成的影响。
在“历”的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历书》的内容，并将《律历志（下）》中将历法相关的内容分为《统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六部分，并在《世经》一章中详细列出了从太昊至于光武帝刘秀的变系，并注明了上古时代帝王的“五德之运”，这也是《历书》当中所没有的形式。“《汉书·律历志》是从阴阳五行的角度，以统治者在《白虎通》礼统一的儒家五经异同为准则，为汉德归属的顺理成章而寻找理论依据。”而在《汉书·高帝纪》中也有“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记载。
二、次序之别
《律历志》对于《律书》、《历书》的发展，还在于行文次序上的不同。在《史记》中《律书》、《历书》排于《礼书》、《乐书》之后，然而《律历志》则是位于《汉书》“十志”之首。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据其自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要“究天人之际”，就必然需要研究星宿方位和天文历数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且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而“天人感应”又是董仲舒的代表思想之一。故《律书》、《历书》在《史记》“八书”中处于较前的位置，可见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重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史记》“八书”的体例来源于《尚书》“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但序列上与八政相去甚远，从侧面表现了司马迁的著述思想：“他将《礼》、《乐》排在前，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主张无为而治，用道德礼仪来替代苛法暴政，建立起有序的社会机制，从而达到天下昌盛的太平局面。序《律》《历》为后，旨在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基本国策，借《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战争观以警示汉武帝。”。
再看《汉书》，虽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班固并非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内容上补充了大量自身的创新。如在目录的次序上，《律历志》被提为首篇，这体现了班固更为浓厚的天命观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史记》八书序《礼》、《乐》为先，《律》、《历》其后，旨在重道德尚礼仪而助流政教，强调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兴衰的重要作用。《汉书》十志序《律历志》为先《礼乐志》为后，是屈从胜者为王应天改制，突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为刘秀的图谶神学服务。”
三、时代之异
对于上述《律书》、《历书》与《律历志》之间的差别，除了受到史学家本身的主观因素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客观环境的综合制约，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会造就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以司马迁的自述来看，其撰写《史记》除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对于历史，注重其“变”的原因，从中探求王朝兴盛，个人存亡的道理，相较于班固，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同时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显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论道于黄子”，一定程度上对《史记》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以及司马迁本人的学术观点也造成了影响。而师从大儒董仲舒又使其不流于无为，方其时诸子仍有争鸣，各家思想杂糅而又不拘于一家，思维相对活跃。且西汉在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积累之后，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国家政治较为稳定，在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追求礼乐文明这样的上层建筑。且武帝好征伐，礼乐对当时的时代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于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思想已经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的统一行为，趋于正统，光武帝钦定谶纬之学为内学，难免对班固的史学思想造成影响。“班固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且班固曾因《汉书》获罪，险些丧命，从而面对皇室则更为小心翼翼。“班固按照刘氏集团的意志，用神学美化王权，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并将官方钦定的图谶神学贯穿于《汉书》之中……是《汉书》充满中庸、明哲保身及宣扬谶纬迷信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卷入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因素。”从《律历志》序帝王世系，为刘秀政权提供合理的证明，巩固刘室家族的地位可见，《汉书》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史记》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倾向。“律”为天道流行，万物所顺的自然法则，将其与“历”相合而述，则使“历”也带上了“律”的色彩。在班固看来，五德承袭也是一种“律”，而汉承尧运而存至今，正是历史循环的结果，体现了刘氏集团当政的正统和合理性。
《史记》与《汉书》均为中国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由于两书作者创作目的、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在两书的具体呈现上各有各的特色，孰优孰劣，不应轻易地下定论。二者各有所长，综合比较结合阅读，则能对先秦乃至于汉代有一个更为客观、具体的把握，对研究该时期的思想文化均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汉]班固 著，许嘉璐 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丁慧，《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与评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徐日辉，《<史记>、<汉书>、志序列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5]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3）
关键词：史记；汉书；律书；历书；律历志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12-02
《史记》与《汉书》均为我国历史著述的里程碑之作，分别开创了纪传体和断代史的史书编纂体例。而《汉书》作为后起之秀，在撰写过程中对《史记》进行了大量借鉴参考，又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如在目录分类上，将《史记》“八书”化为“十志”，有增有改，如增加了《五行志》、《刑法志》，以及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等等，其中还有合并之流，如将《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但两书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增删抑或合流，都带有作者的个人色彩和深深的时代烙印，以《律书》、《历书》以及《律历志》为例相比，便可初见端倪。
一、述作有异
