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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说是民问文学的一种，是先民们关于自然、世界、自身的文学叙述，具有极大的人类学意义。《圣经?巴别塔》和流传于贵州金沙一带的少数民族传说《汉苗彝的来历》这两个故事中，虽然父的形象、子的形象和塔的象征有其异同，但二者都隐藏着这样的语言观：语言对于人有着本质性的意义。
关键词：传说《圣经·巴别塔》《汉苗彝的来历》语言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51－56
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现代汉语词典》将“传说”一词定义为：群众口头上流传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因而，传说可能是可稽考的，也可能是未经收集整理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地方的先民经过口口相授而留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但遗憾的是，当下的民间传说研究，理论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理论，但是在个案研究上依然相当贫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研究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到某些类型的传说或者是神话的研究上，如创世神话、建国神话、洪水神话；其次，研究者们并没有打开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或者是主题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笔者这里强调的“比较”是从借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角度，跨越国界，对各民族的神话或者传说进行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把研究目光局限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传说的研究之上。正基于此，本文尝试着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圣经·巴别塔》和流传在贵州金沙一带的民间传说《汉苗彝的来历》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其中的隐藏着的希伯莱先民与贵州金沙一带先民们的素朴而又深刻的语言观。
民间的传说或者是古代典籍中的神话，顾名思义就是与神祗有关的故事、传说，因而大多数都与神有着很大的关系。或者说，这些故事就是因为与神有关所以才得以流传下来。故事中的神，充当着故事的主人公，他们与人类的关系往往都不是那么和谐。他们要么公正严明，要么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施罪于人，要么是与人为仇而被人打败。无论是属于哪种情形，他们在故事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故事中缺少他们，那么这个故事的叙述就会缺少动力源，就好比一辆车缺少了发动机一样无法把故事向前推进。在这点上，各民族的神话颇为一致。在《圣经》中，唯一的神——耶和华占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日月星辰，创造了生命，创造了人。他在第六天所创造的_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经蛇的引诱而吃了伊甸园居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实后，获得智慧，这是耶和华所不愿看到的。一怒之下，耶和华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到大地上自行繁衍。后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纪》第6篇)于是，他发动洪水，除了躲进方舟的挪亚和他妻子之外，全部的人都被淹死了。再后来，挪亚的后代又使人类兴旺起来，问题又接着出现了，《圣经》就此开始了《巴别塔》的故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好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能。”于是，耶和华使他们的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就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上帝耶和华变乱众人的语言的目的，这个故事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害怕他们“以后所要作的事没有不成就的”。无独有偶，在贵州金沙一带流传很广的《汉苗彝的来历》的传说，其基本的故事情节、叙述方式与《圣经·巴别塔》十分接近。为了便于后文分析，现把《汉苗彝的来历》的全文引在这里：
洪水朝天以后，天底下只剩三弟兄和三妯娌了。他们遭洪水整得惨了，害怕还有第二回，就想方设法的要修一座塔，如果二回遇到再涨洪水，好爬到塔上去避难。
几弟兄，几妯娌，一商量好就抬的抬石头，掏的掏泥巴，没到几天工夫，就把塔修到半天云头去了。
这一天，天上的太白金星出来巡察，看到一座塔高耸耸地插拢半天云头来，就说：“呃!这是搞哪样名堂哟?”等下细一看，有五六个人在塔上盘家弄伙地整得正展劲。太白金星大吃一惊，“咦，这还了得，你这些凡人这样不分天上地下，想必是要上天来吗?已经修了这样高了，还要朝高点修。这样下去，要不了好久，天都要遭你凡人戳破欧!”
