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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的冬天是什么样的？或许可以引用诗人马骅的句子作为回答“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11月开始，香格里拉进入了旅游淡季，除了春节时候的短暂喧嚣，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才会重新热闹起来。对于外界来说，香格里拉是这一地区最知名的标签，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意义——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之外，在地理文化上还是整个滇西北秘境的代称。这时候，高海拔地带已经下了好几场雪，几条奔涌的大江因为枯水期的到来，渐渐呈现出一种美丽的灰绿色，进入农闲的藏族群众开始为冬季的节庆做准备。
我们一行人就是在这个时节到来的。从丽江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塔城乡到达德钦县城附近的梅里雪山，再折向南方经停奔子栏镇，最后抵达终点香格里拉。在滇西北无数旅行路线组合中，这是最为经典的一条。从地图上看，我们行经的路线就像一个向西北倾斜的“卜”字，丽江和梅里一南一北占据了竖线的两端。尽管丽江和香格里拉之间已经有更便捷的公路连接—一只消三四个小时车程，但因为这样的绕行，我们得以沿着金沙江一路上溯，地图上那条如稚子涂抹的竖线便是金沙江的干流。
河谷一直以来都是天然的道路，在滇西北，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白北向南把崇山峻岭切开，引领人类穿越险途。从丽江到德钦，是茶马古道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马帮、货物、人流、讯息、信仰，无不沿着这条道路运载。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走出非洲的一部分人类也是先在东南亚落脚，然后向北穿过横断山区，在现今的中国境内流散，成为现代中国人祖先的一支，那一小撮茹毛饮血的人类也曾经走过脚下的道路吧，我瞥向车窗外的大江时，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纳西族的司机师傅和轶明正载着我们沿国道214疾驰，他就像是现代的马帮驭者。
江河不曾停留
和姓是納西族第一大姓。和师傅来自在滇西北深耕多年的松赞酒店集团。松赞酒店的选址都极为特别，即便位于热门旅游景点丽江的丽江松赞林卡，距离古城也有一段距离。纳西式四合院坐落在安静的纳族村落茨满，背靠一片松林坡，北面依稀可见玉龙雪山。
午后，我们走访茨满村的和肖源家，他居住的房子已有百年历史，家族曾经在清代出过进士，有诗书传家的传统。这是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纳西族还保留了原本的东巴信仰，并接受了藏传佛教。和肖源讲到自古以来纳西族在北方藏族、南方白族和东部彝族的夹击之中，选择了一种柔性生存的策略。加上中央政府的控制，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他们之间又杂居着无数在大山缝隙、平坝角落生存的民族，形成了错综多变的格局。自从唐代茶叶成为藏族生活的必需品以来，无论纷争如何激化，茶马贸易都不曾中断，江河都不曾停留，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长长的关于迁徙的故事。
我们在丽江松赞林卡吃到的一道特别的“凉拌松针”就与迁徙的故事有关。这道菜来自主厨吴桂钧的童年记忆，由母亲亲手传授。他的先祖从贵州迁徙到丽江附近，是所在的白族村庄里极少数的苗族人家。春季里为了补充食物的不足，母亲会采集生长在海拔1，500米左右罗汉松新发的幼芽，用开水焯过，佐以梅子醋等调料炝油凉拌。他说：“吃松针是苗族人的习惯，用梅子醋是向白族学来的。”一道菜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脉络。如今，酒店使用冷藏技术将新鲜的松针保留到冬季，使得这道春季限定的美味可以全年享用，这又是当下的创意了。
迁徙的故事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痕迹。从丽江到塔城的路上，我们在石鼓镇的松坪子村停留，这里有丽江攀岩学校的一个基地。石鼓岩壁的高度为150～300米，宽近千米，根据专业人士的评判，“岩壁壮阔、岩质一流”，是优质的攀岩场所。我们体验的是最基础的飞拉达，借助拉环、脚踏，让没有经过攀岩训练的普通人也能飞檐走壁。栈道距离地面数十米，山壁如刀削一般，在不那么惊险的关口，我们会在岩壁上休憩一会儿。头顶上是瓦蓝的天，溪水在远处淙淙流淌，将目光从脚下的踏环上稍稍移开，顷刻之间，便获得了鸟与兽的视野。
