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一个又一个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组织个个打着“革命”的旗号,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大串联、打、砸、抢、抓、抄、戴高帽挂牌游街、各种花样百出的批斗会、低头弯腰喷汽式,林林总总,洒洒扬扬,形成了旷世的大观。真有必要编一部《“文革”词典》,将这些“创新”的“杰作”收进去,为后人研究“文革”史提供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否则,后世人面对这些东西,会如坠五里雾中的。
　　在“文革”中,不知哪个群众组织首先创造出了“群众专政”这个名堂,为一些所谓群众组织的一系列违法活动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群众组织可以将任何人以一个捏造的罪名抓起来,关入私设的监狱,滥施刑罚,审讯定罪。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群众专政”过,这恐怕是永远搞不清的历史悬案了。与“群众专政”相联系的还有个“群众扭送”,就是由群众组织将一个他们认定的“专政对象”送到公安局或卫戍区这些国家设立的治安执法部门,这些部门也对人犯予以接收,实际上是双方商定好的一种变相逮捕。这样做,即使以后专政机关查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罪行”,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就是上级追究下来,只要将责任推给“扭送”的群众组织,也就可以搪塞过去了。例如,“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的傅崇兰就是以“群众扭送”的方式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的。可事后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犯下应该逮捕入狱的“罪行”,于是在蹲了近八年的监狱之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我在“文革”中曾三次被“群众专政”,对这个“新生事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共有三派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和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我属于大批部。“文革”开始不久,联队占上风。因为该组织与王力、关锋有联系,所以在1967年8月随着王力、关锋的垮台而垮台。此后大批部占上风。1968年2月,戚本禹垮台,大批部因为与戚本禹有联系(这种联系我在《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记述)也随之垮台。总队占了上风。这时傅崇兰已被扭送至北京卫戍区,我们这些大批部的头头也就成了总队批斗惩罚的对象。为了逃避惩罚,我们几个头头不敢回自己的单位,就在外面流浪了几天。后来,我们觉得老在外面流浪不是办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自动回到各自的单位。这时候,总队自以为大获全胜,就开始清算我们这一派,主要是我们这些头头的“罪行”。我被隔离在位于沙滩的法学所,在一个房间中被监禁起来,不断交代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被“群众专政”。
　　这期间,我多次在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接受批斗。还有一次,总队在教育部礼堂(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郑王府)召开全学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大会,批斗我们这一派的头头。我与近代史所的张德信、张海鹏、曹振中及语言所的蔡富有等都上台“亮相”接受批斗。送给张海鹏和我的头衔是“戚(本禹)二班坏头头、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黑笔杆子”。我们站在台上,脱帽、低头、弯腰,倾听发言人声讨我们的所谓“罪行”。我在被批斗、交代中度过了约一个月的日子。说实在话,开始时在众目睽睽下接受批斗,还真有点难为情,但时间长了,脸皮厚了,也就无所谓了。在此期间,对我们一派组织的那些所谓“罪行”,如我们“文革”小组、革筹小组的活动,特别是与戚本禹的联系,我基本上都做了比较真实的交代。在我们垮台前的应变中,我们曾让王玉欣在他妻子工作的北医三院隐藏了一批尹达的材料,这时我也让王交了出来。
　　1968年3月,“文革”中的又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发生了:党中央宣布揪出军内“反党集团”的成员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余立金(时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时间,“打倒杨、余、傅”的标语贴满了全国各地,社会上凡是与他们联系比较紧密的群众组织也都成为被怀疑和揭发的对象。我们一派群众怀疑总队可能与“杨、余、傅”有些联系,于是乘机再起,重新拉起队伍,与总队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处于隔离状态中的我发现总队对我的监管有所放松,我们一派的人就示意我赶快“自我解放”,站出来重新与总队继续斗争。我于是未经总队批准,自己从法学所的隔离地跑回历史所。然后,我贴出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戴罪立功”。这样,我就自己结束了这一次“群众专政”。说实话,这次一个多月的“群众专政”,对立面对我还比较客气,没有打骂逼供,只是限制我的自由,不准离开监禁地。