太白金星冒火了，随手就把塔推倒半截。但没过几天，塔又被这几弟兄修还原了。太白金星又给他们推倒，推倒了又被几弟兄修还原。
这一下，太白金星连肚脐眼都是气，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天上故意喊他们休息，喝点水再修。几弟兄听到有人喊喝水，当然很高兴，就丢下手头的活路，停下来休息。太白金星端来一碗水，规定每人只喝三口。真的又还对头，恰恰每人只得三口喝，那碗水就完了。
喝了水，几弟兄又开始干活，但是整拐了，在上面的喊要泥巴，下面就拿成石头；上面的要石头，底下的就递成撮箕。互相说话一个懂不到一个的，无法再修下去，这塔就整采搁起了。
原来，是太白金星做了他们的手脚，吃了那碗水后，他们的语言都变了。有两夫妇说的是汉话；有两夫妇说的是苗话；以有两夫妇说的是彝话。从那时起，三弟兄就成了汉、苗、彝三个族别。一代一代传到了现在。
这个故事的布局非常巧妙，他叙述了在贵州金沙一带的汉、苗、彝三个民族是如何从同一而走向区分的。这是故事的落脚点，但是在故事的行文之中，它又不断地袒露一些东西；与此同时，又试图遮蔽前文中所揭开的一些东西。故事中，三兄弟和三妯娌最后都说了不同的语言，一对说汉话，一对说苗话，一对说彝话，但故事并没有交待他们说的三种语言与他们之前共同说的语言有没有共同之处。有一对夫妇说的是以前他们所共同说的语言吗?还是三对夫妇说的语言与之前他们说的语言都毫无共同之处呢?这些问题在故事中都缺乏明确的交待，而《圣经·巴别塔》与此相似，也没有把这一点交待清楚。其中只是说，上帝耶和华只是“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能”。在笔者看来，两个故事都没有交待清楚的地方是理解这两个故事的关键，而且这也是我们能够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进行较的基础。
虽然二者都是民间传说，区别只在于一个记录得较早，一个形成文字较晚，但是故事的讲述所选取的角度以及叙事的策略，肯定在故事产生的时候会经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考虑。这与先民们的心理机制及思维方式有关。这两个故事都刻意或者说是不自觉地遮蔽理解故事的关键点，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对故事的文本本身进行分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故事，也才能够抓住隐藏在故事字里行间的一些重要信息。在这两个故事中，虽然人物的形象不是 那么的生动、其中出现的重要意象的象征意义也不是那么的晦暗不明，但笔者还是打算就两个故事中的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进行比较。
(一)父的形象——上帝耶和华与太白金星
从人物形象上看，上帝耶和华和太白金星在这个故事中都是属于父的形象(“父”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即对于人来说，他们都是拥有绝对权威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人服从他们的绝对权威而不是让人为所欲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甚至是推翻他们的统治。正因如此，上帝耶和华看到人类聚在一起，修建通天塔，想“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时，就阻止了这一行为。其原因在于，通天塔如果修建成功，上帝耶和华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自己的权威受到自己的“造物”——人的挑战，对于上帝来说则是不能容忍，所以只有从源头上斩断这一潜在的威胁。
而太白金星与耶和华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只代表权威而不是真正的人类主宰者。虽然同为父的形象，但与耶和华相比，他的强权形象似乎弱了不少。《汉苗彝的来历》中的讲到，“这一天，天上的太白金星出来巡察，看到一座塔高耸耸地插拢半天云头来。”“巡察”一词表明，太白金星只是统治者中的一员，而不是最高的统治者。因为最高的统治者是不必外出巡视的，这就把太白金星与耶和华的形象区别开来。太白金星的头上的绝对权威是谁，故事并没有作清楚的交待。
在中国文化中，太白金星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是道教中三清(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之下的一个神仙；另一个则是玉帝的特使，负责传达各种命令，是一位白发苍苍、表情慈祥的老人。忠厚善良，这是我们心目中太白金星的主要形象，这种形象主要是因《西游记》的流传而来。在《西游记》中，他奉旨招安孙悟空，非常和善，受到孙悟空的尊重，因而也深受人们的喜欢。但是，在《汉苗彝的来历》里，太白金星的形象显，然与《西游记》中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他已经失去了人们心目中的慈祥、忠厚，相反，他是以权威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因而笔者猜测，《汉苗彝的来历》应该产生在明代之后，代表权威的太白金星是在《西游记》故事影响之下产生的变异了的形象。因为据道教经书的描绘，被人们神格化后的太白金星，起初是一位女性。她身着黄衣，头戴鸡冠样的帽子，手里抱着一种叫琵琶的乐器。后来，太白金星形象才由一位女性变为男性，而且其形象之中不失慈祥和忠厚，可见这是与作为女性时的形象一致的。而在《汉苗彝的来历》之中，太白金星已经是男性神了，他是作为绝对权威的代表而出现，显然是被权威化了，其“父”的形象特征虽然没有上帝耶和华明显，但比起《西游记》中带有女性温厚的形象，显然是加强了不少。这都是因为他分享了他顶头上司的权威，带上其影子的缘故。
(二)子的形象——“众人”
这里的“子”，也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作为神的对立面，“子”显得势单力薄。但他们不甘于此，他们积极反抗，想挑战“父”的地位、权威。一般而言，“子”与“父”处于对抗之中，往往都是“父”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无论是在《圣经·巴别塔》中还是在《汉苗彝的来历》中都是如此，尽管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虽然如此，但是在众人的形象上，两个故事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圣经·巴别塔》中，就造塔一事，众人十分主动。他们积极地计划并准备完成这一项任务，其动机在于：“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众人不想“分散”在地上，是想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建造通天塔，也可以说是一起返回当初被上帝驱逐出来的地方——伊甸园，回到人类源发性的所在。对于众人所要做的事，上帝耶和华有他的考虑。在这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神的眼中，众人的这一行为已经超越本分：是人就得安份守纪、臣服于神。但在《圣经·巴别塔》中，上帝的阻止修塔的理由则是：“如今既作起死回生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一切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做成之后，以后所做的事情就不会有不成的。在《汉苗彝的来历》之中，代表着或者是分享着神的权威的太白金星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来阻止众人修塔。而且两个故事中的众人的形象虽然有差别，但都显得模糊、不明析。