教练自称天琪，生于1995年。他原名为蜂丽伟，就是本地人。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十六七岁就出门打工，在江苏昆山待了四五年。他是傈僳族人，家庭信仰基督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云南传教，滇西北山地民族中有不少教徒。天琪的奶奶就是虔诚的信者，每餐饭前都会祷告，每周日不杀生、不劳作，按时到教堂礼拜。我问天琪：“那你的信仰呢？”他说：“我的信仰就是我自己，就是攀岩。”这个回答多少有点儿孩子气，但他接着说：“攀岩就是要相信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不能来帮忙啊。”回乡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从流水线上组装电子元件的螺丝钉、“死命地做”，到重回故土，在攀岩学校学习、任教给了他信心，他热爱攀岩所带来的自由。傈僳族出勇士，有上刀山、下火海的绝技，天琪的家族就有叔父从事这样的表演，而另外的长辈曾经常年攀援藤萝，在悬崖上取蜂蜜，现在穿行在石鼓的绝壁之间，好像是身体里的傈僳基因与记忆都复活了。
从丽江经石鼓镇到维西县塔城乡，我们驻足的茨满村、松坪子和肩别哈达村的海拔都在两千米上下。此刻北京已经是隆冬，而这里白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能攀升至十六七度，沿途的橘子树正在挂果，三角梅、凌霄花在房前屋后绽开，山野里摇曳着不知名的野花。唯有太阳落山后，气温才急剧下降，在凌晨逼近零度，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之前，还有寒意。天气是这样剧烈变化，阳光是这样强烈刺目，空气无比透彻，山河、土地、果实与人物都调至最大的分辨率与对比度，就是再迟钝的感官也会被激活，然后欢享此地的丰盛。
雪山精灵
雪山是香格里拉地区的主题。在茨满村，抬头可见远处的玉龙雪山;塔城肩别哈达村则靠近白马雪山。清晨九点，我们从松赞塔城山居酒店出发，前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寻觅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拔3，500～4，500米的高海拔地区，是除人类以外活动范围海拔最高的灵长类，中国现存的三干多只滇金丝猴中约有60%位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根据研究，滇金丝猴的分化与青藏高原的抬升有很大关联，地理上的隔绝使得金丝猴家族的几个种群（川、滇、黔、缅甸）各自繁衍。因为滇金丝猴活动在高寒的丛林之中，尽管滇西北各民族都有对它们的认知和捕猎，但是滇金丝猴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相当晚。自19世纪末，法国动物学家和传教士猎捕到滇金丝猴并将其制成标本之后，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的1985年，工作人员才在刚成立不久的白马自然保护区发现滇金丝猴的活体踪迹。又过了八年，自然摄影师奚志农才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滇金丝猴研究中心”在响古箐村设立了滇金丝猴的展示区，通过把金丝猴群限制在相对小的活动范围来对种群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催生的一个便利就是一般游客也可以轻易见到这群“高山隐士”。 那天我们根据线报乘坐电瓶车前往观察点。滇金丝猴是植食性动物，以地衣类的松萝为主食。为了保持食物供给，它们每天活动的范围都不同，到底能在多近的距离内观察到它们，也全看运气。那天我们的运气格外好，刚到达观察点，就发现猴群高低错落，大部分盘踞在五米开外的树林高处，有一只猴子更是从眼前的树干迅速下移到距我们只有半米处。它一手攀住树枝，一手飞速地将枯枝上的干叶塞进嘴里，头顶一撮直立的毛发，像是山野里的朋克。它的鼻梁退化得近乎消失——据说是为了在高寒地区更好地获取氧气，两只朝天的鼻孔之下就是著名的如同人类一般的红色嘴唇。人们对于滇金丝猴的独特情感不仅仅是因其稀有，还因它的长相与人类近似。不过，“金丝”二字是最大的误解。金丝猴作为仰鼻猴家族的俗称，是因为家族中川金丝猴的毛发金黄，但晚近才被发现的滇金丝猴并不是金色的，它的毛发黑白相间，远看像松林里的小型熊。
忽然，猴群发出嘶叫，树影乱摇，逆光里只见黑影在枝条之间迅疾飞越，碎裂的松枝与树叶纷纷落下。这场打斗只持续了几十秒，完全看不清楚情节，就像是武侠片里的一个伏笔。
