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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斯德哥尔摩旧书店
我爱旅行，也爱淘书，两者常常连为一体。这些年来，天南海北我到处旅行，每到一地，找到一两个旧书店或旧书摊，运气好，再偶有所获，旅行便顿时美妙无比。
在我来说，淘书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我不藏书，更不奢望成为一个藏书家，只是根据自己研究专题的需要，或者仅仅出于好奇、出于对史料的热衷而淘书。个人档案、历次政治运动的表格、不热门的人的不热门的书，等等，许多很难受藏书家青睐的东西，常常在我选择之列。好在多一件是好事，少一件也不要紧，这样也就少了一份急切，或者非找到不可的那种痴迷。
随意淘书是很好的状态。旅行时我喜欢随意地漫步，淘书也如此。目的性与功利性不那么明确，淘书也就和旅行一样变得轻松自由，一切均随意而行。即便空手而返，也无所谓。穿行大街小巷寻找的过程，本身不也值得回味吗？
郑州有一处类似北京潘家园的地方，星期六和星期天摆满旧书摊。前些年，每次到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之际，我都会去逛一逛。在郑州，最让我满足的则是淘到一本“文革”期间造反派印行的《送瘟神——全国一百一十一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这本书有一大特点，配有大量人物肖像漫画，虽以丑化为目的，但有些人物的漫画却画得颇为“传神”。我首先是冲着这些漫画才买下这本书的。 这本书后来可派了大用场，一些人物的漫画像，如巴金、周扬、夏衍、田汉、赵丹等，成了我所出版的一些书中的插图，以此来展示他们在“文革”中是如何被丑化的。历史也就这样以特殊方式留存。
瑞典是我多次旅行的国家，斯德哥尔摩的好几家旧书店，每次我都会在里面待上几个小时。虽不识瑞典文，但翻阅老照片也是开心的事。
在瑞典，我对“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欧洲的行程颇感兴趣。在友人引导下，我寻访当年康有为下榻过的饭店，浏览他买下来并在此旅居数年的小岛。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有交往，康同璧曾手书一份康有为的《瑞典纪行》送给马悦然。马悦然复印一份寄给我，希望我能就此写写一百年前康有为的瑞典之行。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按照康有为文中所写路线寻访，然后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写一本历史游记。遗憾的是忙于他事，此计划一直没有落实。或许退休后，可以予以完成。
计划虽未实现，但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旧书店，我淘到一本1975年出版的画册，收录1860至1909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老照片和老漫画，恰恰是在康有为流亡瑞典期间的历史陈迹，老建筑、街景、风俗等，买下来，与康有为的游记对照着阅读，别有一番情趣。
逛旧书店、旧书摊，缘分是很重要的。不像在久居的城市，可以有多次选择，旅行却只能是一晃而过，错过了时日，也就很难再次遇到了。1996年，《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由岩波书店出版日译本，坂井洋史兄邀请我们夫妇前去一桥大学访问一个月，这是我的第一次日本之行。未到日本，早已听朋友多次津津乐道福田书店街。的确，走在这样一条街上，才看到书店林立的大场面。走出一家，走进又一家，不同布局，不同专题。走在这样一条书店街上，即便不买书，也值得尽兴闲逛。
的确是为了满足一种逛书店的快乐。不过，尽管我去逛了两个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太重，太贵。想买的书，拿在手上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还是空手而归。结果只成了一个游客，不过乐在其中。
真正的意外所得，是在原宿的地摊上。
离开东京的前两天，我们住到原宿一家饭店。原宿被认为是青年人最爱光顾的地区，据说在服装、发式等流行时尚方面，一直引领着日本的潮流，甚至好莱坞也受其影响。不过，我生性不爱逛百货店服装店，住在繁华的大街附近，却只是在橱窗旁扫上几眼，独自一人更是没有走进去的兴致。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顺着原宿大街散步。大街在山坡上缓缓起伏，我从下面往上走去。我离开人群熙攘的大街，往右一拐，走到与原宿相邻的一条较为安静的大街上。这里叫青山。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在一幢大厦前汇集着一片地摊，便兴致勃勃地走去。大厦叫Renault。地摊旁边高耸着一块巨大的麦当劳广告。
