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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
2. 《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知识劳动的性质与内涵建设》
3.《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丛书》
4.《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
5.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
6.《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7.《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8. 《职业教育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9.《〈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10.《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
入 围
1. 《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2008）》
2.《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抉择》
3.《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
4.《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脉络与变迁——基于教学政策文件的分析》
5.《职业学校的学与教》
6. 《应用技术大学的多样化：欧洲对中国的启示》
7.《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分析》
9.《开放大学建设试点： 问题与政策》
10.《理想导向政策，抑或蓝海战略？——民办高职办学形式创新政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探析》
《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
入选理由 以“整合”之眼透视职业教育，从实践经验和理论推演两个范畴，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整合发展的基本框架，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
主要观点 书中认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整合就是将职业教育的要素、构建等重新组合，使之形成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要求的新的功能整体。对照逻辑起点的内在规定，扬弃各种职业教育逻辑起点论，认为整合堪为职业教育真正的逻辑起点。因为其符合职业教育逻辑起点的内在要求和理论定性，是职业教育的根基所在，方法所系，特色所凭。以整合为逻辑起点，才能引导职业教育进入澄明之境。
书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型，其本质属性鲜明地体现在它的名称上，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多元整合，即“高等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有别于初、中等职业教育；在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范畴，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在内容上属于技术教育范畴，既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教育，也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技能教育”。通过这一比较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等职业教育性质就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整合，它是层次、类型、内容三个维度交集融合的产物。
《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知识劳动的性质与内涵建设》
入选理由 用社会劳动理论为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提供学理性解释框架，指出知识劳动是应用型高校实现社会功能的本质和基本手段，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是一项高难度的制度创新。分析透彻，观点新颖。
主要观点 文章指出，我国可能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学校是一个谱系。不同于德国等欧洲国家应用科技大学由机械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工程师学校等工程技术类学校合并与升格而建立，模式较为一致，我国可能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学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转型的起点和基础呈现多样性，一端为高等职业学院上升为本科，另一端为普通高校转型的应用科技高校。而新建地方本科学院位于中间地带，表面看有较大的自由选择余地，但改革中的困惑会更大。
文章认为，首先，转型要求新建本科院校对学科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而我国的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数是按照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学科专业结构建立的，基础的文理学科占据较大比例，而且专业设置追求大而全，应用型专业的办学条件实际上普遍不具备。因此专业设置上如何真正凸显应用科技大学的特点是一大难题。其次，应用型大学的建立，必须依靠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在目前的转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吸引一些合格的企业参与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再次，这一制度创新还涉及中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在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主要从5年制的职业中学招生。德国的情况也类似。而我国的职业高中已经衰落，中等教育基本是不分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用型高校的生源起点，难以达到较高实践能力的生源起点。最后，根据欧洲的经验，这样一个教育类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还面临着国家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国家福利政策甚至劳工关系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转型的高难度、对转型的轻视以及希望分享转型政策红利的动机纠缠在一起，转型从结果上看，终究可能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在实质性转型中，系统配套的制度创新是绕不过去的。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既要防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中过度的工具化倾向，更要防止披着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应用型专业的外衣，仍然主要依靠传授陈述性、命题性知识的手段，用培养学术性人才的资源、模式和套路，来培养科技应用型人才的假转型。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丛书》
入选理由 记录了2007-2014年间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强调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质，以此探寻职业教育的思想历程。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谋划之年，也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局之年，被寄予厚望的以市场为引导的职业教育改革蓄势而发。这一时期，用现代化来概括最为贴切。所谓现代化，就是指职业教育从旧的传统模式向新的现代化模式的迈进过程。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对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内涵给出了政策性界定，即“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并把它确定为未来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目标。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内涵，刘延东副总理对此凝练了非常精确的四句话——适应需求、面向人人、有机衔接、多元立交。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会议发表的成果性文件《上海共识》认为，全球职业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即从过去单一着眼于经济发展视角，到目前已经普遍重视的社会公平视角，正在转向同时还要强调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从一个视角到两个视角，再到三个视角，就是世界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视域。无疑，中国职业教育是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
