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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湖南龙山县人,1945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等。
2006年12月,在凌宇先生的寓所,我们采访了几十年来兢兢业业、潜心于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凌宇老师。
夏义生、张森(以下用■表示):凌老师,作为您的学生,我们十分荣幸能聆听您的教诲。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对您影响大的人和事?
凌宇先生(以下用●表示):同我们这一代学者一样,我走上学术道路,得益于文革结束后研究生招生的恢复。1978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研究生招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因此,我便踏上了学术研究的不归之路。然而,我的报考研究生,在当初,与其说怀抱了什么学术理想,不如说是为环境所逼。因为在这之前,我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那时,正值文革后期,政治环境极为恶劣。我在第一师范的处境,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来形容,那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对我来说,尽快改变一下环境,那才真是当务之急。
在我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了。他们的人格与学术品格,都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刚入北京大学时,由于我的大学本科阶段,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因此,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我们的思维方式却仍然十分僵化;专业基础也非常薄弱,对于如何做学问,头脑中还一片茫然。而读研期间,每个学期,我和我的同学钱理群、吴福辉总要去王瑶先生家里几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几乎每次,王先生和我们谈专业上的问题少,而谈时事,谈文艺界相关的人与事则较多。然而,正是从这些似乎与专业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谈话中,王瑶先生看人论世的方法与角度,却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当然也谈及专业方面的问题。但那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记得钱理群当时打算将鲁迅与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当他将这想法告诉王先生时,王先生说,要做这个专题,你得首先弄清何谓进化论,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进过程,以及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如何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思想文化界又是以何种方式接受进化论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后,才有可能谈鲁迅与进化论的关系。虽然,在今天看来,王先生谈及的,不过是进入专题学术研究的一个带普遍性的规范与要求,然而在当时,却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我们当时急于自见的浮躁情绪,而且也明白了一个治学的基本原则:欲真正进入你的研究对象,真正碰到“问题”,就必须首先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全部资源。
一您是文革后国内最先对沈从文进行重评的专家之一,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沈从文研究道路的?
●对沈从文进行重新评价,应该说是文革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出现的重大学术现象之一。选择沈从文做为我的研究对象,说起来十分简单,其背后却又有着并不简单的历史原因。说其简单,是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作家,在阅读沈从文(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完成导师给我们提出的通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学习任务)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后,感觉到沈从文及其创作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于是便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有了更多一些的关注。说它并不简单,是因为一是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沈从文一直被视为“反动作家”,被大学中文系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的文学创作几乎不置一词,虽然也有论及沈从文创作的,对他在文学史上地位也认定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而我在通读他的作品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属于大胆的想法:沈从文不是一个“反动作家”,而他的创作的质与量,当仁不让地属于中国现代一流作家之列。这种看法,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在当时却是被文学界许多人视为异端的。而我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是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了我一种历史的推动力。其次,从深处说,我走上沈从文研究道路,似乎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注定了文革的终结,也注定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必须获得重新评价。在这一必然的历史要求之下,也必然会出现重新对沈从文作出评价的研究者。九十年代,我去新加坡访问时,当地报纸的编辑采访我,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研究沈从文?我回答说,与其说是我选择研究沈从文,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因为在当时,我具有两个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条件。其一,我当时正在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具备了一定的学识基础;其二,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这种独特性,是与其创作中的湘西文化的独特性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对这种与沈从文笔下人生情状血肉相连的文化独特性的了解乃至切身的人生体验,是难以进入沈从文的世界的。而我,作为一个湘西本土出身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具有其他地方出身的学者所缺少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在学识方面,我也许不如与我同辈的学者,而在对湘西人生情状及独特文化背景了解与体验方面,也许我不如我的许多同乡,但我恰恰是同时能够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打个比方,就如体操比赛,分别从两个单项看,我不可能是冠军,但是比全能,我则有可能拿到冠军。
一1985年,您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沈从文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能谈谈您自己是怎样看待这部著作的吗?
●《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确是国内第一部沈从文研究专著。现在,距这本书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应该说,这部著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止是现在,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指出,这部书的整体思维模式,仍然没有脱出政治一社会学的窠臼。这一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在这本书的序论部分,我就花了相当的篇幅,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态势进行辨析,以至美国学者金介甫看到这一部分时,曾对人说:这不象是有关一位作家的学术研究。这虽然是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隔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没有这种辩难,就没有了对沈从文的研究权。但从今天看来,他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我当时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我在诸论中就曾指出:“关于一个作家政治历史的喋喋不休的议论是够令人厌烦的,本来可以把这种精力用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此外,在对沈从文通过小说、散文建构的文学世界进行分析时,其思维方式明显地带有刚刚从文革阴影下走出来的那一代人的特征。虽然有关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许多相关结论都是全新的,其论辩逻辑则依旧没有脱出1949 年以后文学研究中的主流思维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也具有相当的冒险性,但同时也常有自身的偏狭性。
尽管这本书存在着许多缺陷,但它到底是国内第一部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梳理的学术专著,它的贡献在于,一是对长期的被人为扭曲的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作出了历史的还原,二是从沈从文的创作中梳理出了其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的基本轮廓与框架,三是指明了认识与理解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点,与湘西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沈从文的“乡下人”视角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立场。
正因为这本书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当今年出版本书修订本(严格地说,这是一部增订本),原有的部分一律不作修改,只增加了对一些本该论及而原版本未能论及的沈从文创作的论述,其用意就是让原有的长处与局限并存,以让后来者明白我们这一代当时所处的,是怎样一个历史语境。
■《沈从文传》是国内首部沈从文传记,之前美国人金介甫也写过《沈从文传》。但是您所著的传记除了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将传主“极富传奇色彩的外部人生际遇与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交相辉映”。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这部传记的精彩之处,其中贯穿了您出色的审美感悟和生命体验。这应该也是您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吧?