旧地摊无所不有。卖旧家具的、旧百货的、工艺品的、旧书旧画报的，等等。
在淘到几本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京出版的有关上海战役的书之后，我被专卖老照片的一个摊位吸引了。摊主是位白人，问他，原来来自美国。他的摊位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根据不同主题放在一个个影集里面，供顾客挑选，选中哪张，便从影集里取出。我注意到，这些老照片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居多。有德国军队和纳粹的生活照，有苏联红军、盟军的战场留影。我饶有兴致地一本本慢慢翻阅，忽然，我发现了一本“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影集，便放下其他，仔细来看。我告诉摊主我来自中国，他似是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便马上又拿出好几本影集，告诉我这些可能都是我感兴趣的。
这些影集中的照片，大多是在太平洋战场拍摄的。但在一本影集中，我看到了应该是在中国拍摄的一组照片。照片的拍摄者可能是一位随军摄影师或者记者。与别的照片不同，这组照片是一个系列，一共四张，看得出来是在同一次战斗中先后拍摄的，颇能反映出战斗的过程。我判断这些照片是在中国北方战场拍摄的，是根据照片上的房子、丛林和一位被打死的农民。我还根据自己的分析，将这四张照片按事件发展的过程作了顺序排列。这几张老照片，永远留下了罪恶记录。这样的史料，应该收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买下它们。
归国途经香港，遇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作家小思。她看到我买来的老照片，听我讲原宿地摊的情形，颇为惊奇而羡慕。她专门研究香港文学史，对收集史料情有独钟。她早就听说过东京原宿有这样一个旧货市场，但只是每逢星期天才有。她到过东京多次，可是一直未能抽出时间前去。“你真是有缘！”她对我说。
我相信缘分。正是在这次香港之行时，我初次见到董桥先生。那天饭后，他带我和妻子走到位于中环一带的一家旧书店。书店不大，在斜坡之上，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但那天淘到的一本书，却成了我的第一次香港之行的最好纪念。
书不算珍贵，是1949年11月由司马文森主编、智源书局出版的“文艺生活选集”中的一本《作家印象记》。书不厚，只有九十八页。这是一本多人合集，分别是关于郁达夫、朱自清、田汉、夏衍等人的特写。我选中它，主要是在里面发现有画家黄永玉的《记杨逵》，这是他当时从台湾逃到香港后写的一篇特写。读过不少黄先生的散文，很欣赏他讲述故事的才能和勾画人物性格特点的奇妙处，但这些文章大都写于1980年代之后，他的早期文章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淘到这本《作家印象记》实在是一大收获。
后来将这本书拿去给黄先生看，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当年还写过这篇旧作，当即在书上写道：“永玉重读于1997年，距今四十九年矣！”文章他看得很认真，还不时写几句眉批和注释。文中当年不便公开的人名用×××代替，现在他补写出来；关于杨逵，他注明“写过《香蕉香》小说”。他在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写到一个在台湾某报编辑副刊的留有“普希金胡子”的人物，他这样说明：“司马文森后来告诉我，普希金胡子是个好人，这样写他，对他在台湾工作有好处，他名叫史习枚。”
淘书者自得其乐地在路上走着。地点与场景不断变换，主题也不断变化，永远不变的却是情趣，是缘分。
十几年前，因为研究外国记者与中国的关系，写作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四处旅行时，在旧书店里寻找相关图书成了新的爱好。2001年到美国，年近八旬的董鼎山先生带我去逛他家附近的一家纽约最大的旧书店，着实买到好几本重要的书。一年在法国尼斯，居然在一家旧书店，意外发现时代公司麾下的《生活》画刊，于1968年精选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摄影集，当即买下。
这几年，购买儿童绘本又成了我的另一个爱好。除了在旧书网上寻找相关图书之外，两次去伦敦，逛了一个又一个旧书店，发现心仪的书，虽然并不便宜，却按捺不下心动，毫不犹豫买下。
