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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德先生去世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如果一个有思考、有创造、有奋斗的生命逝去了，那么他应当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长留于人们的怀念之中。
主动引荐受访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围棋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恰在此时任体育记者，写了一些围棋报道，但那些短小的新闻稿件承载有限，很多话似乎还没有说尽。我准备就“围棋的哲学”写本书，想采访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让他们谈谈围棋是什么。
有一次，我去北京采访，遇见了时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陈祖德先生，便将写书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回答说：“如今全国围棋大热，不过仅会下棋，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棋迷。围棋应该是一种文化，没有在这种浓浓的文化中熏陶过，那对于棋，就还没有了解完整。而真正的大师，都在文化上对围棋有独到的理解。”
祖德先生听后，当即表示支持，或许，他也希望能够在全国围棋热之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风云过去，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关切地询问道：“你要访问哪些人？”我说：“棋手中全部九段，有棋手背景的研究者以及对围棋有心得的专家学者。”祖德先生便说：“前面两种人，你将名单给我，我告诉大家接受访问。专家学者，你心目中有确定的人选没有？”我那时还只有一个粗疏的提纲，对于熟悉围棋的专家学者所知不多。他便说：“有两个围棋迷，可都是大学者啊，他们经常作为文化界围棋爱好者的代表，你可以去访问他们。”这样，名单上便有了文学家严文井和数学家吴文俊。
在我采访前，祖德先生会预先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这一次集群式的采访，无异于让我敲开了围棋文化的门扉。时至今日，我仍非常感激祖德先生的引荐。
在围棋比赛现场，我经常遇到祖德先生，有时他会问我最近访问了谁、关于围棋说了什么。他很民主，听到人家的观点，从来不说有错或者值得商榷。后来，我的这些访谈集结成《黑白之道》一书，他在给书写的序言里说：“由于是访谈，是畅所欲言，尤其还有圈外人的不拘一格的自由谈，自然有些见解不同，以至相互矛盾。这种‘自说自话’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启发读者的思考。”这些文字，充分表现了祖德先生宽容的性格。
然而，他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对于很多观点，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本书的缺点。“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作者未能采访海外人士、各国棋手。如果能听到吴清源、藤泽秀行、安永一、林海峰、金庸、沈君山和日本文化界人士江崎诚致等人的声音，那这本书将会更丰富、更充实。”当序言寄到上海，我读到这几句时，不知不觉中脸红了起来。本来这本书应该是“当代人如何看围棋”，我只做到了“当代中国人如何看围棋”。我将祖德先生的这一份名单牢记在心，并在此后有幸采访到了吴清源、江崎诚致、林海峰、曹薰铉以及著名学者金克木等，做了部分弥补。
“我下什么棋都想赢”
祖德先生是中国优秀围棋选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1944年，祖德先生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父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陈济成先生，姐姐陈祖芬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初学棋时，正是中国现代围棋萌动的年代；血气方刚之际，他担当了向日本棋手冲击的重任；“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工厂，在宿舍研究围棋，坚持不放弃；改革开放，他病愈复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围棋领军人物；而中国围棋崛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风云际会之时，他功不可没。
记得最初采访祖德先生时，依照他当时的位置——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我本想请他谈谈纵览全局的问题，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官员的身份，除了官方活动，他一般都以棋手以及围棋研究者身份出现。面对记者，他更愿意以一个“弈者”的身份接受采访。
如今，我早已年过花甲，已经想不起来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祖德先生进行过几次采访，那些采访录音的磁带也因年代久远再不能发出声音了。然而，那些关于他的文字，今天依旧深深感动着我。
他叙说了和围棋难解难分的一生：从我自己来说，对棋的感触非常深，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精神寄托，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寄托……我现在下棋的机会太少，而我又特别喜欢下，到外地出差，到任何地方，都会找人下棋，即使是爱好者也好。这是一种最大的乐趣，最大的满足。即使我再累，下棋也有一种幸福感。
