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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迁老人在脱离乡土场域后面临着顺应城市惯习、重构社会关系等问题，其精神健康状况值得关注。对深圳市随迁老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后的压力显著影响其精神健康，社会资本既能促进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对此，应从社会政策等方面予以积极回应。要完善地区间社会医疗保障的转换制度，构建促进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社区支持体系，通过“增权”实践和子女的代际支持，改善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
关键词：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073-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人口迁移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人口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在当前国家养老保障不成熟、社会养老不健全的背景下，许多老年人跟随子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产生了随迁老人群体。从场域理论来看，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意味着由原来以地缘关系为主所构建的“熟人空间”转变到以社会分工和业缘关系为主构建起的“公共空间”，而目前的城市“公共空间”缺乏地缘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联结，情感联系纽带较弱，容易让人产生疏离和冷漠感。相对于年轻人，随迁老人在脱离乡土场域后面临着顺应城市惯习、重构社会关系等问题。那么，乡城迁移之后的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如何？迁移背后的各种因素是否会给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带来某些风险与问题？这不仅关乎随迁老人个人的生活质量及发展，更是关系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精神健康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涂尔干发现，工业化背景下社会群体的整合程度影响着自杀，自杀是精神健康危机的重要表现。①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移民的精神健康就成为移民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②此后，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流动和社会支持两个维度研究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认为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和社会支持的获得有利于提升精神健康水平。自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后，作为社会环境因素的一种重要分析视角，社会资本开始应用于精神健康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很大影响。③近年来，随着抗逆力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考察影响移民精神健康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综合已有文献，社会人口学特征④、迁移压力⑤、迁移的意义⑥和社会资本⑦均可能显著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
当前，我国学者对移民群体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科和心理学方面。⑧社会学界对移民精神健康的研究尚不充分，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主要是流动儿童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二是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社会流动、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的关联，而有关社会资本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是呈正向还是负向，学者们结论不一。可见，随迁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学术界对其精神健康状况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不足，目的是了解随迁老人在经历乡城迁移后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相应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深圳市是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重要目的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离开家乡跟随子女来深圳市生活。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深圳市随迁老年人数量已达70万，其中户籍老年人仅有16.5万。⑨2013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深圳市人本社工服务社一线社工的协助下，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在深圳市福田区、宝安区、南山区、龙岗区各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再抽取5个居委会，对随迁老人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调查。为便于操作，本文对随迁老人给出如下定义：户口关系仍在原居住地农村;跟随子女到城市生活;迁移地跨越了市级行政区划;迁移时间在半年以上。本次调查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为91.2%。
从随迁老年人的调查样本来看，性别分布上，男性430人，占47.1%，女性482人，占52.9%，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在年龄方面，60—64岁的有360人，占39.5%，65—69岁有295人，占32.4%，70—74岁有166人，占18.2%，75—80岁有77人，占8.4%，80岁以上有14人，占1.5%，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最高;在婚姻方面，已婚者有745人，离异者有25人，丧偶者有142人;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居多;在子女数方面，1个子女的有53人，占5.8%，2个子女的有454人，占49.8%，3个子女的有337人，占36.9%，4个及以上的有68人，占7.5%。
（二）变量设置与分析
1.因变量
本文将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作为因变量，精神健康采用Hopkins Symptoms Check List（HSCL）量表的简化版来测量。⑩该量表由9个问题组成（见表1），选项为“从来没有”“有时有”“经常有”“总是有”，分别赋值为1—4分，主要测量随迁老人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对9项精神健康指标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两个因子。KMO值为0.715，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1.49%。根据因子载荷，抑郁因子包括对以后感到茫然、觉得很孤独、觉得自己没用、觉得生活很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5项指标;躯体化因子包括失眠、烦躁易怒、觉得身心疲惫、容易哭泣或想哭4项指标。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749、0.682。以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运用公式把精神健康因子值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两项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得分越高，表明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2.自变量
本文从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来分析影响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的因素。