　　自我解脱后,我就与我们一派的主要骨干分子一起向总队发起了猛烈进攻,以大字报和召开群众大会声讨的方式,追查他们与“杨、余、傅”的所谓黑关系,一时间将他们搞得非常狼狈。因为我们重新拉起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年轻而精干,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我那时写大字报可以说“量多而质高”,我写,一帮年轻伙伴帮着抄,一天可以贴满半个学部大院,在学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立面为了打垮我们这一派组织,决定拿我开刀,于是精心策划了绑架我的行动。
　　4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思想史研究室的办公室里写大字报,栾成显跑来对我说,据确切情报,总队今天晚上要对我采取行动。我们几个人,——栾成显、沈定平、黄秉枢、毛凤鸣一起商量,决定赶快离开历史所,回到建外我们的宿舍,以我们住的单元房为基地,由他们保护我与总队对抗。于是,我们几个人迅速离开历史所。而此时,我们已经处于他们的监视中,在我们离开学部大院回到建外宿舍的时候,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就尾随我们到了建外的同一座楼的同一个单元。我们在三楼,他们在二楼,从楼梯上堵住了我出逃的路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白自己犯了严重轻敌的错误:对立面当时是学部的当权派,他们不仅掌控了学部的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能够调动学部的相当一批人力资源,我们当时的力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这时,栾成显还天真地认为,总队的人马都集中于楼前,我可以抓住一根绳子从楼后逃出去。待他拴好一根绳子让我下楼时,我发现楼后也布满了他们的人。这时我已经意识到凶多吉少。很快,他们开始砸门,沈定平等在门内拼命顶住,不让他们冲进来。无奈他们人多势众,十几个人砸坏房门冲了进来。这时我一个人在这套住房的一个房间中,听到大门被砸开的声音,我就顶住最后的一道门进行无望的抵抗。他们冲进第一道门以后,先将沈定平等人抓住,然后就开始砸我所在的房间的门,很快这道门也被砸坏,三四个彪形大汉冲进来,将我打倒在地,之后拖着我的脚,以头着地,从三楼一直拖到楼下,塞进一辆汽车里。学部机关一个凶残打手骑在我身上,就这样将我拉到法学所,在二楼靠东边的一个作为办公室的房间里关了起来。由此,我开始了五个多月的被监禁的生活。这是我第二次被“群众专政”。在这次绑架我的过程中,历史所我们对立面的人一直没有露面,这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即使将来找不到我的任何“罪行”,他们也可以说抓我的事是“总队”的其他人干的,与他们没有关系。1968年底,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后,办两派团结学习班的时候,我们对立面的一个头头当着我的面“斗私批修”说,那次绑架我,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罪恶”,而是因为我在我们一派中“身先士卒”,能量很大,绑架我是为了削弱我们一派的力量。不过,后来到1969年秋大抓“五·一六”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作为“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已是“板上钉钉”,于是又得意地宣告,绑架我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行动”。
　　对立面满以为抓起我来以后,我们一派就垮台了。但他们错了,他们的镇压不仅没有摧垮我们的组织,而且进一步激起我们的反抗。我后来听说,我们的组织第二天就在学部大院刷满抗议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续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被抓起来以后,即对他们以绝食表示抗议。他们每天有两个人对我进行看管,我不理他们,双方怒目对峙。一连两天,只要他们找我谈话,我就表示抗议。两个夜晚,我很少睡觉,耳畔不时传来其他房间被审讯者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我这才明白,当时的法学所已经成为总队私设的监狱,被他们抓进来的人,不死也要褪层皮。面对这种情况,我在苦苦思索一个保全性命、寻机逃出牢笼的办法。第三天晚上,已经因绝食虚弱不堪的我突然被四五个暴徒围起来一阵毒打。他们几拳就将我打倒在地,然后再拉起来再打倒在地,有一个人用我穿的鞋底猛打我的脸,另一个人则以他硕大的拳头猛击我的前胸后背。他们并边打边要我承认反对康生,——历史所有一个“反康老小集团”。我明白,他们一定要将我打成一个“反康生分子”(因为康生当时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五号人物),这样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学部不明真相的群众宣布,他们抓我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了。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我拉起来再打倒的过程中,我明白他们是要通过严刑逼供的办法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不顺从他们,当晚就有可能死在法学所。权衡再三,我感到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是不明智的,唯一的办法是先顺着他们,保住生命,然后再找机会揭露他们的暴行。我于是承认了我反对康生的“罪行”。虽然后来此人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凶残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仍然将他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压根就没有怀疑过他有什么问题,更没有天胆反对他。在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以后,我估计他们对我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种:一是继续监禁,到一定时候再宣布对我的处理,这种可能性较大;二是将我打死,再公布我的“罪行”材料,并宣布我是“畏罪自杀”,这种可能性较小,但也存在。