保护区的志愿者正在出售一些纪念品，我买了一本《探访滇金丝猴秘境》，里面有不少一手资料。其中提到截至2016年，响古箐的展示猴群有五十多只，分成九个家庭以及一个由青少年雄猴和老年雄猴组成的全雄家庭。每个家庭各由一只雄猴带领，2～3位护林员会作为“家长”长期跟踪记录。在他们眼里，并不是“干猴一面”，每只猴子都有独特的个性与生命经历。为了挑战已有雄猴的地位，年轻的后生们会合纵连横。为了维系家庭安定，除了为母猴和子嗣寻觅食物，雄猴还必须学会经营情感。母猴们虽然常被孔武有力的雄性诱惑，但也会衷心跟随能够温柔待己的老相识。生存至上是压倒性的逻辑，但勇气、智慧和真情同样存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老猴“白脸”在竞争中失去了家庭，離开了整个猴群。一天，护林员意外发现它又回来了，逡巡在猴群之外，“前面一只孱弱的母猴因跟不上迁徙大军的步伐，落在猴群后面……‘白脸’趁机一个箭步上去，把这只体弱的母猴揽入怀中”，原来母猴曾是“白脸”的妻子，“之后，这只母猴终不敌疾病的摧残，安静地在‘白脸’怀里睡去，再也没有醒来……‘白脸’一路背着老妻冰凉的尸体继续迁徙，直到老妻尸体腐烂”。
响古箐的护林员来自附近的三个村庄，属于傈僳族，他们的生活区域因与藏族交界，自称“藏傈”，却没有归信藏传佛教，信仰的是自然与山神。傈僳族的姓氏也是在后来融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产物，多取白敬拜的动物。护林员几乎都姓余，便是从“鱼”而来的。
用身体建立与雪山的关系
告别保护区，我们继续向北，海拔一路抬升，车窗外已经可见连绵的白色雪山。傍晚到达松赞梅里山居时，雪山已经成为被窗框框住的风景画，镶嵌在每个房间的墙上，窗户成为随着天候与时间变幻的滚动荧屏。远观是接近雪山最单薄的方式，真正要跟雪山发生关系，只有唯一的路径—一那就是走向它。第二天，我们原路折返一段，开始徒步走向白马雪山。
这是白马雪山白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十米高的针叶林笔直排列，地面上是不知哪天落下的积雪，松萝垂挂在树枝间，这种每年只生长几厘米的生物被视作环境的标杆，只有在空气纯净的高海拔地区才会生长。树的生长也是缓慢的，老去的、死去的树倒伏在地上，浑身断枝，像远古巨兽的骸骨，覆盖上苔藓与雪，更像化石了，等待着被这个森林慢慢瓦解。走出森林的影子，就是炽烈的阳光，最高温度只有八度，体感却要暖和得多，羽绒服都嫌累赘。海拔四千米的高度显出威力，向雪山行走的时候，是无暇看山的，能关注到的只是脚下的路，每迈一步都好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有些轻微的头痛。过了最累的时刻，便似乎是用惯性在行走了。单程五六公里的路，往返加倍，起伏并不算多的徒步路线竞走得相当疲惫，连反应都迟缓了。并不是路程艰苦，而是身体太僵结了，团队里体力最优者已经超越所有人跑到了雪山脚下。
停下来的那一刻才定睛看到山，前方是深褐色与灰绿色交杂的河滩，有星星点点的积雪与冰晶，再前方是形成下弧线的深色山坳，白马雪山的主峰就从这个缺口里显露出来，耀目不能逼视。有人问，从照片看，雪山远观与近瞧没太大区别，何苦要走这么一遭呢？我一愣，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是为了林间香柏木的气味，为了积雪与苔藓对比的颜色，为了空无一人的河滩与山谷，为了溪水上方凝结的冰柱，为了脚踩松软大地的触感，为了用身体建立与雪山的关系，原来它那么威严肃穆、那么难以到达。
午餐就在保护站的小屋里进行，司机们在做了向导与背夫之后，又担起厨师的角色，这让他们更像是在引领一支马队了。他们背来面粉现场揉捏，下了一大锅面片汤，这真是最好的安慰。当我们瘫倒在火炉旁时，又是他们将一切收拾停当，带走所有的垃圾纸屑，将地板上的泥泞拖洗干净，小屋恢复了简朴、整肃。
徒步归来，我们到临近的阿尼噶家里刻印经幡，他既是松赞梅里山居的员工，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家族世代居住于此，一开门就能望见梅里雪山。人类学家郭净在《雪山之书》里提到，梅里其实是一个误称，它实际上指称另一座雪山。误会的根源是20世纪50年代标错的地图，后来由于中日联合登山队以及后来的山难事件，梅里的名声大噪，这座雪山便将错就错成了“梅里”，藏族人则一直叫它卡瓦博格，意为白雪神山。
当我寒暄时问起阿尼噶的子女在不在身边时，他大方地跟我说起自己的家庭是一妻多夫。德钦的藏族多有一妻多夫的习俗，在资源匮乏、劳作艰辛的当地，这是将家庭组织为生产生活单位的有效方式。阿尼噶是家里的小儿子，一直在家中劳作。《雪山之书》里也提到德钦一妻多夫的习俗，曾说：“他们这里一妻多夫家的孩子叫兄长为阿爸，叫弟弟‘阿可’或‘阿爸噶’（小爸爸）。”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因为“阿尼噶”是小爷爷的意思，“所有人都跟着这么叫，现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也这么叫”，阿尼噶笑起来，他的真名是次仁顿珠。