（1）经济社会地位。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地位包括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前者指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后者指随迁老人与当地老年人在文化程度、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绝对经济社会地位操作化为文化程度和过去一年的月收入。 相对经济社会地位操作化为“从总体来看，您认为您和当地老年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存在差别”，具体包括收入、文化程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地位5项，选项分别为“相差很大”“有一点差别”“都差不多，我甚至更好”。对5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1个因子，KMO值为0.742，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034%。使其转化为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因子，因子分值越高，表示随迁老人的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越高。
（2）迁移压力。随迁老人面临的迁移压力主要通过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家乡文化的保持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在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方面，让受试者从“既不能听也不会说”“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能听懂但不能说”“基本可以听说”“完全可以听说”5个方面回答，赋值为1—5分，得分越高，表示对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越高。家乡文化的保持操作化为“遵守家乡的风俗（例如婚丧嫁娶的风俗）对您来说是否重要”“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您来说是否重要”“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例如饮食习惯）对您来说是否重要”，选项为“根本没必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很重要”，赋值为1—5分。3个题项的得分总和构成“家乡文化保持”变量。在社会距离方面，根据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思路，将社会距离操作化为“您觉得，当地人愿意与您做下列事吗”，包括“聊天”“一起工作”“做邻居”“做亲密的朋友”“做亲戚”。选项分别为“愿意”“说不清”“不愿意”，赋值为1—3分。5个题项的得分总和构成“社会距离”变量。
（3）社会资本。本文所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其中，社会参与操作化为“您是否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您是否参加过当地城市组织的大型活动”;社会交往操作化为“您是否经常和当地老年人交往”“遇到困难时，您是否向当地政府和社区寻求帮助”;社会信任操作化为“您觉得当地人是否值得信赖”“您觉得自己在当地是否受到歧视”“您和当地人的相处是否融洽”。
3.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通常是无法改变的既定因素，本文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他可改变因素对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三、统计结果分析
（一）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
从表2可见，在随迁老人经常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中，觉得很孤独、失眠、身心疲惫、活着没意思、对以后感到很茫然排在前5位，9项指标中“经常有”和“总是有”的发生比率之和均高于10%。这说明随迁老年人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堪忧。表3显示，随迁老人精神健康总得分为49.59分，抑郁因子得分为50.16分，躯体化因子得分为48.92分，抑郁因子总体得分高于躯体化因子。这表明随迁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缺乏，其精神健康的躯体化问题也不容忽视。从抑郁因子来看，觉得很孤独、活着没意思、对以后感到茫然、觉得自己没有用问题比较突出，“经常有”和“总是有”的比例分别达到41%、22.4%、21.3%、18.5%。从躯体化因子来看，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三者“经常有”和“总是有”的比例分别达到30.8%、26.8%、13.1%。
（二）模型及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随迁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以精神健康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个体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中，逐一加入自变量，建立了4个模型（见表4），从模型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个体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对精神健康影响显著
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收入，而是他们的社会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并不是自己的过去，而是现在，即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他们以自身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与周围其他群体的社会生活境遇相比较，以此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是否令人满意。随迁老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与当地老年人进行对比后产生了差距感。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绝对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对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有所忽视。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这种差距感使随迁老人始终嵌入在城市社会风险体系之中，在心理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疏远甚至不认同的感受，从而引发精神健康问题。
2.迁移压力对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对于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对当地方言越熟悉，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语言不仅是与当地人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具有文化意义，给人一种文化的标签，表明自己属于某个群体。随迁老人如果对当地方言比较熟悉，可以降低与当地人交流的障碍，从而更容易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所面临的挤压和排斥也会减弱。因而消除随迁老人与当地人的交往障碍，习得当地方言，有助于改善其精神健康。
家乡文化的保持对于促进精神健康具有显著作用。乡土文化作为一种先赋性给予，在传统文化的积累中业已深入到每个个体之中，可被视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思维工具”。事实上，乡土文化的延续具有强大的习惯力量，随迁老人可以从中找到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对乡土文化的放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自我否定，这会受到来自乡土文化群体的压力，以“忘本”来否定随迁老人的文化认同转换行为。因此保持家乡文化对于促进他们的精神健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社会距离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效应。对于随迁老人来说，当地人的社会偏见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留下歧视性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可能不一定直接来源于个体的亲身体验，但是随迁老人可能会将歧视性感受转换为与当地人的社会距离之中。一般来说，歧视性记忆越多，随迁老人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会认为自己与当地人并不属于同一类人，把自己定位为“他者”，从而产生“过客心态”。当地人的偏见或歧视行为可能会使随迁老人将“城市人”对象化、对城市社会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无形中加剧了随迁老人的孤寂与失落感，也将唤起他们更多的负面情感体验，最终可能引发其内心世界的失衡。 3.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