为了对付出现第二种可能,我偷偷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反康老案,千古奇冤”16个字,放在三角裤衩的一个小兜里保存起来。目的是希望我死后公安人员在尸检时能够发现,以便使他们草菅人命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他们虽然对我恨得咬牙切齿,但在我身上他们又很难找到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过硬的材料。当时他们掌握的唯一材料是我曾从学部档案室抄录的一份康生在1961年学部召开的“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这份讲话稿是1967年夏天批判历史所副所长尹达时我到学部档案室查找有关材料的时候发现的,其中康生大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这句话能与当时被定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邓小平联系起来,我认为可以作为一个背景材料搞清尹达在“香山会议”前后的活动,所以就抄了下来。这份材料后来落到我们所的对立面手里,他们就认为抓住了我反康生的最重要的佐证,引导我承认抄录这份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康生。他们在得到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如获至宝,反复向人们宣传我的所谓“罪行”,以显示他们抓我的高明。
　　在此期间,主审我的是哲学所的徐姓助理研究员,他在“文革”后一度声名大振。此人是逼供诱供的能手,硬说我参加了以高全朴(历史所的工作人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为首的“反康生小集团”。他每次都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掌握了我的“过硬材料”,诱使我就范。一次,他阴阳怪气地审讯我,说:“你除了反康老外,还反谁?”我说再没有反谁。他于是学着广播的腔调说:“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这话是谁说的?”我说这话不是我创造的,是我春节回济南,听济南人讲的。当时山东大学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已经当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效禹对着干,每次广播的开首词都是:“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心中最黄最黄的黄月亮王效禹万臭无香!万臭无香!”我回北京后对一些人当笑话讲了。徐疾言厉色地说:“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你传播这些东西,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吗?”以后每次审讯,徐都得意地重复几次“黄月亮”,以显示他们掌握了我的所谓罪行材料。在我承认“反康生的罪行”后,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开始出现,对我的批斗也开始缓和。我乘机向他们说明,不久前我承认的所谓“反康老”的罪行,除了抄录他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是真的外,其余的交代都是被逼供的结果。他们对我的反悔虽然很不满意,但没有再对我刑讯逼供。其实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有什么“滔天罪行”,在他们看来,只要将我抓起来,削弱我们一派组织的力量,他们的目的也就基本达到了。再说,有我抄录的康生在香山会议上的讲话稿在他们手上,他们完全可以深文周纳、上纲上线,任意编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我的“罪行”,也就能够构成他们抓我并对我进行“群众专政”的理由了。
　　在这个私设的监禁所里,我一方面在表面上顺从麻痹他们,一方面寻找逃跑的机会。因为隔三差五传来的被刑讯者的喊叫声都在提醒我:留在法学所这个私设的监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必须尽早想法逃出去。但我也明白,对逃跑的策划必须万无一失,确保成功,否则,一旦逃跑失败,不仅一顿毒打在所难免,而且很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必须小心从事。对我的审讯持续了20多天以后,他们认为在我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就将看管我的任务交给了历史所的人。开始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他特别忠于职守,生怕我逃走他负不了责任。每晚睡觉时他都把行军床顶在房门上,他躺在上面睡觉,我想从房门出去根本不可能。而窗户已经被从外面用木板钉死,从那里逃出也不可能。就这样到了6月份。不久,换了一个看守,他是历史所的一个合同制的工人,工作是每年冬天烧取暖用的锅炉。他姓胡,黑脸上布满麻点。他对我们这两派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谁掌权他就为谁服务。这次奉命看管我,他实际很高兴,因为由此他就可以不去参加体力劳动了。
