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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福利社会,是顺遂实现中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不二之途
《财经》记者 苏琦
岁尾年终,珠三角农民工的退保潮如期到来。而这些“毅然”退保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在2010年春节后,会一如既往地踏上新一轮离乡寻工旅程。
去留两彷徨
重庆开县岳溪镇的徐兰和她丈夫商量,一过完春节就出来打工。徐兰心里不是特别想出来,她觉得在老家找个超市当售货员也不错。但丈夫出来了,她得跟着。
徐兰的丈夫比她大五岁,在外打工十来年。他不是不习惯家乡,而是老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挣钱机会。“现在我们是上有老,下还没小,等有了孩子經济压力就更大了,不出来挣钱行吗?在家里能挣钱谁还出来呢?”徐兰的丈夫对《财经》记者说。
明知打工生涯凄惶,无奈依然冒险犯难——重庆据以睥睨上海的GDP增幅,尚未能转化为充裕的就业岗位,而成渝城乡统筹发展试验的阶段性成果,似乎主要集中在通过“双放弃”(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双保障”(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来置换农地的手笔上。
“徐兰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中国就业结构对外向型经济依附之深,及启动经年的新农村建设在吸纳青壮年劳动力方面之乏善可陈。
东西部的不平衡,城乡的差距,一如既往地在他们身上呈现,且因外需不足的长期化而更显严峻。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超过6%,所有的国民都应该有体面的生活,不应该贫富悬殊这么大。”长期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财经》记者感慨道。
在刘开明看来,要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中国需要改革两个制度:一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二是给予农民充足的财产处置权,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出售,这个收入能帮助他们降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
这两个药方已是老生常谈,它被很多人视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短城乡差距、调节收入分配失衡的不二法门。
“城市化”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在2009年提到的关键词,甚至到了逢人必说城市化的程度。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面对外需不足长期化,中国的产能过剩只能靠加快城市化进程来解决。”王建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09年年中亦表示,中国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做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
而问题的要害是放宽哪里的户籍。从与就业相匹配的角度来说,放宽沿海城市户籍对农民工而言是最佳选择。
而让此前岁岁“候鸟”、年年退保的农民工在他们奉献了十来年青春血汗的地方安家落户,让他们及家人能享受其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是公平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这个被学界描摹了若干年的理想蓝图,由于种种形格势禁,至今滞碍难行。
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2009年年底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将都市白领们一房难求的辛酸与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
关于房价难降的原因,学者和业界的共识是,地方政府不欲如此。因为房价跌了,将连累地价,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少收。这也解释了各级政府对推进保障房兴趣阙如。
中产尚难有立锥之地,农民工何以自处,用来自土地的收益吗?如果“自由出租”,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那么,此一收益并无甚可观之处。
至于“出售”,在被廉价化为国有土地之前,即便有心出售,也无市可求——年中洛阳喧嚣一时的“双放弃”加一万元可以成为城里人的消息,则以卡夫卡式的讽喻彰显了农地在官员们心目中的市价。
各级主政者对农民工落户的“婉拒”,更是从根本上奠定了农民工无法跻身沿海大城市的基本政经格局。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广东省不少官员对“腾笼换鸟”的认知是:换的不仅是企业,还有依附于这些企业的农民工。如果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珠三角扎下根来,考虑到配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则“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而若不提供这些配套服务,珠三角将遍地贫民窟,有堕入拉美化陷阱之虞。
2009年春节前后,无工农民群聚徘徊所引发的社会紧张氛围,似乎更坚定了他们“清退”农民工的意愿。
对拉美和印度式贫民窟场景挥之不去的担忧,令官方在是通过沿海特大城市群,还是内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来解决农转非的路径选择上,更多倾向于后者。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在学者们看来,一个城市化,一个城镇化,一字之差,充分凸显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认知上的歧异。
谁的新农村
这不是人们第一次希望农民工回到地方上去。1989年,几百万农民的自发性南下流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依然习惯于被计划的人们把农民的这种大规模“计划外”自发外出称为“盲流”。那年的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告诉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