社会参与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够有效预防或减轻随迁老人在躯体化、抑郁、焦虑、人际敏感等方面的消极改变，提升其精神健康水平。而且在参与过程中，随迁老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当地人接触、交流，有助于增强其对当地人的信任感，培养随迁老人和当地人的平等、包容心态，促进他们的心理成长。
社会交往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负向影响。随迁老人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越频繁，精神健康状况越差。这说明人们的精神健康水平与其选择的参照群体有关联，人们最有可能将自己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成员作为参照群体。因此，当随迁老人和当地人交往越频繁时，他们有可能会更多地选择以当地人作为参照对象，从而更容易感受到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当地人的差距，体会到城市生活的不公平感和差异性。另一种可能是，随迁老人在遇到困难向当地社区求助的过程中，反而可能强化其排斥感，这种感受可能会导致随迁老人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影响其精神健康状况。需要强调的是，从访谈情况来看，总体上社会交往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如何雪松等学者指出的，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具有不同的面向，移民既受益于同时又受制于自身的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效应。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对当地人的信任程度越高，随迁老人越容易以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态与他们相处，感知到的社会歧视也就越少，有助于消除随迁老人与当地人因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隔阂，较快适应城市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随迁老人在异乡产生的陌生感和焦虑感。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缺乏当地老人的常模，无法比较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更差，但至少这一研究结果显示，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关注。从人口学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婚姻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从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看，影响其精神健康的因素是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而非绝对社会经济地位。迁移行为产生的压力，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性质不同的影响。
精神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与一定的社会因素相关联。个人的境遇需要置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之中加以理解，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社会资本也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所设定的。因此，解决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在社会政策等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首先，完善地区间社会医疗保障的转换制度。建立跨区域化的社会医疗保障网络体系，实现就地就医;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医疗体系之间的对接;在制度上为随迁老人创造更多的制度型社会资本，降低其精神健康风险。其次，构建更具回应性的社区支持体系。加强针对随迁老人的社区支持网络建设，促进随迁老人更积极、更正面地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提高随迁老人的社会行动能力;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以此为平台促进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开设社会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随迁老人提供精神健康服务。再次，通过“增权”实践，减少随迁老人的无权感和无助感，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有更大的掌控力，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可以由社工对随迁老人开展“三助式”服务，即协老自助、扶老互助、促老助人，促进自我帮助、构建互助网、发掘老人助人潜力，消除其在城市生活中的无力感和疏离感;加强地区文化融合建设，提倡当地老人要包容不同的区域文化，开展区域文化交流，例如安排当地老年人教授随迁老人学习当地方言，同时让随迁老人为当地老人展示自己家乡文化，提升自我效能感。通过双方互动，随迁老人与当地人之间加强了解、沟通与合作，为随迁老人创造较为宽容的社会氛围，改善其精神健康状况。最后，通过子女代际支持，提升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维护老年人的社会交换感和家长角色感。随迁老人获取的情感慰藉渠道单一，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能满足其情感需求，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提升其角色掌控感，从而对其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法]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7页。
②陈蓓丽、何雪松：《上海外来女工的压力、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王友华、潘孝富：《论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居民心理健康——基于宁夏回族居民的实证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④Thompson， S. G. & M. Kelaher.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ilipinasin Queensland.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2， 36（5）;Bhugra， D. Migrate and Mental Health. Act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4， 109（4）.
⑤胡荣、陈斯诗：《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2012年第6期;Bhugra， Dinesh & Peter Jones. Migr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Advance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2001， （7）.
⑥Watkins， R. A.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in Australia among Prospective Vietnamese Migrant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3， 29（1）;Ruback， R. B. Motivations for and Satisfaction with 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Migrants to Islamabad.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 36（6）.