●将学术性与文学性二者结合,这确是我在写作《沈从文传》时的一种明确追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并不是真正的作家传,而是一部评传,传为经,评为纬。最终落脚于评。而我的《沈从文传》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传记,重记少评,甚至极少评的色彩。对一个学者而言,作家传记的写作,文学性并非必要条件。但是,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应该是诗与真二者的结合。歌德就曾将其自传定名为《诗与真》。真是指人传的作家言论、事迹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作伪,不能随意编造,而诗,即文学性,是对传主人生经历的宏观的诗性把握与微观的人物事迹的诗性选择与描述。这同样离不开真,但它又高于真,出于传记作者对真的一种诗性整理。一般偏重于学术性的学者,在写人物传记时,往往漠视这一点。其实,就连那些让人读来颇为枯涩的人物传记,也含有某种诗性因素,只是作者只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理性因素,没有获得适度的强调与突出罢了。其实,突出传记的诗性因素,不只是为了增加其文学性,以增强读者阅读的愉悦,而应当是人物传记写作中的当然之义。因为传记是对人物往事的的回忆。而人类的回忆基质,就是对传主过往行迹的一种重新整理为归位,即将其归到传记作者在当时语境下对世界整体认识的系统之中。
■1988年,在《风雨十载忘年游》中,您详细谈到您和沈从文的交游以及您的沈从文研究。其中说到“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一课题,不如说由于历史的机缘,沈从文和他的作品选择了自己的研究者。”如今,将近二十年时间过去,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您的沈从文研究?您认为沈从文研究在您的治学历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于我为什么选择沈从文研究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作过说明。从我开始研究沈从文至今,不是将近二十年,而是将近三十年了。回眸自己将近三十年研究沈从文的历程,不能不说自己有一种欣慰感。这种欣慰感源自三个方面:一是由我参与编辑的《沈从文文集》《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全集》相继出版,这对于沈从文研究而言,是比我自己的研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有关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大半个世纪以来充满了风雨是非,也难保这种褒贬是非在今后不再有大风大雨。但归根结底,无论褒贬是非,都得以史为据,而沈从文本人的著述得以保存与流传,便为这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是”,白纸黑字为证,“非”,有白纸黑字在,想抹去也无从抹去。放在二十多年前,这白纸黑字确实面临着大都消失的危险。沈从文文革结束后曾自称“出土文物”。现收入《沈从文全集》的大部分文字,将其称为出土文物也并不为过。二是由我和其他一些研究沈从文的学者一起开创的沈从文研究,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显学。它意味着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获得了普遍承认。三是由于沈从文研究导致的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恢复,使他的家乡凤凰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旅游区。虽然,凤凰旅游业的兴起,与南方长城的发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因素的定位相关,但沈从文故里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文革后最早的一批中外旅游者,就是冲着沈从文的名字专程去凤凰的。
在我的治学历程中,沈从文研究堪称我的主业。它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有人说我说来说去是沈从文,写来写去也是沈从文。言下之意,即我的研究范围不乏偏狭。但我并不为此而悔。就我的感觉而言,一个人一生做不成多少事,能把一件事做得较为出色,就很不错了。况且,对一个作家的研究,是一种研究人的工作,而认识人、理解人,则是人间一件至难之事,它需要沈从文一生所企望的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沈从文研究的历程,告诉我的就是:作家研究必须立足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对话与沟通。做不到这一点,任何评论都难免隔靴搔痒。说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我的沈从文研究如何出色,也不是说我已完成了与沈从文之间心灵的沟通,而且说,做为一个研究者,必须将研究做得更出色一些,完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心灵的沟通,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
■您曾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其创作充溢着南方少数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认同的悲怅之音。您甚至用“千年孤独”来形容这种民族的历史境遇。正是在对自身民族现代命运的深刻关注中,沈从文的创作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而您则是从沈从文研究始,同样关注南方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您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被认为是从边城走向世界,可以这样认为吗?
●这样说,实在让我感到惶恐。虽然,由于欧、美、日本以及港澳、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沈从文的强烈关注,因而对我们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的进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的沈从文研究也可以说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也获得其中一些学者的好评,有的还是与我相熟相识的朋友。如美国的金介甫、日本的小岛久代、新加坡的马润华等。但我所说的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不仅是指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为外部世界所知,而且还意味着沈从文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从边城走向世界”,无疑是言过其实。因此,“从边城走向世界”,只能归誉于沈从文。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是“皮”,我的沈从文研究,只能依附这张“皮”上的“毛”。接受美学认为,作家的创作只是一种“文本”,读者通过阅读这文本在头脑中形成的那个虚幻面,才是“作品”。因此,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叙述学又将读者分为实际上的读者与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是指那些能对作家创作的文本完全解码的读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研究者应该是能够完成对文本解码的理想读者。正是他们与作家一道,最终完成了作品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沈从文研究,便是对沈从文的创作的一种解码,我只是沈从文创作的文本的一个较为接近理想读者的读者。之所以这样说,正如你们所说,在我的身上,具有与作者某些共同的文化因子。沈从文与我同是湖南人,我们具有共同的苗族血缘,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运命,我们同样都感同身受过。而且,我们又都是同样在20岁左右时,从边乡走入都市,经历了都市文化与湘西文化在心灵上的强烈撞击。正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因子,接通了我进入研究对象的文化路径。
■在您的沈从文研究中,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您还参与主持过《区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一套丛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文化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另外,对于近年来兴起的新的文化批评,您有什么看法吗?
●注重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我愈到后来愈为自觉的努力。在初始阶段,我还没有这种自觉。正如我前面所说,即便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其思维模式还带有明显的政治一阶级论与社会学的明显痕迹。我对文化学的兴趣,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沈从文这一作家个体研究的实践经验。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就主要源于其文化血源的独特性。而离开这种文化的特性,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理论上的思考。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除开形式层面,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就有过以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的诸多批评方法与潮流。这些方法,确实是进入某些特定作家及作品的重要途径。但它们并不普适于所有作家及其创作。例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评,对于象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将其用于大多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反之,用阶级一政治论解读左翼之外许多作家的创作,也许可以作出煞有介事的批判,但同时也就遮蔽了这些创作的许多重要乃至本质的方面。而文化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批评方法之集大成者。它不排除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其它人文主义方法,但它赋予了这些方法的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一批评方法,对文学创作而言,具有一种普适性。
至于文化学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首先必须完成对相关的文化形态的深入了解及相关资料的占有。但这种占有的目的,不是对创作中的文化意象作文化学解读,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文化参照背景。以此来鉴别作家在其创作中对特定文化现象的选择,这种被作家选择的文化现象在相关的文化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是否反映出人的文化存在的本质?其次,需要关注的,是作家把握这些文化现象的价值尺度以及通过这一切所显示出来的作家的审美追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学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对消除过去的单一政治一阶级论与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近年来兴起的新的文化批评,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延续。应该说,这一努力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勿可讳言,其中也存在着某种文化学批评方法滥用的现象。不能把文化学批评当作一种研究的“时髦”,它是一门科学。科学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与艰苦的付出。曾有学者评论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指认其文化寻根寻到湘西去了,并将民族迁徙时毒杀老弱病残这一文化现象当成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这种批评便不能不贻笑大方。因为湘西少数民族,无论是土家族还是苗族,在其民族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种习俗。小说也没有任何迹象暗示故事发生地在湘西,只是韩少功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移花接木。其次,必须强调的是任何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具象之间,都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因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必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方法因对象而存在,为进入对象所用,而不是对象为方法而存在。
■您曾说过,时一个作家的研究,“既是向一个作家的作品贴近,也是向一个灵魂的贴近”。的确,在您的沈从文研究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研究主体心灵的投入。能谈谈您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实现这一点的吗?
●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只是对沈从文一句话的延伸使用。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创作时,曾说过要贴近笔下的人物。只有贴近笔下的人物,才能听见人物灵魂的呼喊,才能理解人物所思所为,才能使纸上的人物活起来。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作家与他笔下人物之间同样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有一种换位思考,即将研究者自己置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之下,感受并去理解研究对象对所处情境的应对方式。其次,就我的沈从文研究而言,我与沈从文之间,有着相同的湘西文化背景。从乡村到都市,又有着某些相似的心路历程,故当我进入我的研究对象时,能够碰到许多感同身受的东西,研究主体的情感投入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上,学术界历来有仰视、平视、俯视之说。俯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带有某种人生执法者与审制者的味道;仰视,则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崇拜。这二者似乎都难以做到与研究对象灵魂的贴近。换位思考与研究主体情感的投入,虽然接近于平视,但并非在研究对象的评价上完全等同于研究对象的立场。换位思考与研究主体情感的投入,是为了理解研究对象,因此,你才能走进去,但涉及到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时,又必须走出来,将感性层面的情绪上升为理性层面的思考。这其中,既包含了对研究对象的理性审视,也包含了对研究主体自身灵魂的拷问。
■2002年,在沈从文诞辰百年之际,您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中对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进行全面论述。而对于沈从文研究而言,其思想的价值在研究界一直存在众多纷争。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具体现象的?
