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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是中国大陆史学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近几年来，这种引进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取得了不少新的令人瞩目的成果，给国内学者带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讯息。学术期刊是研究和译介外国史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园地。在期刊的积极参与和引导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海外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对文明史、“历史符号学”研究引起国内学界注意。我们应当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
关键词 史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想 西方中心论 文明史 历史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149-07
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正在加速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推动地球成为一个村庄。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不能缺少对世界学术潮流的关注，本土学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已为时势所趋。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史学理论界在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和沟通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海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成为中国大陆史学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近几年来，这种引进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给国内学者带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讯息。
近几年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是在史学界对域外学术研究百年叩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古老的中国史学体系被打破，受西方影响形成的中国新史学由此启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史学曾较大规模的引进，对中国史学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大陆史学曾一度脱离了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潮，除了五六十年代少量散见于《历史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动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上的西方史学译文外，中国史学基本上向西方史学关上了大门；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史学界也中断了与苏联史学的联系，史学研究基本上成了“离群索居的自言自语”。“文革”结束后，史学的大门再度打开，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国外各种史学思潮卷土重来，西方史学引进的步伐大大加快。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国外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国外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此后，随着《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的创办，作为世界史学主潮内核的海外史学理论的译介、评价成为海外学术引进浪潮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推动大陆史学融入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形成新的史学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术期刊发挥杂志之特长，面向海外名家精心组稿，能够随时跟踪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且尽可能保持国外学者作品的原汁原味，除了翻译工序外没有经过其他加工，则有效地避免了间接评述与直接翻译大部头著作这两种方式的缺陷，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1987-1989年)和《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创刊)杂志的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它们在翻译海外史学理论作品、促进对海外的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历史》(1979年创刊)、《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创刊)、《史学史研究》(1981年创刊)等刊物也是史学理论研究和译介外国史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园地。先后担任《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主编、将海外史学引进本土的领军人物之一陈启能在1987年《史学理论》发刊词《时代·历史·理论》中就明确提出：“不把大门敞开，脱离国外史学的发展，不参考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不吸收它们一切有益的养分，我们的史学要改革，要发展，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绝不能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大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因而简单地一概否定。应该看到，西方的史学理论尽管有唯心主义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但在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反映发达社会物质文明成就和人类文化知识积累方面有许多可贵的有益的内容。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能轻率地加以摒弃。同时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不能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拜倒在它们的脚下；而是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批评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在译介海外史学方面有强烈的责任感。
近几年，新近崛起的一些地方杂志，如《山东社会科学》、《东南学术》、《东岳论丛》、《江苏社会科学》等也注意了史学理论海外作品的译介工作，显现出独到的学术眼光。特别是《山东社会科学》，自2004年起启动“史学理论研究”栏目，先后由王学典、陈启能两位史学理论名家主持栏目，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海外史学理论文本的直接译介，为国内学者瞭望世界开辟了新的阵地，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充分肯定。作为一份综合性地方学术期刊能有如此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能执着地关注世界史学前沿、关注高端，聚集像理查德·范恩、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彼得·伯克、海登·怀特、约恩·吕森等一批世界顶尖级学者的文章，在地方综合性学术刊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便与专业期刊相比，也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目前这些文章的社会反响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里显得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但其学术效应的释放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历久而弥显其价值。