回过头看,出现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农民们一时兴起所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潜能到了1988年几乎释放殆尽,那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卖粮难”则屡现报端。
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任何意义,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征兆。
陈锡文曾撰文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出现了两个新趋势。
一是改制的趋势。绝大多数集体企业都改成了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以工补农”的机制开始消退。
二是集中的趋势。随着加工工业快速向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一些加工增值潜力大的优势农产品产区集中,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发展阶段宣告结束,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也让位给了背井离乡的民工潮。
时光荏苒,如今面对外需萎缩出现长期化趋势,就业长期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农民工的去从,再次成为官学两界为之心焦的议题。
在陈锡文看来,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而城镇化本身也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为此要合理调整经济布局,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为更多农民就近转移创造条件,引导经济和人口合理分布。
事实上,综观近一两年地方频密推出而为中央所一一认可的“汉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双城市群”“郑州、开封中原城市群”“马鞍山、安庆、芜湖皖江城市群”,及以关中、天水为核心的“关天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无不凸显出中西部地区改写中国经济版图的雄心。
而中央冀图借这些“开发”“振兴”“崛起”“统筹”来实现中国经济更为合理布局的殷切之情亦表露无遗。
然而,在应对此轮危机的过程中,狂飙突进式的投资驱动型扩张,似乎令中西部经济区离就地吸纳劳动力的目标越来越远。
相较于那些就业友好型但产出相对较低的行业,各地方政府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带来即期GDP增幅的“重”“大”产业,而身为这些产业中的大央企们便成为地方政府青睐的招商对象。
据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调研,一年来,地方政府招央企、引央资,总额达到7.3万亿元,其中尤以安徽这样的后发省份在招徕央企方面最为激进。
“这么搞下去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必然挤占民间资本发展的空间。现在是无边界的扩张,各地的地王就是央企来炒的,起了很坏的作用,为下一步城市的改革、城镇化带来了诸多困难,为社会的稳定制造了许多障碍。”保育钧对《财经》记者说。
限权与问责
種种情势表明,当前外需不足正呈长期化之态,经济布局调整远未尽如人意,资源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成本不断升高,凡此种种令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仍难以打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难度不断增加。
这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承平时日,人们多喜奢谈分享共赢;危机猝然来临之际,利益的分野与滻格便有激化的可能。对于基层维稳压力的激增,中央亦了然于心。
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几乎同时推出的,是针对基层党政官员的系列大规模“跨级直训”。
2008年11月10日,全国各地2000多名县委书记陆续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等地,参加为期七天的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课程同时涉及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
在此后的一年间,类似的针对全国县纪委书记、基层法官、县级公安局长、基层综治干部的专题培训班陆续推出。集中培训的力度和规模都堪称空前,培训的议题也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然而,正如人们认为紧急经济计划不应也无法长期化一样,运动式的维稳动员亦只能被当做权宜之计。
在当下民众对经济增长会自动惠及大多数人利益这一观念的认同感日益削弱之际,如何根据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改造事关公民基本经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已日益紧迫。当前,包括社保在内的针对弱势群体的补课性质的支出,已被更多不恰当地赋予了刺激内需的功利性色彩。
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看来,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在获得帮助后所增大的消费需求,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等强势群体获得资源后扩张的产能。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群体资源,而把钱更倾向于弱势群体。
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和财税框架付之阙如的情形下,黄亚生的倡议无异于与虎谋皮。
正如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近期所说的:“没有民主,没有真正的内需。”
没有民主,同样没有真正的城市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经常用“尺蠖效应”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化悖论。