当然，《汉苗彝的来历》里的众人只有三夫妇——六人，他们是上古洪水之后的幸存者。幸存者是幸运的，但生存却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在洪水之后成为惊弓之鸟：“他们遭洪水整得惨了，害怕还有第二回，就想方设法的要修一座塔，如果二回遇到再涨洪水，好爬到塔上去避难。”这是他们造塔的动机。与《圣经·巴别塔》中的众人修建通天塔的动机完全不同。在“巴别塔”之中，众人造塔仅仅是害怕自己被分散在地上，而不是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而《汉苗彝的来历》中，三兄弟、三妯娌造塔则完全是为了避灾做准备。大洪水毁掉的一切，是六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害怕再失去自己的家园，因而准备远离它，以保存自己。这三夫妇——六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造塔，他们还是想把修建好的塔当作是自己另一个生存的基础。从这点上看，这六人与《圣经·巴别塔》中的众人就区别开来了：前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的洪水而建塔，显得相当被动；而后者则主动了很多，他们自发地为了分散而修建通天塔。相比之下，前者显得弱小而后者显得强大；前者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心理驱动，而后者则是一种自发的要求。
(三)塔——不同的象征
心理动机的不同也就导致了造塔的目的差异，而目的的差异反过来又加强了不同心理动机的分野。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个故事，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同为造塔，同为建造帮助人类攀升的建筑，但是在这两个故事中，“塔”的象征意义显然是不同的。
在《圣经?巴别塔》中，众人修造通天塔，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即害怕自己被分散在大地上。分散在大地上，人类的力量就会大大削弱，失去与神明对抗的必要能力。造塔是要使这一能力的潜在存在变成现实的存在，使众人的力量从修建塔这一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造塔，一是为了达到与神对抗的目的，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不被分散开来。“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样造就的塔肯定是坚固无比的。修建塔是古代的希伯莱先民与神的对抗情绪的外在体现，而塔也就象征着古代希伯莱先民对于属于自己的权力的朦胧意识。与神抗争的目的无疑就是要挣脱神的统治，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神手中的权力争夺过来。
但是争夺神手中的权力是无比艰难的，神是人的主人，是人的主宰，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人想夺权，神理所当然地就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因而，神就去破坏人们为了夺取权力而修建的塔，变乱他们的语言。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巴别塔也就是变乱之塔。而在《汉苗彝的来历》中，太白金星并没有为他所破坏的“塔”起名字，六人未修建成的“塔”也就没有名字，这是三兄弟和三妯娌所建之塔的象征意义所决定的。
六人修塔，动机仅仅是为了洪灾再次发生时可以躲藏，因为很高的地方能够躲避洪水。由此可以看出，六人想建的这座塔的所指意义乃是失去的大地的代替物。洪水让人们失去生命，失去家园，失去人类赖以生存地世界，人类就不得不想办法，而高大的塔恰恰就是最佳的替代物。高大而直耸云宵，“一座塔高耸耸地 插拢半天云头”，所体现的乃是一种有意味的生存，但却遭到天神——太白金星的误解：“这还了得，你这些凡人这样不分天上地下，想必是要上天来吗?已经修了这样高了，还要朝高点修。这样下去，要不了好久，天都要遭你凡人戳破欧!”太白金星这才决定要把塔推倒，以免天庭遭到破坏。天在这故事之中是一个居住地的实指，并不含有反叛的指向对象的象征意义。太白金星阻止修塔的动机也还没有上升到“争夺权力”的层面，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体现了更多的现实性因素，而祛除了神话传说的神秘色彩。一言以蔽之，六人建造塔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失去的家园的替代品、填充物。而太白金星阻止修塔，也还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所居住的家园——天被人们修建的塔毁掉。
通过以上几点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圣经·巴别塔》和《汉苗彝的来历》的基本差别——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这些差别归根到底还是希伯莱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
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的差别，把两个故事所发生的民族文化的区别明显地体现出来。我们知道，希伯莱民族的神是一元的、独一的，他们不承认其他神的存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神，则是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这样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自然就是上帝的绝对威严与太白金星的稍带仁厚的个性；众人对于属于自己的权力的主动争夺与三夫妇六人对于自然灾难的恐惧和预防；还有在此基础上，象征着伸张人的力量和象征着寻找自已安乐家园的替代品的塔。所有这些区别都不是偶然的，文化就决定了这一分野的存在。希伯莱民族的神是一元的，这与希腊文化相结合，就造就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特点：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探讨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想在此借助于它，引出本文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两个神话叙述中的重心——语言。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希伯莱先民的故事《圣经·巴别塔》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民间故事《汉苗彝的来历》之中，都没有提到众人被变乱之后的语言与之前他们共有的一种语言的关系，这里面其实隐含着古人的对语言的看法、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在笔者看来，先民们想强调的并不是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别，而是在强调语言本身的重要性。语言与语言体系是有差别的，这其实是一种本源性与非本源性的差别。语言的存在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为切近人的本质，给予人反观自身的思想；而语言体系，只不过是以前者的存在为前提，它的区分仅仅在于符号体系的差别。