阿尼噶家所在的谷久浓村一直以来只有五户人家，本来是隐世而居的，但谷久浓水库的修建打破了宁静。我问阿尼噶水库修建起来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他说没什么，只是后面的原始森林有些被破坏掉了，不好看。他又说起这几年的气候变化，原本十月收的青稞，现在九月就能收了。松赞梅里山居门前的桃树原先只能露出一丁点儿大的果实，今年不但结出了核桃那么大的桃子，还能直接熟透掉落在地上。就在我们抵达之前，金沙江的堰塞湖泄洪，众多地区受灾，从石鼓到塔城一路上都看得到洪水褪去留下的淤泥、被洪水冲毁的桥梁。人们正忙于清理房屋、晾晒被褥。而在香格里拉近旁的纳帕海，今年也无法排水，几年前我在冬春之际到访时是一片湿地，现在则是湖泊，给过冬的候鸟造成了困扰。这里的山川自然异常敏感，气候变迁与人为的影响特别显著。壮美宏丽的另一面是无常与脆弱。 在藏传佛教体系里，雪山都有神性，既可降福又能施惩。其实，山并不是一直在那里，它的永恒只是相对于人类的短暂寿命而言的。
我们将在阿尼噶家刻印好的经幡悬挂在雾浓顶的观景台上，大家都将松枝和五谷投入煨桑台，炉火燃烧，好像真的可以带走污秽，见证祝愿，以徐徐展开的卡瓦博格为凭。
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离开雾浓顶南下，海拔又急速下降，大约三小时后，我们就抵达了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奔子栏。傍晚时分，我们到奔子栏镇上闲逛。主街上并无可观，一些商铺半开半关，少有顾客。
沿着阶梯向江边走去，则是一户户人家。景观不同了，巨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枝条伸出墙外，房子修葺装饰得精致，显露出久居于此的富足样貌。我们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说在过去，依靠茶马古道的便利，他的家族也半务农、半经商，在奔子栏有商铺。看我们是外地来客，他便指引我们去参观江边的一个“小庙”，里面有“很漂亮的壁画”。我们一路问人，问到第三位时，正是一位扶老挈幼的妇人，从她家门里走出来。她对我们说：“跟我走吧，我正要去那里。”
路上聊起来我们才得知，她是附近书松寺的出家人，俗名余金兰，现在正好休假在家。今天是农历十五，她要与家人到旁边的佛塔殿转塔。跟着她七拐八绕，到了一处不起眼的门前，有两块碑石，上书“奔子栏佛塔殿壁画”。塔殿建于清末，为云南省内保存完好的清代藏传佛教壁画，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守店的门人不在，余师傅又带我们找到守门人，开了殿门。殿里燃点着酥油灯，中间是一尊塑像，环壁是密集艳丽的色彩。余师傅说佛塔殿曾遭破坏，她的父亲是一位活佛，曾经主持修复过这里的壁画。出殿后，天色已暗，她指着旁边的一座佛塔说，父亲就葬在这里。在藏传佛教里，塔葬是高僧大德才能得到的待遇。我们按照她的指点，顺时针绕塔三国作别。街市的灯光已经亮起，在仿佛触手可及的江对岸，是四川甘孜州得荣县的瓦卡镇。
佛塔殿的壁畫我已经全无印象，在临暗时分穿行于奔子栏的狭窄巷道中，又与余师傅偶遇的场景却异常清晰，像是一场合有神秘启示的梦境。
书松寺紧邻东竹林寺，比起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少有游客，大部分僧人也都休假了，当值的夏巴七品被我们临时拉住，讲解大殿抱厦上的壁画含义，其中一幅经典画面是六道轮回。东竹林寺和松赞林寺的壁画看上去都相当鲜艳，应该是常年维护的结果，并且完全不像汉传佛寺，很多地方近世的工艺会与前代有巨大差距。藏传佛教所支撑的除了信仰，还有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我们曾到奔子栏镇玉杰村的洛登家拜访，他刚刚从云南经贸外事学院毕业，现在等待参加公务员的招考，闲暇时帮助家人制作藏香。洛登家制作藏香已经是第三代，爷爷刚刚礼佛回来，他当年受到一位活佛的引领，学习藏香制作工艺，至今已经有四十年。传统上，藏香是全手工的，洛登家的院墙外就是香樟树的树根，这是藏香的基底材料，另外有不同配方调和香料与药材，将所有材料磨碎之后，通过人工压制成形，耗时费力。十年前，家里购置了电动设备，材料没变，磨碎和压制的过程已经由机器完成了，他们供货的寺庙之一就包括东竹林寺。
最后一晚，我们住在能遥望松赞林寺的松赞香格里拉林卡。几年前，我到香格里拉旅行时读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部糟糕的作品就像是1933年版本的玄幻小说，情节离奇，充满白恋，却因为发明了“Shangri-La”这个词汇而留名青史。68年后，经过汉译的“香格里拉”被挪用作小城中甸的新地名，成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即便我以游客的身份到来，以最肤浅的方式体验香格里拉，充满困惑与误读，它仍然吸引我不断折返。而一旦你想沉浸下来，无论为了什么理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都会无一例外被它迷住。导演田壮壮曾以纪录片《德拉姆》为滇西北最后的马帮做传，他曾对我说：“只要你去过那里，它就在你的心里了。”