●这一问题说来话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评价,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肯定者主要着眼于其创作中张扬的原始生命活力与其对人性的探索与表现,否定者则认为其创作没有“思想”。这主要是指沈从文对人生的把握,缺少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热情。到40年代,沈从文则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受到批判,其创作甚而升级为桃红色的反动文艺。因而至文革结束,沈从文及其创作已被完全逐出文学研究领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兴起了对一批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评”,重新评价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现象。给予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以一种基本肯定的评价,可以说,是文革结束至今已无异议的定评。至于在何种程度上肯定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至今也人言言殊。先后两次发生的关于沈从文是否是一位文学史上的“大家”,与沈从文能否归入“文学大师”之列的争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学术现状。而这一切,都关于到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 认识。而对沈从文创作价值持保留态度的观点,则主要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社会之艺术的反映论,二是“桃源世界”论,三是“简陋的人性”论。对这些观点我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中,均已作出了相应的辩论,这里不拟重作阐述。
对这种纷争的出现,我认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论问题。譬如早年的没有思想论,小农经济社会情绪的反映论、桃源世界论,就是一种单一的阶级一政治论或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运用。方法论本身的弊端,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价值的扭曲或遮蔽;二是对研究对象的细读问题。在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作出评价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辩证事实。事实是评价的出发点。事实不明,或似是而非,评价就无从说起。将阅读中所得的表层印象当作事实,其评价就必然是流沙中的楼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评价上却并不少见。譬如说,曾有学者批评沈从文创作中存在的“吊脚楼风情”及“杀人的游戏”,作者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描述的,从而表现出沈从文思想的平庸。这一事实认定就存在问题。的确,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就多次写到自己是如何对杀人场面的浓厚兴趣的。但只要认真做一番细读,便不难发现,《从文自传》是三十岁时的沈从文对自己二十岁以前的人生经历的叙事。传记中的沈从文是三十岁时沈从文的审视对象。自传中的沈从文确是一个以看杀人为乐趣的角色,然而,这一人生现象,在《从文自传》中却是被当作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理性尚处于蒙昧阶段被把握的。贯穿于《从文自传》始终的一条诗性线索,就是沈从文如何从理性的蒙昧走向理性的觉醒、自我的生命如何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而吊脚楼风情的叙写,也不能单凭沈从文创作中所作“这一人类古老的职业”这一提法而预判沈从文对吊脚楼风情的立场。从整体上看,沈从文对包括吊脚楼妓女在内的湘西下层人民的艰难而痛苦的人生运命所持有的“读书人不配说同情”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又如《边城》,贬斥者只看到小说表层所展示的类桃花源世界的人生情景,而漠视了积淀在小说深层结构的人性与人性扭曲的剧烈冲突,如此等等。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以我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说,我们必须在寻求一种适于沈从文这一特定对象的方法论,以及通过细读求得沈从文思想的事实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其思想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讨论与辩难的共同基础。
■众所周知,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和研究对象有着同样(相似)文化存在背景的研究者,您是如何看待沈从文这种背景在现代思想文化场中的存在?您又是怎么看待沈从文思想在整个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自20世纪初叶至今,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民族文化的重构。众所周知,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如何消除这一危机,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梁启超所说的的三个阶段。首先是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意识到自身物质器物的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进而使国人意识到自身政治制度之不足,遂有辛亥革命的发生;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只不过改变了政权的形式外壳,其骨子依旧;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最终使中国人意识到自身文化上的不足,于是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借思想文化的变革以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导趋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文化新方向,最终目的便是完成民族文化的重构。于是,如何重构,便成为“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全盘西化之说,保存国粹之论,乃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新儒家、国学、新国学种种主张,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争夺重构主导权,相互间的联合、分化与斗争,真可谓是一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三国演义。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场。只有将沈从文的思想放在这个场域中,才能充分把握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文化思想是一个独特存在。这自然与其思想形式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他的思想构成中有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释、道文化思想因素,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却是依旧保留在湘西,尤其是湘西少数民族中的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虽也存在于中国本土,但它显然与儒、释、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它属于中国的区域文化。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民族文化重构的历程中,担当着主力的任务,那么,沈从文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区域文化对民族文化重构的真正参与。沈从文曾明确指出,他的思想指向,就在于“工具重造”与“经典重造”。他自称他的思想是“新道家”,意味着他是要以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思想为本,完成民族文化的重构。而且,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发人深思、警省的东西。
无论对沈从文文化思想作何评价,但他终归提供了一条民族文化重构的思路,他的思想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重构中无法回避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您还参与当代文学评论,并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如《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但是后来并没有持续下去,正如您所说弄当代不过是“客串”。能具体说说这一点吗?
●虽然我的专业领域属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即便在80年代中期,我尝试写一些当代文学评论,并获得创作界与学界一些好评,《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一文,还获得了《上海文学》评论奖的时候,我不曾萌生过从此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念头,因此,我的弄当代文学评论,只能说是“客串”。这客串的起因,一是由于文学界熟人、朋友的怂恿。因为在那时,我与湖南文学创作界的许多作家先后相识,有的甚至成为关系甚为密切的朋友。我写的当代评论,大多是关于这些属于熟人与朋友的作家的。因此,我的当代评论,也可以称为友情演出。二是当时正处“寻根文学”热时期,这种文学创作取向,与我对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兴趣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而它的发源地又在湖南,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某种兴奋。虽然,由于“寻根文学”创作主体存在着某些先天或后天的不足,其后逐渐式微,但它开启的从文化角度关注人的存在的创作取向,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下的创作,而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至今看来,也还不无意义。因此,虽为“客串”,也还不悔。