依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在《圣经·巴别塔》中，没有被变乱之前的语言，应该是闪族的语言，而变乱之后的语言，也就成为各地的母语。闪族语言的变乱也就是各地母语的起步，也就是说“语言分支、语言时代和语言谱系的全部历史，都是闪族语言的历史”。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实存于历史中的闪族并不是古老的世界中存在的唯一的一支民族，这一点不能忽略。在《汉苗彝的来历》这个故事之中，其语言的变乱也不怎么复杂，变乱之后也只有三种语言并存，也就是说变乱之前的语言应该是汉、苗、彝三种语言体系的源发性语言。在两个故事之中，神想要避免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境时所采取的方式，都是变乱语言，但他所变乱也只是语言的体系性，而不是源发性意义上的语言。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语言本身的重要性，更能看出未经希腊思想浸染的希伯莱先民和古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对语言的存在有着朴素但极为深刻的认识：语言区分人与万物，并且语言的内部蕴藏着强大的力量。这与之后变化了的语言观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把变化之后的语言观称之为传统的语言观。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工具，与其它的工具性质相似，人是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要表达的思想，似乎人所运用的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脱节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语言观中，语言就像是一节车厢，而思想则是车厢中的货物一般，即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的东西的表现和再现。这种语言观就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之下形成的，在语言学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是这样的语言观有着重大的缺陷，它虽然承认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但却不能认识到语言是对人的本质的切近。而另一种语言观则与之相反，即认为语言乃是人成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语言是人的本质。持这种语言观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就说过，“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人之为人，只是由于接受语言之允诺，只是由于人为语言所用而去说语言”也就是说，让人之所以为人，正是语言而不是其它的东西。因而在《圣经》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还赐予人以语言。但上帝没有想到的是，语言成就了人，反而导致了人自身的觉醒，从而与他进行对抗。
《圣经·约翰福音》中写到：词语最初与上帝同在(中译本翻译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而上帝制造人，就把语言给予人。可见在希伯莱先民的认识中，语言占有相当重要地位。重要地位的取得是因为语言对于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语言在《圣经》中才显示出极大的力量，“《圣经》中的‘上帝创纪’严格地说是语言创世，上帝没有作别的事情，只是说话，世界便产生了。”因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样的描述极为重要，语言的力量也就在这些描述之间体现出来。在《圣经·巴别塔》中，上帝也正是运用了语言的力量，在人类将要威胁到他的统治之时，才在语言上动手脚，让人类因语言体系的不同而无法勾通，永远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汉苗彝的来历》中，语言也同样重要，太白金星也正是运用变乱语言，才防止了他所担心的事情的发生，客观上也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民族：汉、苗、彝。人类被变乱语言之后，依然是人，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依然存在；但是语言体系却被改变，他们之间的交流障碍也就产生了。
其实，中国西南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传说都提到过民族形成，而且都是从语言体系的不同而开始的。如四川凉山的洪水神话《居木热略》中记载：洪水之后只剩下了居木热略，他后来娶了天神恩体古子的女儿兹阿木庭托为妻，不久天神之女生了三个儿子，但他们不会说话。之后在天神的示意下：“居木热略从深山砍回竹子放在火塘里烧，让三个儿子围坐在火塘边。竹子烧炸后飞溅的火星烫得三个哑巴儿子以不同的三种语言惊叫起来：老大说的是藏话，老二说的是汉话，老三说的是彝话。他们分别成了藏、汉、彝三个民族的祖先。”又比如普米族洪水神话《洪水冲天》中也讲到了普米、藏、纳西三族的来历。不过，与《汉苗彝的来历》和《圣经·巴别塔》有所区别的是，在几个民族形成的故事中的民间传说中，语言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并不是神明为了什么目的而故意变乱的。