当前，关注世界史学前沿、关注高端已经成为海外史学理论译介的主导性力量。从近几年译介的海外研究成果中可以感受到，虽然海外学者的不少观点还可以商榷，但应该承认，他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对历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其研究广度还是其研究深度都是空前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在笔者看来，值得国内学界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王晴佳认为：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 (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如何辩证地把握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以推进中国史学在21世纪健康发展，是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理查德·伊文斯在《职业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强调：由回答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而构成的知识论预设，是19世纪以来历史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一切都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摧毁，并业已危及历史学的生存。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作出积极回应，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任务，而且是职业历史学家的职责。职业历史学家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可以并且应该为这场辩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中的历史编纂——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文本、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我们对于信息现象的态度变化了。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科学和信息都是遵从它们自身规律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和艺术并未被设定在与实在对立的位置，而是一种伪实在，因而是在实在之内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思考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未来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过去的洞见将是一种比喻性的，而不是一种平实性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编纂，而只是使我们注意到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会令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实际上，在它之外是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整个领域。”吕森在《后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历史启蒙：“新费解”时代的历史学》一文认为：历史思想现代化的演变也可以概括为一部意义缺陷或失落的历史，如今它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思想谴责历史思想现代化中的意义缺陷。历史思想在根本上处于危险境地的是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它把历史构建为一门相当独立与它的各种变体的科学学科。正是这种合理性，作为人类生活实践之文化定位的原则，已经导致了这种合理性既无法对付又费解的境况。不过，历史编纂中的后现代转向也存在定位缺陷，我们应当唤醒历史理性来弥补这种定位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文沙特尔在《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指出：“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则是二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引向深入，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自古就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再次被强调。”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介绍与评述逐渐增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各种力量交锋的前沿。这些海外学者的论述对国内学者更好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提供了直接参考。
——“西方中心论”的淡出与全球化背景下重构历史观念意识的兴起。传统的欧美史学是以西方历史阶段为规范的历史叙述框架，“在这种叙事模式看来，历史是有延续性、方向性、目的性和内在一贯性的，西方历史发展是正常，是‘一般’；‘东方’等非西方民族的历史则是异常和‘特殊’，后者的存在不仅只有和西方历史的有关阶段相比照时才有意义，而且也只有通过双重还原，即把空间差异彻底还原为时间差异、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彻底还原为文化的时代差异，使它进入欧洲历史演化序列后它本身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而“西方话语”往往是“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欧美学者对西方传统的史学观念进行反思，不再因为“西方”而自认优越，而是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试图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建构新的历史观念。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一文中指出：所谓“西方”，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欧洲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上一系列的文化及社会运动，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西方史学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特性，譬如强调进步和发展等等。然而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连串独一无二的特征，也不意味着西方历史著作的方式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其他方式。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文章分析了具有“西方特性”的十条命题，描述了一个包含了诸多史学假定与史学原则的所谓“体系”。称之为体系倒不是说这是从诸种公理中严密有力地演绎推断出来的，而是说西方历史书写被赋予的某些特点至少在一种松散的意义上互相联系在一起。这个体系并没有摆脱冲突和种种相反的倾向，在诸如是独特性还是对历史法则的举例说明、是进步还是循环、是因果还是意义等重大问题上，尚未达成任何共识(至少是几百年内的共识)。正是由于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才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彼得·伯克(PeterBurke)所从事的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这是一项概念化的工作，他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背景。在伯克看来，西方历史思考的 独特性大致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相同。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是西方史学的标志，这事实上意味着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的绝对优势。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伊格尔斯、王晴佳在《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中指出：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国际史学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主席、《历史与理论》杂志主编的理查德·范恩在《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一文中强调：当今历史学家们对全球历史的领会还大大地需要全球化。因为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是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仍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概念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但却可以为全球化的历史编纂提供理论线索。而历史学家也应该争取更为自由的历史探索，关注来自不同观点的声音。应当说，西方学者自觉摆脱“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视角，将目光投射全球的意识还是颇可肯定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权面前，东方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受压制的劣势，西方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占据了稳固的话语霸权，而非西方国家则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欧洲中心论”与“东方主义”体现了西方话语中最极端、最自负、最傲慢的一面。这种基本价值理念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西方文化中有最优越、最合理的分子，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全世界。过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过多使用了潜藏“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西方话语”，造成中国历史研究的众多难解之题，海外学者的反思为我们厘清原来夹杂的“东方主义”观念、语汇增强了信心。