至于其后我不再弄当代评论,则起因于我对“寻根文学”后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取向感到一种厌倦。归根到底,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的旨归,离不开对人类存在的.见实关怀与终极关怀。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那种消解文学的人文使命、玩儿文学乃至身体写作的创作取向,那是一种文学的堕落。目前文学的被边缘化,一方面与影、视的勃兴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身的咎由自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曾将目光延伸至中国古典 小说。在《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中,您对《三国演义》所内含的文化意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但我们认为,触发您研究的兴奋点,还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中的问题,比如说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悖论存在。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对《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重作审视,并不是出于一种有意为之。《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一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偶然。其时,电视里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于我自小就十分喜爱《三国演义》,小学时看连环画,初中是看原本,读得几乎废寝忘食。电视剧的播出,自然引起我极大兴趣。在收视过程中,触发了我头脑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许多问题,有了很多感悟。而这些感悟,许多在过去的《三国演义》研究中,是不曾为人提及的。由于我的研究方向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对自己头脑中形成的这些新的观点缺乏自信,于是,我便去搜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些感悟与观点均获得了相关资料的支持。例如,在过去的研究中,尊刘反曹被普遍承认为《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而我感到,这一判断并不适用于《三国演义》全书。如果说,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贯穿了作者尊刘反曹的情感基调,那么,在这之后,作者对魏、蜀、吴三国的情感指向,却已是将三国视同列国,其褒贬已混同一律了。在我将嘉靖年《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岗评校本《三国演义》对照阅读中,我的想法果然得到了印证。在最接近罗贯中原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在叙述姜维的九次征魏之役,在相关回目标题中,均以“一犯中原”、“二犯中原”……“九犯中原”为副题。这种明显有贬意的“犯”,已确切表明作者视蜀汉征魏之役,已无正义性可言。我至今仍诧异于过去的《三国演义》研究,对此竟无动于衷。与此相关的,便是《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三国演义》的尊刘反曹,源于小说所持的正统观。然而,毛评本中的正统观,恰恰源于毛宗岗的篡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尊刘反曹并非源于正统观,而是源于“惟有德者居之”这一基本观念,正因为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刘蜀集团是一个有德者集团,故天下应为其所得,其后,刘禅失德,天下已不应为其所有,原先的尊刘反曹也一变为视三国为列国而混同一律了。又如,在对人物的伦理审视中,按照汉代以降的儒家伦理观,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现象,但试比照董仲舒的经学、宋明理学相对儒家子学伦理观发生的变化,这些现象便不难获得解释。试举一例。庞德弃马超而投曹操,后来在与关羽的死战中被擒。因不从关羽劝降,终于被害。小说叙述到这里时,特以诗文对庞德慷慨奔难,大加赞赏。庞德旧主本是马超,庞德弃主而奔,按儒学理学阶段的伦理观看来,本属于不义之举;更何况马超又属于刘蜀这一有德者集团,这就在不义之上加上弃明投暗。对这样一个人物,小说何以反大加褒扬?它是不是表现出一种反儒家伦理的思想立场?这当然不是。其实,只要认真读读孔子、孟子有关臣君间伦理关系的论述,这一现象便不难索解。孔子曾说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臣都应该恪守各自的伦理义务,与此同时又就拥有自己的伦理权益。反之,君不君,则臣不臣。孟子则说得更为直截:“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同样强调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必须保持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居上位者如果不能恪守自己的伦理义务,为臣者也就有理由解除自己应承担的伦理义务。细读《三国演义》有关庞德与马超的关系,原来在马超手下,庞德是才不见用,而投奔曹操后,英雄方有了用武之地。因而,庞德之弃马超,非为不义;而以死报曹操的知遇之恩,恰见出庞德的非凡之义。而小说不以庞德背弃的是刘蜀这一有德者集团这一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标准左右对庞德这一个体人格的评价,也见出儒家子学阶段的伦理观,不是将政治评判与人格评判混为一谈的。
类似庞德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其时正是理学盛行时期。因此,《三国演义》所持有的伦理观是对理学伦理观的一种驳正,它表现出作者试图复归儒家子学伦理观的创作用意。
在上述诸多方面,我自认为我的研究是具有学术创意的。然而,我主要着意的,并不完全出于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学术创新,而是从中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对历史物的旧事重提,出于当代问题对历史物被遮蔽面的照亮。这一当代问题,便是20世纪以降的民族文化一伦理的重构与当下民族伦理的失范。我们民族的民族文化一伦理的重构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能否提供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一伦理资源?因此,在《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中,我用了一节论述《三国演义》所涉及的符号——伦理问题的当代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要素在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结构中进行重新整合的关注,以避免你们所说的这些文化要素在现代悖论式存在的尴尬。
■据我们所知,您还对当下学术机制和学术伦理问题十分关注。当前学界学人浮躁,学术泡沫多,学术道德失范。文抄公不少,有的还故作惊人之语,以求闻达于学界。这里除了学术评价等制度方面的弊端外,还有哪些?我们又如何做到自律?请您谈谈好吗?
●在这方面,我并没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但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专题发言,并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其中一些看法和观点通过媒体得到传播。当下学术界问题不少,你所提及的诸种现象在学术界已远不是个别现象。究其产生的原因,有学术评价制度、体系方面的弊端。在这方面,有人为因素,也与学术评价中存在的悖论有关。不能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但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与公正化又很难保证。此外,也有学术伦理问题。但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谈及后者,我们又回到了文化一伦理问题。你所提到的学界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学人自身的道德操守问题。在这方面,真让人生“一代不如一代”之慨!当然这种九斤老太式的愤慨是一种偏激,但绝不是言之无据。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革除制度、评价体系上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与评价体系外,最根本的还是学人的学术道德的自律。道德自律不只是建立在对社会公认的学术道德的被动的服从上,更要建立在学人对自我的人格建构上,只有将学术道德由外部的制约内化为自我的人格构成,才会有真正的自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通过“身之”之境(即向那些有着崇高学术道德风范的学者学习),达到“性之”之境(成为自我人格构成的有机部分)。只有到这时,面对触犯学术道德的行为,才会萌生当下许多人所缺失的羞耻感与负罪感。
一最后。我们还想回到您的沈从文研究。1995年,您曾在《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对沈从文研究的前景提出一些设想。那么,您对此后一段时期沈从文研究的整体状况有什么新的看法吗?您觉得在今后的沈从文研究中还有哪些需要突破?
●那篇《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5届年会而写的应命之作。在那篇文章 中,我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今后沈从文研究的展望与预期,即一、心理学层面的研究;二、比较文学角度的主题研究;三、由沈从文创作中桃源情结介入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现象研究;四、“重造经典”思想研究;五、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研究。自那以后的10余年间,沈从文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这表现为一批沈从文研究专著的陆续出版以及相当多的学术论文的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在以下四个方面,为沈从文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一些国外学者的专著与论文继续为沈从文研究提供着新的研究视角。如日本学者小岛久代、新加坡的马润华的专著及日本城谷武男的论文;二、从文化学角度对沈从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如刘洪涛所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三、经由文本细读:切入沈从文创作中过去为研究者所疏漏的方面,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白。如龚敏律对《月下小景》的解读、吴正锋论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张森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时间意识,以及由《看虹录》引发的昆明时期沈从文创作转型问题的研究等;四、由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讨论引发的有关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将沈从文及其创作置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进一步扩大了沈从文研究的视域。
尽管如此,近十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尚不尽如人意。这主要表现在具里程碑式的阶段性成果尚未出现。我10年前所预期的两个主要方面,即从比较文学角度切入的沈从文与西方作家创作的主题研究与沈从文的思想研究。在我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沈从文创作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具有极大的潜在研究价值。在这方面难以取得进展似乎与当下学人的学术准备不足有关。我们有很好的现代文学学者,有很好的西方文学学者,却少学通中西的学者。即使有,他又未必有志于沈从文研究。而沈从文的思想研究缺少深入而全面展开,恐怕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钱理群曾不止一次和我谈及他对沈从文思想研究的强烈兴趣。我曾说过,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家承担着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双重使命,鲁迅、周作人、胡风、沈从文等作家,就具有这种鲜明特征。与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相比,沈从文的思想研究相对显得平弱。而沈从文思想恰恰具有其他作家思想无可替代的独特性。令人高兴的是,沈从文思想研究已经引起我身边的一些学者的强烈兴趣,并已着手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期准备。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沈从文思想研究的预期成果一定会出现。
2006年12月,在凌宇先生的寓所,我们采访了几十年来兢兢业业、潜心于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凌宇老师。
夏义生、张森(以下用■表示):凌老师,作为您的学生,我们十分荣幸能聆听您的教诲。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对您影响大的人和事?
