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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薇》来源先秦时期有关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伯夷和叔齐历来被封建社会大加赞扬，更是儒家学派的品节榜样，而鲁迅对这个故事进行解构，重新编排讲述，呈现了新的面貌。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各处矛盾，本文将从外部和内部挖掘小说中所呈现的儒家文化中的悖论，从表层和内核、精神和物质等方面进行分析，分析鲁迅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和阐述他对文化的观点。
关键词：鲁迅《采薇》；儒家文化；悖论
鲁迅先生使用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在《采薇》中，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在鲁迅的小说《采薇》中，他们遵循“王道”，在武王伐纣之后决定离开养老堂到华山去，途中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碾转到了首阳山。从此他们开始了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被人点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死于山上。伯夷、叔齐，历来受到儒家的尊崇，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文中体现的便是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当时孔子还没有诞生，儒家文化也没有正式形成，但是儒家文化奉行“先王之道”，其中他们身上显现的“忠义”和“仁”与文王的礼教可以说是儒家的渊源。
悖论在这里指无法调和的矛盾，整篇小说表现的便是儒家思想文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系统大而博杂，其中存在着多次矛盾。伯夷叔齐所信服遵循的“先王之道”最终逼死他们自身，他们心中的原则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机，这是文中最大的悖论。
一、儒家文化中的内部矛盾
（一）思想驳杂，何以为先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他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孔子突显了“仁、义、礼”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必须去遵循它们，去追随能奉行他们的人，却没有告诉我们其中哪个最重要，当其中出现矛盾时该以何为先。显然，这五常不是放在在同一层次同一主体下面讨论的，当出现同一件事遵行了“仁”就不能说是“义”或是其他常理的情况时，信奉儒家的人往往措手无策，不知该怎么行动，因为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不对的。这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内部的一个悖论。
《采薇》中商王“变乱旧章”，是不符合“礼”的，“原是该征伐的”；但武王征伐就是“以下犯上”，却是“也不合先王之道”。这些原则本身就存在着内涵上的悖论，无法满足所有原则，遵循一个就可能违背了另一个，以此作为行动标准就常常陷于两难之间。对于讨伐商纣这件事，伯夷本来的态度是打算不管时局，安稳地养老，“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叔齐却显得十分担忧，到处打听时事，在武王出兵时拉着伯夷上前扣马进谏，“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这两兄弟的行为不同之处，也正是儒家矛盾的体现。
（二）形式大于实质，不合人性
理论只有深入人心，人们理解接受后才能真正生存下来。先秦时倡导的“仁义礼”只有贵族和知识分子才从小学习接触，大多数下层民众都不解其中深意，依靠行政力量去推行孝悌和仁义，空有仪式而轻视实质，而且其中有些不合人性，不了解人性，当然只能做个样子出来，这也是儒家文化面临的一个矛盾。表层和内核上存在缝隙，中间隔着真实的人性，如若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将继续存在。
在文中，这种形式大于实质的矛盾通过各阶层体现出来。首先是街道上的民众，他们遵循“文王敬老的上谕”给伯夷叔齐这两位老人让路，当他们两人被推倒在地之后关心地围过来，“几个人便蹲下身子”，“几个人回家去烧姜汤”，“几个人去通知养老堂”，似乎很和谐的样子。但是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围观群众渐渐走散了，“又好久”才有人过来抬伯夷回去。更有甚者，非要醒过来的伯夷喝下这姜汤才能成就自己的善行。善行只是一种形式，欠缺着真实的关心。再看士兵，士兵对伯夷叔齐这两个“扣马”的人的处置作者描写得非常诙谐。甲士们“恭敬地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到得背后，甲士们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的脊背上一推”。“恭敬”与用力一推形成一个反差，正体现出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到“敬老”，只是照着规定来做事而已。
二、儒家文化中的外部矛盾
（一）精神与物质不可调和
这是文中最大最重要的矛盾。儒家文化是属于精神层面，它的原则和遵循却必须涉及到物质层面，但它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或者说是它过度重视精神层面而轻视物质、轻视生命，奉行“舍生取义”。物质和精神之间，生存和思想之间不可调和，存在着矛盾，无法跨越的鸿沟。