被澜沧江吞噬的诗人马骅曾经在卡瓦博格附近的山村支教，他留下了《雪山短歌》组诗。其中《我最喜爱的》头四句改编白当地民歌：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
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
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
透明和空无。
11月开始，香格里拉进入了旅游淡季，除了春节时候的短暂喧嚣，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才会重新热闹起来。对于外界来说，香格里拉是这一地区最知名的标签，除了行政区划上的意义——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之外，在地理文化上还是整个滇西北秘境的代称。这时候，高海拔地带已经下了好几场雪，几条奔涌的大江因为枯水期的到来，渐渐呈现出一种美丽的灰绿色，进入农闲的藏族群众开始为冬季的节庆做准备。
我们一行人就是在这个时节到来的。从丽江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塔城乡到达德钦县城附近的梅里雪山，再折向南方经停奔子栏镇，最后抵达终点香格里拉。在滇西北无数旅行路线组合中，这是最为经典的一条。从地图上看，我们行经的路线就像一个向西北倾斜的“卜”字，丽江和梅里一南一北占据了竖线的两端。尽管丽江和香格里拉之间已经有更便捷的公路连接—一只消三四个小时车程，但因为这样的绕行，我们得以沿着金沙江一路上溯，地图上那条如稚子涂抹的竖线便是金沙江的干流。
河谷一直以来都是天然的道路，在滇西北，怒江、金沙江、澜沧江白北向南把崇山峻岭切开，引领人类穿越险途。从丽江到德钦，是茶马古道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马帮、货物、人流、讯息、信仰，无不沿着这条道路运载。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走出非洲的一部分人类也是先在东南亚落脚，然后向北穿过横断山区，在现今的中国境内流散，成为现代中国人祖先的一支，那一小撮茹毛饮血的人类也曾经走过脚下的道路吧，我瞥向车窗外的大江时，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纳西族的司机师傅和轶明正载着我们沿国道214疾驰，他就像是现代的马帮驭者。
江河不曾停留
和姓是納西族第一大姓。和师傅来自在滇西北深耕多年的松赞酒店集团。松赞酒店的选址都极为特别，即便位于热门旅游景点丽江的丽江松赞林卡，距离古城也有一段距离。纳西式四合院坐落在安静的纳族村落茨满，背靠一片松林坡，北面依稀可见玉龙雪山。
午后，我们走访茨满村的和肖源家，他居住的房子已有百年历史，家族曾经在清代出过进士，有诗书传家的传统。这是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纳西族还保留了原本的东巴信仰，并接受了藏传佛教。和肖源讲到自古以来纳西族在北方藏族、南方白族和东部彝族的夹击之中，选择了一种柔性生存的策略。加上中央政府的控制，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他们之间又杂居着无数在大山缝隙、平坝角落生存的民族，形成了错综多变的格局。自从唐代茶叶成为藏族生活的必需品以来，无论纷争如何激化，茶马贸易都不曾中断，江河都不曾停留，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长长的关于迁徙的故事。
我们在丽江松赞林卡吃到的一道特别的“凉拌松针”就与迁徙的故事有关。这道菜来自主厨吴桂钧的童年记忆，由母亲亲手传授。他的先祖从贵州迁徙到丽江附近，是所在的白族村庄里极少数的苗族人家。春季里为了补充食物的不足，母亲会采集生长在海拔1，500米左右罗汉松新发的幼芽，用开水焯过，佐以梅子醋等调料炝油凉拌。他说：“吃松针是苗族人的习惯，用梅子醋是向白族学来的。”一道菜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脉络。如今，酒店使用冷藏技术将新鲜的松针保留到冬季，使得这道春季限定的美味可以全年享用，这又是当下的创意了。
迁徙的故事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痕迹。从丽江到塔城的路上，我们在石鼓镇的松坪子村停留，这里有丽江攀岩学校的一个基地。石鼓岩壁的高度为150～300米，宽近千米，根据专业人士的评判，“岩壁壮阔、岩质一流”，是优质的攀岩场所。我们体验的是最基础的飞拉达，借助拉环、脚踏，让没有经过攀岩训练的普通人也能飞檐走壁。栈道距离地面数十米，山壁如刀削一般，在不那么惊险的关口，我们会在岩壁上休憩一会儿。头顶上是瓦蓝的天，溪水在远处淙淙流淌，将目光从脚下的踏环上稍稍移开，顷刻之间，便获得了鸟与兽的视野。