入选理由 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就美国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作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分析。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超越欧洲“双轨”制框架，标志着以综合中学为特征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的确立。其间经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的激烈较量。事实上，基于两种不同的职教观，普洛瑟“为职业而教育”与杜威“通过职业而教育”而形成的“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的美国提供了必要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书中认为，“普杜之辩”并非一蹴而成，也远非一个单一的历史事实。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绵延于美国1906年开始的职业教育运动之中，而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即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中的霸主。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新兴美国高度的民主自觉为“普杜之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欧洲自由教育的传统与美国本土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营造了多元并存的文化土壤。
书中强调，“普杜之辩”所彰显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较量，并非只是普洛瑟与杜威两个教育家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之异，其背后包含着19世纪以来美国职业教育困境所积淀的冲突，并且诠释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之间多维要素之间持久的博弈。“普杜之辩”及其“单轨”制是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而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于职业教育核心命题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
入选理由 以辨析的视角审视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探索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体系。提出从顶层设计、质量标准、体系衔接、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建设等方面着手，并结合国情和域外经验，构建起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体系。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主要观点 文章认为，学位是一种身份象征，向我们展示着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的类型与水平，是对个体智力资本的衡量和评估，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唯一没有学位的教育形态，学位的长期缺位带来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对学生就业、学历提升、社会地位的影响，对高职教育本身和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影响等。总体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有衔接、正名、导向和资本等四大功能。
文章指出，职业属性是学位制度的重要特征，高职教育建立学位制度具有理论合法性和实践必要性，对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职教育学位制度，需要从顶层设计、标准构建、体系完善、国家职业资格以及组织承载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制定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授予标准；三是搭建制度体系立交桥，促进不同学位制度衔接；四是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衔接高职学位授予；五是建立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入选理由 立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培养目标衔接、培养目标及规格分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职业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主要观点 书中认为，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职业教育的生成逻辑，“职业”是职业教育的实践逻辑，是职业教育区别于以纯粹的知识、学术为目的的自由教育的根本所在，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企业培训的根本所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价值命题、教育命题、经济命题和技术命题的统一，应符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符合教育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人才类型、人才层次、人才岗位和人才规格四个要素；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衔接包括纵向提升、横向拓展以及纵横延伸三种模式，应视学校及专业特点、招生情况、学制安排、学生需求等多种因素选择合理的衔接模式。
书中通过调查指出，中职生普遍希望成为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型人才，高职生普遍希望成为管理人才、技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且60%左右的中高职生希望提升学历；企业销售岗位、生产岗位和中基层管理岗位迫切需要本、专科层次的营销人才、技能型人才和管理人才；企业基层管理岗位、销售岗位是中职生、高职生和本科生共同的就业岗位；企业最看重员工的社会能力，且企业对员工职业能力满意度与员工学历呈正相关关系。为此，作者提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突破线性思维，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单一类型人才既有片面性，也不符合学生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中职、高职、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应过于强调类型、岗位的差异，而应强调服务对象的差异、人才规格的差异以及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
《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入选理由 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成人问卷数据入手，分析职业教育回报的空间差异。提出经济发达地区应当鼓励外来人口在本地就读高等职业教育，进而提升城市未来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这有助于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 人的城市化”。