笔者在文章的前面分析了的《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汉苗彝的来历》的故事，分别分析了这两个故事中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如果说，《圣经·巴别塔》故事所体现的希伯莱先民对于自身的认识，那么《汉苗彝的来历》则体现的中国西南地区贵州金沙的先民们对自己和周围民族差别的认识。在故事的叙述之中，无论是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其中的中心形象——塔的象征意义，都是有着重大的差别的，但是对于切近于人类的本质的语言，在这两个故事中都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一致性，这不能不说是两个民族的对于自身的认识和思考的一致性，也透露出古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有着集体一致性。所以，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汉苗彝的来历》的读解，可以知道，虽然处于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但先民们的心理机制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心理机制的相似，决定着他们的认识的相似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会拥有相似的文学叙述，拥有一致的文学性表达。
责任编辑
王芊勺
关键词：传说《圣经·巴别塔》《汉苗彝的来历》语言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51－56
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种，《现代汉语词典》将“传说”一词定义为：群众口头上流传的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因而，传说可能是可稽考的，也可能是未经收集整理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地方的先民经过口口相授而留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分析、研究。但遗憾的是，当下的民间传说研究，理论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形成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理论，但是在个案研究上依然相当贫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研究者们把研究重点放到某些类型的传说或者是神话的研究上，如创世神话、建国神话、洪水神话；其次，研究者们并没有打开视野，从比较的角度或者是主题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笔者这里强调的“比较”是从借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角度，跨越国界，对各民族的神话或者传说进行的研究，而不仅仅是把研究目光局限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的传说的研究之上。正基于此，本文尝试着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圣经·巴别塔》和流传在贵州金沙一带的民间传说《汉苗彝的来历》进行研究，试图揭示其中的隐藏着的希伯莱先民与贵州金沙一带先民们的素朴而又深刻的语言观。
民间的传说或者是古代典籍中的神话，顾名思义就是与神祗有关的故事、传说，因而大多数都与神有着很大的关系。或者说，这些故事就是因为与神有关所以才得以流传下来。故事中的神，充当着故事的主人公，他们与人类的关系往往都不是那么和谐。他们要么公正严明，要么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施罪于人，要么是与人为仇而被人打败。无论是属于哪种情形，他们在故事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果故事中缺少他们，那么这个故事的叙述就会缺少动力源，就好比一辆车缺少了发动机一样无法把故事向前推进。在这点上，各民族的神话颇为一致。在《圣经》中，唯一的神——耶和华占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他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日月星辰，创造了生命，创造了人。他在第六天所创造的_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经蛇的引诱而吃了伊甸园居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实后，获得智慧，这是耶和华所不愿看到的。一怒之下，耶和华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让他们到大地上自行繁衍。后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创世纪》第6篇)于是，他发动洪水，除了躲进方舟的挪亚和他妻子之外，全部的人都被淹死了。再后来，挪亚的后代又使人类兴旺起来，问题又接着出现了，《圣经》就此开始了《巴别塔》的故事：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好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能。”于是，耶和华使他们的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就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上帝耶和华变乱众人的语言的目的，这个故事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害怕他们“以后所要作的事没有不成就的”。无独有偶，在贵州金沙一带流传很广的《汉苗彝的来历》的传说，其基本的故事情节、叙述方式与《圣经·巴别塔》十分接近。为了便于后文分析，现把《汉苗彝的来历》的全文引在这里：
洪水朝天以后，天底下只剩三弟兄和三妯娌了。他们遭洪水整得惨了，害怕还有第二回，就想方设法的要修一座塔，如果二回遇到再涨洪水，好爬到塔上去避难。
几弟兄，几妯娌，一商量好就抬的抬石头，掏的掏泥巴，没到几天工夫，就把塔修到半天云头去了。
这一天，天上的太白金星出来巡察，看到一座塔高耸耸地插拢半天云头来，就说：“呃!这是搞哪样名堂哟?”等下细一看，有五六个人在塔上盘家弄伙地整得正展劲。太白金星大吃一惊，“咦，这还了得，你这些凡人这样不分天上地下，想必是要上天来吗?已经修了这样高了，还要朝高点修。这样下去，要不了好久，天都要遭你凡人戳破欧!”
太白金星冒火了，随手就把塔推倒半截。但没过几天，塔又被这几弟兄修还原了。太白金星又给他们推倒，推倒了又被几弟兄修还原。
这一下，太白金星连肚脐眼都是气，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天上故意喊他们休息，喝点水再修。几弟兄听到有人喊喝水，当然很高兴，就丢下手头的活路，停下来休息。太白金星端来一碗水，规定每人只喝三口。真的又还对头，恰恰每人只得三口喝，那碗水就完了。
喝了水，几弟兄又开始干活，但是整拐了，在上面的喊要泥巴，下面就拿成石头；上面的要石头，底下的就递成撮箕。互相说话一个懂不到一个的，无法再修下去，这塔就整采搁起了。
原来，是太白金星做了他们的手脚，吃了那碗水后，他们的语言都变了。有两夫妇说的是汉话；有两夫妇说的是苗话；以有两夫妇说的是彝话。从那时起，三弟兄就成了汉、苗、彝三个族别。一代一代传到了现在。