教练自称天琪，生于1995年。他原名为蜂丽伟，就是本地人。像很多同龄人一样，他十六七岁就出门打工，在江苏昆山待了四五年。他是傈僳族人，家庭信仰基督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云南传教，滇西北山地民族中有不少教徒。天琪的奶奶就是虔诚的信者，每餐饭前都会祷告，每周日不杀生、不劳作，按时到教堂礼拜。我问天琪：“那你的信仰呢？”他说：“我的信仰就是我自己，就是攀岩。”这个回答多少有点儿孩子气，但他接着说：“攀岩就是要相信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不能来帮忙啊。”回乡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从流水线上组装电子元件的螺丝钉、“死命地做”，到重回故土，在攀岩学校学习、任教给了他信心，他热爱攀岩所带来的自由。傈僳族出勇士，有上刀山、下火海的绝技，天琪的家族就有叔父从事这样的表演，而另外的长辈曾经常年攀援藤萝，在悬崖上取蜂蜜，现在穿行在石鼓的绝壁之间，好像是身体里的傈僳基因与记忆都复活了。
从丽江经石鼓镇到维西县塔城乡，我们驻足的茨满村、松坪子和肩别哈达村的海拔都在两千米上下。此刻北京已经是隆冬，而这里白日阳光普照，最高气温能攀升至十六七度，沿途的橘子树正在挂果，三角梅、凌霄花在房前屋后绽开，山野里摇曳着不知名的野花。唯有太阳落山后，气温才急剧下降，在凌晨逼近零度，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之前，还有寒意。天气是这样剧烈变化，阳光是这样强烈刺目，空气无比透彻，山河、土地、果实与人物都调至最大的分辨率与对比度，就是再迟钝的感官也会被激活，然后欢享此地的丰盛。
雪山精灵
雪山是香格里拉地区的主题。在茨满村，抬头可见远处的玉龙雪山;塔城肩别哈达村则靠近白马雪山。清晨九点，我们从松赞塔城山居酒店出发，前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寻觅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拔3，500～4，500米的高海拔地区，是除人类以外活动范围海拔最高的灵长类，中国现存的三干多只滇金丝猴中约有60%位于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根据研究，滇金丝猴的分化与青藏高原的抬升有很大关联，地理上的隔绝使得金丝猴家族的几个种群（川、滇、黔、缅甸）各自繁衍。因为滇金丝猴活动在高寒的丛林之中，尽管滇西北各民族都有对它们的认知和捕猎，但是滇金丝猴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相当晚。自19世纪末，法国动物学家和传教士猎捕到滇金丝猴并将其制成标本之后，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的1985年，工作人员才在刚成立不久的白马自然保护区发现滇金丝猴的活体踪迹。又过了八年，自然摄影师奚志农才拍摄到滇金丝猴的影像。“滇金丝猴研究中心”在响古箐村设立了滇金丝猴的展示区，通过把金丝猴群限制在相对小的活动范围来对种群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催生的一个便利就是一般游客也可以轻易见到这群“高山隐士”。 那天我们根据线报乘坐电瓶车前往观察点。滇金丝猴是植食性动物，以地衣类的松萝为主食。为了保持食物供给，它们每天活动的范围都不同，到底能在多近的距离内观察到它们，也全看运气。那天我们的运气格外好，刚到达观察点，就发现猴群高低错落，大部分盘踞在五米开外的树林高处，有一只猴子更是从眼前的树干迅速下移到距我们只有半米处。它一手攀住树枝，一手飞速地将枯枝上的干叶塞进嘴里，头顶一撮直立的毛发，像是山野里的朋克。它的鼻梁退化得近乎消失——据说是为了在高寒地区更好地获取氧气，两只朝天的鼻孔之下就是著名的如同人类一般的红色嘴唇。人们对于滇金丝猴的独特情感不仅仅是因其稀有，还因它的长相与人类近似。不过，“金丝”二字是最大的误解。金丝猴作为仰鼻猴家族的俗称，是因为家族中川金丝猴的毛发金黄，但晚近才被发现的滇金丝猴并不是金色的，它的毛发黑白相间，远看像松林里的小型熊。
忽然，猴群发出嘶叫，树影乱摇，逆光里只见黑影在枝条之间迅疾飞越，碎裂的松枝与树叶纷纷落下。这场打斗只持续了几十秒，完全看不清楚情节，就像是武侠片里的一个伏笔。
保护区的志愿者正在出售一些纪念品，我买了一本《探访滇金丝猴秘境》，里面有不少一手资料。其中提到截至2016年，响古箐的展示猴群有五十多只，分成九个家庭以及一个由青少年雄猴和老年雄猴组成的全雄家庭。每个家庭各由一只雄猴带领，2～3位护林员会作为“家长”长期跟踪记录。在他们眼里，并不是“干猴一面”，每只猴子都有独特的个性与生命经历。为了挑战已有雄猴的地位，年轻的后生们会合纵连横。为了维系家庭安定，除了为母猴和子嗣寻觅食物，雄猴还必须学会经营情感。母猴们虽然常被孔武有力的雄性诱惑，但也会衷心跟随能够温柔待己的老相识。生存至上是压倒性的逻辑，但勇气、智慧和真情同样存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段落：老猴“白脸”在竞争中失去了家庭，離开了整个猴群。一天，护林员意外发现它又回来了，逡巡在猴群之外，“前面一只孱弱的母猴因跟不上迁徙大军的步伐，落在猴群后面……‘白脸’趁机一个箭步上去，把这只体弱的母猴揽入怀中”，原来母猴曾是“白脸”的妻子，“之后，这只母猴终不敌疾病的摧残，安静地在‘白脸’怀里睡去，再也没有醒来……‘白脸’一路背着老妻冰凉的尸体继续迁徙，直到老妻尸体腐烂”。