——在东西方文明的互相整合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下，文明史研究蔚成热点。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晴佳在《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中指出：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远的不说，自近代以来，文明史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断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有普世史的写作，而到了19世纪，世界史的写作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初年，施宾格勒、汤因比开启了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提倡历史演变的多元观点。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人坚持。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历史学家对文明比较的看法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说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复次，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但为非西方史家所不齿，亦为西方史家所警惕，并努力加以突破。最后，对文明发展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一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这既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文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伊格尔斯、王晴佳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着重讨论了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其文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开辟“历史符号学”的新领域。后现代主义注重对文本的研究，“符号学”对推动文本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及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但由于覆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兴起。符号学的理论对理解历史学的性质有极大的启发。居美学者李幼蒸在历史符号学研究工作方面成绩突出。他认为，历史理论是符号学的第三理论来源。符号学在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的两大课题方面均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对历史的认知，尽管存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却受到主客观技术性条件的限制。如何在限定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论的条件内最大限度地增加科学认知的程度，是历史理论研究者的目的所在。在认识论模式H和史学实践论h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担负着异质性文本之间语义学沟通任务的符号学，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符号学将根据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其语义学构成最为混乱的历史话语，进行无比重要的语义学整理工作。人们虽难以在历史话语中实证地考察历史信念的社会动态机制和功能，却可以将其置入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解释学的考察，历史话语成为人们了解人性、行为倾向、信念方式、信仰系统的书写文本资源。文化符号学一方面从社会性、历史性的事件描述形态中识别其真实的信念和信仰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将此信念话语系统从其自行表述的历史关系中分离出来，瓦解其自行宣表的历史制约关系。符号学对于清理人类不同历史信念之间的语义学分歧来说，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历史学的研究，受到后现代 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大。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但必须承认，作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反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历史学一系列固有预设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与冲击，大大刷新了历史研究的面貌，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目的、手段到形式，都发生了剧烈变迁，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推动历史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对后现代史学的回应，对于本土史学的生长来说，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正如中国已无法脱离世界一样，中国学术脱离国际史坛也已经没有可能，关注高端、关注前沿是学术引进的重要原则。海外学者在理论工具、研究方式以至于写作风格上常常让人耳目一新，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独特的“问题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在与西方名家对话的过程中要时时警醒：西方学术因子是基于异域经验提炼、抽取、生长起来的，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往往不一致，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引进海外史学理论，常常令人产生这样的困惑：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侵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西方话语日益成为主流话语。这种冲击、侵占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煎熬”。一位长期致力于西学译介工作的学者这样抒发自己的焦虑：“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这种忧虑是深刻的。诚然，正如中国已无法脱离世界一样，中国学术完全脱离西方话语也已经没有可能，全球化趋势已经浩浩荡荡，难以抵挡，一味的封闭、逃避或盲从都无所救益。而关注中国学术命运的人们又不忍见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中被吞噬，失去其本来面目。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中还原出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的确是一个煞费思量的问题。