这个故事的布局非常巧妙，他叙述了在贵州金沙一带的汉、苗、彝三个民族是如何从同一而走向区分的。这是故事的落脚点，但是在故事的行文之中，它又不断地袒露一些东西；与此同时，又试图遮蔽前文中所揭开的一些东西。故事中，三兄弟和三妯娌最后都说了不同的语言，一对说汉话，一对说苗话，一对说彝话，但故事并没有交待他们说的三种语言与他们之前共同说的语言有没有共同之处。有一对夫妇说的是以前他们所共同说的语言吗?还是三对夫妇说的语言与之前他们说的语言都毫无共同之处呢?这些问题在故事中都缺乏明确的交待，而《圣经·巴别塔》与此相似，也没有把这一点交待清楚。其中只是说，上帝耶和华只是“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能”。在笔者看来，两个故事都没有交待清楚的地方是理解这两个故事的关键，而且这也是我们能够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进行较的基础。
虽然二者都是民间传说，区别只在于一个记录得较早，一个形成文字较晚，但是故事的讲述所选取的角度以及叙事的策略，肯定在故事产生的时候会经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考虑。这与先民们的心理机制及思维方式有关。这两个故事都刻意或者说是不自觉地遮蔽理解故事的关键点，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对故事的文本本身进行分析。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故事，也才能够抓住隐藏在故事字里行间的一些重要信息。在这两个故事中，虽然人物的形象不是 那么的生动、其中出现的重要意象的象征意义也不是那么的晦暗不明，但笔者还是打算就两个故事中的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进行比较。
(一)父的形象——上帝耶和华与太白金星
从人物形象上看，上帝耶和华和太白金星在这个故事中都是属于父的形象(“父”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即对于人来说，他们都是拥有绝对权威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让人服从他们的绝对权威而不是让人为所欲为，威胁到他们的统治甚至是推翻他们的统治。正因如此，上帝耶和华看到人类聚在一起，修建通天塔，想“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时，就阻止了这一行为。其原因在于，通天塔如果修建成功，上帝耶和华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自己的权威受到自己的“造物”——人的挑战，对于上帝来说则是不能容忍，所以只有从源头上斩断这一潜在的威胁。
而太白金星与耶和华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只代表权威而不是真正的人类主宰者。虽然同为父的形象，但与耶和华相比，他的强权形象似乎弱了不少。《汉苗彝的来历》中的讲到，“这一天，天上的太白金星出来巡察，看到一座塔高耸耸地插拢半天云头来。”“巡察”一词表明，太白金星只是统治者中的一员，而不是最高的统治者。因为最高的统治者是不必外出巡视的，这就把太白金星与耶和华的形象区别开来。太白金星的头上的绝对权威是谁，故事并没有作清楚的交待。
在中国文化中，太白金星有双重的身份，一个是道教中三清(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之下的一个神仙；另一个则是玉帝的特使，负责传达各种命令，是一位白发苍苍、表情慈祥的老人。忠厚善良，这是我们心目中太白金星的主要形象，这种形象主要是因《西游记》的流传而来。在《西游记》中，他奉旨招安孙悟空，非常和善，受到孙悟空的尊重，因而也深受人们的喜欢。但是，在《汉苗彝的来历》里，太白金星的形象显，然与《西游记》中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他已经失去了人们心目中的慈祥、忠厚，相反，他是以权威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因而笔者猜测，《汉苗彝的来历》应该产生在明代之后，代表权威的太白金星是在《西游记》故事影响之下产生的变异了的形象。因为据道教经书的描绘，被人们神格化后的太白金星，起初是一位女性。她身着黄衣，头戴鸡冠样的帽子，手里抱着一种叫琵琶的乐器。后来，太白金星形象才由一位女性变为男性，而且其形象之中不失慈祥和忠厚，可见这是与作为女性时的形象一致的。而在《汉苗彝的来历》之中，太白金星已经是男性神了，他是作为绝对权威的代表而出现，显然是被权威化了，其“父”的形象特征虽然没有上帝耶和华明显，但比起《西游记》中带有女性温厚的形象，显然是加强了不少。这都是因为他分享了他顶头上司的权威，带上其影子的缘故。
(二)子的形象——“众人”
这里的“子”，也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作为神的对立面，“子”显得势单力薄。但他们不甘于此，他们积极反抗，想挑战“父”的地位、权威。一般而言，“子”与“父”处于对抗之中，往往都是“父”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无论是在《圣经·巴别塔》中还是在《汉苗彝的来历》中都是如此，尽管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虽然如此，但是在众人的形象上，两个故事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圣经·巴别塔》中，就造塔一事，众人十分主动。他们积极地计划并准备完成这一项任务，其动机在于：“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众人不想“分散”在地上，是想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建造通天塔，也可以说是一起返回当初被上帝驱逐出来的地方——伊甸园，回到人类源发性的所在。对于众人所要做的事，上帝耶和华有他的考虑。在这个拥有绝对权威的神的眼中，众人的这一行为已经超越本分：是人就得安份守纪、臣服于神。但在《圣经·巴别塔》中，上帝的阻止修塔的理由则是：“如今既作起死回生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一切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做成之后，以后所做的事情就不会有不成的。在《汉苗彝的来历》之中，代表着或者是分享着神的权威的太白金星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来阻止众人修塔。而且两个故事中的众人的形象虽然有差别，但都显得模糊、不明析。
