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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清朝的皇帝们聚在一块儿玩“扮猪吃老虎”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乾隆。

　　和不苟言笑的“工作狂”父亲比起来，初登皇位的乾隆真是太良善了。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脸上常带着笑。
　　一开始，乾隆并不急着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而是非常尊敬雍正留给他的老臣。对他来说，这些臣子经过父亲的调教，执行力强，又老实听话，用起来相当顺手。遇到问题，乾隆总是向他们请教，言必称“先生”“爱卿”，绝不直呼其名。其中最受重用的就是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都是帮助他荣登帝位、稳定朝野的老臣。
　　乾隆对老臣以礼相待，就连对贪官污吏都多有包容。
　　上位之后，乾隆下令查明各地亏空公款的案件，“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简言之，就是一切从宽处理，就算交不上罚款，也放你们一马，那些被没收房产的，也都一一归还。这跟他那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的父亲雍正大为不同，一下子给官员们松了绑。《啸亭杂录》里就说：“乾隆凡事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如果你就此认为，乾隆就是个凡事宽以待人的老好人，就想错了。从一开始，他优渥对待老臣，但同时也在提防老臣的权力，不能反过来制衡自己。
　　皇帝性情大变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历史学界通常认为，这一年是乾隆统治由宽入严的分水岭。
　　这一年，乾隆生命中的“白月光”孝贤皇后去世，从后宫波及前朝。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上，乾隆先是以“表现得不够悲痛”为由收拾了两位皇子;觉得工部造的金册不够精致，问罪一批大臣;处置了好几个在皇后丧期内剃头的大臣，指责他们不尊重皇后……这场官场大地震也波及到了张廷玉。
　　皇后去世后，翰林院负责写祭文。乾隆对此相当重视，要求亲自检查。他一眼就从鸡蛋里挑出了骨头，对祭文中用的“泉台”一词相当不满，认为这个词配不上皇后的尊贵身份，于是下令把主管翰林院的大学士张廷玉罚俸一年。
　　作为一个丈夫，乾隆痛失所爱的悲伤尚能理解，但作为君王，乾隆这些举动很难不让人理解为“借题发挥”。因为前期的宽松政治，官场怠惰之风渐起，结党营私日益严重，乾隆已经憋了好几年，是时候秋后算账了。
　　鄂尔泰倒台去世，张廷玉一家独大。在朝鲜史料中甚至有这样的记载：“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
　　其实早在这年正月，张廷玉就已向乾隆提出告老还乡的请求。乾隆并未答应，理由是先皇都许诺你死后配享太庙了，不在岗位上奉献最后一丝光热不足以回报如此恩情。
　　退休不被批准，又因为皇后祭文被罚，张廷玉惶惶不可终日。次年，乾隆看他实在没什么价值了，终于答应放他回乡。满心以为自己成功着陆的张廷玉忘了立即向皇帝谢恩，乾隆一怒之下令军机大臣写了一道圣旨，请张廷玉回奏。结果，还没等圣旨发出，张廷玉便来了，可见有人提前泄密，偷偷给他传了信儿。
　　不上赶着谢恩乾隆能忍，但张廷玉在朝中有这样的党羽支持是乾隆不能忍的。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指张廷玉贡献不够，要收回配享太庙的恩赐。后来又因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贪污，乾隆寻了个借口将张廷玉家抄家。
　　在乾隆一次次的打压中，张廷玉身心受挫，一败涂地，张党也随之瓦解。此后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朝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朋党活动。对此，乾隆自己都颇为得意：“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2

　　1757年，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国库三千余两白银案发。在清朝，布政使专管财赋和人事工作，也就是说，杨灏这是监守自盗。按照《大清律例》，这样的情况，贪污40两白银以上，就要杀头。
　　不过，杨灏在案发后，很快就退回了赃款。新任湖南巡抚觉得他既然已经退赃，应当依法改为“缓决”，相当于今天的死缓。
　　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觉得这样处理，会形成示范效应，让其他官员觉得，只要退赃，就可以免死，贪官们自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一天里，乾隆连下四道圣旨，要求处死杨灏，新任巡抚则被革职抄家。
　　乾隆的理由和忧虑，看似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个原则他并未遵循太久。五年后，乾隆推出了“议罪银”制度——官员可以通过缴纳“议罪银”，减免应受的刑事或者行政处分。
　　这种政策忽变的背后，有一个人功不可没，就是人们熟悉的和珅。
　　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里，虽然乾隆对官员管理越来越严苛，但和珅却成了一个例外。尽管两人年龄相差39岁，但再也找不到比和珅更懂乾隆的人。故宫图书馆副馆长向斯甚至觉得，“他们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爱人’，几乎不分彼此”。
　　关于乾隆是如何发现和珅的，正史中并未记载，野史里倒有四个说法，且一个比一个传奇，归结起来，大概是因为和珅才貌双全。其中有一个说法是，皇帝出宫游玩，有侍卫禀告有犯人逃脱。皇帝怒骂：“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一旁的侍卫听不懂乾隆在说什么，只有和珅回答：“是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
　　这两句来自《论语》。乾隆没想到区区一个守卫居然也念过《论语》。乾隆又详细了解了和珅的家世年纪，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最离奇的一个说法则完全印证了乾隆的“颜控”属性。传说乾隆的父亲雍正曾有个妃子。当年的熊孩子乾隆有一回看到妃子在对镜梳妆，就走过去用手遮住她的两眼。妃子不知是谁，惊慌之下用梳子打了乾隆。这件事后来被雍正的皇后知道了，她賜死了妃子。无意闯下大祸的乾隆在妃子脖子上点了红色，作为标记，并约定：“如果魂魄有灵，20年后再相见吧。”
　　和珅被誉为“满洲第一俊男”，乾隆初见他觉得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甚至觉得和珅脖子上还留有红色印记，于是把和珅视为那位妃子转世，将一腔怜惜愧疚移情到了和珅身上。 　　从这段野史之上衍生出了另一则坊间传闻：乾隆与和珅也许有断袖之欢。清史研究专家李景屏在著作中认为“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她觉得当时清代取缔官妓，严禁官员宿娼，于是官员们嫖男妓成风。身处其中的乾隆、和珅沾染上这种风气也未可知。