西方话语进入中国的一个优点是“将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话语对话过程中，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章太炎曾强调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性，说：“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今天研究任何地区的文化、思想、历史、或社会的人大概都很难完全避免比较的观点。比较的范围当然可大可小。……以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而言，我们更是抛不开西方文化的影子。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研究者总不免要根据他所了解的西方背景来处理他所面对的中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普遍地有这种中西比较的倾向，其心理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情绪的成分，也有理智的成分。这里无法作深度的分析。情绪的问题可以撇开不谈，单从理智的方面看，这一比较的观点在道理上是站得住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它是否成功则完全系于研究者个人对于他所比较的具体对象是否都具有正确的了解。而且即使大体上了解不误，其中也仍然有深浅之别、高下之分、精粗之异。”而“比较”的目的就是辨别“同”与“异”，也就是“一般”与“特殊”。“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其中自不能没有大体相同的部分；否则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将是不可能的。我们用不着援引任何精微的哲学理论，简单的历史事实已足以说明不同文化之间仍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同时“文化异同的层次是无穷的，并不能简单地、平面地、静态地分别为‘异’、‘同’两项。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观点细察中西某一方面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层层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辩证关系。有时部分之异不能掩整体之同，有时部分之同又不能掩整体之异，反之亦然。不但如此，有时表面的相似正含蕴着实质上的差异，而表面上相反，却转而包藏着实质上的类似。文化异同的复杂现象阻止了任何化约论的成立的可能性。”利用外来话语，对本土文明、本土话语系统、本土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外来话语系统在输入过程中通过与本土文明的碰撞，激发出新的学术高潮，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佛学的侵入，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20世纪西方话语系统进入中国，也打开了新的学术空间，创造了新的机遇。“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西方学术因子必须立足于在对事实本身的基础之上，接受中国经验的质疑、挑战、试错、拷问、重建。与其说是对西方学术因子的吸收，不如说是立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受到“启发”。怀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立足于中国传统史学资源，关注世界史学中的新动态，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扬其长而避其短，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吸收其间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当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关键词 史学理论 后现代主义思想 西方中心论 文明史 历史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149-07
经济体制的一体化、科学技术的标准化，特别是电讯网络的高度发达，正在加速地将世界各地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推动地球成为一个村庄。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都不能缺少对世界学术潮流的关注，本土学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研究已为时势所趋。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史学理论界在与全球知识界的对话和沟通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海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成为中国大陆史学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近几年来，这种引进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给国内学者带来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讯息。
近几年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是在史学界对域外学术研究百年叩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国学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古老的中国史学体系被打破，受西方影响形成的中国新史学由此启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史学曾较大规模的引进，对中国史学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受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大陆史学曾一度脱离了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潮，除了五六十年代少量散见于《历史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动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上的西方史学译文外，中国史学基本上向西方史学关上了大门；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史学界也中断了与苏联史学的联系，史学研究基本上成了“离群索居的自言自语”。“文革”结束后，史学的大门再度打开，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国外各种史学思潮卷土重来，西方史学引进的步伐大大加快。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国外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国外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此后，随着《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的创办，作为世界史学主潮内核的海外史学理论的译介、评价成为海外学术引进浪潮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为推动大陆史学融入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形成新的史学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术期刊发挥杂志之特长，面向海外名家精心组稿，能够随时跟踪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且尽可能保持国外学者作品的原汁原味，除了翻译工序外没有经过其他加工，则有效地避免了间接评述与直接翻译大部头著作这两种方式的缺陷，具有独特的优势，从而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1987-1989年)和《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创刊)杂志的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它们在翻译海外史学理论作品、促进对海外的史学理论研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历史》(1979年创刊)、《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创刊)、《史学史研究》(1981年创刊)等刊物也是史学理论研究和译介外国史学理论成果的重要园地。先后担任《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主编、将海外史学引进本土的领军人物之一陈启能在1987年《史学理论》发刊词《时代·历史·理论》中就明确提出：“不把大门敞开，脱离国外史学的发展，不参考借鉴它们的经验教训，不吸收它们一切有益的养分，我们的史学要改革，要发展，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绝不能因为西方史学理论大体上是唯心主义的，因而简单地一概否定。应该看到，西方的史学理论尽管有唯心主义或其他方面的缺陷，但在吸收自然科学成果、反映发达社会物质文明成就和人类文化知识积累方面有许多可贵的有益的内容。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不能轻率地加以摒弃。同时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不能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拜倒在它们的脚下；而是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分析批评态度。”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在译介海外史学方面有强烈的责任感。
