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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编辑部：
最近读到的一本重要的传记《乐黛云传》（季进、曾攀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传主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先生，她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此，作为乐黛云先生的第一部传记，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和学术性的学术著作，如果说它如何具有重要的价值，似乎都不为过。然而，在读了以后，也有不太满意之处；没有能够做到有根有据、实话实说，是最为突出的一点。实话实说，是指这部书只是对乐黛云先生一生的肯定与歌颂，没有出现任何批评与反思。当然，对于还健在的当代学者，也许只能如此吧。然而，作为一本文学传记与学术著作，言必有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应该做到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这本书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到言必有据，从前到后，全书共有四条脚注。第一条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2—13页。”（P5）这不是一条直接引文，而只是转述乐黛云先生的观点，注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条是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里，引用了乐黛云先生等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中的一段话，显然是一条直接引用，其注解是这样的：“乐黛云等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P6）引文本身并没有错误，也注明了原始出处，却没有指出引文出自何章何条，是由谁所写的。因为这是一部由多人所主编的辞典，并且也是由许多学者一起撰写的。根据这里所注的页码，可以判断是出自乐黛云先生为这部辞典所写的“序言”。所以，这一条注解就存在一个小小的缺失。第三条注解，同样是出现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1页。”虽然文中出现了“文化部落主义”“文化战争”之类的术语，然而这条注解本身也并不存在什么问题。第四条注解，是出现在第三章《凛冽霜天寒彻骨》中：“裴斐，当时的共青团支部书记。”（P35）正文里的原文是这样的：“乐黛云以及同为王瑶先生学生的裴家麟，甚至被贬斥责为极右派。”显然这是为“裴家麟”这个名字而加以注解的，这就出现了问题：其一，到底哪个是本名哪个是笔名，我们不得而知；其二，如果是同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加上这么一条注解；其三，“当时的共青团支部书记”，也不明确是哪个单位的支部书记。所以，这条注解等于不存在，因为我们在读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既然在前三章有了四条注解，说明就这本书的编写体例而言，是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加注的，作者也是知道“言必有据”这条学术规则的。虽然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些小问题，毕竟有了这么四条注解，就可以说明更加重要的问题。
既然前面已经有了可以加注的先例，然而在后面的篇幅里，虽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卻并没有再加上任何一条注解，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些材料来自于何处，它们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与可信的。
没有加注的材料，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提到乐黛云先生的著作与论文，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和发表期刊，也就是没有材料的原始出处。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
她不仅自己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面向风暴》（英文、德文、日文版）等，还主编了《独角兽与龙》《世界诗学大辞典》（联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欲望与幻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外文化比较丛书》《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等。此外，还编译了《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等。（P4）
作者在此提到了乐黛云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但没有以任何注解进行说明，这些著作由何出版社所出、在何年何月所出、版别等。这种情况，还出现在第7页、第11页、第77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2页、第89页，第94页、第100页、第123页、第177页等。虽然没有直接引文，但按照言必有据的原则，所有在著作中首次提到的著作和论文名称，都要有详细的出处。然而本书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文中或文后一条也没有注，更不要说有详细的说明，让我们可以还原。
