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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演冯小刚介绍
冯小刚，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1985年参加上海电影节，正式开始其电影生涯。1993年与导演郑晓龙合作指导《北京人在纽约》，创收视率最高纪录，并获得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奖和大众影视“金鹰奖”。2011年，凭借《唐山大地震》获得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2016年凭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同年获得澳门国际影展终身成就奖。
正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困境，造就了冯小刚电影的传奇。冯导曾说过：“中国电影自创业以来，经前三代电影导演的艰苦奋斗，建造了中国电影这座宝典，并把宝殿大门把的很紧，这正是第四代电影人。再把宝殿大门把的很紧的时候，第五代导演人破窗而入，把中国电影的宝殿窗子关严了。后来了里面太热太挤了，我索性就在宫殿旁边自己建了一个耳房。”从冯小刚的描述中，清晰的表现出了他自立门户的英雄气概，和突破创新的思维模式。冯小刚电影的成功，不光是他敢于创新的精神还在于他对观众心里的准确把握。
二、刘震云从小说到作家的道路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河南省延津县人。1973——1978年参军，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在1987年发表《塔铺》，又在《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描写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从而震荡文坛。
刘震云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是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探索者，读刘震云的小说会给是人一种荒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他的小说一贯用冷静客观的语言叙述日常琐屑的故事，于平淡无奇中不动声色的揭示人性的弱点，表现生活的荒诞，揭露历史的粗俗罪恶，关注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悲剧性处境。
三、从小说到电影的大换血
（一）、故事线索的建立。《温故1942》它不具备小说所拥有的线索，它只是通过搜集报道材料，采访当事人形成文章。而电影是需要表達一个故事，线索，决定着故事的框架，更是影片故事的骨骼。（二）、新人物的出现
《温故1942》是没有主人公的，只有亲述者的口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是可以的，对于电影来说就要塑造一些新人物。电影《一九四二》中相对主要的具体角色共有近70个，有各层次的人物，有东家老范一家，还有佃户瞎鹿一家，有相信主可以改变一切的信徒，有狂发战争财的商人，有不顾灾民生死的将领，也有为民奔走的主席。这些人物在一场灾荒中依次出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层次清晰的立体画卷。
（三）、故事情节的重塑。《温故1942》作为一篇调查体小说。是讲述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真实实践基础之上进行的创作。“我”受朋友所托去收集整理河南当年灾荒时的真实情况，就这样被打发回一九四二年，温故了当时“寥寥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惨烈情景：人们为了逃荒，冒着生命危险去扒火车，或者靠双腿在严寒中无目的无意识的向西移动;饥饿难耐，就用树皮、杂草和干柴充饥;狗吃人甚至是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情节完整的向我们讲述了1942年河南逃荒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设置了一个个人情冷暖的故事情节。导演为我们重塑了历史真实，发挥电影的认识功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重新发现这段苦难，只有这样苦难才不会再来。
四、《1942》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一）电影对小说主题的置换和简化。小说从两个角度论述面对河南灾荒，政府和人民都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一方面站在蒋介石政府角度。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需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从灾民角度。在逃难路上，刚开始还穿着红衣绿袄，带上全家之前的家当，俨然一副迎接美好生活的场景到慢慢的衣不裹体，丢盔卸甲。再到后来卖女儿，卖妻子。妇女的售价，跌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再到后来人吃人，狗吃人。一幕幕血腥的场景。
在小说中，在沉重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善良被隐藏，人性恶的本质显露了出来，发生扭曲变得可怕。作者着重在小说中对民众麻木不仁进行批判。电影则把这种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
虽然电影也是在描写天灾人祸，但是主题却完全置换。这部小说电影改编之路，历时十九年，几经周折，冯小刚用八个字总结了这个过程——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几次送审，几次未过，理由均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正因为如此，最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置换了的主题。电影把小说人性恶的主题变成了温情和希望，导演的情怀也从作者对人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现实的悲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曾有过的麻木、冷漠下都隐藏着良心和尊严，观众一旦从这种隐藏中获得这样良善的感知，必然获得感动。之所以进行这样的主题置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电影的审核等外力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温故始知新，虽不忘却历史，但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是什么。
（二）、想象空间被压缩。文学的内容是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的文化是读者对文字的解读，这种对文字的解读，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想象空间。而电影通过图像，声音的呈现。用视觉的呈现代替了大脑的想象，代替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和思考。如果文学一味的电影服务，用电影的审美代替文本阅读的审美。那么这类文学消亡之期不远矣，文学将彻底成为影视的附属品。
五、《1942》改编的价值
电影的改编虽然说票房不太理想，但是导演对这部影片的用心程度，远远超出了商业片的普遍水平，2亿的大制作，创作团队一遍遍的实景取材做调研耗时2年，只为了能真实深刻的表现影片。主创老东家的扮演者张国立先生，少吃少睡力求展现灾民的饥荒状态。
导演成功的再现了那么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在一个缺衣少食的饥饿年代，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暴露无遗，让处于幸福社会的我们，谨记历史，珍惜当下。