主要观点 文中指出，利用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査数据，发现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回报与接受职业教育的地点有关。具体而言，在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会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在考虑了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就业所在地生产上的正外部性、本地人身份和就职行业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后，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在高等职业教育上的回报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文中强调，高回报的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产业工人是未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遵循市场效率原则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主体——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到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创造条件。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却以区域性的本地招生为主，特大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职业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为此，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应当鼓励外来人口在本地就读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这样才能尽快提升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是否采纳这一政策建议，关系到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只有通过人力资本提升进而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才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实现“市民化”，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真正能够做到“人的城市化”。
《职业教育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入选理由 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热点，研究了职业教育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系、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模型及培育理念等基本问题。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创新性的建议。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主要是国家或省级以上政府从宏观层面对涉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指导思想、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性问题以及一些具有保障意义的问题等进行设计，所以，顶层设计主要是描绘蓝图，制定出行动纲领。
书中强调，具体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总维度，而每一个总维度下又可以分为若干子维度。五个总维度分别是：目标模式——未来职业教育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本模式和最终达成的目标或愿景。体制机制——这是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体制和机制是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目标模式的战略管理结构及其所决定的运行机制。体制机制的设计主要是解决通过怎样的路径、策略、机制等实现既定的目标问题。重点或者核心领域——明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重大工程——根据我国的国情，重大项目的推进或者问题的解决，常常要通过国家和政府层面开展的项目推进工程来实现，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要基于重点建设领域的需要，确立一些重要的职业教育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工程。关键项目——基于实现重大工程既定目标而部署和执行的具体工作任务。这五个总维度之间具有严密的层次性和高度的相关性，往往是上一层级客体的设计是下一层级客体设计的前提条件，下一层级客体的设计服务于上一层级客体目标的实现。
《〈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入选理由 紧扣《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文件，思索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方向，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从“制器”到“造人”、由“修剪”到“育种”、从“中低端”到“高端”的转型发展方向。
主要观点 文章指出，《中国制造2025》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要求职业教育提升内涵质量，培养具有综合职业素质的职业人。《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更加直接地促动着职业教育在某些领域的变革，以培养一批高度胜任现代制造业岗位的现代制造人。
文章强调，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制器”到“造人”目标的转型。职业教育造就的现代制造人，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要探其未然、追求超然。要探索从“修剪”到“育种”路径的拓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常规的职业准备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开始抓起。职业教育只有拉长战线，在学生真正进入职业准备教育之前，通过浇水、施肥、松土等各种形式的精心呵护，才能促使他们职业生涯的健康萌发，从而为高素质“现代制造人”奠定坚实基础。促进从“中低端”到“高端”层次的延伸。在职业准备教育的纵向层次上，必须逐步完善高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在切实提高高等专科层次职业教育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专业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更加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
入选理由 从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技术型人才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所提出的观点紧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符合高职院校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高职院校底子薄，基础差，无论实训设备、师资，还是训练方法都不能满足学生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训练的要求。因此，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构建和实践与社会经济需求相适应的技术型人才培养路径，是高等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书中建议，在新形势下，技术型人才仍须保持独立存在，但它与相关人才既有重叠又可转换。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以技术型人才为主，“产教研”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基本途径。把握正确的技术型人才思路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为技术型人才。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应该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较低层级的技术型人才为主，引领职业教育的发展。二是形成高职院校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办学模式。高职院校只要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主动在技术人才和技术研发中服务企业，才能顺利获得企业对共育技术型人才的支持，校企实质性合作共建专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推进教学模式改革，确保教学紧密联系实践，培养区域产业需要的技术型人才。三是构建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是建立“三个课堂”有机结合的育人体系。五是建设适合于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保障条件，即技术型人才培养需要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技术型人才培养需要高素质教师队伍。