凌宇先生(以下用●表示):同我们这一代学者一样,我走上学术道路,得益于文革结束后研究生招生的恢复。1978年,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研究生招生,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因此,我便踏上了学术研究的不归之路。然而,我的报考研究生,在当初,与其说怀抱了什么学术理想,不如说是为环境所逼。因为在这之前,我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那时,正值文革后期,政治环境极为恶劣。我在第一师范的处境,真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来形容,那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对我来说,尽快改变一下环境,那才真是当务之急。
在我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首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了。他们的人格与学术品格,都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刚入北京大学时,由于我的大学本科阶段,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因此,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我们的思维方式却仍然十分僵化;专业基础也非常薄弱,对于如何做学问,头脑中还一片茫然。而读研期间,每个学期,我和我的同学钱理群、吴福辉总要去王瑶先生家里几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几乎每次,王先生和我们谈专业上的问题少,而谈时事,谈文艺界相关的人与事则较多。然而,正是从这些似乎与专业没有多少直接联系的谈话中,王瑶先生看人论世的方法与角度,却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当然也谈及专业方面的问题。但那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记得钱理群当时打算将鲁迅与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当他将这想法告诉王先生时,王先生说,要做这个专题,你得首先弄清何谓进化论,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到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进过程,以及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如何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界,中国思想文化界又是以何种方式接受进化论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后,才有可能谈鲁迅与进化论的关系。虽然,在今天看来,王先生谈及的,不过是进入专题学术研究的一个带普遍性的规范与要求,然而在当时,却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不仅有效地抑制了我们当时急于自见的浮躁情绪,而且也明白了一个治学的基本原则:欲真正进入你的研究对象,真正碰到“问题”,就必须首先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全部资源。
一您是文革后国内最先对沈从文进行重评的专家之一,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沈从文研究道路的?
●对沈从文进行重新评价,应该说是文革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出现的重大学术现象之一。选择沈从文做为我的研究对象,说起来十分简单,其背后却又有着并不简单的历史原因。说其简单,是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作家,在阅读沈从文(并非一开始就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完成导师给我们提出的通读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学习任务)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后,感觉到沈从文及其创作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于是便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有了更多一些的关注。说它并不简单,是因为一是自1949年至文革结束,沈从文一直被视为“反动作家”,被大学中文系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的文学创作几乎不置一词,虽然也有论及沈从文创作的,对他在文学史上地位也认定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作家。而我在通读他的作品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属于大胆的想法:沈从文不是一个“反动作家”,而他的创作的质与量,当仁不让地属于中国现代一流作家之列。这种看法,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而在当时却是被文学界许多人视为异端的。而我之所以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然是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了我一种历史的推动力。其次,从深处说,我走上沈从文研究道路,似乎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注定了文革的终结,也注定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现代作家必须获得重新评价。在这一必然的历史要求之下,也必然会出现重新对沈从文作出评价的研究者。九十年代,我去新加坡访问时,当地报纸的编辑采访我,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研究沈从文?我回答说,与其说是我选择研究沈从文,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因为在当时,我具有两个研究沈从文的基本条件。其一,我当时正在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具备了一定的学识基础;其二,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独特的作家,这种独特性,是与其创作中的湘西文化的独特性紧密相关的。可以说,没有对这种与沈从文笔下人生情状血肉相连的文化独特性的了解乃至切身的人生体验,是难以进入沈从文的世界的。而我,作为一个湘西本土出身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具有其他地方出身的学者所缺少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虽然在学识方面,我也许不如与我同辈的学者,而在对湘西人生情状及独特文化背景了解与体验方面,也许我不如我的许多同乡,但我恰恰是同时能够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打个比方,就如体操比赛,分别从两个单项看,我不可能是冠军,但是比全能,我则有可能拿到冠军。
一1985年,您的《从边城走向世界》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对沈从文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能谈谈您自己是怎样看待这部著作的吗?
●《从边城走向世界》的确是国内第一部沈从文研究专著。现在,距这本书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应该说,这部著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止是现在,早在十多年前,就有人指出,这部书的整体思维模式,仍然没有脱出政治一社会学的窠臼。这一批评应该说是中肯的。在这本书的序论部分,我就花了相当的篇幅,对沈从文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态势进行辨析,以至美国学者金介甫看到这一部分时,曾对人说:这不象是有关一位作家的学术研究。这虽然是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隔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没有这种辩难,就没有了对沈从文的研究权。但从今天看来,他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我当时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我在诸论中就曾指出:“关于一个作家政治历史的喋喋不休的议论是够令人厌烦的,本来可以把这种精力用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此外,在对沈从文通过小说、散文建构的文学世界进行分析时,其思维方式明显地带有刚刚从文革阴影下走出来的那一代人的特征。虽然有关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许多相关结论都是全新的,其论辩逻辑则依旧没有脱出1949 年以后文学研究中的主流思维模式。应该说这种模式也具有相当的冒险性,但同时也常有自身的偏狭性。
尽管这本书存在着许多缺陷,但它到底是国内第一部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梳理的学术专著,它的贡献在于,一是对长期的被人为扭曲的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作出了历史的还原,二是从沈从文的创作中梳理出了其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的基本轮廓与框架,三是指明了认识与理解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点,与湘西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沈从文的“乡下人”视角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立场。
正因为这本书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当今年出版本书修订本(严格地说,这是一部增订本),原有的部分一律不作修改,只增加了对一些本该论及而原版本未能论及的沈从文创作的论述,其用意就是让原有的长处与局限并存,以让后来者明白我们这一代当时所处的,是怎样一个历史语境。
■《沈从文传》是国内首部沈从文传记,之前美国人金介甫也写过《沈从文传》。但是您所著的传记除了资料翔实,考证严密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将传主“极富传奇色彩的外部人生际遇与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交相辉映”。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这部传记的精彩之处,其中贯穿了您出色的审美感悟和生命体验。这应该也是您一种自觉的学术追求吧?
●将学术性与文学性二者结合,这确是我在写作《沈从文传》时的一种明确追求。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并不是真正的作家传,而是一部评传,传为经,评为纬。最终落脚于评。而我的《沈从文传》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传记,重记少评,甚至极少评的色彩。对一个学者而言,作家传记的写作,文学性并非必要条件。但是,任何一部人物传记,都应该是诗与真二者的结合。歌德就曾将其自传定名为《诗与真》。真是指人传的作家言论、事迹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作伪,不能随意编造,而诗,即文学性,是对传主人生经历的宏观的诗性把握与微观的人物事迹的诗性选择与描述。这同样离不开真,但它又高于真,出于传记作者对真的一种诗性整理。一般偏重于学术性的学者,在写人物传记时,往往漠视这一点。其实,就连那些让人读来颇为枯涩的人物传记,也含有某种诗性因素,只是作者只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理性因素,没有获得适度的强调与突出罢了。其实,突出传记的诗性因素,不只是为了增加其文学性,以增强读者阅读的愉悦,而应当是人物传记写作中的当然之义。因为传记是对人物往事的的回忆。而人类的回忆基质,就是对传主过往行迹的一种重新整理为归位,即将其归到传记作者在当时语境下对世界整体认识的系统之中。
■1988年,在《风雨十载忘年游》中,您详细谈到您和沈从文的交游以及您的沈从文研究。其中说到“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一课题,不如说由于历史的机缘,沈从文和他的作品选择了自己的研究者。”如今,将近二十年时间过去,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您的沈从文研究?您认为沈从文研究在您的治学历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于我为什么选择沈从文研究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作过说明。从我开始研究沈从文至今,不是将近二十年,而是将近三十年了。回眸自己将近三十年研究沈从文的历程,不能不说自己有一种欣慰感。这种欣慰感源自三个方面:一是由我参与编辑的《沈从文文集》《沈从文选集》《沈从文全集》相继出版,这对于沈从文研究而言,是比我自己的研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有关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大半个世纪以来充满了风雨是非,也难保这种褒贬是非在今后不再有大风大雨。但归根结底,无论褒贬是非,都得以史为据,而沈从文本人的著述得以保存与流传,便为这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是”,白纸黑字为证,“非”,有白纸黑字在,想抹去也无从抹去。放在二十多年前,这白纸黑字确实面临着大都消失的危险。沈从文文革结束后曾自称“出土文物”。现收入《沈从文全集》的大部分文字,将其称为出土文物也并不为过。二是由我和其他一些研究沈从文的学者一起开创的沈从文研究,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显学。它意味着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获得了普遍承认。三是由于沈从文研究导致的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恢复,使他的家乡凤凰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旅游区。虽然,凤凰旅游业的兴起,与南方长城的发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因素的定位相关,但沈从文故里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文革后最早的一批中外旅游者,就是冲着沈从文的名字专程去凤凰的。
在我的治学历程中,沈从文研究堪称我的主业。它耗费了我将近三十年学术研究的主要精力。有人说我说来说去是沈从文,写来写去也是沈从文。言下之意,即我的研究范围不乏偏狭。但我并不为此而悔。就我的感觉而言,一个人一生做不成多少事,能把一件事做得较为出色,就很不错了。况且,对一个作家的研究,是一种研究人的工作,而认识人、理解人,则是人间一件至难之事,它需要沈从文一生所企望的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沈从文研究的历程,告诉我的就是:作家研究必须立足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对话与沟通。做不到这一点,任何评论都难免隔靴搔痒。说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我的沈从文研究如何出色,也不是说我已完成了与沈从文之间心灵的沟通,而且说,做为一个研究者,必须将研究做得更出色一些,完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心灵的沟通,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
■您曾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其创作充溢着南方少数民族不为外部世界理解,强烈渴求被认同的悲怅之音。您甚至用“千年孤独”来形容这种民族的历史境遇。正是在对自身民族现代命运的深刻关注中,沈从文的创作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而您则是从沈从文研究始,同样关注南方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您的学术研究,也可以被认为是从边城走向世界,可以这样认为吗?