⑦胡荣、陈斯诗：《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2012年第6期。
⑧何雪松等：《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⑨鲍文娟：《候鸟老年人要注意“心”健康》，凤凰网，http：//city.ifeng.com/cshz/gz/20121011/303336.shtml，2012年10月11日。
⑩聂伟、风笑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蒋善等：《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心理科学》2007年第1期。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95页。
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海玉
关键词：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073-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人口迁移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最重要的两大人口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在当前国家养老保障不成熟、社会养老不健全的背景下，许多老年人跟随子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产生了随迁老人群体。从场域理论来看，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意味着由原来以地缘关系为主所构建的“熟人空间”转变到以社会分工和业缘关系为主构建起的“公共空间”，而目前的城市“公共空间”缺乏地缘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联结，情感联系纽带较弱，容易让人产生疏离和冷漠感。相对于年轻人，随迁老人在脱离乡土场域后面临着顺应城市惯习、重构社会关系等问题。那么，乡城迁移之后的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如何？迁移背后的各种因素是否会给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带来某些风险与问题？这不仅关乎随迁老人个人的生活质量及发展，更是关系家庭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精神健康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涂尔干发现，工业化背景下社会群体的整合程度影响着自杀，自杀是精神健康危机的重要表现。①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移民的精神健康就成为移民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②此后，西方学者主要从社会流动和社会支持两个维度研究移民的精神健康问题，认为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和社会支持的获得有利于提升精神健康水平。自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后，作为社会环境因素的一种重要分析视角，社会资本开始应用于精神健康研究领域，并产生了很大影响。③近年来，随着抗逆力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考察影响移民精神健康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综合已有文献，社会人口学特征④、迁移压力⑤、迁移的意义⑥和社会资本⑦均可能显著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
当前，我国学者对移民群体精神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科和心理学方面。⑧社会学界对移民精神健康的研究尚不充分，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主要是流动儿童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二是分析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社会流动、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的关联，而有关社会资本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是呈正向还是负向，学者们结论不一。可见，随迁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群体，学术界对其精神健康状况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研究不足，目的是了解随迁老人在经历乡城迁移后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相应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深圳市是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重要目的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离开家乡跟随子女来深圳市生活。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深圳市随迁老年人数量已达70万，其中户籍老年人仅有16.5万。⑨2013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深圳市人本社工服务社一线社工的协助下，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在深圳市福田区、宝安区、南山区、龙岗区各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再抽取5个居委会，对随迁老人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调查。为便于操作，本文对随迁老人给出如下定义：户口关系仍在原居住地农村;跟随子女到城市生活;迁移地跨越了市级行政区划;迁移时间在半年以上。本次调查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为91.2%。
从随迁老年人的调查样本来看，性别分布上，男性430人，占47.1%，女性482人，占52.9%，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在年龄方面，60—64岁的有360人，占39.5%，65—69岁有295人，占32.4%，70—74岁有166人，占18.2%，75—80岁有77人，占8.4%，80岁以上有14人，占1.5%，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最高;在婚姻方面，已婚者有745人，离异者有25人，丧偶者有142人;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居多;在子女数方面，1个子女的有53人，占5.8%，2个子女的有454人，占49.8%，3个子女的有337人，占36.9%，4个及以上的有68人，占7.5%。
（二）变量设置与分析
1.因变量
本文将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作为因变量，精神健康采用Hopkins Symptoms Check List（HSCL）量表的简化版来测量。⑩该量表由9个问题组成（见表1），选项为“从来没有”“有时有”“经常有”“总是有”，分别赋值为1—4分，主要测量随迁老人的焦虑和抑郁状况。对9项精神健康指标运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提取两个因子。KMO值为0.715，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1.49%。根据因子载荷，抑郁因子包括对以后感到茫然、觉得很孤独、觉得自己没用、觉得生活很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5项指标;躯体化因子包括失眠、烦躁易怒、觉得身心疲惫、容易哭泣或想哭4项指标。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分别为0.749、0.682。以抑郁因子和躯体化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运用公式把精神健康因子值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两项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得分越高，表明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2.自变量
本文从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来分析影响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的因素。