淘书，就是让自己高兴，快乐！
淘书之乐，君知否？
我爱旅行，也爱淘书，两者常常连为一体。这些年来，天南海北我到处旅行，每到一地，找到一两个旧书店或旧书摊，运气好，再偶有所获，旅行便顿时美妙无比。
在我来说，淘书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我不藏书，更不奢望成为一个藏书家，只是根据自己研究专题的需要，或者仅仅出于好奇、出于对史料的热衷而淘书。个人档案、历次政治运动的表格、不热门的人的不热门的书，等等，许多很难受藏书家青睐的东西，常常在我选择之列。好在多一件是好事，少一件也不要紧，这样也就少了一份急切，或者非找到不可的那种痴迷。
随意淘书是很好的状态。旅行时我喜欢随意地漫步，淘书也如此。目的性与功利性不那么明确，淘书也就和旅行一样变得轻松自由，一切均随意而行。即便空手而返，也无所谓。穿行大街小巷寻找的过程，本身不也值得回味吗？
郑州有一处类似北京潘家园的地方，星期六和星期天摆满旧书摊。前些年，每次到郑州主持越秀学术讲座之际，我都会去逛一逛。在郑州，最让我满足的则是淘到一本“文革”期间造反派印行的《送瘟神——全国一百一十一个文艺黑线人物示众》。这本书有一大特点，配有大量人物肖像漫画，虽以丑化为目的，但有些人物的漫画却画得颇为“传神”。我首先是冲着这些漫画才买下这本书的。 这本书后来可派了大用场，一些人物的漫画像，如巴金、周扬、夏衍、田汉、赵丹等，成了我所出版的一些书中的插图，以此来展示他们在“文革”中是如何被丑化的。历史也就这样以特殊方式留存。
瑞典是我多次旅行的国家，斯德哥尔摩的好几家旧书店，每次我都会在里面待上几个小时。虽不识瑞典文，但翻阅老照片也是开心的事。
在瑞典，我对“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欧洲的行程颇感兴趣。在友人引导下，我寻访当年康有为下榻过的饭店，浏览他买下来并在此旅居数年的小岛。汉学家马悦然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出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时，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有交往，康同璧曾手书一份康有为的《瑞典纪行》送给马悦然。马悦然复印一份寄给我，希望我能就此写写一百年前康有为的瑞典之行。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计划，按照康有为文中所写路线寻访，然后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写一本历史游记。遗憾的是忙于他事，此计划一直没有落实。或许退休后，可以予以完成。
计划虽未实现，但1992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旧书店，我淘到一本1975年出版的画册，收录1860至1909年之间斯德哥尔摩的老照片和老漫画，恰恰是在康有为流亡瑞典期间的历史陈迹，老建筑、街景、风俗等，买下来，与康有为的游记对照着阅读，别有一番情趣。
逛旧书店、旧书摊，缘分是很重要的。不像在久居的城市，可以有多次选择，旅行却只能是一晃而过，错过了时日，也就很难再次遇到了。1996年，《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由岩波书店出版日译本，坂井洋史兄邀请我们夫妇前去一桥大学访问一个月，这是我的第一次日本之行。未到日本，早已听朋友多次津津乐道福田书店街。的确，走在这样一条街上，才看到书店林立的大场面。走出一家，走进又一家，不同布局，不同专题。走在这样一条书店街上，即便不买书，也值得尽兴闲逛。
的确是为了满足一种逛书店的快乐。不过，尽管我去逛了两个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太重，太贵。想买的书，拿在手上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还是空手而归。结果只成了一个游客，不过乐在其中。
真正的意外所得，是在原宿的地摊上。
离开东京的前两天，我们住到原宿一家饭店。原宿被认为是青年人最爱光顾的地区，据说在服装、发式等流行时尚方面，一直引领着日本的潮流，甚至好莱坞也受其影响。不过，我生性不爱逛百货店服装店，住在繁华的大街附近，却只是在橱窗旁扫上几眼，独自一人更是没有走进去的兴致。
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顺着原宿大街散步。大街在山坡上缓缓起伏，我从下面往上走去。我离开人群熙攘的大街，往右一拐，走到与原宿相邻的一条较为安静的大街上。这里叫青山。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在一幢大厦前汇集着一片地摊，便兴致勃勃地走去。大厦叫Renault。地摊旁边高耸着一块巨大的麦当劳广告。