　　6月份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关我的房子在二楼,窗子向东开,从早晨开始就接受强烈阳光的照射,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酷热难耐,尤其到了晚上,晒了一天的小房内本来气温就高,再将门窗关死,空气不流通,温度更高,这使我们两个人几乎每天都汗流浃背。我于是对他说:“我们何必这样活受罪?我建议打开一扇窗子,把门也打开,使空气流通。反正你每时每刻都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出去。”开始他白天开门,晚上睡觉时仍将门关上,把行军床顶在门上。后来我建议他晚上也敞开门,他说:“那可不行,你跑了怎么办?”我说:“你看法学所门口一天24小时都有看门的,我能跑出去吗?你再看四周的高墙,我能爬过去吗?再说,你晚上睡觉,将行军床横在门口,我要从你身上迈过去,你能不觉察吗?”他见我说得有道理,并且见我每天都顺从地服从他的管理,对我逃跑的警惕性越来越低了。特别是,他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非常喜欢听历史故事,我就每天讲故事给他听。我们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每天买点菜,我们也一起吃。因为他是老北京,也经常给我讲点过去北京的风俗人情。这时,我利用他对我放松警惕的机会,开始勘察逃跑的路线。因为法学所的大门24小时有人站岗,从那里不可能出去。院子的南面西面是楼房,也不可能找到逃出去的路。东面是一面墙,跨过去就是沙滩西街,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逃跑路线,但由于墙高且上面还有铁丝网,没有飞檐走壁的本事是不可能跨越的。唯一可能的出逃路线是北面的院墙,这里的墙虽然也很高,但依墙建了一排停放自行车的棚子,如果上到棚顶再翻越北墙就比较容易了。我利用大小便的机会对这个棚子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棚子比较牢固,可以作为上墙的跳板,而从一楼厕所的窗子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车棚。只要能够从关我的房间出来,再从一楼厕所窗子攀上车棚,越过北墙就是沙滩的北小街,向西就是景山东街,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跑了。经过多日的反复勘察,我知道这是逃出法学所的唯一安全可行的路线。
　　在确定了逃跑路线以后,我又反复思考逃出法学所以后离开北京的路线。我估计,一旦他们发现我逃走,肯定四处追捕,而首选目标肯定是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火车站和北京长途汽车站,因此,这些地方不能去。丰台火车站和黄村火车站估计也是他们堵截我的地方,看来也不能去。我想,他们在考虑我的逃跑路线时不会想到我会向西去,因为我要逃回山东必须经过天津,这就只能向东或向南走。我向西去找一个合适的车站再乘车经天津回山东,可能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为此,我千方百计地希望找到一张《北京地图》。说来也巧,关我的房间是法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南北两面墙摆着书架,上面摆满法学方面的书籍和一些杂书。我于是天天抽看这些书消磨时光。一天我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历书,在其封二有一张《北京地图》,我如获至宝,立即仔细察看,发现从广安门有一路公交车到北京西北方向的三家店,而它正是京张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如果先到这里,再从这里乘开往天津的火车,安全系数将是很大的。我又反复对比了其他一些路线,觉得这是一条最好的逃生路线。
　　在确定了逃出法学所的路线和离开北京的路线以后,我就开始寻找逃跑的时机。夏天酷热,人们一般在夜里11时前不易睡熟,所以逃跑的时间应选在12时以后。同时还必须等看守我的老胡彻底睡熟,我才能从他的身上迈过而不被发觉。我决定将逃走的时间选在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当天下午,我开始进行逃走的最后准备:将一件毛衣和一套单衣打成一个包袱,将100多元钱装在裤兜里(在我被监禁期间,由于我们所的会计是我们一派的人,我每月42元的研究生助学金还能按时送到我的手里,这给我的逃走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便利),内心紧张地等待深夜的来临。为了使老胡睡熟,我从晚饭后开始给他讲最有趣的故事。我绘形绘色地讲,他如痴如醉地听。就这样一直讲到近12时,老胡有点困了,说:“咱们明天再讲吧,我想冲个澡睡觉了。”我说很快就讲完了,等会儿咱们一起冲澡。我又讲了约一刻钟,看到老胡两眼都睁不开了,就说今天讲到这里,明天接着讲。这时老胡连澡也顾不得冲就躺到拦门而放的行军床上,并且很快进入梦乡,均匀地响起了鼾声。我将灯打灭,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在确定老胡已经睡熟的情况下,我开始实施逃走的方案。我悄悄地起身,将包袱斜挎在身上,借助窗子透过的微弱的光线,几乎不出声音地赤足从睡在行军床上的老胡身上迈了过去。然后,又几乎不出声音地从二楼下到一楼,进入厕所,穿上鞋,从北窗户攀到自行车棚上。正在我快步向前准备抓住墙上的铁丝网时,车棚不堪负重,我一只脚踏了一个窟窿。也是急中生智,我迅速躺倒在车棚上,滚到了北墙的铁丝网边。我抓住连接铁丝的钢筋,站到墙上,希望看清北墙下的地面,以便选一个安全的落地点。但当时的沙滩北小街连路灯都没有,下面黑乎乎地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已经顾不了许多,即刻迈过铁丝网,跳了下去。由于铁丝网太高,我迈过时裤子划了一个洞。更由于北墙太高,落地时没有双脚同时着地,先着地的右脚崴了。当时感到右脚很疼,我担心脚腕骨折,果真如此我就逃不掉了。我赶紧摸了一下右脚腕和右脚,发现没有骨折。站起来走了几步,感到虽然右脚很疼,但勉强还能走路。我就忍着疼痛,快步走到景山东街,希望找一个三轮车送我到广安门。当时正值深夜1时左右,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虽然马路边有几个三轮车工人躺在车上睡觉,但当我求他们拉我的时候,他们全都拒绝了。面对睡觉和挣钱两种选择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睡觉。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不能停留,没有三轮车送,我也一定要走到广安门。