响古箐的护林员来自附近的三个村庄，属于傈僳族，他们的生活区域因与藏族交界，自称“藏傈”，却没有归信藏传佛教，信仰的是自然与山神。傈僳族的姓氏也是在后来融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产物，多取白敬拜的动物。护林员几乎都姓余，便是从“鱼”而来的。
用身体建立与雪山的关系
告别保护区，我们继续向北，海拔一路抬升，车窗外已经可见连绵的白色雪山。傍晚到达松赞梅里山居时，雪山已经成为被窗框框住的风景画，镶嵌在每个房间的墙上，窗户成为随着天候与时间变幻的滚动荧屏。远观是接近雪山最单薄的方式，真正要跟雪山发生关系，只有唯一的路径—一那就是走向它。第二天，我们原路折返一段，开始徒步走向白马雪山。
这是白马雪山白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十米高的针叶林笔直排列，地面上是不知哪天落下的积雪，松萝垂挂在树枝间，这种每年只生长几厘米的生物被视作环境的标杆，只有在空气纯净的高海拔地区才会生长。树的生长也是缓慢的，老去的、死去的树倒伏在地上，浑身断枝，像远古巨兽的骸骨，覆盖上苔藓与雪，更像化石了，等待着被这个森林慢慢瓦解。走出森林的影子，就是炽烈的阳光，最高温度只有八度，体感却要暖和得多，羽绒服都嫌累赘。海拔四千米的高度显出威力，向雪山行走的时候，是无暇看山的，能关注到的只是脚下的路，每迈一步都好像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有些轻微的头痛。过了最累的时刻，便似乎是用惯性在行走了。单程五六公里的路，往返加倍，起伏并不算多的徒步路线竞走得相当疲惫，连反应都迟缓了。并不是路程艰苦，而是身体太僵结了，团队里体力最优者已经超越所有人跑到了雪山脚下。
停下来的那一刻才定睛看到山，前方是深褐色与灰绿色交杂的河滩，有星星点点的积雪与冰晶，再前方是形成下弧线的深色山坳，白马雪山的主峰就从这个缺口里显露出来，耀目不能逼视。有人问，从照片看，雪山远观与近瞧没太大区别，何苦要走这么一遭呢？我一愣，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是为了林间香柏木的气味，为了积雪与苔藓对比的颜色，为了空无一人的河滩与山谷，为了溪水上方凝结的冰柱，为了脚踩松软大地的触感，为了用身体建立与雪山的关系，原来它那么威严肃穆、那么难以到达。
午餐就在保护站的小屋里进行，司机们在做了向导与背夫之后，又担起厨师的角色，这让他们更像是在引领一支马队了。他们背来面粉现场揉捏，下了一大锅面片汤，这真是最好的安慰。当我们瘫倒在火炉旁时，又是他们将一切收拾停当，带走所有的垃圾纸屑，将地板上的泥泞拖洗干净，小屋恢复了简朴、整肃。
徒步归来，我们到临近的阿尼噶家里刻印经幡，他既是松赞梅里山居的员工，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家族世代居住于此，一开门就能望见梅里雪山。人类学家郭净在《雪山之书》里提到，梅里其实是一个误称，它实际上指称另一座雪山。误会的根源是20世纪50年代标错的地图，后来由于中日联合登山队以及后来的山难事件，梅里的名声大噪，这座雪山便将错就错成了“梅里”，藏族人则一直叫它卡瓦博格，意为白雪神山。
当我寒暄时问起阿尼噶的子女在不在身边时，他大方地跟我说起自己的家庭是一妻多夫。德钦的藏族多有一妻多夫的习俗，在资源匮乏、劳作艰辛的当地，这是将家庭组织为生产生活单位的有效方式。阿尼噶是家里的小儿子，一直在家中劳作。《雪山之书》里也提到德钦一妻多夫的习俗，曾说：“他们这里一妻多夫家的孩子叫兄长为阿爸，叫弟弟‘阿可’或‘阿爸噶’（小爸爸）。”看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因为“阿尼噶”是小爷爷的意思，“所有人都跟着这么叫，现在比我年纪大的人也这么叫”，阿尼噶笑起来，他的真名是次仁顿珠。
阿尼噶家所在的谷久浓村一直以来只有五户人家，本来是隐世而居的，但谷久浓水库的修建打破了宁静。我问阿尼噶水库修建起来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他说没什么，只是后面的原始森林有些被破坏掉了，不好看。他又说起这几年的气候变化，原本十月收的青稞，现在九月就能收了。松赞梅里山居门前的桃树原先只能露出一丁点儿大的果实，今年不但结出了核桃那么大的桃子，还能直接熟透掉落在地上。就在我们抵达之前，金沙江的堰塞湖泄洪，众多地区受灾，从石鼓到塔城一路上都看得到洪水褪去留下的淤泥、被洪水冲毁的桥梁。人们正忙于清理房屋、晾晒被褥。而在香格里拉近旁的纳帕海，今年也无法排水，几年前我在冬春之际到访时是一片湿地，现在则是湖泊，给过冬的候鸟造成了困扰。这里的山川自然异常敏感，气候变迁与人为的影响特别显著。壮美宏丽的另一面是无常与脆弱。 在藏传佛教体系里，雪山都有神性，既可降福又能施惩。其实，山并不是一直在那里，它的永恒只是相对于人类的短暂寿命而言的。