作者简介：孙语诗，女，汉族，辽宁省丹东市，讲师，现当代文学硕士，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冯小刚，1958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1985年参加上海电影节，正式开始其电影生涯。1993年与导演郑晓龙合作指导《北京人在纽约》，创收视率最高纪录，并获得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奖和大众影视“金鹰奖”。2011年，凭借《唐山大地震》获得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2016年凭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5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同年获得澳门国际影展终身成就奖。
正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困境，造就了冯小刚电影的传奇。冯导曾说过：“中国电影自创业以来，经前三代电影导演的艰苦奋斗，建造了中国电影这座宝典，并把宝殿大门把的很紧，这正是第四代电影人。再把宝殿大门把的很紧的时候，第五代导演人破窗而入，把中国电影的宝殿窗子关严了。后来了里面太热太挤了，我索性就在宫殿旁边自己建了一个耳房。”从冯小刚的描述中，清晰的表现出了他自立门户的英雄气概，和突破创新的思维模式。冯小刚电影的成功，不光是他敢于创新的精神还在于他对观众心里的准确把握。
二、刘震云从小说到作家的道路
刘震云，1958年5月出生，河南省延津县人。1973——1978年参军，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在1987年发表《塔铺》，又在《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描写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从而震荡文坛。
刘震云是一位鲁迅式的作家，是一位鲁迅式的痛苦者和探索者，读刘震云的小说会给是人一种荒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他的小说一贯用冷静客观的语言叙述日常琐屑的故事，于平淡无奇中不动声色的揭示人性的弱点，表现生活的荒诞，揭露历史的粗俗罪恶，关注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悲剧性处境。
三、从小说到电影的大换血
（一）、故事线索的建立。《温故1942》它不具备小说所拥有的线索，它只是通过搜集报道材料，采访当事人形成文章。而电影是需要表達一个故事，线索，决定着故事的框架，更是影片故事的骨骼。（二）、新人物的出现
《温故1942》是没有主人公的，只有亲述者的口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是可以的，对于电影来说就要塑造一些新人物。电影《一九四二》中相对主要的具体角色共有近70个，有各层次的人物，有东家老范一家，还有佃户瞎鹿一家，有相信主可以改变一切的信徒，有狂发战争财的商人，有不顾灾民生死的将领，也有为民奔走的主席。这些人物在一场灾荒中依次出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层次清晰的立体画卷。
（三）、故事情节的重塑。《温故1942》作为一篇调查体小说。是讲述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真实实践基础之上进行的创作。“我”受朋友所托去收集整理河南当年灾荒时的真实情况，就这样被打发回一九四二年，温故了当时“寥寥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惨烈情景：人们为了逃荒，冒着生命危险去扒火车，或者靠双腿在严寒中无目的无意识的向西移动;饥饿难耐，就用树皮、杂草和干柴充饥;狗吃人甚至是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情节完整的向我们讲述了1942年河南逃荒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设置了一个个人情冷暖的故事情节。导演为我们重塑了历史真实，发挥电影的认识功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重新发现这段苦难，只有这样苦难才不会再来。
四、《1942》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一）电影对小说主题的置换和简化。小说从两个角度论述面对河南灾荒，政府和人民都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一方面站在蒋介石政府角度。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需要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从灾民角度。在逃难路上，刚开始还穿着红衣绿袄，带上全家之前的家当，俨然一副迎接美好生活的场景到慢慢的衣不裹体，丢盔卸甲。再到后来卖女儿，卖妻子。妇女的售价，跌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再到后来人吃人，狗吃人。一幕幕血腥的场景。
在小说中，在沉重的灾难面前，人性的善良被隐藏，人性恶的本质显露了出来，发生扭曲变得可怕。作者着重在小说中对民众麻木不仁进行批判。电影则把这种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
虽然电影也是在描写天灾人祸，但是主题却完全置换。这部小说电影改编之路，历时十九年，几经周折，冯小刚用八个字总结了这个过程——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几次送审，几次未过，理由均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正因为如此，最终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置换了的主题。电影把小说人性恶的主题变成了温情和希望，导演的情怀也从作者对人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现实的悲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曾有过的麻木、冷漠下都隐藏着良心和尊严，观众一旦从这种隐藏中获得这样良善的感知，必然获得感动。之所以进行这样的主题置换，一方面确实是因为电影的审核等外力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温故始知新，虽不忘却历史，但也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是什么。
（二）、想象空间被压缩。文学的内容是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的文化是读者对文字的解读，这种对文字的解读，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想象空间。而电影通过图像，声音的呈现。用视觉的呈现代替了大脑的想象，代替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和思考。如果文学一味的电影服务，用电影的审美代替文本阅读的审美。那么这类文学消亡之期不远矣，文学将彻底成为影视的附属品。
五、《1942》改编的价值
电影的改编虽然说票房不太理想，但是导演对这部影片的用心程度，远远超出了商业片的普遍水平，2亿的大制作，创作团队一遍遍的实景取材做调研耗时2年，只为了能真实深刻的表现影片。主创老东家的扮演者张国立先生，少吃少睡力求展现灾民的饥荒状态。
导演成功的再现了那么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在一个缺衣少食的饥饿年代，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暴露无遗，让处于幸福社会的我们，谨记历史，珍惜当下。
作者简介：孙语诗，女，汉族，辽宁省丹东市，讲师，现当代文学硕士，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