近几年，新近崛起的一些地方杂志，如《山东社会科学》、《东南学术》、《东岳论丛》、《江苏社会科学》等也注意了史学理论海外作品的译介工作，显现出独到的学术眼光。特别是《山东社会科学》，自2004年起启动“史学理论研究”栏目，先后由王学典、陈启能两位史学理论名家主持栏目，致力于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海外史学理论文本的直接译介，为国内学者瞭望世界开辟了新的阵地，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充分肯定。作为一份综合性地方学术期刊能有如此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能执着地关注世界史学前沿、关注高端，聚集像理查德·范恩、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彼得·伯克、海登·怀特、约恩·吕森等一批世界顶尖级学者的文章，在地方综合性学术刊物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便与专业期刊相比，也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目前这些文章的社会反响在现有学术评价体系里显得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但其学术效应的释放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历久而弥显其价值。
当前，关注世界史学前沿、关注高端已经成为海外史学理论译介的主导性力量。从近几年译介的海外研究成果中可以感受到，虽然海外学者的不少观点还可以商榷，但应该承认，他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对历史学的研究，无论是其研究广度还是其研究深度都是空前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在笔者看来，值得国内学界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关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界的影响。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20世纪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王晴佳认为：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 (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如何辩证地把握运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以推进中国史学在21世纪健康发展，是我们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理查德·伊文斯在《职业历史学家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一文中强调：由回答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真相、历史的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而构成的知识论预设，是19世纪以来历史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一切都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摧毁，并业已危及历史学的生存。对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作出积极回应，不仅是史学理论研究专家的任务，而且是职业历史学家的职责。职业历史学家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可以并且应该为这场辩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后现代主义情境中的历史编纂——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指出：“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文本、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我们对于信息现象的态度变化了。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科学和信息都是遵从它们自身规律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和艺术并未被设定在与实在对立的位置，而是一种伪实在，因而是在实在之内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思考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未来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过去的洞见将是一种比喻性的，而不是一种平实性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编纂，而只是使我们注意到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会令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实际上，在它之外是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整个领域。”吕森在《后现代主义观点下的历史启蒙：“新费解”时代的历史学》一文认为：历史思想现代化的演变也可以概括为一部意义缺陷或失落的历史，如今它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现代主义思想谴责历史思想现代化中的意义缺陷。历史思想在根本上处于危险境地的是方法论上的合理性，它把历史构建为一门相当独立与它的各种变体的科学学科。正是这种合理性，作为人类生活实践之文化定位的原则，已经导致了这种合理性既无法对付又费解的境况。不过，历史编纂中的后现代转向也存在定位缺陷，我们应当唤醒历史理性来弥补这种定位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文沙特尔在《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转向批判》指出：“西方历史学在20世纪后期面临萎缩的窘境，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其影响已经体现在了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中。后现代主义理论应当为这种尴尬局面承担重要责任，而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一点缺乏反思。后现代主义者对政治观念的过分倚重和某种程度的滥用，既使其对学术活动的攻击不合时宜，又使其在社会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保卫历史学》和《历史的真相》为处于继承传统和应对挑战两难境地的西方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前者看到，‘一旦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被运用到它自身，其很多观点就会因自相矛盾而无法立足’。同时也是一部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方式和过程进行自我审视的力作，而这又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则是二部由哲学家所做出的最佳的历史学回应，它将传统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引向深入，从而使其更像是一场哲学论辩，尤其是在语言学层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作了有力回应，而其‘相关论’真理观提示了针对文化理论批判的应对策略。大量历史事实的存在足以打破将整个历史学笼罩于怀疑论阴影之下的企图，从认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当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共识，历史学家的偏见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被避免，跨文化的交流也成为可能。对客观事实和自我批判的追求自古就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色，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再次被强调。”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介绍与评述逐渐增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界各种力量交锋的前沿。这些海外学者的论述对国内学者更好地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提供了直接参考。