我们将在阿尼噶家刻印好的经幡悬挂在雾浓顶的观景台上，大家都将松枝和五谷投入煨桑台，炉火燃烧，好像真的可以带走污秽，见证祝愿，以徐徐展开的卡瓦博格为凭。
被云脚所掩盖的透明和空无
离开雾浓顶南下，海拔又急速下降，大约三小时后，我们就抵达了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奔子栏。傍晚时分，我们到奔子栏镇上闲逛。主街上并无可观，一些商铺半开半关，少有顾客。
沿着阶梯向江边走去，则是一户户人家。景观不同了，巨大的核桃树枝繁叶茂，枝条伸出墙外，房子修葺装饰得精致，显露出久居于此的富足样貌。我们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他说在过去，依靠茶马古道的便利，他的家族也半务农、半经商，在奔子栏有商铺。看我们是外地来客，他便指引我们去参观江边的一个“小庙”，里面有“很漂亮的壁画”。我们一路问人，问到第三位时，正是一位扶老挈幼的妇人，从她家门里走出来。她对我们说：“跟我走吧，我正要去那里。”
路上聊起来我们才得知，她是附近书松寺的出家人，俗名余金兰，现在正好休假在家。今天是农历十五，她要与家人到旁边的佛塔殿转塔。跟着她七拐八绕，到了一处不起眼的门前，有两块碑石，上书“奔子栏佛塔殿壁画”。塔殿建于清末，为云南省内保存完好的清代藏传佛教壁画，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守店的门人不在，余师傅又带我们找到守门人，开了殿门。殿里燃点着酥油灯，中间是一尊塑像，环壁是密集艳丽的色彩。余师傅说佛塔殿曾遭破坏，她的父亲是一位活佛，曾经主持修复过这里的壁画。出殿后，天色已暗，她指着旁边的一座佛塔说，父亲就葬在这里。在藏传佛教里，塔葬是高僧大德才能得到的待遇。我们按照她的指点，顺时针绕塔三国作别。街市的灯光已经亮起，在仿佛触手可及的江对岸，是四川甘孜州得荣县的瓦卡镇。
佛塔殿的壁畫我已经全无印象，在临暗时分穿行于奔子栏的狭窄巷道中，又与余师傅偶遇的场景却异常清晰，像是一场合有神秘启示的梦境。
书松寺紧邻东竹林寺，比起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少有游客，大部分僧人也都休假了，当值的夏巴七品被我们临时拉住，讲解大殿抱厦上的壁画含义，其中一幅经典画面是六道轮回。东竹林寺和松赞林寺的壁画看上去都相当鲜艳，应该是常年维护的结果，并且完全不像汉传佛寺，很多地方近世的工艺会与前代有巨大差距。藏传佛教所支撑的除了信仰，还有一整套的生活方式。
我们曾到奔子栏镇玉杰村的洛登家拜访，他刚刚从云南经贸外事学院毕业，现在等待参加公务员的招考，闲暇时帮助家人制作藏香。洛登家制作藏香已经是第三代，爷爷刚刚礼佛回来，他当年受到一位活佛的引领，学习藏香制作工艺，至今已经有四十年。传统上，藏香是全手工的，洛登家的院墙外就是香樟树的树根，这是藏香的基底材料，另外有不同配方调和香料与药材，将所有材料磨碎之后，通过人工压制成形，耗时费力。十年前，家里购置了电动设备，材料没变，磨碎和压制的过程已经由机器完成了，他们供货的寺庙之一就包括东竹林寺。
最后一晚，我们住在能遥望松赞林寺的松赞香格里拉林卡。几年前，我到香格里拉旅行时读了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部糟糕的作品就像是1933年版本的玄幻小说，情节离奇，充满白恋，却因为发明了“Shangri-La”这个词汇而留名青史。68年后，经过汉译的“香格里拉”被挪用作小城中甸的新地名，成为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即便我以游客的身份到来，以最肤浅的方式体验香格里拉，充满困惑与误读，它仍然吸引我不断折返。而一旦你想沉浸下来，无论为了什么理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它，都会无一例外被它迷住。导演田壮壮曾以纪录片《德拉姆》为滇西北最后的马帮做传，他曾对我说：“只要你去过那里，它就在你的心里了。”
被澜沧江吞噬的诗人马骅曾经在卡瓦博格附近的山村支教，他留下了《雪山短歌》组诗。其中《我最喜爱的》头四句改编白当地民歌：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上一点白
仿佛积雪的岩石上落着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最喜爱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上一点绿
好比野核桃树林里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我最喜爱的不是白，也不是绿，是山顶上被云脚所掩盖的
透明和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