“你要么赋予民众自由,那么就不要担心出现贫民窟,天不会塌下来;你要么承担起福利的责任,给民众提供住房保障。最好的情形当然是既给自由,又承担责任。中国现在是最坏的情形,既不给进城的自由,又不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秦晖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包括秦晖在内的学者们相信,舍此别无可持续的城市化路径,亦无长治久安之途。■
《财经》记者 苏琦
岁尾年终,珠三角农民工的退保潮如期到来。而这些“毅然”退保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在2010年春节后,会一如既往地踏上新一轮离乡寻工旅程。
去留两彷徨
重庆开县岳溪镇的徐兰和她丈夫商量,一过完春节就出来打工。徐兰心里不是特别想出来,她觉得在老家找个超市当售货员也不错。但丈夫出来了,她得跟着。
徐兰的丈夫比她大五岁,在外打工十来年。他不是不习惯家乡,而是老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挣钱机会。“现在我们是上有老,下还没小,等有了孩子經济压力就更大了,不出来挣钱行吗?在家里能挣钱谁还出来呢?”徐兰的丈夫对《财经》记者说。
明知打工生涯凄惶,无奈依然冒险犯难——重庆据以睥睨上海的GDP增幅,尚未能转化为充裕的就业岗位,而成渝城乡统筹发展试验的阶段性成果,似乎主要集中在通过“双放弃”(放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双保障”(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来置换农地的手笔上。
“徐兰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彰显着中国就业结构对外向型经济依附之深,及启动经年的新农村建设在吸纳青壮年劳动力方面之乏善可陈。
东西部的不平衡,城乡的差距,一如既往地在他们身上呈现,且因外需不足的长期化而更显严峻。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超过6%,所有的国民都应该有体面的生活,不应该贫富悬殊这么大。”长期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财经》记者感慨道。
在刘开明看来,要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中国需要改革两个制度:一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二是给予农民充足的财产处置权,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出售,这个收入能帮助他们降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
这两个药方已是老生常谈,它被很多人视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短城乡差距、调节收入分配失衡的不二法门。
“城市化”是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在2009年提到的关键词,甚至到了逢人必说城市化的程度。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面对外需不足长期化,中国的产能过剩只能靠加快城市化进程来解决。”王建对《财经》记者表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09年年中亦表示,中国新生代的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做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
而问题的要害是放宽哪里的户籍。从与就业相匹配的角度来说,放宽沿海城市户籍对农民工而言是最佳选择。
而让此前岁岁“候鸟”、年年退保的农民工在他们奉献了十来年青春血汗的地方安家落户,让他们及家人能享受其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也是公平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这个被学界描摹了若干年的理想蓝图,由于种种形格势禁,至今滞碍难行。
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2009年年底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将都市白领们一房难求的辛酸与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
关于房价难降的原因,学者和业界的共识是,地方政府不欲如此。因为房价跌了,将连累地价,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少收。这也解释了各级政府对推进保障房兴趣阙如。
中产尚难有立锥之地,农民工何以自处,用来自土地的收益吗?如果“自由出租”,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那么,此一收益并无甚可观之处。
至于“出售”,在被廉价化为国有土地之前,即便有心出售,也无市可求——年中洛阳喧嚣一时的“双放弃”加一万元可以成为城里人的消息,则以卡夫卡式的讽喻彰显了农地在官员们心目中的市价。
各级主政者对农民工落户的“婉拒”,更是从根本上奠定了农民工无法跻身沿海大城市的基本政经格局。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广东省不少官员对“腾笼换鸟”的认知是:换的不仅是企业,还有依附于这些企业的农民工。如果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珠三角扎下根来,考虑到配套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成本,则“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会毁于一旦”,而若不提供这些配套服务,珠三角将遍地贫民窟,有堕入拉美化陷阱之虞。
2009年春节前后,无工农民群聚徘徊所引发的社会紧张氛围,似乎更坚定了他们“清退”农民工的意愿。
对拉美和印度式贫民窟场景挥之不去的担忧,令官方在是通过沿海特大城市群,还是内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来解决农转非的路径选择上,更多倾向于后者。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在学者们看来,一个城市化,一个城镇化,一字之差,充分凸显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认知上的歧异。
谁的新农村
这不是人们第一次希望农民工回到地方上去。1989年,几百万农民的自发性南下流动,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依然习惯于被计划的人们把农民的这种大规模“计划外”自发外出称为“盲流”。那年的3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告诉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