3

　　对君王来说，巩固统治才是硬道理。比起各种传说加持，他此时宠信和珅其实是出于一种需要：傅恒征战缅甸病逝后，他要培养能替补的年轻心腹。
　　从1775年11月起，和珅在官场上的升迁如同搭乘火箭，往往数月就要经历一轮升职或转岗。他先从三等侍卫升为御前侍卫，接着被派去军机处当差，后又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大臣。这种速度即便是战绩赫赫的皇亲贵胄傅恒都望尘莫及。傅恒从侍卫到总管内务府大臣花了两年时间，进入军机处又用了五年，和珅只用了不到一年。
　　和珅的官運之所以如此亨通，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其中最得圣心的大概要数让乾隆的钱袋子鼓了起来。提高皇帝的收入，和珅有两样法宝，一是抄贪官污吏的家产，另一个就是议罪银制度。
　　李景屏认为，其实早在和珅之前，乾隆就已经出了这么个主意。乾隆二十八年前后，就有官员通过多交罚款来求取宽大处理。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偶尔为之，随着和珅主管内务府，议罪银制度就成了惯用方法，罚款数额也从一两万上升至数万甚至数十万两。
　　这对乾隆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来源。和人们对君王的想象不同，按照大清祖制，国库的钱由户部掌管，只能用于国家工程，皇帝的个人花销则由内务府负责，这才是皇帝的私房钱。私房钱来源主要有三条渠道：一是出租皇家庄园和土地所获的租金;二是通过做生意、放贷来钱生钱;剩下的就来自各地大臣的进贡。
　　乾隆花钱大手大脚，无论是赏赐，还是日常用度都很大。会玩的乾隆自打登基初期，就一直计划着各种出巡活动。此外，乾隆时期还修建了不少庙宇，这些费用都是皇帝自掏腰包。在乾隆十三年的《内务府月折档》中，七月份内务府为修缮添建雍和宫支出三万两，到了十二月，又领二万两。在雍和宫历次改造中，乾隆自费超过三十万两，而他的祖父康熙修建五台山寺庙，所费不过数千两。
　　于是，乾隆经常感到钱不够用。为了开源，他甚至还曾派内务府官员做倒爷，去俄罗斯买皮货，转到国内出售。除此之外，又让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特许商品经营权等等，可谓费尽心机。
　　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帮他建立了议罪银制度，极大地扩充了收入来源。以前官员想交罚金，一般都是充入国库，但新出台的议罪银制度，准许罚金给皇帝支配，这样一来，乾隆的小金库就充盈很多。
　　正如之前乾隆怒批杨灏案提到的，这种制度，势必会引起示范效应。这之后乾隆朝的贪腐之风，果然越来越盛。官员们甚至还发现了变相贿赂皇帝的方法，犯了一些小错后，自己申请重罚。历史学家张宏杰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河南巡抚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赶紧向皇帝请奏，要求罚银三万两。搞得乾隆都很不好意思，打了个三三折，交了一万两。
　　这个事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后期的官场状态。官员们大都战战兢兢，谨小慎微，毕竟张廷玉因为用错一个词，就受到了处罚。于是，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结皇帝之欢心。那些上缴的罚金，官员们自然不会甘心自掏腰包，之后又会从其他地方加倍贪污回来。
　　“很多事情他管不过来，于是整个官场就处于失控状态。”历史学家张宏杰认为，“乾隆朝的政治，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有明君而没有名臣，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乾隆一个人身上，其他人只能生活在乾隆的阴影里。”在这个把集权推向顶峰的皇帝眼中，臣子不过是棋子，执子的只有他一个。
　　（李洋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