●这样说,实在让我感到惶恐。虽然,由于欧、美、日本以及港澳、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沈从文的强烈关注,因而对我们国内的沈从文研究的进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的沈从文研究也可以说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也获得其中一些学者的好评,有的还是与我相熟相识的朋友。如美国的金介甫、日本的小岛久代、新加坡的马润华等。但我所说的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界”,不仅是指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为外部世界所知,而且还意味着沈从文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从边城走向世界”,无疑是言过其实。因此,“从边城走向世界”,只能归誉于沈从文。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是“皮”,我的沈从文研究,只能依附这张“皮”上的“毛”。接受美学认为,作家的创作只是一种“文本”,读者通过阅读这文本在头脑中形成的那个虚幻面,才是“作品”。因此,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叙述学又将读者分为实际上的读者与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是指那些能对作家创作的文本完全解码的读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研究者应该是能够完成对文本解码的理想读者。正是他们与作家一道,最终完成了作品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沈从文研究,便是对沈从文的创作的一种解码,我只是沈从文创作的文本的一个较为接近理想读者的读者。之所以这样说,正如你们所说,在我的身上,具有与作者某些共同的文化因子。沈从文与我同是湖南人,我们具有共同的苗族血缘,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运命,我们同样都感同身受过。而且,我们又都是同样在20岁左右时,从边乡走入都市,经历了都市文化与湘西文化在心灵上的强烈撞击。正是这些共同的文化因子,接通了我进入研究对象的文化路径。
■在您的沈从文研究中,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注重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您还参与主持过《区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一套丛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文化学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另外,对于近年来兴起的新的文化批评,您有什么看法吗?
●注重文化对作家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我愈到后来愈为自觉的努力。在初始阶段,我还没有这种自觉。正如我前面所说,即便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其思维模式还带有明显的政治一阶级论与社会学的明显痕迹。我对文化学的兴趣,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沈从文这一作家个体研究的实践经验。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就主要源于其文化血源的独特性。而离开这种文化的特性,对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理论上的思考。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除开形式层面,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层面,就有过以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为基础的诸多批评方法与潮流。这些方法,确实是进入某些特定作家及作品的重要途径。但它们并不普适于所有作家及其创作。例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评,对于象施蛰存、穆时英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将其用于大多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反之,用阶级一政治论解读左翼之外许多作家的创作,也许可以作出煞有介事的批判,但同时也就遮蔽了这些创作的许多重要乃至本质的方面。而文化人类学的批评方法,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批评方法之集大成者。它不排除以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的其它人文主义方法,但它赋予了这些方法的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一批评方法,对文学创作而言,具有一种普适性。
至于文化学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适用,首先必须完成对相关的文化形态的深入了解及相关资料的占有。但这种占有的目的,不是对创作中的文化意象作文化学解读,它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文化参照背景。以此来鉴别作家在其创作中对特定文化现象的选择,这种被作家选择的文化现象在相关的文化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是否反映出人的文化存在的本质?其次,需要关注的,是作家把握这些文化现象的价值尺度以及通过这一切所显示出来的作家的审美追求。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学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对消除过去的单一政治一阶级论与庸俗社会学批评模式,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近年来兴起的新的文化批评,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延续。应该说,这一努力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勿可讳言,其中也存在着某种文化学批评方法滥用的现象。不能把文化学批评当作一种研究的“时髦”,它是一门科学。科学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与艰苦的付出。曾有学者评论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指认其文化寻根寻到湘西去了,并将民族迁徙时毒杀老弱病残这一文化现象当成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这种批评便不能不贻笑大方。因为湘西少数民族,无论是土家族还是苗族,在其民族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种习俗。小说也没有任何迹象暗示故事发生地在湘西,只是韩少功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移花接木。其次,必须强调的是任何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具象之间,都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因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必须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方法因对象而存在,为进入对象所用,而不是对象为方法而存在。
■您曾说过,时一个作家的研究,“既是向一个作家的作品贴近,也是向一个灵魂的贴近”。的确,在您的沈从文研究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研究主体心灵的投入。能谈谈您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实现这一点的吗?
●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只是对沈从文一句话的延伸使用。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创作时,曾说过要贴近笔下的人物。只有贴近笔下的人物,才能听见人物灵魂的呼喊,才能理解人物所思所为,才能使纸上的人物活起来。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作家与他笔下人物之间同样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有一种换位思考,即将研究者自己置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之下,感受并去理解研究对象对所处情境的应对方式。其次,就我的沈从文研究而言,我与沈从文之间,有着相同的湘西文化背景。从乡村到都市,又有着某些相似的心路历程,故当我进入我的研究对象时,能够碰到许多感同身受的东西,研究主体的情感投入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
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上,学术界历来有仰视、平视、俯视之说。俯视,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带有某种人生执法者与审制者的味道;仰视,则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崇拜。这二者似乎都难以做到与研究对象灵魂的贴近。换位思考与研究主体情感的投入,虽然接近于平视,但并非在研究对象的评价上完全等同于研究对象的立场。换位思考与研究主体情感的投入,是为了理解研究对象,因此,你才能走进去,但涉及到对研究对象的评价时,又必须走出来,将感性层面的情绪上升为理性层面的思考。这其中,既包含了对研究对象的理性审视,也包含了对研究主体自身灵魂的拷问。
■2002年,在沈从文诞辰百年之际,您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中对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进行全面论述。而对于沈从文研究而言,其思想的价值在研究界一直存在众多纷争。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一具体现象的?