当然，《汉苗彝的来历》里的众人只有三夫妇——六人，他们是上古洪水之后的幸存者。幸存者是幸运的，但生存却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在洪水之后成为惊弓之鸟：“他们遭洪水整得惨了，害怕还有第二回，就想方设法的要修一座塔，如果二回遇到再涨洪水，好爬到塔上去避难。”这是他们造塔的动机。与《圣经·巴别塔》中的众人修建通天塔的动机完全不同。在“巴别塔”之中，众人造塔仅仅是害怕自己被分散在地上，而不是避免灾难的再次发生；而《汉苗彝的来历》中，三兄弟、三妯娌造塔则完全是为了避灾做准备。大洪水毁掉的一切，是六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害怕再失去自己的家园，因而准备远离它，以保存自己。这三夫妇——六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造塔，他们还是想把修建好的塔当作是自己另一个生存的基础。从这点上看，这六人与《圣经·巴别塔》中的众人就区别开来了：前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的洪水而建塔，显得相当被动；而后者则主动了很多，他们自发地为了分散而修建通天塔。相比之下，前者显得弱小而后者显得强大；前者有一种条件反射似的心理驱动，而后者则是一种自发的要求。
(三)塔——不同的象征
心理动机的不同也就导致了造塔的目的差异，而目的的差异反过来又加强了不同心理动机的分野。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个故事，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同为造塔，同为建造帮助人类攀升的建筑，但是在这两个故事中，“塔”的象征意义显然是不同的。
在《圣经?巴别塔》中，众人修造通天塔，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即害怕自己被分散在大地上。分散在大地上，人类的力量就会大大削弱，失去与神明对抗的必要能力。造塔是要使这一能力的潜在存在变成现实的存在，使众人的力量从修建塔这一具体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造塔，一是为了达到与神对抗的目的，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不被分散开来。“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样造就的塔肯定是坚固无比的。修建塔是古代的希伯莱先民与神的对抗情绪的外在体现，而塔也就象征着古代希伯莱先民对于属于自己的权力的朦胧意识。与神抗争的目的无疑就是要挣脱神的统治，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神手中的权力争夺过来。
但是争夺神手中的权力是无比艰难的，神是人的主人，是人的主宰，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人想夺权，神理所当然地就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因而，神就去破坏人们为了夺取权力而修建的塔，变乱他们的语言。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巴别塔也就是变乱之塔。而在《汉苗彝的来历》中，太白金星并没有为他所破坏的“塔”起名字，六人未修建成的“塔”也就没有名字，这是三兄弟和三妯娌所建之塔的象征意义所决定的。
六人修塔，动机仅仅是为了洪灾再次发生时可以躲藏，因为很高的地方能够躲避洪水。由此可以看出，六人想建的这座塔的所指意义乃是失去的大地的代替物。洪水让人们失去生命，失去家园，失去人类赖以生存地世界，人类就不得不想办法，而高大的塔恰恰就是最佳的替代物。高大而直耸云宵，“一座塔高耸耸地 插拢半天云头”，所体现的乃是一种有意味的生存，但却遭到天神——太白金星的误解：“这还了得，你这些凡人这样不分天上地下，想必是要上天来吗?已经修了这样高了，还要朝高点修。这样下去，要不了好久，天都要遭你凡人戳破欧!”太白金星这才决定要把塔推倒，以免天庭遭到破坏。天在这故事之中是一个居住地的实指，并不含有反叛的指向对象的象征意义。太白金星阻止修塔的动机也还没有上升到“争夺权力”的层面，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体现了更多的现实性因素，而祛除了神话传说的神秘色彩。一言以蔽之，六人建造塔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失去的家园的替代品、填充物。而太白金星阻止修塔，也还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所居住的家园——天被人们修建的塔毁掉。
通过以上几点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圣经·巴别塔》和《汉苗彝的来历》的基本差别——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这些差别归根到底还是希伯莱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
父的形象、子的形象以及塔的象征意义的差别，把两个故事所发生的民族文化的区别明显地体现出来。我们知道，希伯莱民族的神是一元的、独一的，他们不承认其他神的存在；而中国文化中的神，则是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这样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自然就是上帝的绝对威严与太白金星的稍带仁厚的个性；众人对于属于自己的权力的主动争夺与三夫妇六人对于自然灾难的恐惧和预防；还有在此基础上，象征着伸张人的力量和象征着寻找自已安乐家园的替代品的塔。所有这些区别都不是偶然的，文化就决定了这一分野的存在。希伯莱民族的神是一元的，这与希腊文化相结合，就造就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特点：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探讨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是想在此借助于它，引出本文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两个神话叙述中的重心——语言。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希伯莱先民的故事《圣经·巴别塔》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民间故事《汉苗彝的来历》之中，都没有提到众人被变乱之后的语言与之前他们共有的一种语言的关系，这里面其实隐含着古人的对语言的看法、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在笔者看来，先民们想强调的并不是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别，而是在强调语言本身的重要性。语言与语言体系是有差别的，这其实是一种本源性与非本源性的差别。语言的存在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最为切近人的本质，给予人反观自身的思想；而语言体系，只不过是以前者的存在为前提，它的区分仅仅在于符号体系的差别。
