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对抗台湾恶劣的卫生条件,日本殖民政府以防治疫病作为公权力介入医疗体系之开端;尔后以法令与行政管理作为管理医疗的常态性关系,台湾现代医学教育从此诞生。1945年台湾改隶,然公卫遭战火摧残、瘟疫再度四起,独立恢复战前医疗水平似不可为。战前东亚最主要的美国医疗援外单位,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系深远,亦因此与1947年之国防医学院渊源深厚。1949年后,这些外援藉由一批随国防医学院来台的协和校友,为挣扎中的台湾公卫事业注入新的力量,也为傅斯年掌校时的台大医学院"改制"提供了脚本。透过一批自大陆时期就与美方密切合作的医疗与卫生专家,1949年后逐渐把外国援华的资源移转到台湾,并将影响范围推广到国防医学院以外的台湾其他医学院与医院。从疟疾的DDT喷洒计划到荣民制药厂的出现,代表了战后台湾的医疗与卫生体制正逐渐走出日据时期的架构。从医学教育的分科与新设系所的出现,到美式公卫体系深入基层,乃至于自制学名药、处方药的努力,都可看到战后台湾的医疗与公卫将走向今日更多元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