——“西方中心论”的淡出与全球化背景下重构历史观念意识的兴起。传统的欧美史学是以西方历史阶段为规范的历史叙述框架，“在这种叙事模式看来，历史是有延续性、方向性、目的性和内在一贯性的，西方历史发展是正常，是‘一般’；‘东方’等非西方民族的历史则是异常和‘特殊’，后者的存在不仅只有和西方历史的有关阶段相比照时才有意义，而且也只有通过双重还原，即把空间差异彻底还原为时间差异、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彻底还原为文化的时代差异，使它进入欧洲历史演化序列后它本身的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而“西方话语”往往是“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欧美学者对西方传统的史学观念进行反思，不再因为“西方”而自认优越，而是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试图在全球化视野下重新建构新的历史观念。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在《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一文中指出：所谓“西方”，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建构。欧洲特定的文化背景，历史上一系列的文化及社会运动，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西方史学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独特性，譬如强调进步和发展等等。然而这种独特性并不是一连串独一无二的特征，也不意味着西方历史著作的方式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其他方式。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尤其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文章分析了具有“西方特性”的十条命题，描述了一个包含了诸多史学假定与史学原则的所谓“体系”。称之为体系倒不是说这是从诸种公理中严密有力地演绎推断出来的，而是说西方历史书写被赋予的某些特点至少在一种松散的意义上互相联系在一起。这个体系并没有摆脱冲突和种种相反的倾向，在诸如是独特性还是对历史法则的举例说明、是进步还是循环、是因果还是意义等重大问题上，尚未达成任何共识(至少是几百年内的共识)。正是由于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才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认为：彼得·伯克(PeterBurke)所从事的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这是一项概念化的工作，他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背景。在伯克看来，西方历史思考的 独特性大致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相同。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是西方史学的标志，这事实上意味着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的绝对优势。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西方及西方以外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方面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把历史看作“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研究观逐渐被把历史看作一种“社会科学”的历史观所代替。然而，对社会科学和现代化普遍持有的信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最激烈的声讨，也受到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文化历史学家的较为平静的挑战，他们的论点都导致了认识论的相对论。无论如何，只有很少数的历史工作者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不存在客观标准”的观点，但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中心思想却对日益向文化史转变的社会历史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统一的思想或历史倾向让路给了向小单位、地方和边缘的集中关注，与之同时则是政治史研究地位的下降。在通向21世纪的交替时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广泛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伊格尔斯、王晴佳在《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中指出：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国际史学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主席、《历史与理论》杂志主编的理查德·范恩在《历史编纂学一定要全球化吗?》一文中强调：当今历史学家们对全球历史的领会还大大地需要全球化。因为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是反映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相对平衡的上层建筑，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是历史学家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历史书写仍然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少数几个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概念无疑过于简单化了，但却可以为全球化的历史编纂提供理论线索。而历史学家也应该争取更为自由的历史探索，关注来自不同观点的声音。应当说，西方学者自觉摆脱“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视角，将目光投射全球的意识还是颇可肯定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权面前，东方文化始终处于一种受压制的劣势，西方建立起强大的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占据了稳固的话语霸权，而非西方国家则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欧洲中心论”与“东方主义”体现了西方话语中最极端、最自负、最傲慢的一面。这种基本价值理念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西方文化中有最优越、最合理的分子，最合理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全世界。过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过多使用了潜藏“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西方话语”，造成中国历史研究的众多难解之题，海外学者的反思为我们厘清原来夹杂的“东方主义”观念、语汇增强了信心。
——在东西方文明的互相整合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下，文明史研究蔚成热点。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晴佳在《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中指出：文明的比较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远的不说，自近代以来，文明史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不断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17世纪英国有普世史的写作，而到了19世纪，世界史的写作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初年，施宾格勒、汤因比开启了比较文明史的研究，提倡历史演变的多元观点。这一传统至今仍有人坚持。不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历史学家对文明比较的看法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概括说来，这一趋向有以下几个新的特征：首先，文明的研究更为注重人类与自然之间互动的状况，环境史的兴起便是标志之一。其次，文明的单位已经与以前呈现明显的不同，以往东、西方的概念已经为人所大大突破。复次，西方中心论的观念，不但为非西方史家所不齿，亦为西方史家所警惕，并努力加以突破。最后，对文明发展的观察，也从原来注重民族一国家的兴亡转而注意社会与国家、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涉和牵制。这既是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潮流，也是文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伊格尔斯、王晴佳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着重讨论了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地区史学彼此之间的交流及其对近现代史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从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既然史学研究所透露的历史意识乃是构成文明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考察史学的交流便可展现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其文以东亚、伊斯兰和印度为例，指出非西方地区的史家如何在接受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的时候，重新估价和更新自身的学术传统，以求历史研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运用“符号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开辟“历史符号学”的新领域。