如果说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那直接引用乐黛云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中的言论，不注明出处则是不可以理解的。在第六章《路漫漫其修远兮》中，作者连续引用了乐黛云先生八段话，有的还是相当长，如第85—86页引文达数百字之多，仍然没有注明材料的原始出处，也没有说这一段话是在哪一本著作，或在哪一篇文章中所讲的。这种情况，越到后来就越是严重。从全书来看，在第45页，作者引用乐黛云先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段话，长达一整页的论述，也没有以注解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说明。在第65页中，作者引用了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原理》中的两段话，加起来也长达半个页码，没有注明其具体的出处。另外在第75页、第76页、第85页、第96页、第105页、第107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67页、第168页等，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作为当代学者的乐黛去先生的著作或论文，还是相当方便于我们查找的，同时她本人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作者，在中国知网上可以自行下载，所以如此多大段大段的引文，不注明任何一条引文的原始出处，就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再一种情况，是乐黛云先生有关自我的一些言论，在这本著作中也多有引用，然而也没有一条注明了出处。她不是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所讲的言论，当然可以引用，作者当然也引用了不少。引用自著作中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从全书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查找，并且也是可以找到的；然而，这部分没有在著作和论文中出现的言论，如果作者不加以注明的话，则是无处可查的。在第一章《山花初绽的季节》里，作者引用了乐先生所讲少年时代的故事： 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衣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意买，说了很多好话才算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P15）
她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讲的这一段话，并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更没有注明原始的出处。这种情况还出现在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5页、第27页、第38页、第45页、第68页、第75页、第86页、第88页等。传主自己的言论当然可以引用，并且还可以大量的引用，然而必须注明来历，不然读者对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就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怀疑。即使是她与作者个人所讲，也需要注明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所讲，书信或电邮，电话或留言，这样的说明或注解都是不能少的。因为对于传记而言，真实可靠的材料是第一重要的。如果材料都是没有依据的，那后人就会提出许多疑问，而这样的疑问是作者所无法回答的。
这本书引用前人言论，虽然不是太多，但也有不注明出处的情况。在第一章《山花初绽的季节》中，作者引用了鲁迅先生“有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么？”（P15）没有注明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在第三章《凛冽霜天寒彻骨》中，作者再次引用涉及鲁迅先生诗作的一段话：“在三年多的苦难日子里，乐黛云似乎感觉到了她至爱的鲁迅先生在《自嘲》里的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P40）虽然文中说出了诗的标题，然而还是没有注明详细出处。在第十章《燃起生命的火焰》中，引用《庄子》里的一段话：
吹咀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P164-165）
这一段话是出自《庄子》哪一篇，没有说明；更没有注明这段话出自什么版本，何年、何地、何出版社所出版的。类似的情况还在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等出现。前人的言论之引用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必须加以注解，不然后人就会认为作者对前人不够尊重，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在一部学术著作或一部传记中，任何人的言论都需要注明，不然就会出现证据不足的问题。
作者引用的乐黛云先生的老师、同事、同辈学者和学生们的言论，特别是他们对乐黛云先生的评价，也没有一条是注明了出处的。这种情况，在书的后半部分特别显著。在第九章《把握时代的脉搏》中，作者引用了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对乐黛云先生的回忆性文字。书中说：“关于乐黛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考虑和学术倾向，洪子诚在《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中指出”，下面引了一段长达一页半的洪先生言论，但是并没有注明原始出处。虽然此处已经说明了洪先生文章的题目，但是这篇东西是在哪里发表的，这段话具体在哪一页，没有任何的注明，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云浮加以还原的。在第十章《燃起生命的火焰》中，作者引用了乐黛云先生的弟子陈跃红教授长达一整页的评价乐黛云先生的话，但是并没有注明出处。（《乐黛云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158页）在同一章中，作者再次引用了陈跃红教授的文章中长达一页零五行的言论，虽然说是出自《得失穷通任评说，敢开风气敢为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世界》，然而也没有注明这篇文章发表在何时何刊，更是没有具体的页码。同时代的人士对乐黛云先生的评价，对于乐先生的传记而言当然很重要，并且也可以引用，但是也需要注明来源，不然他们本人以后可以不认可，对于这部书的真实性而言，就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一种情况是书中的图注。全书一共有11幅图，多半是传主个人的照片，或与他人的合影。图文并茂本是当代传记的美学追求，然而每一美幅国图作片家都杰应丝当米注妮明·来瓦历德。第1幅图在第12页，注解为“童年和父亲合影”，但是不知何时在何地所照，更不要说为何人所摄了。第2幅图在第25页，是与他人的合影，比较明显的还有五人，作者没有注明这些人到底是谁，注解为“在布拉格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何时何地所照，何人所摄，仍然没有说明。第三幅在第26页，是乐先生一个人发表演讲的照片，注解为“1951年归国后的演讲”，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所发表的演讲，也没有任何的文字明。