●这一问题说来话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评价,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肯定者主要着眼于其创作中张扬的原始生命活力与其对人性的探索与表现,否定者则认为其创作没有“思想”。这主要是指沈从文对人生的把握,缺少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热情。到40年代,沈从文则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受到批判,其创作甚而升级为桃红色的反动文艺。因而至文革结束,沈从文及其创作已被完全逐出文学研究领域。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兴起了对一批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评”,重新评价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现象。给予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以一种基本肯定的评价,可以说,是文革结束至今已无异议的定评。至于在何种程度上肯定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至今也人言言殊。先后两次发生的关于沈从文是否是一位文学史上的“大家”,与沈从文能否归入“文学大师”之列的争议,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学术现状。而这一切,都关于到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 认识。而对沈从文创作价值持保留态度的观点,则主要有三,一是小农经济社会之艺术的反映论,二是“桃源世界”论,三是“简陋的人性”论。对这些观点我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中,均已作出了相应的辩论,这里不拟重作阐述。
对这种纷争的出现,我认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论问题。譬如早年的没有思想论,小农经济社会情绪的反映论、桃源世界论,就是一种单一的阶级一政治论或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运用。方法论本身的弊端,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价值的扭曲或遮蔽;二是对研究对象的细读问题。在对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作出评价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辩证事实。事实是评价的出发点。事实不明,或似是而非,评价就无从说起。将阅读中所得的表层印象当作事实,其评价就必然是流沙中的楼阁。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沈从文创作思想价值的评价上却并不少见。譬如说,曾有学者批评沈从文创作中存在的“吊脚楼风情”及“杀人的游戏”,作者是带着欣赏的眼光去描述的,从而表现出沈从文思想的平庸。这一事实认定就存在问题。的确,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就多次写到自己是如何对杀人场面的浓厚兴趣的。但只要认真做一番细读,便不难发现,《从文自传》是三十岁时的沈从文对自己二十岁以前的人生经历的叙事。传记中的沈从文是三十岁时沈从文的审视对象。自传中的沈从文确是一个以看杀人为乐趣的角色,然而,这一人生现象,在《从文自传》中却是被当作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理性尚处于蒙昧阶段被把握的。贯穿于《从文自传》始终的一条诗性线索,就是沈从文如何从理性的蒙昧走向理性的觉醒、自我的生命如何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而吊脚楼风情的叙写,也不能单凭沈从文创作中所作“这一人类古老的职业”这一提法而预判沈从文对吊脚楼风情的立场。从整体上看,沈从文对包括吊脚楼妓女在内的湘西下层人民的艰难而痛苦的人生运命所持有的“读书人不配说同情”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又如《边城》,贬斥者只看到小说表层所展示的类桃花源世界的人生情景,而漠视了积淀在小说深层结构的人性与人性扭曲的剧烈冲突,如此等等。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人们以我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说,我们必须在寻求一种适于沈从文这一特定对象的方法论,以及通过细读求得沈从文思想的事实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其思想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讨论与辩难的共同基础。
■众所周知,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和研究对象有着同样(相似)文化存在背景的研究者,您是如何看待沈从文这种背景在现代思想文化场中的存在?您又是怎么看待沈从文思想在整个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自20世纪初叶至今,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民族文化的重构。众所周知,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如何消除这一危机,中国思想文化界经历了梁启超所说的的三个阶段。首先是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意识到自身物质器物的不足,于是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进而使国人意识到自身政治制度之不足,遂有辛亥革命的发生;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只不过改变了政权的形式外壳,其骨子依旧;袁世凯复辟帝制之举,最终使中国人意识到自身文化上的不足,于是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借思想文化的变革以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导趋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文化新方向,最终目的便是完成民族文化的重构。于是,如何重构,便成为“五四”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全盘西化之说,保存国粹之论,乃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的新儒家、国学、新国学种种主张,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西方人本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争夺重构主导权,相互间的联合、分化与斗争,真可谓是一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三国演义。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场。只有将沈从文的思想放在这个场域中,才能充分把握其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文化思想是一个独特存在。这自然与其思想形式的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他的思想构成中有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儒、释、道文化思想因素,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却是依旧保留在湘西,尤其是湘西少数民族中的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传统。这一传统虽也存在于中国本土,但它显然与儒、释、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异质,它属于中国的区域文化。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民族文化重构的历程中,担当着主力的任务,那么,沈从文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区域文化对民族文化重构的真正参与。沈从文曾明确指出,他的思想指向,就在于“工具重造”与“经典重造”。他自称他的思想是“新道家”,意味着他是要以道家的“人与自然契合”思想为本,完成民族文化的重构。而且,在他的思想中,包含着许多发人深思、警省的东西。
无论对沈从文文化思想作何评价,但他终归提供了一条民族文化重构的思路,他的思想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民族文化重构中无法回避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您还参与当代文学评论,并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如《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但是后来并没有持续下去,正如您所说弄当代不过是“客串”。能具体说说这一点吗?
●虽然我的专业领域属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即便在80年代中期,我尝试写一些当代文学评论,并获得创作界与学界一些好评,《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一文,还获得了《上海文学》评论奖的时候,我不曾萌生过从此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念头,因此,我的弄当代文学评论,只能说是“客串”。这客串的起因,一是由于文学界熟人、朋友的怂恿。因为在那时,我与湖南文学创作界的许多作家先后相识,有的甚至成为关系甚为密切的朋友。我写的当代评论,大多是关于这些属于熟人与朋友的作家的。因此,我的当代评论,也可以称为友情演出。二是当时正处“寻根文学”热时期,这种文学创作取向,与我对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兴趣之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而它的发源地又在湖南,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某种兴奋。虽然,由于“寻根文学”创作主体存在着某些先天或后天的不足,其后逐渐式微,但它开启的从文化角度关注人的存在的创作取向,至今仍然影响着当下的创作,而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至今看来,也还不无意义。因此,虽为“客串”,也还不悔。