1 .《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
2. 《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知识劳动的性质与内涵建设》
3.《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丛书》
4.《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
5.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
6.《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7.《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8. 《职业教育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9.《〈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10.《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
入 围
1. 《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2008）》
2.《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困境与路径抉择》
3.《职业教育的阶梯：高职专科与应用型本科衔接》
4.《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脉络与变迁——基于教学政策文件的分析》
5.《职业学校的学与教》
6. 《应用技术大学的多样化：欧洲对中国的启示》
7.《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8.《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分析》
9.《开放大学建设试点： 问题与政策》
10.《理想导向政策，抑或蓝海战略？——民办高职办学形式创新政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探析》
《高等职业教育整合论》
入选理由 以“整合”之眼透视职业教育，从实践经验和理论推演两个范畴，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整合发展的基本框架，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
主要观点 书中认为，对于职业教育来说，整合就是将职业教育的要素、构建等重新组合，使之形成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要求的新的功能整体。对照逻辑起点的内在规定，扬弃各种职业教育逻辑起点论，认为整合堪为职业教育真正的逻辑起点。因为其符合职业教育逻辑起点的内在要求和理论定性，是职业教育的根基所在，方法所系，特色所凭。以整合为逻辑起点，才能引导职业教育进入澄明之境。
书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型，其本质属性鲜明地体现在它的名称上，它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多元整合，即“高等职业教育在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有别于初、中等职业教育；在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范畴，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在内容上属于技术教育范畴，既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教育，也有别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技能教育”。通过这一比较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高等职业教育性质就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整合，它是层次、类型、内容三个维度交集融合的产物。
《向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知识劳动的性质与内涵建设》
入选理由 用社会劳动理论为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提供学理性解释框架，指出知识劳动是应用型高校实现社会功能的本质和基本手段，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是一项高难度的制度创新。分析透彻，观点新颖。
主要观点 文章指出，我国可能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学校是一个谱系。不同于德国等欧洲国家应用科技大学由机械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工程师学校等工程技术类学校合并与升格而建立，模式较为一致，我国可能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学校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转型的起点和基础呈现多样性，一端为高等职业学院上升为本科，另一端为普通高校转型的应用科技高校。而新建地方本科学院位于中间地带，表面看有较大的自由选择余地，但改革中的困惑会更大。
文章认为，首先，转型要求新建本科院校对学科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而我国的新建本科院校大多数是按照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学科专业结构建立的，基础的文理学科占据较大比例，而且专业设置追求大而全，应用型专业的办学条件实际上普遍不具备。因此专业设置上如何真正凸显应用科技大学的特点是一大难题。其次，应用型大学的建立，必须依靠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在目前的转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吸引一些合格的企业参与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再次，这一制度创新还涉及中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在荷兰，应用科技大学主要从5年制的职业中学招生。德国的情况也类似。而我国的职业高中已经衰落，中等教育基本是不分轨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用型高校的生源起点，难以达到较高实践能力的生源起点。最后，根据欧洲的经验，这样一个教育类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还面临着国家层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国家福利政策甚至劳工关系等一系列制度的配套。转型的高难度、对转型的轻视以及希望分享转型政策红利的动机纠缠在一起，转型从结果上看，终究可能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在实质性转型中，系统配套的制度创新是绕不过去的。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既要防止向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中过度的工具化倾向，更要防止披着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应用型专业的外衣，仍然主要依靠传授陈述性、命题性知识的手段，用培养学术性人才的资源、模式和套路，来培养科技应用型人才的假转型。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报告丛书》
入选理由 记录了2007-2014年间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强调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特质，以此探寻职业教育的思想历程。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十三五”的谋划之年，也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局之年，被寄予厚望的以市场为引导的职业教育改革蓄势而发。这一时期，用现代化来概括最为贴切。所谓现代化，就是指职业教育从旧的传统模式向新的现代化模式的迈进过程。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对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内涵给出了政策性界定，即“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并把它确定为未来十年职业教育发展的总目标。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内涵，刘延东副总理对此凝练了非常精确的四句话——适应需求、面向人人、有机衔接、多元立交。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会议发表的成果性文件《上海共识》认为，全球职业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即从过去单一着眼于经济发展视角，到目前已经普遍重视的社会公平视角，正在转向同时还要强调促进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从一个视角到两个视角，再到三个视角，就是世界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视域。无疑，中国职业教育是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普杜之辩”研究》