这么一幅风华正茂的乐先生照片，当然十分珍贵，我们却不知为何人所攝。第4幅在第28页，注解为“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照片”，与第3幅属于同一种情况。第5幅在第30页，图注为“大学毕业照”，虽没有注明时间与地点，我们还可以根据她毕业的年级，来猜测一下。第6幅在第91页，图注为“20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前留影”，时间不够详细，也没有标明为何人所摄。第7幅在第134页，图注为“在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何年何月在何地所开的会议，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第8幅是在第161页，图注为“乐黛云荣誉博士学位证书”，是哪所学校所颁发的，何时何地所颁发的，也没有任何的说明。第9幅是与外国学生们的合影，一共13人，出现在第165页，图注为“1992年与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合影”，也没有注明其他人的名字，更没有标明为何人所摄。第10幅出现在第172页，图注为“在比较文学30周年纪念会上与刘小枫、陈戎女合影”，应当是北大的比较文学所成立三十周年，而不是“比较文学三十周年”，在何地由何人所摄，也不得而知。这两人与乐先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说明。最后一幅是出现在第175页，图注为“白发伉俪”，是乐先生和她的丈夫汤一介先生在散步，但也没有注明何时、何地、为何人所摄，他们俩在何处散步。因此，这本书中的这十一幅照片，在选择上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然而图注却存在一些问题，并且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一部传记，也许可以马虎，可是这是一部重要的人物传记，并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图注是不符合要求的。
言必有据是中国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重要传统，学术规范也是当代学术论文和著作出版的基本前提。任何学术著作都必须坚持这样的传统，遵守这样的规则。如果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情有可原的；在已经进入学术研究新时代的今天，再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则是不可理解的。不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出版社求简的要求，可能是全书主编当时所提出的体例，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一本供青少年读的著作，材料的来原注不注明没有很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是一件严肃的工作，传记写作也是一件严谨的工作，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有什么重要的理由，任何材料人注明出处，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要求。在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学术研究泡沫化、传记写作庸俗化和论文写作随意化，希望这种现象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让言必有据的学术传统得到恢复，让中国学术研究的声誉在国际上得到以改善。
邹茜（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最近读到的一本重要的传记《乐黛云传》（季进、曾攀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传主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创办者之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先生，她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因此，作为乐黛云先生的第一部传记，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和学术性的学术著作，如果说它如何具有重要的价值，似乎都不为过。然而，在读了以后，也有不太满意之处；没有能够做到有根有据、实话实说，是最为突出的一点。实话实说，是指这部书只是对乐黛云先生一生的肯定与歌颂，没有出现任何批评与反思。当然，对于还健在的当代学者，也许只能如此吧。然而，作为一本文学传记与学术著作，言必有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应该做到的，也是可以做到的。
这本书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到言必有据，从前到后，全书共有四条脚注。第一条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2—13页。”（P5）这不是一条直接引文，而只是转述乐黛云先生的观点，注解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第二条是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里，引用了乐黛云先生等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中的一段话，显然是一条直接引用，其注解是这样的：“乐黛云等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页。”（P6）引文本身并没有错误，也注明了原始出处，却没有指出引文出自何章何条，是由谁所写的。因为这是一部由多人所主编的辞典，并且也是由许多学者一起撰写的。根据这里所注的页码，可以判断是出自乐黛云先生为这部辞典所写的“序言”。所以，这一条注解就存在一个小小的缺失。第三条注解，同样是出现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参见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第11页。”虽然文中出现了“文化部落主义”“文化战争”之类的术语，然而这条注解本身也并不存在什么问题。第四条注解，是出现在第三章《凛冽霜天寒彻骨》中：“裴斐，当时的共青团支部书记。”（P35）正文里的原文是这样的：“乐黛云以及同为王瑶先生学生的裴家麟，甚至被贬斥责为极右派。”显然这是为“裴家麟”这个名字而加以注解的，这就出现了问题：其一，到底哪个是本名哪个是笔名，我们不得而知；其二，如果是同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加上这么一条注解；其三，“当时的共青团支部书记”，也不明确是哪个单位的支部书记。所以，这条注解等于不存在，因为我们在读了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既然在前三章有了四条注解，说明就这本书的编写体例而言，是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加注的，作者也是知道“言必有据”这条学术规则的。虽然这里存在的只是一些小问题，毕竟有了这么四条注解，就可以说明更加重要的问题。