至于其后我不再弄当代评论,则起因于我对“寻根文学”后的当代文学创作的取向感到一种厌倦。归根到底,我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我看来,文学创作的旨归,离不开对人类存在的.见实关怀与终极关怀。而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那种消解文学的人文使命、玩儿文学乃至身体写作的创作取向,那是一种文学的堕落。目前文学的被边缘化,一方面与影、视的勃兴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身的咎由自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曾将目光延伸至中国古典 小说。在《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中,您对《三国演义》所内含的文化意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但我们认为,触发您研究的兴奋点,还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中的问题,比如说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悖论存在。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对《三国演义》的文化意蕴重作审视,并不是出于一种有意为之。《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一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偶然。其时,电视里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由于我自小就十分喜爱《三国演义》,小学时看连环画,初中是看原本,读得几乎废寝忘食。电视剧的播出,自然引起我极大兴趣。在收视过程中,触发了我头脑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许多问题,有了很多感悟。而这些感悟,许多在过去的《三国演义》研究中,是不曾为人提及的。由于我的研究方向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对自己头脑中形成的这些新的观点缺乏自信,于是,我便去搜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出乎我的意料,我的那些感悟与观点均获得了相关资料的支持。例如,在过去的研究中,尊刘反曹被普遍承认为《三国演义》的情感倾向,而我感到,这一判断并不适用于《三国演义》全书。如果说,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贯穿了作者尊刘反曹的情感基调,那么,在这之后,作者对魏、蜀、吴三国的情感指向,却已是将三国视同列国,其褒贬已混同一律了。在我将嘉靖年《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毛宗岗评校本《三国演义》对照阅读中,我的想法果然得到了印证。在最接近罗贯中原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在叙述姜维的九次征魏之役,在相关回目标题中,均以“一犯中原”、“二犯中原”……“九犯中原”为副题。这种明显有贬意的“犯”,已确切表明作者视蜀汉征魏之役,已无正义性可言。我至今仍诧异于过去的《三国演义》研究,对此竟无动于衷。与此相关的,便是《三国演义》的正统观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三国演义》的尊刘反曹,源于小说所持的正统观。然而,毛评本中的正统观,恰恰源于毛宗岗的篡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尊刘反曹并非源于正统观,而是源于“惟有德者居之”这一基本观念,正因为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前,刘蜀集团是一个有德者集团,故天下应为其所得,其后,刘禅失德,天下已不应为其所有,原先的尊刘反曹也一变为视三国为列国而混同一律了。又如,在对人物的伦理审视中,按照汉代以降的儒家伦理观,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现象,但试比照董仲舒的经学、宋明理学相对儒家子学伦理观发生的变化,这些现象便不难获得解释。试举一例。庞德弃马超而投曹操,后来在与关羽的死战中被擒。因不从关羽劝降,终于被害。小说叙述到这里时,特以诗文对庞德慷慨奔难,大加赞赏。庞德旧主本是马超,庞德弃主而奔,按儒学理学阶段的伦理观看来,本属于不义之举;更何况马超又属于刘蜀这一有德者集团,这就在不义之上加上弃明投暗。对这样一个人物,小说何以反大加褒扬?它是不是表现出一种反儒家伦理的思想立场?这当然不是。其实,只要认真读读孔子、孟子有关臣君间伦理关系的论述,这一现象便不难索解。孔子曾说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臣都应该恪守各自的伦理义务,与此同时又就拥有自己的伦理权益。反之,君不君,则臣不臣。孟子则说得更为直截:“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同样强调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必须保持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居上位者如果不能恪守自己的伦理义务,为臣者也就有理由解除自己应承担的伦理义务。细读《三国演义》有关庞德与马超的关系,原来在马超手下,庞德是才不见用,而投奔曹操后,英雄方有了用武之地。因而,庞德之弃马超,非为不义;而以死报曹操的知遇之恩,恰见出庞德的非凡之义。而小说不以庞德背弃的是刘蜀这一有德者集团这一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标准左右对庞德这一个体人格的评价,也见出儒家子学阶段的伦理观,不是将政治评判与人格评判混为一谈的。
类似庞德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比比皆是。《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其时正是理学盛行时期。因此,《三国演义》所持有的伦理观是对理学伦理观的一种驳正,它表现出作者试图复归儒家子学伦理观的创作用意。
在上述诸多方面,我自认为我的研究是具有学术创意的。然而,我主要着意的,并不完全出于对《三国演义》研究的学术创新,而是从中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对历史物的旧事重提,出于当代问题对历史物被遮蔽面的照亮。这一当代问题,便是20世纪以降的民族文化一伦理的重构与当下民族伦理的失范。我们民族的民族文化一伦理的重构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能否提供值得我们继承的文化一伦理资源?因此,在《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中,我用了一节论述《三国演义》所涉及的符号——伦理问题的当代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的要素在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结构中进行重新整合的关注,以避免你们所说的这些文化要素在现代悖论式存在的尴尬。
■据我们所知,您还对当下学术机制和学术伦理问题十分关注。当前学界学人浮躁,学术泡沫多,学术道德失范。文抄公不少,有的还故作惊人之语,以求闻达于学界。这里除了学术评价等制度方面的弊端外,还有哪些?我们又如何做到自律?请您谈谈好吗?
●在这方面,我并没有相关的论文发表。但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曾多次在人大会议上作过专题发言,并接受过多家媒体采访,其中一些看法和观点通过媒体得到传播。当下学术界问题不少,你所提及的诸种现象在学术界已远不是个别现象。究其产生的原因,有学术评价制度、体系方面的弊端。在这方面,有人为因素,也与学术评价中存在的悖论有关。不能没有相应的评价体系,但评价体系的科学化与公正化又很难保证。此外,也有学术伦理问题。但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谈及后者,我们又回到了文化一伦理问题。你所提到的学界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学人自身的道德操守问题。在这方面,真让人生“一代不如一代”之慨!当然这种九斤老太式的愤慨是一种偏激,但绝不是言之无据。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革除制度、评价体系上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与评价体系外,最根本的还是学人的学术道德的自律。道德自律不只是建立在对社会公认的学术道德的被动的服从上,更要建立在学人对自我的人格建构上,只有将学术道德由外部的制约内化为自我的人格构成,才会有真正的自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通过“身之”之境(即向那些有着崇高学术道德风范的学者学习),达到“性之”之境(成为自我人格构成的有机部分)。只有到这时,面对触犯学术道德的行为,才会萌生当下许多人所缺失的羞耻感与负罪感。
一最后。我们还想回到您的沈从文研究。1995年,您曾在《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对沈从文研究的前景提出一些设想。那么,您对此后一段时期沈从文研究的整体状况有什么新的看法吗?您觉得在今后的沈从文研究中还有哪些需要突破?
●那篇《沈从文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是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5届年会而写的应命之作。在那篇文章 中,我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今后沈从文研究的展望与预期,即一、心理学层面的研究;二、比较文学角度的主题研究;三、由沈从文创作中桃源情结介入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现象研究;四、“重造经典”思想研究;五、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研究。自那以后的10余年间,沈从文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这表现为一批沈从文研究专著的陆续出版以及相当多的学术论文的发表。这些研究成果在以下四个方面,为沈从文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一些国外学者的专著与论文继续为沈从文研究提供着新的研究视角。如日本学者小岛久代、新加坡的马润华的专著及日本城谷武男的论文;二、从文化学角度对沈从文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如刘洪涛所著《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三、经由文本细读:切入沈从文创作中过去为研究者所疏漏的方面,填补了相关的研究空白。如龚敏律对《月下小景》的解读、吴正锋论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张森论沈从文创作中的时间意识,以及由《看虹录》引发的昆明时期沈从文创作转型问题的研究等;四、由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讨论引发的有关沈从文及其文学创作的现代性问题研究,将沈从文及其创作置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进一步扩大了沈从文研究的视域。
尽管如此,近十年来的沈从文研究,尚不尽如人意。这主要表现在具里程碑式的阶段性成果尚未出现。我10年前所预期的两个主要方面,即从比较文学角度切入的沈从文与西方作家创作的主题研究与沈从文的思想研究。在我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沈从文创作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具有极大的潜在研究价值。在这方面难以取得进展似乎与当下学人的学术准备不足有关。我们有很好的现代文学学者,有很好的西方文学学者,却少学通中西的学者。即使有,他又未必有志于沈从文研究。而沈从文的思想研究缺少深入而全面展开,恐怕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钱理群曾不止一次和我谈及他对沈从文思想研究的强烈兴趣。我曾说过,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家承担着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双重使命,鲁迅、周作人、胡风、沈从文等作家,就具有这种鲜明特征。与鲁迅、周作人思想研究相比,沈从文的思想研究相对显得平弱。而沈从文思想恰恰具有其他作家思想无可替代的独特性。令人高兴的是,沈从文思想研究已经引起我身边的一些学者的强烈兴趣,并已着手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期准备。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关沈从文思想研究的预期成果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