中国棋院刚刚建成时，和新中国围棋一起走过来的祖德先生感慨万千：棋院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理想吧。从前，我们是在茶馆里、公园里下棋。我1950年学棋时，下棋在中国还被人看不起，也不是个职业……我经常想，能有一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下棋，棋手能在一起讨论，但那时还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他和我谈过围棋的胜负问题——在琴棋书画四项古典艺术中，唯有“棋”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是这个问题将棋和其它项目区别开来。身经百战，又是中国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他，是最有资格谈胜负的人。他说：我下什么棋都想赢，不想赢就没有意思了。包括和业余棋手下，让你九子，我也想赢，我也不想随便下。要是我对你客气而输给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说是“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友好而有点虚伪。
这一种对棋的痴迷，可能就是一个棋手安身立命的关键。
一度，天才棋手马晓春因多次输给日本棋手小林光一九段，在国内备受舆论批评。那时的马晓春处在人生、也是棋艺的重要关口，祖德先生那时的一些话，不仅作为记录者的我一直记得，可能马晓春本人更会记忆犹新：
马晓春这一次负于小林光一，是六连败了。但我看马晓春对待这次失败，显然比以往要成熟得多。我曾告诉马晓春，赵治勋和坂田荣男下棋，曾经连负坂田十几盘，那时赵的水平已不比坂田差，但连下连输，输到最后哭了，泪水滴在棋盘上。但等到赵治勋赢了一盘，坂田就再也赢不了赵治勋了。执着顽强的人谁也怕……我认为马晓春输棋，对他一辈子有好处。
我庆幸曾经这样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作为新闻人，我做过、也读过很多访谈，这样袒露心怀而又思虑深远的，还真不多。或许，也只有围棋、那个时代的围棋，才会让这样一位有着敏锐思考和真知灼见的人浮出水面。
在病床上整理古籍
祖德先生第一次发现得了重病，就是在赛场上。1980年，在四川乐山全国比赛中，祖德先生连连便血，依旧想着要去赢下比赛，还用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汤姆·金的形象鼓励自己。全国比赛完了，他获得第三名，就没有离开四川，等待下一场在成都的新体育杯比赛。不料开赛不久，他便大口大口吐血，被人扶进医院，不得不告别赛场。他怅然长叹：“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这年9月，祖德先生被查出身患胃癌。他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超越自我》，这本感人至深的作品打动了无数棋迷和读者，并在1994年获得“人民文学奖”。
就在前不久，我还收到了祖德先生整理围棋古籍的新书《黄龙周虎》和《血泪篇》。看到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眼前便浮现出他清癯苍白的脸，黑边眼镜，一边思考、一边叙说的神情。代他寄书的朋友说，祖德先生正在医院里，一边和病魔作战，一边口述对古籍的解读分析。
祖德先生是棋手，也是斗士！在与生命的搏斗中，他赢了一局又一局，赢下了面前所有的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把所有的心得都记下来留给后人，最后，他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黄浦江，随江流奔赴大海。
（胡廷楣，上海人，生于1948年，作家、高级记者。采访世界最高等级围棋赛事10年之久，与陈祖德先生是多年故交。著有访谈录《黑白之道》、评论集《黑白之境》、小说《名局》。）
主动引荐受访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围棋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恰在此时任体育记者，写了一些围棋报道，但那些短小的新闻稿件承载有限，很多话似乎还没有说尽。我准备就“围棋的哲学”写本书，想采访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让他们谈谈围棋是什么。
有一次，我去北京采访，遇见了时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陈祖德先生，便将写书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问：“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回答说：“如今全国围棋大热，不过仅会下棋，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棋迷。围棋应该是一种文化，没有在这种浓浓的文化中熏陶过，那对于棋，就还没有了解完整。而真正的大师，都在文化上对围棋有独到的理解。”
祖德先生听后，当即表示支持，或许，他也希望能够在全国围棋热之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风云过去，这些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他关切地询问道：“你要访问哪些人？”我说：“棋手中全部九段，有棋手背景的研究者以及对围棋有心得的专家学者。”祖德先生便说：“前面两种人，你将名单给我，我告诉大家接受访问。专家学者，你心目中有确定的人选没有？”我那时还只有一个粗疏的提纲，对于熟悉围棋的专家学者所知不多。他便说：“有两个围棋迷，可都是大学者啊，他们经常作为文化界围棋爱好者的代表，你可以去访问他们。”这样，名单上便有了文学家严文井和数学家吴文俊。
在我采访前，祖德先生会预先给他们一一打电话。这一次集群式的采访，无异于让我敲开了围棋文化的门扉。时至今日，我仍非常感激祖德先生的引荐。
在围棋比赛现场，我经常遇到祖德先生，有时他会问我最近访问了谁、关于围棋说了什么。他很民主，听到人家的观点，从来不说有错或者值得商榷。后来，我的这些访谈集结成《黑白之道》一书，他在给书写的序言里说：“由于是访谈，是畅所欲言，尤其还有圈外人的不拘一格的自由谈，自然有些见解不同，以至相互矛盾。这种‘自说自话’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启发读者的思考。”这些文字，充分表现了祖德先生宽容的性格。