伯夷和叔齐视道德为最高标准，在他们知道武王伐纣之后，叔齐说：“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他们决心离开养老堂，离开有“吃不完”的烙饼的地方而到没有周家大饼的山上去。这样的做法使他们遵循“先王之道”的心安宁了，但身体却发出了反抗。刚开始还好，采薇而食，后来经人提醒之后连薇也不敢吃了，为了心中对周王朝的对抗，为了“不食周粟”，他们便只有饿死这条路可走了。作者并没有给出两人死亡明确的原因，只是给出了几个可供想象的可能，不吃薇饿死、强盗杀死和因贪鹿肉而天谴饿死。无论是哪个结局，都出自于他们心中所遵循的道德，它们使他们到达这般境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几千年来因为心中信守的道德义理而走上绝路的人不算少，他们没有看到生命的重要性，不肯折腰，不相信“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烧”，最终惹来杀生之祸。道德固然重要，但生命也不可轻视，没有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包括心中的抱负和奉行的道德。抛弃生命的道德，最终也会被生命所抛弃。道德文化如果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存，没有考虑到人的天性，没有考虑到物质层面，它是不适合人类发展的，终究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被抛弃。 （二）前途和现状，出世和入世的纠纷
儒家文化向来是提倡入世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依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周游列国，教授弟子，期待恢复周朝尊卑分明的礼乐之国。“学而优则仕”，后世大多数知识分子学习孔儒之道，专研四书五经，大抵是为了一朝入朝为仕光宗耀祖，为天下黎明百姓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同时儒家文化中的诸多教条却捆绑住儒家学子，使其为了内心的道德不得不退隐山野，终其一生闲云野鹤。“有作为”与恪守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徘徊在出仕与归隐的两难境地之中。
文中的改朝换代促使伯夷和叔齐归隐山野，先前兄弟之间的友爱又使他们抛弃祖业，最终他们垂垂老矣，并无一番作为，最多只是“烙饼”变化时讥讽一下朝政，最后在首阳山死去，他们的一生可以说除了守节并没有值得赞颂的，既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建设出过力，也在天下变更时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后世儒生面对的一个矛盾，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此时处在两个时代交界的儒生们就显得十分尴尬了，出仕是对前一个朝代的不忠，不出仕则是辜负自己一生的才学、数十载的寒窗苦读，更是辜负自己内心的壮志。他们挣扎着，无法解开这个悖论，每天活在自己焦虑之中。他们所学习所尊奉的儒家思想文化既是他们出仕的利器，也是阻止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障碍。
三、鲁迅心中的文化观念
儒家文化中悖论处处可见，可以说“通体都是矛盾”，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文化观念？怎样的文化才是健康的、可发展的？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写道：“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由此我们可得出鲁迅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也必须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
《采薇》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最终使人走向灭亡，它不符合作为人首先要考虑“生存”和“温饱”这个规律，以致它的悖论使它被后人诟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里面被批判被打倒。但物质和精神始终要存在一个界限，精神或者说文化是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生存方面，甚至被物质带入一种低俗的境地。鲁迅对先前的观点有一个补充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对儒家文化是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是倒退，是限制人类的发展，而他提出的文化观念显示作为人的文化，当然是需要顺应生存的，是进步的，是有益于后一代。
结语：
鲁迅的小说《采薇》整篇体现着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而这些观念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悖论和矛盾，无论是外部和内部都不能根除。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儒家文化表里关系和精神物质关系中，使千百年来儒生们处在一种寸步难行的境地之中，使他们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挣扎。《采薇》一一揭露这些矛盾，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窥鲁迅文化中的“立人”观念。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
[2]王得后.鲁迅教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
[3]王得后.人类的生存困境与鲁迅的文化创新[J].鲁迅研究月刊，1950（50）.
