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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个时候,讨论如何削减赤字以及“退出机制”,几乎必定是个错误决定
既然全球性衰退已经结束,那么,多久才能复苏呢?就业和产能利用率,何时才能恢复到我们过去认为的“正常水平”?为了让它们恢复正常,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央行和政府的直觉就是不必再出手了,它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削减赤字,以及如何退出当前的低利率。“大萧条”的教训告诉我们,这几乎必定是个错误决定。
当时,随着萧条日益严重,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直觉是,尽量无为而治。商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普遍认为,1929年至1930年的萧条可以自我结束。在这以前,每当真实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达到1930年的水平时,衰退就走到了尽头。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工人和拥有闲置机器的资本家在一起,将努力生产出比他们竞争对手更低廉的产品。随后,价格将会下降。当价格降幅足够大时,企业家就会孤注一掷地想,即便需求疲弱,降低的工资也会使生产有利可图。于是,生产又重新启动。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自认为对一切洞若观火:它们放任私人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大萧条”。它们认为,对美国经济的“强制清算”正是私人部门的责任。它们担忧,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支出以及相应的赤字问题,会妨碍私人部门的自我调节。
“清算主义”者教条地认为:从长期看,“大萧条”对经济是件好事;刺激政策的支持者极为短视,是公共福利的敌人。一些尚未被理论弄昏头脑的人,对这一观点报以批评。
但是,“清算主义”思想却占了上风。当时的政府不倾向于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认为这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妨碍“清算”的进展,以及私人投资的重新分配和再度重启。即便是拥有巨大黄金储备的美国和法国,也是如此。
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去平衡赤字,力图使经济恢复平衡,重获竞争力。但是,这种方式却进一步抑制了需求,并使工资和物价下跌。
“大萧条”期间,那些过于担忧汇率的国家甚至没有机会尝试使经济恢复增长。想要刺激需求的政府必须注入信贷,降低利率,从而鼓励投资。这将增加进口,并使货币贬值。
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的北欧国家在“大萧条”之初,决定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在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采取了稳定需求的政策,并且做得相当不错。1931年,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就任日本大藏相后,放弃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平衡政策。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36年恢复到1928年的一半。
“大萧条”是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证实经济风暴会自我加剧。
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复苏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越早放弃金本位越好。同时也应该抛弃对汇率、短期财政状况的担心,以及“清算学派”所持有的私营部门能够自我纠错的看法。总之,越早启动国家“新政”越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避免“大萧条”再次出现。主要原因是,央行和政府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采取预算平衡和限制货币扩张的政策。在“大萧条”时期,货币与黄金挂钩阻止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无法购买国债增加现金,这些措施都可能刺激需求和产出。那时,“清算主义”作为主流思想,阻碍了对银行系统的救助。其信奉者认为,破产是件好事,可以就此调整过度投机。
“大萧条”的教训是,越早启动“新政”越好。日本和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并在1931年启动自己的“新政”。德国和美国在1933年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而法国一直到1936年才启动“新政”。这些国家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它们复苏的快与慢,都取决于它们何时开始“新政”。
今天,在全球方位内,那些避免了“大萧条”时期错误做法的政府,正在反思它们的政策。那些曾经热衷于赤字性支出的政府,现在开始担忧长期财政稳定和预算平衡。那些曾经热衷打开货币供给水龙头的政府,现在转而担忧它们的货币是否会走弱。那些曾经对金融部门施以援手的政府,现在担忧政治压力,刺激计划似乎使那些有钱又有关系的银行家最早“复苏”。在我看来,这是个错误。
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应该急于重返常态政策,包括货币、汇率、财政和银行政策等。这一切都需要等到全球复苏完全实现之后。■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既然全球性衰退已经结束,那么,多久才能复苏呢?就业和产能利用率,何时才能恢复到我们过去认为的“正常水平”?为了让它们恢复正常,各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央行和政府的直觉就是不必再出手了,它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削减赤字,以及如何退出当前的低利率。“大萧条”的教训告诉我们,这几乎必定是个错误决定。
当时,随着萧条日益严重,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直觉是,尽量无为而治。商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普遍认为,1929年至1930年的萧条可以自我结束。在这以前,每当真实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达到1930年的水平时,衰退就走到了尽头。他们认为,无所事事的工人和拥有闲置机器的资本家在一起,将努力生产出比他们竞争对手更低廉的产品。随后,价格将会下降。当价格降幅足够大时,企业家就会孤注一掷地想,即便需求疲弱,降低的工资也会使生产有利可图。于是,生产又重新启动。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自认为对一切洞若观火:它们放任私人部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大萧条”。它们认为,对美国经济的“强制清算”正是私人部门的责任。它们担忧,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支出以及相应的赤字问题,会妨碍私人部门的自我调节。
“清算主义”者教条地认为:从长期看,“大萧条”对经济是件好事;刺激政策的支持者极为短视,是公共福利的敌人。一些尚未被理论弄昏头脑的人,对这一观点报以批评。
但是,“清算主义”思想却占了上风。当时的政府不倾向于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认为这会打击投资者信心,妨碍“清算”的进展,以及私人投资的重新分配和再度重启。即便是拥有巨大黄金储备的美国和法国,也是如此。
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去平衡赤字,力图使经济恢复平衡,重获竞争力。但是,这种方式却进一步抑制了需求,并使工资和物价下跌。
“大萧条”期间,那些过于担忧汇率的国家甚至没有机会尝试使经济恢复增长。想要刺激需求的政府必须注入信贷,降低利率,从而鼓励投资。这将增加进口,并使货币贬值。
不过,也有成功的例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的北欧国家在“大萧条”之初,决定将货币与黄金挂钩;在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采取了稳定需求的政策,并且做得相当不错。1931年,高桥是清(Korekiyo Takahashi)就任日本大藏相后,放弃了正统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平衡政策。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36年恢复到1928年的一半。
“大萧条”是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证实经济风暴会自我加剧。
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复苏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越早放弃金本位越好。同时也应该抛弃对汇率、短期财政状况的担心,以及“清算学派”所持有的私营部门能够自我纠错的看法。总之,越早启动国家“新政”越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避免“大萧条”再次出现。主要原因是,央行和政府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采取预算平衡和限制货币扩张的政策。在“大萧条”时期,货币与黄金挂钩阻止了货币政策的扩张,无法购买国债增加现金,这些措施都可能刺激需求和产出。那时,“清算主义”作为主流思想,阻碍了对银行系统的救助。其信奉者认为,破产是件好事,可以就此调整过度投机。
“大萧条”的教训是,越早启动“新政”越好。日本和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并在1931年启动自己的“新政”。德国和美国在1933年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而法国一直到1936年才启动“新政”。这些国家是20世纪30年代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它们复苏的快与慢,都取决于它们何时开始“新政”。
今天,在全球方位内,那些避免了“大萧条”时期错误做法的政府,正在反思它们的政策。那些曾经热衷于赤字性支出的政府,现在开始担忧长期财政稳定和预算平衡。那些曾经热衷打开货币供给水龙头的政府,现在转而担忧它们的货币是否会走弱。那些曾经对金融部门施以援手的政府,现在担忧政治压力,刺激计划似乎使那些有钱又有关系的银行家最早“复苏”。在我看来,这是个错误。
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世界各国都不应该急于重返常态政策,包括货币、汇率、财政和银行政策等。这一切都需要等到全球复苏完全实现之后。■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