（1）经济社会地位。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地位包括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前者指文化程度和月收入;后者指随迁老人与当地老年人在文化程度、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绝对经济社会地位操作化为文化程度和过去一年的月收入。 相对经济社会地位操作化为“从总体来看，您认为您和当地老年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存在差别”，具体包括收入、文化程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地位5项，选项分别为“相差很大”“有一点差别”“都差不多，我甚至更好”。对5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了1个因子，KMO值为0.742，Bartlett球形检验p<0.00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034%。使其转化为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因子，因子分值越高，表示随迁老人的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越高。
（2）迁移压力。随迁老人面临的迁移压力主要通过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家乡文化的保持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在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方面，让受试者从“既不能听也不会说”“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能听懂但不能说”“基本可以听说”“完全可以听说”5个方面回答，赋值为1—5分，得分越高，表示对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越高。家乡文化的保持操作化为“遵守家乡的风俗（例如婚丧嫁娶的风俗）对您来说是否重要”“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您来说是否重要”“保持家乡的生活方式（例如饮食习惯）对您来说是否重要”，选项为“根本没必要”“不太重要”“一般”“比较重要”“很重要”，赋值为1—5分。3个题项的得分总和构成“家乡文化保持”变量。在社会距离方面，根据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思路，将社会距离操作化为“您觉得，当地人愿意与您做下列事吗”，包括“聊天”“一起工作”“做邻居”“做亲密的朋友”“做亲戚”。选项分别为“愿意”“说不清”“不愿意”，赋值为1—3分。5个题项的得分总和构成“社会距离”变量。
（3）社会资本。本文所指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参与、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其中，社会参与操作化为“您是否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您是否参加过当地城市组织的大型活动”;社会交往操作化为“您是否经常和当地老年人交往”“遇到困难时，您是否向当地政府和社区寻求帮助”;社会信任操作化为“您觉得当地人是否值得信赖”“您觉得自己在当地是否受到歧视”“您和当地人的相处是否融洽”。
3.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通常是无法改变的既定因素，本文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他可改变因素对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的影响。
三、统计结果分析
（一）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
从表2可见，在随迁老人经常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中，觉得很孤独、失眠、身心疲惫、活着没意思、对以后感到很茫然排在前5位，9项指标中“经常有”和“总是有”的发生比率之和均高于10%。这说明随迁老年人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堪忧。表3显示，随迁老人精神健康总得分为49.59分，抑郁因子得分为50.16分，躯体化因子得分为48.92分，抑郁因子总体得分高于躯体化因子。这表明随迁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缺乏，其精神健康的躯体化问题也不容忽视。从抑郁因子来看，觉得很孤独、活着没意思、对以后感到茫然、觉得自己没有用问题比较突出，“经常有”和“总是有”的比例分别达到41%、22.4%、21.3%、18.5%。从躯体化因子来看，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三者“经常有”和“总是有”的比例分别达到30.8%、26.8%、13.1%。
（二）模型及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随迁老年人精神健康的相关影响因素，本文以精神健康因子得分为因变量，以个体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为控制变量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在回归模型中，逐一加入自变量，建立了4个模型（见表4），从模型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个体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对精神健康影响显著
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收入，而是他们的社会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并不是自己的过去，而是现在，即具有特定的“实践性”特征。他们以自身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与周围其他群体的社会生活境遇相比较，以此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是否令人满意。随迁老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与当地老年人进行对比后产生了差距感。当前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绝对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对相对经济社会地位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有所忽视。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这种差距感使随迁老人始终嵌入在城市社会风险体系之中，在心理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疏远甚至不认同的感受，从而引发精神健康问题。
2.迁移压力对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当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对于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对当地方言越熟悉，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语言不仅是与当地人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具有文化意义，给人一种文化的标签，表明自己属于某个群体。随迁老人如果对当地方言比较熟悉，可以降低与当地人交流的障碍，从而更容易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所面临的挤压和排斥也会减弱。因而消除随迁老人与当地人的交往障碍，习得当地方言，有助于改善其精神健康。
家乡文化的保持对于促进精神健康具有显著作用。乡土文化作为一种先赋性给予，在传统文化的积累中业已深入到每个个体之中，可被视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思维工具”。事实上，乡土文化的延续具有强大的习惯力量，随迁老人可以从中找到个体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对乡土文化的放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自我否定，这会受到来自乡土文化群体的压力，以“忘本”来否定随迁老人的文化认同转换行为。因此保持家乡文化对于促进他们的精神健康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社会距离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消极效应。对于随迁老人来说，当地人的社会偏见在很大程度上给他们留下歧视性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可能不一定直接来源于个体的亲身体验，但是随迁老人可能会将歧视性感受转换为与当地人的社会距离之中。一般来说，歧视性记忆越多，随迁老人感知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会认为自己与当地人并不属于同一类人，把自己定位为“他者”，从而产生“过客心态”。当地人的偏见或歧视行为可能会使随迁老人将“城市人”对象化、对城市社会抱有一种排斥心理，这无形中加剧了随迁老人的孤寂与失落感，也将唤起他们更多的负面情感体验，最终可能引发其内心世界的失衡。 3.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
