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晚清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时期，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在改变，古老的中国也在慢慢地进行着现代化。晚清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近代的企业制度和改造传统农业。
【关键词】晚清；现代化；经济思想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步渗透到中国，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思想界的仁人志士为挽救羸弱的中国而寻求富强之路时，觉察到中国传统的制度观念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他们将目光投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想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武装中国，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是迷茫而又困惑的，是痛苦而又踟蹰的。正如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中写道：“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而又妄自尊大的老大帝国来说，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是一个相当艰难痛苦的过程”。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不仅盛赞西方发达的经济，还提出许多挽救国运的经济思想主张，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容，如要求发展商业、发展中外贸易、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改造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等。
一、发展商业、对外通商的思想
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重视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商富即国富”的主张。他说：“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与？”薛福成提高商人的地位，批判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学益精，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郑观应也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他后来认识到商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提出经济发展“在工而不在商”的观点，他还看到了商业发展取决于工业技术的先进程度。他不仅揭示了商业、工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商务发展相关的设想，如建立管理商务的政府机构，修改进出口税则，推广商学教育，建立商会，加强政府与商会之间的沟通。重商主义思想进而发展为重工思想。思想界人士也开始批判以商立国的主张。1895年，张謇提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1898年，康有为也提出中国应该走工业化道路，以求自立于世界之上。
西方列强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对外通商也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思考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王韬认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商业利益，并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自操利权。他对中外贸易逆差现象深感忧虑，并注意到中国传统出口产品包括丝、茶受到严峻挑战，要求发展机器生产“夺外洋以润吾民”。他认为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郑观应进而把开展中外商业竞争上升到“商战”的高度。他对比了兵战和商战，反复强调商战不易被人发觉的特点，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固本。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汪康年重视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晚清思想家还提出各种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政策，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改革赋税制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
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思想
鸦片战争后，魏源、冯桂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并提出兴建船厂和火器局的主张。洋务运动时期，发展新式工矿企业成为时人的共识。1863年，容闳曾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李鸿章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利君强国的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中国要求富，就必须兴办近代民用工业。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主张，强调要发展机器大生产。薛福成从机器的生产效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梁启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发展机器生产。他在1897年较早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思想：“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指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他在劝学篇中说：“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
清末张謇等振兴实业的企业家则对工业化的内涵有深刻的认识。他不仅明确界定了实业的范围，而且提出“棉铁主义”的思想，认为兴办实业，要有目的、有侧重、有根本。认为应该重点发展棉和铁，通过发展棉铁工业，可以抵制进口，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三、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
魏源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公司一词，并明确提出了公司可以聚集资本，扩大实力：“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此后，薛福成认识到公司在振兴实业中的重要性：“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建议政府颁布公司法规，以杜奸商舞弊。后来，洋务派仿照西方公司之法，募集商股兴办各类民用企业，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就被引入实践当中，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中国最早自办的一批民用公司。但这一时期中国公司大多为“官督商办”，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缺乏法律精神的中国社会使得公司治理机制混乱，治理机制混乱导致公司经营效率低下。“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1898年，何启、胡礼垣不但对公司治理机制有详细的论述，而且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会给公司经营带来良好的结果。盛宣怀进一步提出不但要依法规范公司行为，而且要依法规范政府行为，为近代中国公司的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郑观应、薛福成认为必须尽快制定商律，提供良好的筹资环境。张之洞也认识到商律的重要性，其在《劝学篇》中指出的“劝商之要，更有三端”，其中之一就是“译商律”。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会奏时就提出制定商律，规范公司企业制度，保护华商利益。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公司律》，随后又相继颁布《破产律》、《矿物章程》、《商标法规》、《银行法规》等法律，规范了公司参与者的权利基础和权益范围，使公司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体现了近代中国公司管理思想在法律层面的提升。 四、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农业生产受到对外贸易的重大影响，人们开始从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角度考虑发展农业。薛福成论述了“艺植之利”的重要性，指出发展商品性农业生产可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郑观应从与西方进行商战的角度分析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项目，并认为要大力发展丝、茶、烟土、布匹、呢绒、卷烟、蔗糖、酿酒、棉纱等产业，在中外商战中赢取先机。陈炽强调要面向市场发展农业，“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他说的以农为本不再是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是强调农业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要顺应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张謇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农产品，也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业发展。