然而，他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对于很多观点，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同样是在这篇序言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本书的缺点。“遗憾的是，由于条件所限，作者未能采访海外人士、各国棋手。如果能听到吴清源、藤泽秀行、安永一、林海峰、金庸、沈君山和日本文化界人士江崎诚致等人的声音，那这本书将会更丰富、更充实。”当序言寄到上海，我读到这几句时，不知不觉中脸红了起来。本来这本书应该是“当代人如何看围棋”，我只做到了“当代中国人如何看围棋”。我将祖德先生的这一份名单牢记在心，并在此后有幸采访到了吴清源、江崎诚致、林海峰、曹薰铉以及著名学者金克木等，做了部分弥补。
“我下什么棋都想赢”
祖德先生是中国优秀围棋选手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1944年，祖德先生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父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陈济成先生，姐姐陈祖芬是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初学棋时，正是中国现代围棋萌动的年代；血气方刚之际，他担当了向日本棋手冲击的重任；“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工厂，在宿舍研究围棋，坚持不放弃；改革开放，他病愈复出，已经成为当仁不让的围棋领军人物；而中国围棋崛起，走向社会、走向世界风云际会之时，他功不可没。
记得最初采访祖德先生时，依照他当时的位置——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我本想请他谈谈纵览全局的问题，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官员的身份，除了官方活动，他一般都以棋手以及围棋研究者身份出现。面对记者，他更愿意以一个“弈者”的身份接受采访。
如今，我早已年过花甲，已经想不起来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对祖德先生进行过几次采访，那些采访录音的磁带也因年代久远再不能发出声音了。然而，那些关于他的文字，今天依旧深深感动着我。
他叙说了和围棋难解难分的一生：从我自己来说，对棋的感触非常深，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精神寄托，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寄托……我现在下棋的机会太少，而我又特别喜欢下，到外地出差，到任何地方，都会找人下棋，即使是爱好者也好。这是一种最大的乐趣，最大的满足。即使我再累，下棋也有一种幸福感。
中国棋院刚刚建成时，和新中国围棋一起走过来的祖德先生感慨万千：棋院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理想吧。从前，我们是在茶馆里、公园里下棋。我1950年学棋时，下棋在中国还被人看不起，也不是个职业……我经常想，能有一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下棋，棋手能在一起讨论，但那时还总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他和我谈过围棋的胜负问题——在琴棋书画四项古典艺术中，唯有“棋”要争个你死我活，正是这个问题将棋和其它项目区别开来。身经百战，又是中国第一个战胜日本九段的他，是最有资格谈胜负的人。他说：我下什么棋都想赢，不想赢就没有意思了。包括和业余棋手下，让你九子，我也想赢，我也不想随便下。要是我对你客气而输给你，一点意思也没有，说是“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友好而有点虚伪。
这一种对棋的痴迷，可能就是一个棋手安身立命的关键。
一度，天才棋手马晓春因多次输给日本棋手小林光一九段，在国内备受舆论批评。那时的马晓春处在人生、也是棋艺的重要关口，祖德先生那时的一些话，不仅作为记录者的我一直记得，可能马晓春本人更会记忆犹新：
马晓春这一次负于小林光一，是六连败了。但我看马晓春对待这次失败，显然比以往要成熟得多。我曾告诉马晓春，赵治勋和坂田荣男下棋，曾经连负坂田十几盘，那时赵的水平已不比坂田差，但连下连输，输到最后哭了，泪水滴在棋盘上。但等到赵治勋赢了一盘，坂田就再也赢不了赵治勋了。执着顽强的人谁也怕……我认为马晓春输棋，对他一辈子有好处。
我庆幸曾经这样将他的话语记录下来。作为新闻人，我做过、也读过很多访谈，这样袒露心怀而又思虑深远的，还真不多。或许，也只有围棋、那个时代的围棋，才会让这样一位有着敏锐思考和真知灼见的人浮出水面。
在病床上整理古籍
祖德先生第一次发现得了重病，就是在赛场上。1980年，在四川乐山全国比赛中，祖德先生连连便血，依旧想着要去赢下比赛，还用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汤姆·金的形象鼓励自己。全国比赛完了，他获得第三名，就没有离开四川，等待下一场在成都的新体育杯比赛。不料开赛不久，他便大口大口吐血，被人扶进医院，不得不告别赛场。他怅然长叹：“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这年9月，祖德先生被查出身患胃癌。他在病床上完成了自传《超越自我》，这本感人至深的作品打动了无数棋迷和读者，并在1994年获得“人民文学奖”。
就在前不久，我还收到了祖德先生整理围棋古籍的新书《黄龙周虎》和《血泪篇》。看到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眼前便浮现出他清癯苍白的脸，黑边眼镜，一边思考、一边叙说的神情。代他寄书的朋友说，祖德先生正在医院里，一边和病魔作战，一边口述对古籍的解读分析。
祖德先生是棋手，也是斗士！在与生命的搏斗中，他赢了一局又一局，赢下了面前所有的棋。把所有的事都做完，把所有的心得都记下来留给后人，最后，他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黄浦江，随江流奔赴大海。
（胡廷楣，上海人，生于1948年，作家、高级记者。采访世界最高等级围棋赛事10年之久，与陈祖德先生是多年故交。著有访谈录《黑白之道》、评论集《黑白之境》、小说《名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