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诗歌叫田园诗，有种音乐叫田园诗，有种山水叫田园诗——有没有一种乡村也叫田园诗呢？
　　梁鸿坚定地摇了头。没有，从来就没有田园诗的村庄，那是乌托邦。
　　要对这个“梁鸿”做点交代。她是河南作家，写过两本非虚构作品，一本叫《中国在梁庄》，一本叫《出梁庄记》。“梁庄”是河南真实存在的一个乡村。前一本写梁庄的没落、挣扎和无望，后一本写梁庄人在外打工的辛酸苦辣。梁鸿说：“梁庄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里程，我看到的是庞杂的、尘土飞扬的时代和生活。我写的不是贫穷，而是丧失，那种丧失在我们的话语里却变成了十分正常的东西，变成了大家都可以视而不见的正常存在，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故乡”和“乡愁”这类词语被我们用滥了，梁鸿对此极为反感：“这七八年以来，故乡变成一种特别暧昧的、我特别不愿意想的一个词，故乡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时代的呕吐物。当我们谈起故乡、乡愁的时候，不能过于美化、拔高，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故乡、乡愁这样的词语，特别容易被高尚化、被桃花源化，而当一个词变成一种桃花源式的存在时，就会遮蔽现实的各种问题。”
　　梁鸿的批评让我脸红，今后，我不敢肆无忌惮地在文章中使用“乡愁”和“故乡”了。
　　评诺贝尔奖的标准中没有颜值这一条，所以完全没有颜值的莫言能够得奖。得奖后，莫言成了明星
　　，受人追捧，成为许多人的偶像。“年轻人也需要偶像”，这是莫言的经验，因为莫言也年轻过。莫言年轻时崇拜的偶像是“我们县剧团的女演员”。
　　事过多年，莫言如此坦白已经没有表达障碍了。
　　我们也可以想想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想想那时我们崇拜的、暗恋的、视为理想的、激动不已的人和事。莫言一坦白，全民都知道，我们不是公众人物，公众对我们的坦白也毫无兴趣，那么，我们就自己向自己坦白一次吧。
　　镇江原来有条磨刀巷，巷口是口井，在这儿洗衣洗菜的人很多，离这口井不远，巷内一间屋顶很高的房子里开了一家私塾，我在这家私塾短暂地上了几天学。私塾也有下课时间，下课时我们就在外面泥地上飘洋画、打石球。这几乎是我对这家私塾的全部记忆，上课的情形一点都不记得了。后来，双井路拆掉了，井当然也没有了。普通人的生活是和普通的街巷连在一起的，这些普通的街巷消失后，普通人的实物历史就被敲碎了一块。消失得越多，我们的历史就越发地缺少了实物的佐证，到最后，我们就成了无根之人，即便有了乡愁也不知安放何处。
　　上海作家金宇澄，他和镇江的格非一起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上海的街巷毁灭得更快，这个现象刺激了他，他说：“我们有历史，眼前却总是新的建筑。”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我们都懂。
　　说到上海，许多人就会联想到旗袍、月份牌、跑马厅和百乐门的舞女。金宇澄说，那是上海的表面，上海人的生活是和上海的普通建筑聯系在一起的，这是“上海特征”，一旦这些建筑消失，特征就没有了。现在有个口号叫“留得住美景、记得住乡愁”，而金宇澄的观点是：“要保住城市的丰富性，就必须留住过去的城市建筑。”
　　作家都是有点书呆子气的，过去的建筑，扩而大之，还有过去的街巷、过去的河流、过去的器物、过去的风俗、过去的传统……哪里留得住啊？城市建设中到处都在喊刀下留人，可是人头还是滚下了地。但作家呆归呆，却有一宗本领，能够用文字还原那些消逝的东西。虚是虚了点，却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留存。就好像我对磨刀巷，也只能将它留存在记忆中，哪天记忆随风而去，我就会说，镇江根本就没有过磨刀巷。
　　一群中小学生问毕飞宇，是读中国古典文学好还是读外国文学好，毕飞宇说：“我还是赞同年轻人多读西方文学作品。”毕飞宇不太赞同如今的国学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让人静，不鼓励人动，而西方的文学作品恰好相反，鼓励变动，鼓励改变。中国的年轻人应当让他们的内心动荡不安，这样才会渴望提升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民族。
　　毕飞宇鼓励年轻人多读些西方文学，却又不鼓励年轻人当作家。他说，一个作家能将他的一生用于写作，同时还能衣食无忧，这样的人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少。毕飞宇也拿过茅盾文学奖，有稿酬，也有版税，日子过得很滋润了，但他没有脱离红尘，知道穿衣吃饭的意义永远大于写作，也永远大于当作家的梦想，而人生要混到衣食无忧，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某个省的作协主席说：“现在是最适合写作的年代。”
　　没有必要进行反驳，我们只是问一句：“哪个年代最不适合写作？哪个年代比较不适合写作？”
　　为了维护主席的权威，我们甚至连上面的问题也可以不问，但我们还是要说，主席的这句话还不如我们镇江一个广告语有水平。那是一家火锅店打的广告，吹嘘自己是“镇江更受欢迎的火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主席的观点若改成“现在是适合写作的更好年代”可能更好些。
　　写作有时是一种逆反行为，时代越是不好，越是黑暗愚昧，作家越是想写。许多经典作品就是在最不适合写作、比较不适合写作的年代写出来的。
　　什么叫故事？故事就是矛盾。短篇小说的碗小，只能装一根矛盾，长篇小说碗大，能装一团矛盾，三部曲的容量是只桶，可以装下一大堆矛盾，没有一百万两百万的字数是写不完的。说如今的年代适合写作，其实可以这样来证明，就是如今的年代矛盾多，而且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么多矛盾其实就是这么多的故事、这么多的人物和这么多的冲突，如果作家有本领，真的是遇到了富矿、金矿，可以写出无愧于这么多矛盾的作品出来。
　　矛盾就是斗争，斗争不是两块豆腐打架，而是带有攻击性的。我们常说摆平矛盾，摆平就是一方说服了、打败了、取代了另一方，另一方逃走了、闭嘴了、认输了，矛盾就摆平了。这也是刘恒的观点。刘恒说，文学一旦丧失了攻击性，也就丧失了诱惑力。《秋菊打官司》和《集结号》的剧本都是刘恒所写。他写剧本用毛笔，一笔一划，像写书法，在他那个圈子里，找不到第二人。刘恒说，文学的攻击性就是刺激起人的激情，文学一旦成为平衡性的工具，本身的吸引力就丧失了。如果我们写小说，将充满了矛盾的乡村写成了田园诗般的乡村，那就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