　　好在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几年,市内道路基本熟悉,我于是决心凭双脚走到目的地。我沿着景山东街向南走到故宫北边的汉花园街,西行过北海大桥,沿文津街向西走到西四,转而沿西单大街向南走到西长安街,再向南走到宣武门,沿着宣武门外大街继续南走,经菜市口走到了广安门内大街,折而西走,就到了广安门公交车站。这一段路大约20里,我走到广安门的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距早班公交车发车的时间5时半还差一个多小时。我怕有人追我到这里,也不敢在公交车站候车,就找了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在一个砖垛旁边隐蔽起来,静待第一班车的到来。5时半,开往三家店的第一班车上路,我迅速跳了上去。看着周围模糊的建筑物,我明白自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到三家店后,我简单吃了一顿饭,就在候车室静等由张家口方向开来的至北京的车。我买了一张到济南的票,很快就登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普通客车,车到丰台站,我下车不出站,就在站台上等来一列去天津的车。我乘此车到天津后,又没有出站,就转乘了一列开往济南的火车。车到济南站已是下午3时左右,我不敢去24中我妻子那里,因为这个地址历史所的人知道,如果他们跟踪追击,我们就可能在那里撞上。于是我在车站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妻子,让她迅速赶到车站与我见面。从4月初我被抓走,我就同妻子中断了联系,她已经通过别的渠道知道我被总队抓起来的消息,终日担惊受怕。这时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已经逃了出来,喜出望外。她立即赶到车站,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我既不能在济南24中住下,也不能回老家,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锁定的目标,比较安全的地方是益都(今青州)农村我岳母家,这个地址他们还不知道。决定去处后,我立即乘上去益都的车东行,约下午5时,我在益都站下车后,又雇了一辆三轮车,6时左右就到了我岳母家。至此,我的出逃告一段落。住在岳母家里,我恢复了与我们一派的联系,同时将我在法学所遭受的刑讯逼供的情况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材料寄给他们。我们一派的人于是将我写的材料抄成大字报贴到学部大院,使对立面十分被动。这就是我第二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我在岳母家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历史所我们的对立面没有到我老家和我妻子所在的24中抓人,估计他们顾不上我。再说,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不要参加对他们的斗争,我离开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没有兴趣追捕我了。于是我在9月份到了济南24中我妻子那里,通过书信与我们一派的朋友保持联系,随时了解学部运动的情况。到1968年底,我的同派的朋友告诉了我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部的消息。我以为遇到了救星,归心似箭,就在1969年元旦前的12月30日回到北京。工军宣队全权领导运动,开始搞“大联合”、“消除派性”、“批判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我都积极参加,并在批判派性的时候比较实事求是地讲清了自己在运动中的问题。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时间更长更为严厉的“群众专政”正等待着我。1969年10月,学部开始大规模的清查根本就不存在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我先是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接受了长达九个多月的逼供信的审讯。以后,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到河南明港军营,1972年回北京,直到1974年底做出“经过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群众专政”状态,失去人身自由。这方面的情况,我已在《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发表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一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记述。这就是我第三次经历的“群众专政”。
　　粗粗算起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我有近六年的时间是处于“群众专政”的状态中。这一亲身经历告诉我,在“文革”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中,“群众专政”应该是最坏者之一。因为它是群众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任何无辜者随心所欲施暴的手段。它可以随便给一个人加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假党员”、“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等头衔,关入私设的监狱,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制造出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使许多伤天害理的残害异己者的暴行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暴行”,它又比较容易在“法不责众”的思维定式下逃脱法律的制裁,所以危害极大。
　　“文革”中“群众专政”的实践表明,任何超越正常法律约束的“专政”,不管打着什么“正义”的旗号,呼喊着什么动听的由头,最后一定导向暴政。即使在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下,“群众专政”也是害多利少,与之相伴的必然是数不清的冤案。“群众专政”是在“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歪理邪说下产生的一种超越党纪国法的专政形式,在历次运动中屡屡出现,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彻底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