[4]祝宇红.“王道”“天命”的歷史批判和现实讽喻——重读鲁迅《采薇》[J].文艺争鸣，2016，05.
[5]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鲁迅《采薇》；儒家文化；悖论
鲁迅先生使用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在《采薇》中，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在鲁迅的小说《采薇》中，他们遵循“王道”，在武王伐纣之后决定离开养老堂到华山去，途中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碾转到了首阳山。从此他们开始了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被人点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死于山上。伯夷、叔齐，历来受到儒家的尊崇，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文中体现的便是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当时孔子还没有诞生，儒家文化也没有正式形成，但是儒家文化奉行“先王之道”，其中他们身上显现的“忠义”和“仁”与文王的礼教可以说是儒家的渊源。
悖论在这里指无法调和的矛盾，整篇小说表现的便是儒家思想文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系统大而博杂，其中存在着多次矛盾。伯夷叔齐所信服遵循的“先王之道”最终逼死他们自身，他们心中的原则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机，这是文中最大的悖论。
一、儒家文化中的内部矛盾
（一）思想驳杂，何以为先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他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孔子突显了“仁、义、礼”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必须去遵循它们，去追随能奉行他们的人，却没有告诉我们其中哪个最重要，当其中出现矛盾时该以何为先。显然，这五常不是放在在同一层次同一主体下面讨论的，当出现同一件事遵行了“仁”就不能说是“义”或是其他常理的情况时，信奉儒家的人往往措手无策，不知该怎么行动，因为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不对的。这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内部的一个悖论。
《采薇》中商王“变乱旧章”，是不符合“礼”的，“原是该征伐的”；但武王征伐就是“以下犯上”，却是“也不合先王之道”。这些原则本身就存在着内涵上的悖论，无法满足所有原则，遵循一个就可能违背了另一个，以此作为行动标准就常常陷于两难之间。对于讨伐商纣这件事，伯夷本来的态度是打算不管时局，安稳地养老，“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叔齐却显得十分担忧，到处打听时事，在武王出兵时拉着伯夷上前扣马进谏，“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这两兄弟的行为不同之处，也正是儒家矛盾的体现。
（二）形式大于实质，不合人性
理论只有深入人心，人们理解接受后才能真正生存下来。先秦时倡导的“仁义礼”只有贵族和知识分子才从小学习接触，大多数下层民众都不解其中深意，依靠行政力量去推行孝悌和仁义，空有仪式而轻视实质，而且其中有些不合人性，不了解人性，当然只能做个样子出来，这也是儒家文化面临的一个矛盾。表层和内核上存在缝隙，中间隔着真实的人性，如若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将继续存在。
在文中，这种形式大于实质的矛盾通过各阶层体现出来。首先是街道上的民众，他们遵循“文王敬老的上谕”给伯夷叔齐这两位老人让路，当他们两人被推倒在地之后关心地围过来，“几个人便蹲下身子”，“几个人回家去烧姜汤”，“几个人去通知养老堂”，似乎很和谐的样子。但是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围观群众渐渐走散了，“又好久”才有人过来抬伯夷回去。更有甚者，非要醒过来的伯夷喝下这姜汤才能成就自己的善行。善行只是一种形式，欠缺着真实的关心。再看士兵，士兵对伯夷叔齐这两个“扣马”的人的处置作者描写得非常诙谐。甲士们“恭敬地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到得背后，甲士们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的脊背上一推”。“恭敬”与用力一推形成一个反差，正体现出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到“敬老”，只是照着规定来做事而已。
二、儒家文化中的外部矛盾
（一）精神与物质不可调和
这是文中最大最重要的矛盾。儒家文化是属于精神层面，它的原则和遵循却必须涉及到物质层面，但它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或者说是它过度重视精神层面而轻视物质、轻视生命，奉行“舍生取义”。物质和精神之间，生存和思想之间不可调和，存在着矛盾，无法跨越的鸿沟。