《律历志》并非将《律书》、《历书》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拼凑，在内容上，二者都说到了音律和历法，然而在其余亦各有所异。首先，在“律”的方面，《史记》首先探讨了“律”和“兵”的关系，认为“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这是《律历志》中所没有的。对于“兵”，司马迁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兵”理解为战争，且可看出司马迁对其的重视程度。然而儒家对战争的态度是支持出发点为仁义的战争，而总的来说，对战争还是持保留态度；道家则更是对战争持有“夫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而《史记》对黄老之学是报以推崇的态度的，于《汉书·司马迁传》中可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但司马迁对于战争的看法，初看却与道家思想相去甚远，而更近于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然而在司马迁看来，道法同源，法本于道。《史记》中记载各家列传，往往将相同思想学派的人进行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等，而《老子韩非列传》则将老庄与申不害、韩非合传，其意指耐人寻味。其中在描述申不害、韩非的学术来源时写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乃是汉代对祖述黄帝、老子学派的称谓。这一学派兴起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初，学者主要由一批持道家学说并且适应形势积极入世的人组成，属于道家的一个别派。他们所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稷下学者慎到等人所学过的‘黄老之术’，亦是申子、韩子皆本的‘黄老’。”然而司马迁对战争的重视并不代表鼓吹战争，他强调战争需要随着“道”的引领而行才能发挥作用：“故坚戈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究其本源，《律书》对“兵”之重视，仍可看作是黄老之学对司马迁造成的影响。
在“历”的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历书》的内容，并将《律历志（下）》中将历法相关的内容分为《统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六部分，并在《世经》一章中详细列出了从太昊至于光武帝刘秀的变系，并注明了上古时代帝王的“五德之运”，这也是《历书》当中所没有的形式。“《汉书·律历志》是从阴阳五行的角度，以统治者在《白虎通》礼统一的儒家五经异同为准则，为汉德归属的顺理成章而寻找理论依据。”而在《汉书·高帝纪》中也有“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记载。
二、次序之别
《律历志》对于《律书》、《历书》的发展，还在于行文次序上的不同。在《史记》中《律书》、《历书》排于《礼书》、《乐书》之后，然而《律历志》则是位于《汉书》“十志”之首。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据其自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要“究天人之际”，就必然需要研究星宿方位和天文历数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且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而“天人感应”又是董仲舒的代表思想之一。故《律书》、《历书》在《史记》“八书”中处于较前的位置，可见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重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史记》“八书”的体例来源于《尚书》“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但序列上与八政相去甚远，从侧面表现了司马迁的著述思想：“他将《礼》、《乐》排在前，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主张无为而治，用道德礼仪来替代苛法暴政，建立起有序的社会机制，从而达到天下昌盛的太平局面。序《律》《历》为后，旨在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基本国策，借《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战争观以警示汉武帝。”。
再看《汉书》，虽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班固并非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内容上补充了大量自身的创新。如在目录的次序上，《律历志》被提为首篇，这体现了班固更为浓厚的天命观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史记》八书序《礼》、《乐》为先，《律》、《历》其后，旨在重道德尚礼仪而助流政教，强调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兴衰的重要作用。《汉书》十志序《律历志》为先《礼乐志》为后，是屈从胜者为王应天改制，突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为刘秀的图谶神学服务。”
三、时代之异
对于上述《律书》、《历书》与《律历志》之间的差别，除了受到史学家本身的主观因素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客观环境的综合制约，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会造就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以司马迁的自述来看，其撰写《史记》除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对于历史，注重其“变”的原因，从中探求王朝兴盛，个人存亡的道理，相较于班固，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同时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显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论道于黄子”，一定程度上对《史记》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以及司马迁本人的学术观点也造成了影响。而师从大儒董仲舒又使其不流于无为，方其时诸子仍有争鸣，各家思想杂糅而又不拘于一家，思维相对活跃。且西汉在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积累之后，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国家政治较为稳定，在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追求礼乐文明这样的上层建筑。且武帝好征伐，礼乐对当时的时代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于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思想已经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的统一行为，趋于正统，光武帝钦定谶纬之学为内学，难免对班固的史学思想造成影响。“班固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且班固曾因《汉书》获罪，险些丧命，从而面对皇室则更为小心翼翼。“班固按照刘氏集团的意志，用神学美化王权，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并将官方钦定的图谶神学贯穿于《汉书》之中……是《汉书》充满中庸、明哲保身及宣扬谶纬迷信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卷入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因素。”从《律历志》序帝王世系，为刘秀政权提供合理的证明，巩固刘室家族的地位可见，《汉书》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史记》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倾向。“律”为天道流行，万物所顺的自然法则，将其与“历”相合而述，则使“历”也带上了“律”的色彩。在班固看来，五德承袭也是一种“律”，而汉承尧运而存至今，正是历史循环的结果，体现了刘氏集团当政的正统和合理性。
《史记》与《汉书》均为中国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由于两书作者创作目的、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在两书的具体呈现上各有各的特色，孰优孰劣，不应轻易地下定论。二者各有所长，综合比较结合阅读，则能对先秦乃至于汉代有一个更为客观、具体的把握，对研究该时期的思想文化均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汉]班固 著，许嘉璐 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丁慧，《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与评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徐日辉，《<史记>、<汉书>、志序列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5]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