入选理由 以美国中等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就美国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及其多维度辩争作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析，对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历史选择作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分析。为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提供了可供聆听的“历史声音”和可供比照的“历史镜像”。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案》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超越欧洲“双轨”制框架，标志着以综合中学为特征的美国中等教育“单轨”制的确立。其间经历了普洛瑟职业主义阵营与杜威民主主义阵营的激烈较量。事实上，基于两种不同的职教观，普洛瑟“为职业而教育”与杜威“通过职业而教育”而形成的“普杜之辩”，为20世纪初的美国提供了必要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书中认为，“普杜之辩”并非一蹴而成，也远非一个单一的历史事实。1913年库利议案所引发的“普杜之辩”，绵延于美国1906年开始的职业教育运动之中，而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即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中的霸主。现代社会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与新兴美国高度的民主自觉为“普杜之辩”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欧洲自由教育的传统与美国本土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则为美国中等职业教育运动营造了多元并存的文化土壤。
书中强调，“普杜之辩”所彰显的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较量，并非只是普洛瑟与杜威两个教育家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学术观点之异，其背后包含着19世纪以来美国职业教育困境所积淀的冲突，并且诠释出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雇主阶层与雇员阶层以及民主与效率之间多维要素之间持久的博弈。“普杜之辩”及其“单轨”制是世界职业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而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于职业教育核心命题的不同诠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职业教育本土性”“职业教育存在的合理性”等问题的不断追问又恰恰蕴含着超越本土的意义。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及其构建》
入选理由 以辨析的视角审视高等职业教育学位的制度功能，探索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体系。提出从顶层设计、质量标准、体系衔接、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建设等方面着手，并结合国情和域外经验，构建起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学位制度体系。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主要观点 文章认为，学位是一种身份象征，向我们展示着个体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的类型与水平，是对个体智力资本的衡量和评估，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唯一没有学位的教育形态，学位的长期缺位带来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对学生就业、学历提升、社会地位的影响，对高职教育本身和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的深层影响等。总体而言，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有衔接、正名、导向和资本等四大功能。
文章指出，职业属性是学位制度的重要特征，高职教育建立学位制度具有理论合法性和实践必要性，对个体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职教育学位制度，需要从顶层设计、标准构建、体系完善、国家职业资格以及组织承载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制定高等职业教育学位授予标准；三是搭建制度体系立交桥，促进不同学位制度衔接；四是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衔接高职学位授予；五是建立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入选理由 立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论、培养目标衔接、培养目标及规格分类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职业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主要观点 书中认为，人的生存发展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间的矛盾关系构成了职业教育的生成逻辑，“职业”是职业教育的实践逻辑，是职业教育区别于以纯粹的知识、学术为目的的自由教育的根本所在，也是职业教育区别于企业培训的根本所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是价值命题、教育命题、经济命题和技术命题的统一，应符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符合教育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人才类型、人才层次、人才岗位和人才规格四个要素；中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衔接包括纵向提升、横向拓展以及纵横延伸三种模式，应视学校及专业特点、招生情况、学制安排、学生需求等多种因素选择合理的衔接模式。
书中通过调查指出，中职生普遍希望成为管理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型人才，高职生普遍希望成为管理人才、技术型人才和工程型人才，且60%左右的中高职生希望提升学历；企业销售岗位、生产岗位和中基层管理岗位迫切需要本、专科层次的营销人才、技能型人才和管理人才；企业基层管理岗位、销售岗位是中职生、高职生和本科生共同的就业岗位；企业最看重员工的社会能力，且企业对员工职业能力满意度与员工学历呈正相关关系。为此，作者提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突破线性思维，职业教育致力于培养单一类型人才既有片面性，也不符合学生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中职、高职、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应过于强调类型、岗位的差异，而应强调服务对象的差异、人才规格的差异以及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
《应该在哪里接受职业教育：来自教育回报空间差异的证据》
入选理由 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成人问卷数据入手，分析职业教育回报的空间差异。提出经济发达地区应当鼓励外来人口在本地就读高等职业教育，进而提升城市未来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含量，这有助于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 人的城市化”。
