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时节，香港、台湾和上海的亲人们，齐聚苏州东山陵园，祭拜一位老人。此刻，我的心头总是牵扯起绵绵的思绪。那个傍晚，那个永远的记忆中的时刻，仿佛就在眼前。我们在上海只有四十多平方米的蜗居，他和他的小床只能蜷缩在昏暗的一角，老人独自靠在他窄小的床边，他木讷地去床头找他的金丝边眼镜，伸出的手几次缩了回来，他想上卫生间，我扶着他的身体时有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他已经无法挪动脚步了，其实，这一切细节后来都被认为是某些征兆……
　　老人就在那天晚上去了医院，不久就走了。此刻我只能看到那个晚上我的一段微博截屏。上面写着：老岳父一生信奉基督，虔善正直处世，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我给他写的挽联是：历百年风雨虔诚为怀晋见耶稣别人世，经两纪尘寰耿直待人侍奉上帝入天堂。横批是：归天神前安乐永恒。
　　人生一切总是在失去之后感到愧悔和珍贵，被我一直亲切地喊为“老爸”的岳父，虽以高寿去见一生信奉的上帝，但他留给我的记忆却在时间推移中越加清晰，斑斑往事如茧丝般缠绕在我的心头。他临走前的一段时间常要我为他找黄仲则的诗词，“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他低声咏哦。我知道他在怀念旧事和先走的岳母了。老人一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早年毕业于外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一副潇洒的旧上海滩上流人物派头，他与毕业于震旦大学的岳母大人结合时，照片曾登在上海的《申报》上，报界名人赵超构、香港船王包玉刚、书画名家费新我等人，都和他常有来往。一次我见到费新我为他特制的私人印章，工整而精细。我说这很难得，他却拿出自己刚写的一首诗让我看：“时违渐觉襟怀尽，老旧惟怜故旧情。南飞豪情今犹在，半醉半醒度余生。”我忽而感到他们那一代人，那些无法复制的往事，那些磕磕碰碰，那些过往的云烟，像斑斓飞絮一样充塞着今天的喧嚣，让我的思想穿越到历史的深处。
　　约莫七八十年之前，在大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码头地段，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厦，直到今天这座大厦仍然以绅士的风度屹立在外滩的一角，当年，骄傲地坐镇这座大厦的，就是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
　　
　　那时候，我的岳父杨翼民先生就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岳父一生秉性善良忠厚，为人正派无私，尽管精通业务，还兼管着公司财务，却从不沾钱，一切大事都让董事长操控，公司职员甚至笑他是个老实的挂牌经理。可世事颠倒真情在，没想到这些却在后来帮了他的忙，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卷款外逃，党和政府经过对他的多次审查，终于洗出他的清白，最后给他定了个资方代理人，让他依然上班、工作、生活。为了感谢政府，他还主动上交在旧公司拥有的一套私人洋房，受到政府的表彰。他继续在岗位上分管业务工作……
　　老人一生本该有着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他常常骄傲地对人说，他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他的四个女儿。他在孩子面前俨然是天下最好的慈父。记得当年我娶了他的三女儿时，他曾对我说，我的最好的女儿给你娶走了，你一定要好好待她。其实他的每个女儿各自优秀，我何尝不知道老人的心思。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生了一场大病，老爸从香港到合肥来看我，他扶着我走过合肥的长江路，我说我们乘车吧，他说你别怕累，人就是慢慢走过来的。我尊敬地看著老爸，他这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产生了许多的联想。那天回来后，老爸拿出他在香港的一首诗：“玉树临风一君子，世途汹涌滑浪人。银河已裂心未裂，击节声传万卷书。玉郎挥袖飞云彩，据案抒怀不老情……”他的诗尚未念完，我便感叹说：“老爸！圣贤书立风骨，胸襟广浩瀚，视野阔天边。老爸奇人也！”他听了我的赞叹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一般，我从他的笑容里仿佛读懂了人生的一切！
　　1993年，当我在香港礼芳街葵福大厦十六层楼上，小心翼翼地叩开那扇沉重的钢门时，我的眼前倏然一亮：啊，岳父还是那个满目笑容和蔼可亲的岳父！那时候老人已经去香港定居，依然是那个精神矍铄声音宏亮的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人饱经沧桑的程度可以想见。那时他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但在他的身上，几乎找不见一点点历史颓废的影子。他甚至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这一生走遍世界，过过‘天堂’一样的生活，也受过‘监狱’一般的煎熬，这几年刚过上……”他的目光忽然昏暗，似有老泪落下。我知道他最悲痛的事不是他的坎坷，而是不久前才失去相伴半世纪的老伴——我的岳母。
　　岳母的逝世几乎使岳父的世界倾刻崩溃，自此，他天天找黄仲则的诗词。那个善写哀怨凄楚情思咏叹的诗人陪伴他度过无数个寂寞的晨昏。但他很快就挺过来了。在香港，他像许多香港老人那样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上街买菜，乘电梯回到高高的楼屋上，烧饭、扫地、抹桌，忙得井井有条，万般繁华的世界几乎与他绝缘，他需要的只是自我安慰。那时香港政府对老人还算爱护，他能每月领到固定的养老金，还能领到几百元的水果费。他和所有老人一样进公园免费，乘地铁半价，到银行不要排队，等等，老人就有一种“人间尚存暖意”的感觉了。在我们住处附近的马会诊所，我亲眼见到一些颇富人情味的镜头：医院用专车去把几位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接来看病，看完后又派专车把他们送回去，那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残疾老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真情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域和制度……岳父在香港过着一种清淡如水的生活，他极少交际，也极少赴宴，大部分时间守着那套清冷的老屋，我常想似这般还不如回大陆度日呢！老人说他的两个女儿还在这里，他不能离开她们，其实岳父的心结还是在逝世于香港的岳母身上。他是个寡言的人，有时儿女们好不容易聚到一起谈谈，他总是坐那里听着，有时虽也插上些话，总是平淡的家常，设若有某个儿女与他辩论点什么，他就一笑了之，不置可否了。尽管在港的女儿女婿们对他百般孝顺，人人争着接他同住，但他还是执拗地守着自己的“家”，叨叨地念着黄仲则的“半醉半醒度余生”……
　　那年八月，我们全家自香港乘船回上海，临行时岳父送我们到他的门口，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实，提着大包走路时有些踉跄，岳父像年轻人那样过来搀着我的胳膊说：“当心点！出门千万叫个的士，不要省钱乘地铁啦！千万千万……”只是些平常话，但我听起来语重心长。他见我们安然坐上的士，才慢慢转回身，走进电梯……一忽儿工夫，从的士上回转头来，我见到葵福大厦那高耸的楼层，十六层上那盏灯又亮了……
　　岳父有着渊博的知识与非凡的经历，他因一口流利的外语一生与国际经营相连，但临老时却茕茕孑立身无分文，命运之神跟他开了很多玩笑，历史转折使他低沉过又让他高昂地站立了起来，他个人的生命之舟在历史大潮中颠簸了近百年，少年从老家宁波闯荡上海，再从上海到了香港，最后叶落归根于上海，他为自己画了个巨大的圆圈。他的经历就是历史的注脚和记录。“老了，晚了，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他晚年时常对我说，“人生不要把什么看得太重，世间其实很简单……”他这样说着，体验他的自我安慰和安逸的老人生活。
　　时间若是可以微微停留，我多么想留住那些与老爸相处的日日月月，那些日常的浮华与沧桑。我想看着老爸以悠然自信自强和尊严的姿态，绅士般漫步在香港九龙大街，或者上海南京路，或者合肥长江路，那种无可替代的优雅和高贵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