既然前面已经有了可以加注的先例，然而在后面的篇幅里，虽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卻并没有再加上任何一条注解，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些材料来自于何处，它们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与可信的。
没有加注的材料，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提到乐黛云先生的著作与论文，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和发表期刊，也就是没有材料的原始出处。在《引子：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中，有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话：
她不仅自己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英文版）《面向风暴》（英文、德文、日文版）等，还主编了《独角兽与龙》《世界诗学大辞典》（联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欲望与幻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中外文化比较丛书》《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等。此外，还编译了《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等。（P4）
作者在此提到了乐黛云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但没有以任何注解进行说明，这些著作由何出版社所出、在何年何月所出、版别等。这种情况，还出现在第7页、第11页、第77页、第78页、第79页、第80页、第82页、第89页，第94页、第100页、第123页、第177页等。虽然没有直接引文，但按照言必有据的原则，所有在著作中首次提到的著作和论文名称，都要有详细的出处。然而本书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文中或文后一条也没有注，更不要说有详细的说明，让我们可以还原。
如果说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那直接引用乐黛云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中的言论，不注明出处则是不可以理解的。在第六章《路漫漫其修远兮》中，作者连续引用了乐黛云先生八段话，有的还是相当长，如第85—86页引文达数百字之多，仍然没有注明材料的原始出处，也没有说这一段话是在哪一本著作，或在哪一篇文章中所讲的。这种情况，越到后来就越是严重。从全书来看，在第45页，作者引用乐黛云先生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段话，长达一整页的论述，也没有以注解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说明。在第65页中，作者引用了乐黛云先生《比较文学原理》中的两段话，加起来也长达半个页码，没有注明其具体的出处。另外在第75页、第76页、第85页、第96页、第105页、第107页、第130页、第131页、第167页、第168页等，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作为当代学者的乐黛去先生的著作或论文，还是相当方便于我们查找的，同时她本人也可以直接提供给作者，在中国知网上可以自行下载，所以如此多大段大段的引文，不注明任何一条引文的原始出处，就是不可以理解的了。
再一种情况，是乐黛云先生有关自我的一些言论，在这本著作中也多有引用，然而也没有一条注明了出处。她不是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所讲的言论，当然可以引用，作者当然也引用了不少。引用自著作中的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从全书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查找，并且也是可以找到的；然而，这部分没有在著作和论文中出现的言论，如果作者不加以注明的话，则是无处可查的。在第一章《山花初绽的季节》里，作者引用了乐先生所讲少年时代的故事： 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洗衣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人家不愿意买，说了很多好话才算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P15）
她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讲的这一段话，并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更没有注明原始的出处。这种情况还出现在第21页、第22页、第23页、第25页、第27页、第38页、第45页、第68页、第75页、第86页、第88页等。传主自己的言论当然可以引用，并且还可以大量的引用，然而必须注明来历，不然读者对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就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怀疑。即使是她与作者个人所讲，也需要注明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所讲，书信或电邮，电话或留言，这样的说明或注解都是不能少的。因为对于传记而言，真实可靠的材料是第一重要的。如果材料都是没有依据的，那后人就会提出许多疑问，而这样的疑问是作者所无法回答的。
这本书引用前人言论，虽然不是太多，但也有不注明出处的情况。在第一章《山花初绽的季节》中，作者引用了鲁迅先生“有谁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么？”（P15）没有注明这句话的原始出处。在第三章《凛冽霜天寒彻骨》中，作者再次引用涉及鲁迅先生诗作的一段话：“在三年多的苦难日子里，乐黛云似乎感觉到了她至爱的鲁迅先生在《自嘲》里的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P40）虽然文中说出了诗的标题，然而还是没有注明详细出处。在第十章《燃起生命的火焰》中，引用《庄子》里的一段话：