社会参与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够有效预防或减轻随迁老人在躯体化、抑郁、焦虑、人际敏感等方面的消极改变，提升其精神健康水平。而且在参与过程中，随迁老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当地人接触、交流，有助于增强其对当地人的信任感，培养随迁老人和当地人的平等、包容心态，促进他们的心理成长。
社会交往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负向影响。随迁老人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越频繁，精神健康状况越差。这说明人们的精神健康水平与其选择的参照群体有关联，人们最有可能将自己日常交往的社会网络成员作为参照群体。因此，当随迁老人和当地人交往越频繁时，他们有可能会更多地选择以当地人作为参照对象，从而更容易感受到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当地人的差距，体会到城市生活的不公平感和差异性。另一种可能是，随迁老人在遇到困难向当地社区求助的过程中，反而可能强化其排斥感，这种感受可能会导致随迁老人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影响其精神健康状况。需要强调的是，从访谈情况来看，总体上社会交往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如何雪松等学者指出的，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具有不同的面向，移民既受益于同时又受制于自身的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积极效应。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对当地人的信任程度越高，随迁老人越容易以一种平和、平等的心态与他们相处，感知到的社会歧视也就越少，有助于消除随迁老人与当地人因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隔阂，较快适应城市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随迁老人在异乡产生的陌生感和焦虑感。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缺乏当地老人的常模，无法比较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更差，但至少这一研究结果显示，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值得关注。从人口学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婚姻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其精神健康产生显著影响。从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看，影响其精神健康的因素是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而非绝对社会经济地位。迁移行为产生的压力，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对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性质不同的影响。
精神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与一定的社会因素相关联。个人的境遇需要置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之中加以理解，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社会资本也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所设定的。因此，解决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问题，需要在社会政策等方面予以积极回应。首先，完善地区间社会医疗保障的转换制度。建立跨区域化的社会医疗保障网络体系，实现就地就医;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医疗体系之间的对接;在制度上为随迁老人创造更多的制度型社会资本，降低其精神健康风险。其次，构建更具回应性的社区支持体系。加强针对随迁老人的社区支持网络建设，促进随迁老人更积极、更正面地与当地人进行社会交往，提高随迁老人的社会行动能力;推进社区自组织建设，以此为平台促进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开设社会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随迁老人提供精神健康服务。再次，通过“增权”实践，减少随迁老人的无权感和无助感，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有更大的掌控力，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可以由社工对随迁老人开展“三助式”服务，即协老自助、扶老互助、促老助人，促进自我帮助、构建互助网、发掘老人助人潜力，消除其在城市生活中的无力感和疏离感;加强地区文化融合建设，提倡当地老人要包容不同的区域文化，开展区域文化交流，例如安排当地老年人教授随迁老人学习当地方言，同时让随迁老人为当地老人展示自己家乡文化，提升自我效能感。通过双方互动，随迁老人与当地人之间加强了解、沟通与合作，为随迁老人创造较为宽容的社会氛围，改善其精神健康状况。最后，通过子女代际支持，提升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水平。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维护老年人的社会交换感和家长角色感。随迁老人获取的情感慰藉渠道单一，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能满足其情感需求，增强他们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提升其角色掌控感，从而对其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法]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7页。
②陈蓓丽、何雪松：《上海外来女工的压力、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王友华、潘孝富：《论社会资本与少数民族居民心理健康——基于宁夏回族居民的实证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④Thompson， S. G. & M. Kelaher.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Filipinasin Queensland.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2， 36（5）;Bhugra， D. Migrate and Mental Health. Act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2004， 109（4）.
⑤胡荣、陈斯诗：《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2012年第6期;Bhugra， Dinesh & Peter Jones. Migration and Mental Illness. Advance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2001， （7）.
⑥Watkins， R. A.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in Australia among Prospective Vietnamese Migrant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2003， 29（1）;Ruback， R. B. Motivations for and Satisfaction with 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Migrants to Islamabad.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4， 36（6）.
⑦胡荣、陈斯诗：《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2012年第6期。
⑧何雪松等：《城乡迁移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⑨鲍文娟：《候鸟老年人要注意“心”健康》，凤凰网，http：//city.ifeng.com/cshz/gz/20121011/303336.shtml，2012年10月11日。
⑩聂伟、风笑天：《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蒋善等：《重庆市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心理科学》2007年第1期。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95页。
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12年第5期。
责任编辑：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