回过头看,出现在1989年的民工潮并非农民们一时兴起所为。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潜能到了1988年几乎释放殆尽,那年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卖粮难”则屡现报端。
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任何意义,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征兆。
陈锡文曾撰文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出现了两个新趋势。
一是改制的趋势。绝大多数集体企业都改成了个体、私营或股份制企业,“以工补农”的机制开始消退。
二是集中的趋势。随着加工工业快速向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一些加工增值潜力大的优势农产品产区集中,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发展阶段宣告结束,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也让位给了背井离乡的民工潮。
时光荏苒,如今面对外需萎缩出现长期化趋势,就业长期高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农民工的去从,再次成为官学两界为之心焦的议题。
在陈锡文看来,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而城镇化本身也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为此要合理调整经济布局,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为更多农民就近转移创造条件,引导经济和人口合理分布。
事实上,综观近一两年地方频密推出而为中央所一一认可的“汉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双城市群”“郑州、开封中原城市群”“马鞍山、安庆、芜湖皖江城市群”,及以关中、天水为核心的“关天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无不凸显出中西部地区改写中国经济版图的雄心。
而中央冀图借这些“开发”“振兴”“崛起”“统筹”来实现中国经济更为合理布局的殷切之情亦表露无遗。
然而,在应对此轮危机的过程中,狂飙突进式的投资驱动型扩张,似乎令中西部经济区离就地吸纳劳动力的目标越来越远。
相较于那些就业友好型但产出相对较低的行业,各地方政府更愿意选择那些能带来即期GDP增幅的“重”“大”产业,而身为这些产业中的大央企们便成为地方政府青睐的招商对象。
据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民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保育钧调研,一年来,地方政府招央企、引央资,总额达到7.3万亿元,其中尤以安徽这样的后发省份在招徕央企方面最为激进。
“这么搞下去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必然挤占民间资本发展的空间。现在是无边界的扩张,各地的地王就是央企来炒的,起了很坏的作用,为下一步城市的改革、城镇化带来了诸多困难,为社会的稳定制造了许多障碍。”保育钧对《财经》记者说。
限权与问责
種种情势表明,当前外需不足正呈长期化之态,经济布局调整远未尽如人意,资源流动与合理配置的成本不断升高,凡此种种令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仍难以打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难度不断增加。
这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承平时日,人们多喜奢谈分享共赢;危机猝然来临之际,利益的分野与滻格便有激化的可能。对于基层维稳压力的激增,中央亦了然于心。
与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几乎同时推出的,是针对基层党政官员的系列大规模“跨级直训”。
2008年11月10日,全国各地2000多名县委书记陆续走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延安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等地,参加为期七天的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课程同时涉及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
在此后的一年间,类似的针对全国县纪委书记、基层法官、县级公安局长、基层综治干部的专题培训班陆续推出。集中培训的力度和规模都堪称空前,培训的议题也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然而,正如人们认为紧急经济计划不应也无法长期化一样,运动式的维稳动员亦只能被当做权宜之计。
在当下民众对经济增长会自动惠及大多数人利益这一观念的认同感日益削弱之际,如何根据公平正义共享原则改造事关公民基本经济社会权益的制度安排已日益紧迫。当前,包括社保在内的针对弱势群体的补课性质的支出,已被更多不恰当地赋予了刺激内需的功利性色彩。
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看来,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在获得帮助后所增大的消费需求,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等强势群体获得资源后扩张的产能。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群体资源,而把钱更倾向于弱势群体。
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和财税框架付之阙如的情形下,黄亚生的倡议无异于与虎谋皮。
正如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近期所说的:“没有民主,没有真正的内需。”
没有民主,同样没有真正的城市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秦晖经常用“尺蠖效应”来形容中国的城市化悖论。
“你要么赋予民众自由,那么就不要担心出现贫民窟,天不会塌下来;你要么承担起福利的责任,给民众提供住房保障。最好的情形当然是既给自由,又承担责任。中国现在是最坏的情形,既不给进城的自由,又不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秦晖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包括秦晖在内的学者们相信,舍此别无可持续的城市化路径,亦无长治久安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