旧地摊无所不有。卖旧家具的、旧百货的、工艺品的、旧书旧画报的，等等。
在淘到几本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京出版的有关上海战役的书之后，我被专卖老照片的一个摊位吸引了。摊主是位白人，问他，原来来自美国。他的摊位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根据不同主题放在一个个影集里面，供顾客挑选，选中哪张，便从影集里取出。我注意到，这些老照片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居多。有德国军队和纳粹的生活照，有苏联红军、盟军的战场留影。我饶有兴致地一本本慢慢翻阅，忽然，我发现了一本“二战”中日本军队的影集，便放下其他，仔细来看。我告诉摊主我来自中国，他似是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便马上又拿出好几本影集，告诉我这些可能都是我感兴趣的。
这些影集中的照片，大多是在太平洋战场拍摄的。但在一本影集中，我看到了应该是在中国拍摄的一组照片。照片的拍摄者可能是一位随军摄影师或者记者。与别的照片不同，这组照片是一个系列，一共四张，看得出来是在同一次战斗中先后拍摄的，颇能反映出战斗的过程。我判断这些照片是在中国北方战场拍摄的，是根据照片上的房子、丛林和一位被打死的农民。我还根据自己的分析，将这四张照片按事件发展的过程作了顺序排列。这几张老照片，永远留下了罪恶记录。这样的史料，应该收集。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买下它们。
归国途经香港，遇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作家小思。她看到我买来的老照片，听我讲原宿地摊的情形，颇为惊奇而羡慕。她专门研究香港文学史，对收集史料情有独钟。她早就听说过东京原宿有这样一个旧货市场，但只是每逢星期天才有。她到过东京多次，可是一直未能抽出时间前去。“你真是有缘！”她对我说。
我相信缘分。正是在这次香港之行时，我初次见到董桥先生。那天饭后，他带我和妻子走到位于中环一带的一家旧书店。书店不大，在斜坡之上，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但那天淘到的一本书，却成了我的第一次香港之行的最好纪念。
书不算珍贵，是1949年11月由司马文森主编、智源书局出版的“文艺生活选集”中的一本《作家印象记》。书不厚，只有九十八页。这是一本多人合集，分别是关于郁达夫、朱自清、田汉、夏衍等人的特写。我选中它，主要是在里面发现有画家黄永玉的《记杨逵》，这是他当时从台湾逃到香港后写的一篇特写。读过不少黄先生的散文，很欣赏他讲述故事的才能和勾画人物性格特点的奇妙处，但这些文章大都写于1980年代之后，他的早期文章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淘到这本《作家印象记》实在是一大收获。
后来将这本书拿去给黄先生看，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当年还写过这篇旧作，当即在书上写道：“永玉重读于1997年，距今四十九年矣！”文章他看得很认真，还不时写几句眉批和注释。文中当年不便公开的人名用×××代替，现在他补写出来；关于杨逵，他注明“写过《香蕉香》小说”。他在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写到一个在台湾某报编辑副刊的留有“普希金胡子”的人物，他这样说明：“司马文森后来告诉我，普希金胡子是个好人，这样写他，对他在台湾工作有好处，他名叫史习枚。”
淘书者自得其乐地在路上走着。地点与场景不断变换，主题也不断变化，永远不变的却是情趣，是缘分。
十几年前，因为研究外国记者与中国的关系，写作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四处旅行时，在旧书店里寻找相关图书成了新的爱好。2001年到美国，年近八旬的董鼎山先生带我去逛他家附近的一家纽约最大的旧书店，着实买到好几本重要的书。一年在法国尼斯，居然在一家旧书店，意外发现时代公司麾下的《生活》画刊，于1968年精选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摄影集，当即买下。
这几年，购买儿童绘本又成了我的另一个爱好。除了在旧书网上寻找相关图书之外，两次去伦敦，逛了一个又一个旧书店，发现心仪的书，虽然并不便宜，却按捺不下心动，毫不犹豫买下。
淘书，就是让自己高兴，快乐！
淘书之乐，君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