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朋友邀请我参加了一个小型聚会。饭局开始时，大家略显拘谨，特别是几位女士面对满桌菜肴更不知何从下手，生怕有辱斯文。东道主为活跃气氛，大声地说：“诸位别客气，随便吃，像吃公家一样的吃。”话音刚落，举座为之腾笑，饭局也渐入佳境。
　　席终人散，朋友说的那句话总在脑际盘旋，久久挥之不去。许多年下来，老百姓对公款吃喝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于是各种各样讽刺公款吃喝的谣谚便传开了，如“一包烟一月粮，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等等，无不体现出民间的智慧和苦涩。
　　“像吃公家一样的吃”，如果把这句话说给印度人听，人家一定会莫名其妙，因为在印度根本就没有“公款吃喝”的概念。对于普通的政府部门，所有的工作往来都是“有事说事”，办完后各忙各的。况且印度人把超度灵魂视为人生的首要目标，而口腹之欲正是妨碍灵魂超度的最大障碍。其实，何止印度，在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洲，公务员的开支都有非常严格的预算，小到一年需要多少纸张、多少墨盒都有详细数目。除了必不可少的接待活动，绝对禁止用公款吃喝，即便是必要的接待也力求简单。据北京律师韩传华说，荷兰的一位政府官员请客吃饭，公布菜单时发现有一盘鹅肝，因为鹅肝较贵，这位政府官员便被辞退。在俄罗斯，公务员更将请客吃饭视为畏途，因为申请和报账的手续极为繁琐。比如报账，至少需要三位领导签字才能实行。所以有的公务员请客后，眼看几个月报不了账，就干脆自己埋单了事。
　　从世界反观中国，有一种观念比较流行，即只要不贪污、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于是久而久之，公款吃喝便大行其道。许多餐馆酒楼人声鼎沸、推杯换盏的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公款支撑起来的。在一些公务员的心目中，公款吃喝具有买醉、施恩、市惠、邀宠、固宠等多种功能，何乐而不为呢？有些贫困县和贫困乡镇，经费本来极为短缺，但公务员照样大吃大喝，以致欠下巨额债务后屡屡被人告上法庭，有的甚至要变卖办公楼才能还债。如此荒唐的事情，怎不叫人大跌眼镜！
　　这些年来，公款吃喝现象备受国人关注。据《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高达两千亿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公车消费和公款旅游，其数量更为庞大和惊人。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认为三项累计为九千亿元；另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先生介绍，从1978年到2003年的二十五年间，中国的行政成本增加八十七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三。当然也有另外的说法，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认为，根据各项统计，中国2004年的公款消费合计为一千二百多亿元。尽管各方对公款消费的统计差别颇大，成了一笔糊涂账，但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公款消费必存在很大的节省空间，则是毫无疑问的。
　　公款吃喝不仅浪费大量钱财，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权力拜物教。试想，一些公务员酒足饭饱之余，大笔一挥即可潇洒走人，那份面子，那种气派，如何叫人不动心呢？怪不得时下许多人把签单当成了快意人生的重要标志，没有的梦寐以求，得手的深恐或失。
　　公款吃喝盛行，是否说明中国人特别嘴馋，特别能吃呢？我看并非如此。中国的饮食文化固然有不少陋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在于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也正是各级政府虽然颁布了许多限制公款吃喝的规章制度，而实际上收效甚微的症结所在。应当说，中国广大纳税人对税款的流向、用途是很关心的，但他们在履行义务之后如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又切实缺乏有效的途径和渠道。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必然导致政府行政费用的透明度不高，从而给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开了方便之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要看到，读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三大难题依然困扰着无数家庭。就拿读书来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要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就很不容易，更别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家庭了。据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国人强烈要求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投入，缓解教育产业化的不良倾向。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投入还不到GDP的百分之四，尚赶不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中国能堵住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将节省下来的钱用在刀刃上，完全可以有效地缓解上述三大难题。
　　建设节约型政府，在人口庞大的中国特别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千万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