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国庆70周年大阅兵还有10多天，一段12分钟的开国大典彩色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这段由中央档案馆公布的视频，真实还原了70年前那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在视频的10分20秒处，一辆坦克打着军旗隆隆地驶过天安门，紧随其后的是100多辆坦克组成的方队，马达的轰鸣声和着雄壮的军乐声，气势磅礴。
　　“那辆打头的坦克就是‘功臣号’，驾驶它的正是我父亲。”看到这一幕，董蓟雄、董蓟豪兄弟二人激动万分。“老爷子如果看到，肯定也得激动好久”，董蓟豪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到阅兵时节，他们一家子就会忙碌起来——父亲是70年前那场阅兵式的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一遍一遍讲‘功臣号’的故事，一开始是老爷子自己讲，他去世后是我们讲”。
　　又到国庆，恰逢阅兵，回到70年前的起点上，董来扶和“功臣号”再次成为故事的主角。

“功臣号”要当“擎旗车”

　　时间回到1949年初秋。
　　20岁的董来扶还是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坦克大队的一名战士，曾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各立一次大功。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准备南下作战，坦克都已经装上火车，结果没走成。临近开车前一个小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说暂停南下，“全力准备参加开國大典阅兵式”。
　　“对一名战士来说，能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我父亲后来回忆时说，他们整个坦克团，无论是团长还是战士，第一反应都是紧张，因为责任重大。”董蓟雄说，他是董来扶的第二个孩子，受父母影响，兄弟姐妹4人都当过兵。上世纪70年代，他被父亲送到了军营，也成了一名坦克兵。
　　最紧张的要数董来扶。当时，部队决定让在战役中屡立奇功的“功臣号”担当整个坦克方队的“擎旗车”，也就是最前方的指挥车。作为“功臣号”的驾驶员，董来扶担心的不是驾驶技术，而是坦克车的性能——那时我军没有自制坦克，都是战场上从日军和国民党部队手里缴获的，型号不一，非老即破，而且动不动就熄火。
　　“‘功臣号’是我军坦克部队的第一辆坦克，出了名的‘老头’，属于超期服役的日本97式陆军坦克，谁知道‘老头’啥时候发脾气，搞罢工？”后来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董来扶如是说。“如果在天安门广场正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功臣号’突然熄火，整个坦克方队一下子就全‘趴窝’了，那可咋办呀？”
　　为了防止阅兵时出现意外，整个坦克方队开到卢沟桥，在桥下的河滩上进行训练。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每天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地练。和现在处处绿树成荫不同，当时的卢沟桥河滩上到处是黄沙，坦克开起来尘土飞扬，若是遇到刮风天，更是飞沙走石。“我们都在河滩训练场吃饭，一刮风，饭里都是沙子，挑都没法挑，馒头一咬就‘嘎吱嘎吱’直响。”董来扶说。
　　训练时最重要的是阵形，这对于坦克车来说是一个难题。坦克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驾驶员很难看到外面，也就没有办法观察队形，保持队伍整齐。“我父亲就天天琢磨，后来找到了解决办法。坦克的潜望镜都是立着的，能从底下往上看，他建议把潜望镜都放倒从侧面看，驾驶员就能通过潜望镜看到身边的坦克，从而保持整齐。”董蓟豪说，父亲还因为这个“发明”而受到表彰。
　　训练阵形之余，坦克方队战士们大部分时间花在检修坦克上。休息时，他们常互相问：“你的坦克怎么样了，会不会突然熄火？”“我哪知道，我心里也没底啊！”董来扶每天手里都拿个扳子，在“功臣号”上闻气味、听响声，一丝不苟地检修，一遍又一遍，一直到阅兵式那一天。

十几分钟的时间衣服都湿透了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夜，董来扶和战友们激动得一夜无眠。他拿着砂纸、抹布，把“功臣号”从头到尾擦了一遍，擦得锃亮锃亮的，“脸不洗没事，坦克不擦可不行”。
　　次日凌晨4点，天空刚露出一丝鱼肚白，起床号响起，坦克方队集结。每辆坦克有车长、正副驾驶、炮手和机枪手5人，董来扶是“功臣号”的正驾驶。在“功臣号”的带领下，坦克方队浩浩荡荡开往天安门广场。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已汇聚了30万军民，红旗招展，彩绸飘舞。毛主席走到话筒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亲手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冉冉升起。接着，他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先进行的是检阅式。所有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排列整齐，坦克兵们统一穿人字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坦克帽，精神抖擞地站在坦克旁。“我们目不斜视，只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是中外记者在拍照。”
　　“阅兵时一下子看到红旗漫天，心里亮堂堂的。”董来扶后来回忆。当时，朱德由阅兵式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三军部队。紧接着，朱德回到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检阅式完毕，扩音器里传来聂荣臻的口令：“分列式开始！”
　　听到命令，站在队伍前的营长王怀庆将手中的小旗一举，又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大家都发动起坦克，开始前进。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行进在最前方，坦克顶部的军旗在风中飘扬。后面跟着两辆坦克，和“功臣号”保持正三角阵形，紧接着是100多辆坦克组成的方队。当坦克方队驶入检阅区域时，董来扶紧张得手心冒汗。

