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美学理论的重要元素，“趣味”概念与文学话语表达密切相关。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工业社会，“趣味”承担起重构阶级、区分社会文化秩序等方面的责任。事实上，自18世纪开始，经验主义哲学逐步发展，休谟、波克等哲学家将“趣味”与美学概念并置，进而丰富了经验主义美学的内涵。《美学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提出，“正是在18世纪这一特殊世纪，随着早期中产阶级的出现，不同种类的美学概念在英国这个阶层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发挥着非同凡响的核心作用。”到了19世纪，英国社会逐渐开始经历转型焦虑，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事实使“趣味”概念从单纯的个人品味提升至心智培育的社会问题之中。因此，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趣味”问题的讨论往往与对文明的批判相关，而“趣味”本身也成了隐形的权力话语。在这一背景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的崛起让“趣味”主题拥有了更多内涵，女性小说家以细腻的情感与不同于男性的阶层、视角等方面诠释了趣味主题的多重领域。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的趣味主题进行研究，能够以女性批评的本质对19世纪英国文化的重要领域进行补充。

阅读趣味

　　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性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妻子与女儿》被视为一部精神内涵丰富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展现了女性的阅读趣味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随着英国印刷技术的发展，公众阅读趣味逐渐增加，书籍市场不断完善，不分等级的群体性阅读现象成为社会时尚文化的主流。18世纪后期以英国伦敦为首的流动图书馆的兴起，也进一步将阅读习惯与阅读趣味带入普通群众阶层之中。在盖斯凯尔的《妻子与女儿》中，迷恋于阅读趣味的人物构建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殊的群体，即“阅读大众”（Reading Republic）。这一群体无论身份与等级，都疯狂热爱阅读各种书籍，并热衷于创造社会活动中的阅读趣味——哈莫里老爷喜欢阅读晨报与党报，罗杰少爷则喜欢阅读科学书籍；霍利福德镇上的居民通过寄送书信来传达自己喜爱的阅读书单，书商们在闹市区建立书店以便大众“在那里附庸风雅”。作者不仅书写了男性在阅读领域的趣味，也着重描写了女性的阅读日常，如莫莉小姐反复阅读《动物世界》，而哈莫里太太则对一切书籍表现出阅读兴趣。《妻子与女儿》的文本真实地呈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阅读趣味渗透进民众日常生活的情况，甚至盖斯凯尔本人也如此，她曾经在19世纪中叶的十余年内从英国曼彻斯特的博迪克图书馆（Portico Library）借书超过七百次，图书内容横跨多个领域，从文艺到科技应有尽有。

　　通过以音乐趣味为中心的社交展示，女性在舞会、茶会等场合展示个人魅力，以便求得一份体面婚姻，因此“音乐”以及表现音乐趣味的女性本身都成了物化的个体，成了男性的感官消费品。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物化”浪潮盛行的风气下，艾略特通过《丹尼尔·德龙达》中克莱斯莫尔与关德琳有关音乐趣味的讨论，展现出新兴中产阶级文化的狭隘与无奈，而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与音乐趣味相关的内容，肩负着艾略特对不同阶级关系间无所不在的冲突的认知。关德琳吟唱意大利浪漫派作曲家贝里尼的歌曲也成了幼稚、摇摆不定、虚张声势的女性意识的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德龙达、克莱斯莫尔与关德琳的相遇颇具象征性，他们对于音乐趣味的探讨和冲突将音乐从物质的象征意义中解放出来，转而使其成为具有道德外延和社会分层作用的精神意象。可以认为，音乐趣味充分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群体中女性主体的文化反思与精神需求。与艾略特同一时期的评论家罗斯金也认为，“音乐趣味”脱胎于对自我的超越，得益于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从这个层面来看，《丹尼尔·德龙达》确实不失为一部汇聚了众多声音的小说。