主要观点 文中指出，利用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査数据，发现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回报与接受职业教育的地点有关。具体而言，在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高等职业教育会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在考虑了地区间生活成本差异、就业所在地生产上的正外部性、本地人身份和就职行业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后，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在高等职业教育上的回报仍然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文中强调，高回报的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产业工人是未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遵循市场效率原则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主体——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到东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创造条件。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却以区域性的本地招生为主，特大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职业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为此，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应当鼓励外来人口在本地就读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这样才能尽快提升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是否采纳这一政策建议，关系到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只有通过人力资本提升进而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才能够在城市落地生根实现“市民化”，分享城市化的好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真正能够做到“人的城市化”。
《职业教育视阈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入选理由 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热点，研究了职业教育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系、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模型及培育理念等基本问题。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创新性的建议。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主要是国家或省级以上政府从宏观层面对涉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指导思想、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性问题以及一些具有保障意义的问题等进行设计，所以，顶层设计主要是描绘蓝图，制定出行动纲领。
书中强调，具体来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顶层设计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总维度，而每一个总维度下又可以分为若干子维度。五个总维度分别是：目标模式——未来职业教育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本模式和最终达成的目标或愿景。体制机制——这是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体制和机制是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目标模式的战略管理结构及其所决定的运行机制。体制机制的设计主要是解决通过怎样的路径、策略、机制等实现既定的目标问题。重点或者核心领域——明确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重大工程——根据我国的国情，重大项目的推进或者问题的解决，常常要通过国家和政府层面开展的项目推进工程来实现，因此，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要基于重点建设领域的需要，确立一些重要的职业教育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工程。关键项目——基于实现重大工程既定目标而部署和执行的具体工作任务。这五个总维度之间具有严密的层次性和高度的相关性，往往是上一层级客体的设计是下一层级客体设计的前提条件，下一层级客体的设计服务于上一层级客体目标的实现。
《〈中国制造2025〉与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
入选理由 紧扣《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文件，思索现代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方向，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从“制器”到“造人”、由“修剪”到“育种”、从“中低端”到“高端”的转型发展方向。
主要观点 文章指出，《中国制造2025》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要求职业教育提升内涵质量，培养具有综合职业素质的职业人。《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更加直接地促动着职业教育在某些领域的变革，以培养一批高度胜任现代制造业岗位的现代制造人。
文章强调，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制器”到“造人”目标的转型。职业教育造就的现代制造人，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既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要探其未然、追求超然。要探索从“修剪”到“育种”路径的拓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常规的职业准备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从基础教育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开始抓起。职业教育只有拉长战线，在学生真正进入职业准备教育之前，通过浇水、施肥、松土等各种形式的精心呵护，才能促使他们职业生涯的健康萌发，从而为高素质“现代制造人”奠定坚实基础。促进从“中低端”到“高端”层次的延伸。在职业准备教育的纵向层次上，必须逐步完善高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在切实提高高等专科层次职业教育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专业研究生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更加完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型人才培养研究》
入选理由 从高等职业院校培养技术型人才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所提出的观点紧密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符合高职院校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主要观点 书中指出，高职院校底子薄，基础差，无论实训设备、师资，还是训练方法都不能满足学生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训练的要求。因此，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构建和实践与社会经济需求相适应的技术型人才培养路径，是高等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书中建议，在新形势下，技术型人才仍须保持独立存在，但它与相关人才既有重叠又可转换。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以技术型人才为主，“产教研”结合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型人才的基本途径。把握正确的技术型人才思路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明确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为技术型人才。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应该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较低层级的技术型人才为主，引领职业教育的发展。二是形成高职院校走产学研结合之路的办学模式。高职院校只要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主动在技术人才和技术研发中服务企业，才能顺利获得企业对共育技术型人才的支持，校企实质性合作共建专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推进教学模式改革，确保教学紧密联系实践，培养区域产业需要的技术型人才。三是构建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是建立“三个课堂”有机结合的育人体系。五是建设适合于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保障条件，即技术型人才培养需要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技术型人才培养需要高素质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