　　“毛主席挥手向我们致意，随后又向天空挥手，因为那时飞机编队也正好通过广场上空。”董来扶回忆说，“其实我特别想多看毛主席几眼，但又害怕自己的车跑偏，影响整个队形，所以只能不时通过潜望镜向外看，瞅一眼，然后赶紧看路，得空再瞅一眼。” 　　一边开坦克，一边偷看毛主席，董来扶紧张坏了，十几分钟的时间衣服都湿透了，“检阅的区域就是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个牌楼之间，300多米的行进，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车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

　　作为一名坦克兵，董来扶的记忆几乎都与“功臣号”有关，他的命运也和“功臣号”紧密相连。
　　董来扶生于山东，后来“闯关东”到东北。他先在沈阳一家日本钢材株式会社当整理工，后加入东北抗联保安旅，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开进东北成立特种兵纵队，正在筹备坦克大队，董来扶被选调到这个集体中来。那一年，他17岁。
　　当时， 沈阳有一家日本人的坦克修理厂——918坦克装配修理厂。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坦克便成了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宝贝。经过一番筹谋，在民主自治军工作的干部高克带着董来扶等人，潜入修理厂，夺得两辆坦克。其中一辆在转移途中被破坏，另外一辆被修复好后，一直开到了沈阳以东的炮兵学校驻地——马家子湾。从此，人民军队装备了第一辆坦克。
　　1945年12月1日，凭着这辆97式坦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了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高克任副大队长，董来扶因为懂一些修理技术，成为一名驾驶员。“那辆坦克资格老，而且战伤累累，常出故障，战士们都称它为‘老头坦克’。”董蓟雄说，一开始“老头坦克”被当做教练车，专门用作训练，“父亲跟我们讲，当时的坦克车内没有什么通信设备，车长发号施令完全靠脚踹驾驶员，踹不同的部位代表不同的指令”。
　　但正是这辆又破又旧的“老头坦克”，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战斗中立下战功。
　　1948年秋，坦克部队奉命分两路配合步兵攻城，先是扫清锦州外围，紧接着发动总攻。在总攻时，董来扶所在连队的六辆坦克全部出动。两辆留作预备队，四辆支援第一梯队，“老头坦克”负责支援。当时有一段路，右边是护城河，左边是城墙，路特别窄，仅有一个坦克车身的宽度。“炮弹落入护城河，潜望镜都被糊上了泥，看不清楚，其他三辆坦克或战伤，或掉入河中。父亲想了一个办法，用坦克履带的叶子板刮着墙，听着声音就知道坦克正紧贴着城墙那侧走，这样就不会掉进河里。打着打着，就冲到了最前面。”董蓟雄说。
　　就这样，董来扶驾驶着“老头坦克”在攻打锦州的激烈战役中，连续作战，摧毁敌军80多个据点，一举打掉了范汉杰司令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战斗结束后，第四野战军将“老头坦克”命名为“功臣号”，记集体三等功，董来扶荣立一等功。随后，“功臣号”又跟着第四野战军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中，董来扶驾驶着“功臣号”，在巷战最艰巨的时刻摧毁敌军两个关键地堡，为此董来扶再立一次大功。
　　经历过战争洗礼、立下战功的“功臣号”，就这样一步步从战场走到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接受检阅。
　　1950年，董来扶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钢铁英雄”称号。9年后，他的老伙计“功臣号”退役。作为革命文物，它被永久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向游客讲述着过往的故事。
　　“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车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他的一生都和‘功臣号’连在一起，离休后每年都要去军事博物馆看看它，直到2010年去世。”董蓟雄说，虽然父亲离开了，但留下了“功臣号”精神：1999年，天津洪湖里小学四一中队被授予“功臣号坦克中队”的称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师生勤奋刻苦、勇往直前;而在我军部队中，有一支“功臣号”坦克连，赓续着老一代装甲兵的优良传统，传承着老一辈功臣勇士的红色基因，在强军征途上奋进。
　　董来扶（1929年-2010年） 生于山东，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战车团1连“102”号坦克驾驶员。17岁入伍，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各立大功一次，驾驶的坦克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开国大典上，他驾驶”功臣号“参加阅兵式。1950年9月，他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被授予“钢铁英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