晚清思想家也认识到农产品商品化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薛福成、钟天纬认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助于抵御西方各国的商品倾销，有利于扩大出口，振兴中国实业。还认识到农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注重品质、成本和价格。因此，必须对传统农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
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晚清人士也提出发展农业教育的办法。陈炽主张中国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要“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劝导南北各省拥田千万亩的富户，“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只有数亩的农民，“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还要加强农学教育，将中国旧日农书，“删繁就简，则其精要适用者，都为一卷”，世界各国的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依汇为一编”，“转教农人之识字者”张之洞也注意到了农学教育落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议设立农务学堂，向农民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晚清人士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探求，在清末新政时期，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向新式农牧垦殖公司转变的趋势，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机械从事生产，并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研究晚清人士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我们仍能体会到他们对于民族命运的关心和热忱，对于当时中国落后经济的痛心疾首，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站立在黑暗中的勇士，肩负着唤起中国振兴的任务，肩负着改变国人观念的使命。他们在黑暗中摇旗呐喊，希图从学习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汲取经验，抵御外辱，振兴实业。中国的经济，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和影响下，一步步艰难的开展，并在实践和摸索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上，伴随着早期现代化建设，他们的思想或参与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创新，或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试验和改造，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
以史为鉴，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也应该像前人一样勇于吸取国外经验，并慎重对待传统经济思想，超越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认识，汲取前人经济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在实践中学习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王韬.《代上广州冯太守书》.《韬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陈炽.《创立商部说》《讲求农学说》.《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3]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新政论议》.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容闳.《西学东渐记》.
[7]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8]魏源.《筹海篇四》.《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9]薛福成.《论公司不举之病》.《庸盦海外文编》.卷3.
作者简介
张景坤（1988—），女，汉族，河南焦作市人，历史学硕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指导老师：程隧营，教授。
【关键词】晚清；现代化；经济思想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步渗透到中国，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思想界的仁人志士为挽救羸弱的中国而寻求富强之路时，觉察到中国传统的制度观念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他们将目光投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想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武装中国，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是迷茫而又困惑的，是痛苦而又踟蹰的。正如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中写道：“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而又妄自尊大的老大帝国来说，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是一个相当艰难痛苦的过程”。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不仅盛赞西方发达的经济，还提出许多挽救国运的经济思想主张，其中就包含丰富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容，如要求发展商业、发展中外贸易、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改造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等。
一、发展商业、对外通商的思想
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晚清人士开始重视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韬最早把商业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提出“商富即国富”的主张。他说：“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利，游手好闲之徒得以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与？”薛福成提高商人的地位，批判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学益精，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郑观应也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他后来认识到商业与工业发展的关系，提出经济发展“在工而不在商”的观点，他还看到了商业发展取决于工业技术的先进程度。他不仅揭示了商业、工业、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商务发展相关的设想，如建立管理商务的政府机构，修改进出口税则，推广商学教育，建立商会，加强政府与商会之间的沟通。重商主义思想进而发展为重工思想。思想界人士也开始批判以商立国的主张。1895年，张謇提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贸迁之资”。1898年，康有为也提出中国应该走工业化道路，以求自立于世界之上。
西方列强用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对外通商也日益发展，思想界人士开始思考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具体途径。王韬认为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商业利益，并强调在对外贸易中自操利权。他对中外贸易逆差现象深感忧虑，并注意到中国传统出口产品包括丝、茶受到严峻挑战，要求发展机器生产“夺外洋以润吾民”。他认为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商业优势，积极开展中外贸易竞争。郑观应进而把开展中外商业竞争上升到“商战”的高度。他对比了兵战和商战，反复强调商战不易被人发觉的特点，认为兵战祸显，商战祸大，兵战治标，商战固本。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也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今之国如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必由此道，乃可不战屈人。”汪康年重视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晚清思想家还提出各种主张，要求清政府实行保商政策，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改革赋税制度，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等等。
二、发展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思想