科學趣味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18世纪末期，英国各个阶层的群体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对科学趣味的研究，这一现象与科学的现代性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时代，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功利实用主义（Utilitarian Principle）和商业福音主义（Commercial Evangelicalism）盛行，人们普遍认为，“以幻想为主题的文学不但无法促进社会发展，反而会分散对人类进程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科学话语异军突起，受到各个阶层群众的青睐。一方面，科学写作带领大众认识到科学话语的先进性与实证知识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各个阶层的成员希望通过对科学小说的趣味研究，达到社会参与度及文化程度的提升，以此将本阶级的文化正统性进行固化。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经提到，“纵观整体现代史，科学给普通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人民对于科学的热衷也盛兴不艾。正是科学中的知性因素，尤其是牛顿力学，唤醒并说服了广大人民。”在英国历史上，以“文雅风度”为传统的贵族阶级文化始终占据主流，学者、绅士一类的特质始终作为理想形象伴随着英国贵族阶级的发展。通过科学趣味的小说普及，中产阶级、女性群体等新兴主流群体表达了自身向传统贵族阶级靠拢的意愿，并希望自身能够展现出新型社会结构下的更高的社会地位。

　　早在19世纪初期，女性小说家玛丽·雪莱的小说作品《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以下简称《弗兰肯斯坦》）就在以哥特、惊悚等特征唤起读者的新奇感官体验之余，通过涉及多领域的科学话语，开创了女性在科学话语写作方面的先河，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小说。《弗兰肯斯坦》描写了青年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他因对新兴科学时代充满热情而研制出科学怪物，却被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伤害。在弗兰肯斯坦身上，读者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即对科学的好奇、探索以及对世界终极奥义的不懈追求。可以认为，该小说具有典型的科学趣味，而玛丽·雪莱也通过小说创作表达了她在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富于女性视角的科学观点——科学发展固然重要，却也不能与自然规律相违背，唯有建立二者和谐统一的亲密关系，才能使人类永恒长久地发展下去。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科学趣味完成了自身隐喻化的表达，小说文本以女性特有的想象力及观察力将科学话语与科学趣味并置，形成二者的对立统一。对于以玛丽·雪莱为代表的女性小说家而言，小说中的科学趣味是一种唤起阶级认同感的面向主流社会的迎合之举，也是中产阶级女性群体希望求得文化正统而做出的积极尝试。

“如画”趣味

　　“如画”（Picturesque）一词最早出现于14世纪中后期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原文为Pittoresco，指“用画家的方式进行的描述”。17世纪，克洛德·罗兰与萨尔瓦多·诺莎等人进一步将该风格确定为理想化的优美的意大利古典风景油画。意大利古典风景油画代表着古典画作派系中优美（Beautiful）和壮美（Sublime）的意味，18世纪，英国将“如画”美学借鉴到国内，并积极倡导青年人学习风景油画，在英国本土的郊外等地寻找类似的“如画”景观。这一与“如画”美景相互关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如画运动”，在英国被称为“如画热潮”（Picturesque Cult）。通过“如画”的欣赏方式，风景被分为三个不同的视角，即远景、中景与近景。其中，远景包含山麓、湖泊、平原；中景包含山峰山谷、树干枝叶、河流小溪以及充当画作趣味中心的风物，以此形成过渡；近景则包含小瀑布、古迹、石墙、间断性的富有质感的地面。“如画”的风景美学强调诗意的美感取代风景真实，如破败的农舍需要以“诗意的茅屋和旧房子替代”。

结语

　　对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群体而言，趣味主题是关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现象。在这一时代的女性小说家眼里，“趣味”所具备的文化构建功能甚至能够超越该时代的政治价值和伦理价值，而成为巩固自身文化的手段之一。与18世纪不同，19世纪关于趣味主题的创作与讨论都更加成熟，趣味话语由阶层语言转化为社会公共语言。趣味主题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诗歌、游记等作品中，涉及了女性群体生活与思想的方方面面，并以此反映了中产阶级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对自身价值与文化身份的困惑及反思。这一现象也表现出，19世纪中产阶级女性对于构建群体文化、构建自身主体意识具有强烈的要求。无论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在《妻子与女儿》中涉及的阅读趣味，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写的音乐趣味，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构建的科学趣味，还是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体现的“如画”趣味，一系列以趣味为主题的作品都折射出女性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她们对于女性文化地位问题的关注与忧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小说的趣味主题担负起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女性整体文化身份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来，趣味主题同样与英国社会的文化发展历程息息相关。通过阅读趣味、音乐趣味、科学趣味、“如画”趣味等文学话语的阐释，读者可以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感受到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方式、文化特质、意识形态，这些画面尽管各有特点，却又互相关联，以松散的方式共同勾勒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群体的自我认知的动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