后现代主义注重对文本的研究，“符号学”对推动文本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含盖所有涉及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但由于覆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兴起。符号学的理论对理解历史学的性质有极大的启发。居美学者李幼蒸在历史符号学研究工作方面成绩突出。他认为，历史理论是符号学的第三理论来源。符号学在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的两大课题方面均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对历史的认知，尽管存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却受到主客观技术性条件的限制。如何在限定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论的条件内最大限度地增加科学认知的程度，是历史理论研究者的目的所在。在认识论模式H和史学实践论h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担负着异质性文本之间语义学沟通任务的符号学，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符号学将根据跨学科、跨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其语义学构成最为混乱的历史话语，进行无比重要的语义学整理工作。人们虽难以在历史话语中实证地考察历史信念的社会动态机制和功能，却可以将其置入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解释学的考察，历史话语成为人们了解人性、行为倾向、信念方式、信仰系统的书写文本资源。文化符号学一方面从社会性、历史性的事件描述形态中识别其真实的信念和信仰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将此信念话语系统从其自行表述的历史关系中分离出来，瓦解其自行宣表的历史制约关系。符号学对于清理人类不同历史信念之间的语义学分歧来说，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历史学的研究，受到后现代 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大。无论人们是否接受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观点，但必须承认，作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反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历史学一系列固有预设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与冲击，大大刷新了历史研究的面貌，人们对历史研究的目的、手段到形式，都发生了剧烈变迁，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推动历史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对后现代史学的回应，对于本土史学的生长来说，也带来了新的契机。
正如中国已无法脱离世界一样，中国学术脱离国际史坛也已经没有可能，关注高端、关注前沿是学术引进的重要原则。海外学者在理论工具、研究方式以至于写作风格上常常让人耳目一新，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独特的“问题意识”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在与西方名家对话的过程中要时时警醒：西方学术因子是基于异域经验提炼、抽取、生长起来的，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往往不一致，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引进海外史学理论，常常令人产生这样的困惑：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侵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西方话语日益成为主流话语。这种冲击、侵占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煎熬”。一位长期致力于西学译介工作的学者这样抒发自己的焦虑：“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这种忧虑是深刻的。诚然，正如中国已无法脱离世界一样，中国学术完全脱离西方话语也已经没有可能，全球化趋势已经浩浩荡荡，难以抵挡，一味的封闭、逃避或盲从都无所救益。而关注中国学术命运的人们又不忍见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中被吞噬，失去其本来面目。如何在西方话语的冲击中还原出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的确是一个煞费思量的问题。
西方话语进入中国的一个优点是“将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在本土经验与外来话语对话过程中，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章太炎曾强调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性，说：“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今天研究任何地区的文化、思想、历史、或社会的人大概都很难完全避免比较的观点。比较的范围当然可大可小。……以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而言，我们更是抛不开西方文化的影子。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研究者总不免要根据他所了解的西方背景来处理他所面对的中国经验。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之所以普遍地有这种中西比较的倾向，其心理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情绪的成分，也有理智的成分。这里无法作深度的分析。情绪的问题可以撇开不谈，单从理智的方面看，这一比较的观点在道理上是站得住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它是否成功则完全系于研究者个人对于他所比较的具体对象是否都具有正确的了解。而且即使大体上了解不误，其中也仍然有深浅之别、高下之分、精粗之异。”而“比较”的目的就是辨别“同”与“异”，也就是“一般”与“特殊”。“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其中自不能没有大体相同的部分；否则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将是不可能的。我们用不着援引任何精微的哲学理论，简单的历史事实已足以说明不同文化之间仍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同时“文化异同的层次是无穷的，并不能简单地、平面地、静态地分别为‘异’、‘同’两项。如果我们从动态的观点细察中西某一方面的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层层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辩证关系。有时部分之异不能掩整体之同，有时部分之同又不能掩整体之异，反之亦然。不但如此，有时表面的相似正含蕴着实质上的差异，而表面上相反，却转而包藏着实质上的类似。文化异同的复杂现象阻止了任何化约论的成立的可能性。”利用外来话语，对本土文明、本土话语系统、本土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外来话语系统在输入过程中通过与本土文明的碰撞，激发出新的学术高潮，在学术史上并不罕见。佛学的侵入，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20世纪西方话语系统进入中国，也打开了新的学术空间，创造了新的机遇。“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西方学术因子必须立足于在对事实本身的基础之上，接受中国经验的质疑、挑战、试错、拷问、重建。与其说是对西方学术因子的吸收，不如说是立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受到“启发”。怀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态，立足于中国传统史学资源，关注世界史学中的新动态，明识外来话语之利弊，扬其长而避其短，妥善吸收其间的合理因子，吸收其间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问题的视角，推动学术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与本土历史相符的话语系统，形成相对自觉的与西方话语的互动机制，整体拉动学术增长，当是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