鸦片战争后，魏源、冯桂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方的大机器生产，并提出兴建船厂和火器局的主张。洋务运动时期，发展新式工矿企业成为时人的共识。1863年，容闳曾向两江总督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总厂，“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李鸿章认为大机器工业是利君强国的基础，而且与国民经济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中国要求富，就必须兴办近代民用工业。1888年，钟天纬提出兴纺织、开矿产、广丝茶、开民厂、精制造等发展经济主张，强调要发展机器大生产。薛福成从机器的生产效率、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等方面，论述了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梁启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的发展，要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发展机器生产。他在1897年较早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思想：“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指出了以工为本的主张。他在劝学篇中说：“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
清末张謇等振兴实业的企业家则对工业化的内涵有深刻的认识。他不仅明确界定了实业的范围，而且提出“棉铁主义”的思想，认为兴办实业，要有目的、有侧重、有根本。认为应该重点发展棉和铁，通过发展棉铁工业，可以抵制进口，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
三、建立现代企业公司制度
魏源在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公司一词，并明确提出了公司可以聚集资本，扩大实力：“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此后，薛福成认识到公司在振兴实业中的重要性：“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建议政府颁布公司法规，以杜奸商舞弊。后来，洋务派仿照西方公司之法，募集商股兴办各类民用企业，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就被引入实践当中，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成为中国最早自办的一批民用公司。但这一时期中国公司大多为“官督商办”，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缺乏法律精神的中国社会使得公司治理机制混乱，治理机制混乱导致公司经营效率低下。“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1898年，何启、胡礼垣不但对公司治理机制有详细的论述，而且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会给公司经营带来良好的结果。盛宣怀进一步提出不但要依法规范公司行为，而且要依法规范政府行为，为近代中国公司的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郑观应、薛福成认为必须尽快制定商律，提供良好的筹资环境。张之洞也认识到商律的重要性，其在《劝学篇》中指出的“劝商之要，更有三端”，其中之一就是“译商律”。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会奏时就提出制定商律，规范公司企业制度，保护华商利益。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公司律》，随后又相继颁布《破产律》、《矿物章程》、《商标法规》、《银行法规》等法律，规范了公司参与者的权利基础和权益范围，使公司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体现了近代中国公司管理思想在法律层面的提升。 四、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农业生产受到对外贸易的重大影响，人们开始从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角度考虑发展农业。薛福成论述了“艺植之利”的重要性，指出发展商品性农业生产可以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郑观应从与西方进行商战的角度分析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项目，并认为要大力发展丝、茶、烟土、布匹、呢绒、卷烟、蔗糖、酿酒、棉纱等产业，在中外商战中赢取先机。陈炽强调要面向市场发展农业，“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他说的以农为本不再是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是强调农业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要顺应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张謇指出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农产品，也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业发展。
晚清思想家也认识到农产品商品化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薛福成、钟天纬认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助于抵御西方各国的商品倾销，有利于扩大出口，振兴中国实业。还认识到农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注重品质、成本和价格。因此，必须对传统农业实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
在改造传统农业方面，晚清人士也提出发展农业教育的办法。陈炽主张中国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要“兼收并采，择善而从”，劝导南北各省拥田千万亩的富户，“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只有数亩的农民，“因地制宜，令各种有利之树”。还要加强农学教育，将中国旧日农书，“删繁就简，则其精要适用者，都为一卷”，世界各国的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依汇为一编”，“转教农人之识字者”张之洞也注意到了农学教育落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提议设立农务学堂，向农民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晚清人士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正是因为他们的积极探求，在清末新政时期，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出现了向新式农牧垦殖公司转变的趋势，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引进西方先进农业机械从事生产，并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研究晚清人士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我们仍能体会到他们对于民族命运的关心和热忱，对于当时中国落后经济的痛心疾首，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站立在黑暗中的勇士，肩负着唤起中国振兴的任务，肩负着改变国人观念的使命。他们在黑暗中摇旗呐喊，希图从学习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汲取经验，抵御外辱，振兴实业。中国的经济，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和影响下，一步步艰难的开展，并在实践和摸索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上，伴随着早期现代化建设，他们的思想或参与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创新，或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进行试验和改造，因而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
以史为鉴，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也应该像前人一样勇于吸取国外经验，并慎重对待传统经济思想，超越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认识，汲取前人经济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在实践中学习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王韬.《代上广州冯太守书》.《韬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陈炽.《创立商部说》《讲求农学说》.《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3]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新政论议》.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容闳.《西学东渐记》.
[7]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8]魏源.《筹海篇四》.《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9]薛福成.《论公司不举之病》.《庸盦海外文编》.卷3.
作者简介
张景坤（1988—），女，汉族，河南焦作市人，历史学硕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指导老师：程隧营，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