依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在《圣经·巴别塔》中，没有被变乱之前的语言，应该是闪族的语言，而变乱之后的语言，也就成为各地的母语。闪族语言的变乱也就是各地母语的起步，也就是说“语言分支、语言时代和语言谱系的全部历史，都是闪族语言的历史”。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实存于历史中的闪族并不是古老的世界中存在的唯一的一支民族，这一点不能忽略。在《汉苗彝的来历》这个故事之中，其语言的变乱也不怎么复杂，变乱之后也只有三种语言并存，也就是说变乱之前的语言应该是汉、苗、彝三种语言体系的源发性语言。在两个故事之中，神想要避免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境时所采取的方式，都是变乱语言，但他所变乱也只是语言的体系性，而不是源发性意义上的语言。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语言本身的重要性，更能看出未经希腊思想浸染的希伯莱先民和古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对语言的存在有着朴素但极为深刻的认识：语言区分人与万物，并且语言的内部蕴藏着强大的力量。这与之后变化了的语言观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把变化之后的语言观称之为传统的语言观。
传统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工具，与其它的工具性质相似，人是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要表达的思想，似乎人所运用的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脱节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语言观中，语言就像是一节车厢，而思想则是车厢中的货物一般，即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的东西的表现和再现。这种语言观就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之下形成的，在语言学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是这样的语言观有着重大的缺陷，它虽然承认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但却不能认识到语言是对人的本质的切近。而另一种语言观则与之相反，即认为语言乃是人成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语言是人的本质。持这种语言观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就说过，“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人之为人，只是由于接受语言之允诺，只是由于人为语言所用而去说语言”也就是说，让人之所以为人，正是语言而不是其它的东西。因而在《圣经》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还赐予人以语言。但上帝没有想到的是，语言成就了人，反而导致了人自身的觉醒，从而与他进行对抗。
《圣经·约翰福音》中写到：词语最初与上帝同在(中译本翻译成：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因而上帝制造人，就把语言给予人。可见在希伯莱先民的认识中，语言占有相当重要地位。重要地位的取得是因为语言对于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语言在《圣经》中才显示出极大的力量，“《圣经》中的‘上帝创纪’严格地说是语言创世，上帝没有作别的事情，只是说话，世界便产生了。”因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样的描述极为重要，语言的力量也就在这些描述之间体现出来。在《圣经·巴别塔》中，上帝也正是运用了语言的力量，在人类将要威胁到他的统治之时，才在语言上动手脚，让人类因语言体系的不同而无法勾通，永远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汉苗彝的来历》中，语言也同样重要，太白金星也正是运用变乱语言，才防止了他所担心的事情的发生，客观上也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民族：汉、苗、彝。人类被变乱语言之后，依然是人，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依然存在；但是语言体系却被改变，他们之间的交流障碍也就产生了。
其实，中国西南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传说都提到过民族形成，而且都是从语言体系的不同而开始的。如四川凉山的洪水神话《居木热略》中记载：洪水之后只剩下了居木热略，他后来娶了天神恩体古子的女儿兹阿木庭托为妻，不久天神之女生了三个儿子，但他们不会说话。之后在天神的示意下：“居木热略从深山砍回竹子放在火塘里烧，让三个儿子围坐在火塘边。竹子烧炸后飞溅的火星烫得三个哑巴儿子以不同的三种语言惊叫起来：老大说的是藏话，老二说的是汉话，老三说的是彝话。他们分别成了藏、汉、彝三个民族的祖先。”又比如普米族洪水神话《洪水冲天》中也讲到了普米、藏、纳西三族的来历。不过，与《汉苗彝的来历》和《圣经·巴别塔》有所区别的是，在几个民族形成的故事中的民间传说中，语言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也就是说，他们的语言并不是神明为了什么目的而故意变乱的。
笔者在文章的前面分析了的《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汉苗彝的来历》的故事，分别分析了这两个故事中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如果说，《圣经·巴别塔》故事所体现的希伯莱先民对于自身的认识，那么《汉苗彝的来历》则体现的中国西南地区贵州金沙的先民们对自己和周围民族差别的认识。在故事的叙述之中，无论是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其中的中心形象——塔的象征意义，都是有着重大的差别的，但是对于切近于人类的本质的语言，在这两个故事中都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一致性，这不能不说是两个民族的对于自身的认识和思考的一致性，也透露出古人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有着集体一致性。所以，对《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与贵州金沙流传的《汉苗彝的来历》的读解，可以知道，虽然处于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文化之中，但先民们的心理机制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心理机制的相似，决定着他们的认识的相似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会拥有相似的文学叙述，拥有一致的文学性表达。
责任编辑
王芊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