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说弃穷求富，是人的原始本能，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争议。百姓发财，多多益善，这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官员就不然，因为他握有公权力，且有为民谋利的使命在身，决计不能光顾自己奢侈享福，恰恰相反，为官清廉只得守住清贫。拿宋代名臣范仲淹的话说，便是：“忍穷”。
　　范仲淹曾以自己一生为官做人的经验之谈谆谆告诫弟子：“老夫平生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那么，这位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的高官“忍穷”到何种程度？史载：平日里，只要没有宾客登门，饭桌上就不会有第二道荤菜；儿媳用罗绮做了一幅帐帘，竟遭怒斥；儿子准备为他“治第”（装修宅院），被他断然拒绝；朝廷为表彰其功德，替他在洛阳购置一座名叫“绿野堂”的园林，婉言谢绝；安贫乐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入殓时竟然连一件新衣也找寻不着。长期处于清贫生活环境之中的他，自然思想感情贴近百姓，深深感知其艰辛，体味其苦楚，进而殚精竭虑地为民排忧解难，造福一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千古传诵，而他的英名彪炳史册！
　　其实，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為官能像范仲淹那样“忍穷”者凤毛麟角。自古以来，如果做官过的是寒苦的日子，有几个人能甘之如饴？因此，官场上一旦真的出了个清官，同僚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第二个反应则是视其为“另类”群起而攻之，挤兑得他“清”不下去，“忍”不了“穷”。
　　这种封建社会官场生态的形成彰显着中国官场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即：做官与发财一体化。人们以做官为荣耀，以追求升官发财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无疑替贪官墨吏的滋生、蔓延、赓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当年陈独秀有个鞭辟入里的剖析：“中国人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危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一以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大大小小的“蔡京”“和珅”贪腐，实乃封建社会腐败官场文化罪恶之一端也。
　　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奋斗目标以及夺取政权后的施政纲领，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官场文化，无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还是勤勉工作在第一线的无数“焦裕禄”式的基层干部，都是一辈子清贫、“忍穷”。因为共产党人闹革命，图的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绝非为自己升官发财。
　　然而，一种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代表这种制度的思想毒素彻底廓清，如“做官发财一体化”的腐败官场文化依然像幽灵般徘徊在政界，包围、侵蚀着官员，福建省那个县委书记丁仰宁“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自白，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某些披着“共产党人”外衣、实为“社会蠹虫”的心声。
　　加之时下对公权力缺乏刚性约束监督，更加剧了某些官员滥用权力，肆意寻租，以致出现“日进万金”的巨贪。2013年12月底，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被查。仅受贿罪一项，共收受5900万元人民币、211万美元、5000欧元、5000英镑及6公斤黄金，合计人民币7500万元，其任职22个月，平均每月受贿近600万元，每天近20万元，每小时近万元。如此这般，套用当年李斯的话说，他早已不是“厕鼠”（厕所里偷吃粪便的老鼠），而是一只硕大的“仓鼠”！
　　范仲淹说自己“惟能忍穷，故得免祸”，换言之，祸患起于不能“忍穷”。太多的贪官悔过书似都提到自己贪腐是从守不住清贫起步的。官员一旦进入官场，便有两种选择：或守住清贫，当好公仆；或不能“忍穷”，弃官发财。切莫既想当官又要发财，——这是颇为危险的人生处境呵！
　　编辑：郑宾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