吹咀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P164-165）
这一段话是出自《庄子》哪一篇，没有说明；更没有注明这段话出自什么版本，何年、何地、何出版社所出版的。类似的情况还在第58页、第59页、第60页等出现。前人的言论之引用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必须加以注解，不然后人就会认为作者对前人不够尊重，也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在一部学术著作或一部传记中，任何人的言论都需要注明，不然就会出现证据不足的问题。
作者引用的乐黛云先生的老师、同事、同辈学者和学生们的言论，特别是他们对乐黛云先生的评价，也没有一条是注明了出处的。这种情况，在书的后半部分特别显著。在第九章《把握时代的脉搏》中，作者引用了北大教授洪子诚先生对乐黛云先生的回忆性文字。书中说：“关于乐黛云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考虑和学术倾向，洪子诚在《有生命热度的学术——“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中指出”，下面引了一段长达一页半的洪先生言论，但是并没有注明原始出处。虽然此处已经说明了洪先生文章的题目，但是这篇东西是在哪里发表的，这段话具体在哪一页，没有任何的注明，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云浮加以还原的。在第十章《燃起生命的火焰》中，作者引用了乐黛云先生的弟子陈跃红教授长达一整页的评价乐黛云先生的话，但是并没有注明出处。（《乐黛云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158页）在同一章中，作者再次引用了陈跃红教授的文章中长达一页零五行的言论，虽然说是出自《得失穷通任评说，敢开风气敢为先——乐黛云先生的学术世界》，然而也没有注明这篇文章发表在何时何刊，更是没有具体的页码。同时代的人士对乐黛云先生的评价，对于乐先生的传记而言当然很重要，并且也可以引用，但是也需要注明来源，不然他们本人以后可以不认可，对于这部书的真实性而言，就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一种情况是书中的图注。全书一共有11幅图，多半是传主个人的照片，或与他人的合影。图文并茂本是当代传记的美学追求，然而每一美幅国图作片家都杰应丝当米注妮明·来瓦历德。第1幅图在第12页，注解为“童年和父亲合影”，但是不知何时在何地所照，更不要说为何人所摄了。第2幅图在第25页，是与他人的合影，比较明显的还有五人，作者没有注明这些人到底是谁，注解为“在布拉格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何时何地所照，何人所摄，仍然没有说明。第三幅在第26页，是乐先生一个人发表演讲的照片，注解为“1951年归国后的演讲”，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所发表的演讲，也没有任何的文字明。这么一幅风华正茂的乐先生照片，当然十分珍贵，我们却不知为何人所攝。第4幅在第28页，注解为“在北京大学就读时的照片”，与第3幅属于同一种情况。第5幅在第30页，图注为“大学毕业照”，虽没有注明时间与地点，我们还可以根据她毕业的年级，来猜测一下。第6幅在第91页，图注为“2009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前留影”，时间不够详细，也没有标明为何人所摄。第7幅在第134页，图注为“在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何年何月在何地所开的会议，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明。第8幅是在第161页，图注为“乐黛云荣誉博士学位证书”，是哪所学校所颁发的，何时何地所颁发的，也没有任何的说明。第9幅是与外国学生们的合影，一共13人，出现在第165页，图注为“1992年与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学生合影”，也没有注明其他人的名字，更没有标明为何人所摄。第10幅出现在第172页，图注为“在比较文学30周年纪念会上与刘小枫、陈戎女合影”，应当是北大的比较文学所成立三十周年，而不是“比较文学三十周年”，在何地由何人所摄，也不得而知。这两人与乐先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的说明。最后一幅是出现在第175页，图注为“白发伉俪”，是乐先生和她的丈夫汤一介先生在散步，但也没有注明何时、何地、为何人所摄，他们俩在何处散步。因此，这本书中的这十一幅照片，在选择上并不存在很大的问题，然而图注却存在一些问题，并且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是一部传记，也许可以马虎，可是这是一部重要的人物传记，并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样的图注是不符合要求的。
言必有据是中国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重要传统，学术规范也是当代学术论文和著作出版的基本前提。任何学术著作都必须坚持这样的传统，遵守这样的规则。如果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情有可原的；在已经进入学术研究新时代的今天，再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则是不可理解的。不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出版社求简的要求，可能是全书主编当时所提出的体例，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一本供青少年读的著作，材料的来原注不注明没有很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是一件严肃的工作，传记写作也是一件严谨的工作，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有什么重要的理由，任何材料人注明出处，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要求。在当代中国所存在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学术研究泡沫化、传记写作庸俗化和论文写作随意化，希望这种现象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让言必有据的学术传统得到恢复，让中国学术研究的声誉在国际上得到以改善。
邹茜（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