伯夷和叔齐视道德为最高标准，在他们知道武王伐纣之后，叔齐说：“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他们决心离开养老堂，离开有“吃不完”的烙饼的地方而到没有周家大饼的山上去。这样的做法使他们遵循“先王之道”的心安宁了，但身体却发出了反抗。刚开始还好，采薇而食，后来经人提醒之后连薇也不敢吃了，为了心中对周王朝的对抗，为了“不食周粟”，他们便只有饿死这条路可走了。作者并没有给出两人死亡明确的原因，只是给出了几个可供想象的可能，不吃薇饿死、强盗杀死和因贪鹿肉而天谴饿死。无论是哪个结局，都出自于他们心中所遵循的道德，它们使他们到达这般境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几千年来因为心中信守的道德义理而走上绝路的人不算少，他们没有看到生命的重要性，不肯折腰，不相信“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烧”，最终惹来杀生之祸。道德固然重要，但生命也不可轻视，没有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包括心中的抱负和奉行的道德。抛弃生命的道德，最终也会被生命所抛弃。道德文化如果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存，没有考虑到人的天性，没有考虑到物质层面，它是不适合人类发展的，终究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被抛弃。 （二）前途和现状，出世和入世的纠纷
儒家文化向来是提倡入世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依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周游列国，教授弟子，期待恢复周朝尊卑分明的礼乐之国。“学而优则仕”，后世大多数知识分子学习孔儒之道，专研四书五经，大抵是为了一朝入朝为仕光宗耀祖，为天下黎明百姓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同时儒家文化中的诸多教条却捆绑住儒家学子，使其为了内心的道德不得不退隐山野，终其一生闲云野鹤。“有作为”与恪守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徘徊在出仕与归隐的两难境地之中。
文中的改朝换代促使伯夷和叔齐归隐山野，先前兄弟之间的友爱又使他们抛弃祖业，最终他们垂垂老矣，并无一番作为，最多只是“烙饼”变化时讥讽一下朝政，最后在首阳山死去，他们的一生可以说除了守节并没有值得赞颂的，既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建设出过力，也在天下变更时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后世儒生面对的一个矛盾，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此时处在两个时代交界的儒生们就显得十分尴尬了，出仕是对前一个朝代的不忠，不出仕则是辜负自己一生的才学、数十载的寒窗苦读，更是辜负自己内心的壮志。他们挣扎着，无法解开这个悖论，每天活在自己焦虑之中。他们所学习所尊奉的儒家思想文化既是他们出仕的利器，也是阻止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障碍。
三、鲁迅心中的文化观念
儒家文化中悖论处处可见，可以说“通体都是矛盾”，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文化观念？怎样的文化才是健康的、可发展的？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写道：“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由此我们可得出鲁迅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也必须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
《采薇》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最终使人走向灭亡，它不符合作为人首先要考虑“生存”和“温饱”这个规律，以致它的悖论使它被后人诟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里面被批判被打倒。但物质和精神始终要存在一个界限，精神或者说文化是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生存方面，甚至被物质带入一种低俗的境地。鲁迅对先前的观点有一个补充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对儒家文化是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是倒退，是限制人类的发展，而他提出的文化观念显示作为人的文化，当然是需要顺应生存的，是进步的，是有益于后一代。
结语：
鲁迅的小说《采薇》整篇体现着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而这些观念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悖论和矛盾，无论是外部和内部都不能根除。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儒家文化表里关系和精神物质关系中，使千百年来儒生们处在一种寸步难行的境地之中，使他们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挣扎。《采薇》一一揭露这些矛盾，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窥鲁迅文化中的“立人”观念。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事新编[M].上海：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1.
[2]王得后.鲁迅教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
[3]王得后.人类的生存困境与鲁迅的文化创新[J].鲁迅研究月刊，1950（50）.
[4]祝宇红.“王道”“天命”的歷史批判和现实讽喻——重读鲁迅《采薇》[J].文艺争鸣，2016，05.
[5]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