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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互联网为平台，中国文学进入了新一波的大跃进时代，只是这一次的主导者不再是政治，而是资本。我们告别了此前一年的文学荒年，但只是看到了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不见质量的进步。
2009年，以互联网为平台，中国文学进入了新一波的大跃进时代，只是这一次的主导者不再是政治，而是资本。被资本控制的新市场不仅毫无文学革命的欲望，甚至连革命的姿态也统统放弃，网络文学正在与旧营垒迅速合流。
放眼世界，中国作家群体在法兰克福所受的冷遇也许令人失望，但仍有一些好作家、好诗人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在国内，我们告别了此前一年的文学荒年，但只是看到了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不见质量的进步。相反，两本本来已被宣布死亡的小说，在喧嚣的重生中轻易博取了上位。
重演文学大跃进
根据国内某知名网站公布的2009年第2季度数据，该公司下属三家文学网站已有近80万作者，每日更新字数超过5000万字，累计发布字数超过400亿字。看一看全世界，如此文学盛世，仅中国独有。回顾历史，却是春光再现。
1958年春，为紧跟形势，中国作家协会匆忙提出了《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组织作家“扬帆鼓浪”，制定“高指标”的创作计划。《人民日报》則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进入初夏，《作家通讯》刊登了303位作家的“跃进规划”，其中老舍宣布，要在当年创作“大型歌剧一本、大型京剧一本、多幕话剧一本、相声一或二段、鼓词一首、短文二十篇”。
此时，群众性的文学大跃进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根据毛泽东同年3月22日关于新诗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上下大规模收集民歌，随后迅速演变成群众诗歌运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诗歌竞赛，要求“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人人写诗”“每县出一个郭沫若”“村村要有李白、鲁迅、聂耳”。数字离奇的各种诗歌卫星和文艺卫星竞相上天。张家口有人制订计划，要一周写诗一万首，中途累倒，幸得其他新“郭沫若们”帮助，方大功告成。
半个世纪后，奇观重现。仅以上述公司的80万作者，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那么中国已经真正做到了村村出作家。5000万字的日出产和400亿字的累计产量，若以20万一本印装成书，则意味着该公司可每天出书250种，累计出书20万种；再计以每种印数3000册，累计印数将达600万册之巨。幸亏这些文字仅存于虚拟空间，如果真的印到纸上，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环保灾难。
两次文学大跃进，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首先是粗制滥造，产量高得惊人，质量也低得吓人，绝大部分都是文学垃圾——这样说过分吗?一点也不。前者是不是垃圾，文学史基本已有定论。至于对后者的认定，笔者在读书类媒体十年，所主持的版面之一始终不间断地关注着中国网络文学，几乎伴随其发展全程，当有这个判断。
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高度贴近。五十年前的大跃进诗歌和五十年后的网络文学共有的一大特征，即意淫。前者意淫乌托邦，后者意淫桃花乡，大量韦小宝式的、一王多后的艳遇故事充斥其间。另一种高度相仿之处是意识形态化，大跃进诗歌勿须多言，今日的网络文学，也往往令人惊奇地无视历史，枉顾现实，随处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思想，而这些可怕的东西，常常披着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亮丽外衣。
时至今日，中国的网络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宣泄性写作加快感化阅读的模式，产业化运营使80万写手成为文学血汗工厂和文字流水线上的雇工，以产量(字数)和销量(点击率)计件，所获极其贫薄，仅有极少量写手得到包装，被推到前台，以年薪逾百万的奇迹招徕新丁。
表面上写手有创作自由，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唯点击率的定价机制。类型化、同质化写作的现象极为严重，数百万字、上千万字的超级长篇层出不穷。如果这还能被称为文学的话，也只是毫无严肃性可言的低劣文学，倘若真有隐藏的天才，甘愿自投罗网，恐怕也将成为文字生产线上可悲的庸人雇工。现有的此种模式将以无尽的垃圾文字，淹没甚至毁灭它着力标榜的“文学”。
新市场与旧营垒迅速合流
2009年中国文坛的另一大怪象，是网络文学与所谓主流文坛的合流。
我们看到，新市场与旧营垒迅速接近，互相示好，各有迎合。市场动之以利，营垒诱之以名。去年下半年发起的“30省作协主席竞赛”持续到今年，变身为“巡展”，仍旧广受质疑。价值10万元的一等奖为参赛者中唯一的作协正主席、来自吉林的张笑天获得，余者皆为各地作协副职，除去先前每人各得1万元稿酬外，最后也人人有奖。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多家作协开门纳客，纷纷招募网络作家，不仅纳其人会，还把网络写手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参赛者(或日“巡展者”)全为准行政官员的文学竞赛，古今中外，似乎只此一家，再无样板。新旧互动，名利互补，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唯独看不到文学如何借此得以发展。其背后，说好听的是市场公关，不好听，则有变相行贿与权钱交易之嫌。
仿佛与之相呼应，著名作家王蒙也在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高论，宣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此前，文学理论界总结60年成就时，正为文学盛世和文学衰败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王蒙结论式的判断无异于火上浇油。一边有各省的作协主席在为奖金总额60万元人民币的“巡展”竞赛，有80万机器蚂蚁般的写手在为了点击率，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超长篇文学创作，另一边还有数以亿计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网游间隙，一目百行地在屏幕上读着千篇一律遗情穿越盗墓吹灯职场官场的小说。“中国网络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仿佛是的。
然而，在10月份的同一个场地，前往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作家“百人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慢待与忽视。而我们的作家们出国归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
也有好作家得到世界的承认
令人安慰的是，至少有三位中国作家获得了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承认。2009年3月，莫言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接受了该校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的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及1万美元奖金；10月，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当代世界文学》杂志将更重要的、奖金5万美元的2010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一个月后，苏童在香港以《河岸》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并获奖金1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纽斯塔特奖的往届得主包括朱塞佩·翁加雷蒂(1970)、加西亚·马尔克斯(1972)、伊丽莎白·毕晓普(1976)、切斯瓦夫-米洛什(1978)、奥克塔维奥·帕斯(1982)、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1990)和阿西娅·杰巴尔(1996)等。在该奖39年的历史上，已有27位得主、候选人和评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因此，无论对多多个人，还是对那些 始终坚持，不放弃诗歌写作的中国诗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货真价实的荣誉。
多多1951年生于北京，有白洋淀插队经历，7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后被归入“朦胧诗”阵营，1989年旅居荷兰，2004年回国，现任教于海南大学。他将于2010年秋访问俄大，并接受纽斯塔特奖。
2009年还有两本回忆50年前苦难经历的纪实作品得以外译出版。杨显惠当年托名“小说”在国内问世的报告文学集《夹边沟记事》，8月份由兰登书屋在美国推出，美国译著取原书首篇篇名，改书名为《上海女人》，10月，高尔泰的随笔集《寻找家园》由另一大跨国出版巨头哈泼柯林斯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多予以关注，并刊发书评。
去年5月，曹乃谦的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美国出版，今年1月还入围了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主办的全美唯一一个外国图书奖——2010年度最佳英译小说奖的复评。
中国作家并没有被世界完全遗忘，只要他们的作品有足够的文学质量和思考的深度，并且离道德近一些，离权力远一些，终究会走向世界，而不至于被忽视和被厌恶。
两本死书的重生
相较2008年的“文学荒年”，刚刚过去的一年应该说收成不错。莫言《蛙》、苏童《河岸》和阿来《格萨尔王》都有长篇新作出版。
受到较多关注的还有周大新的《预警》、刘醒龙的《天行者》、高建群的《大平原》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对上述作品，评论界多以为水平仍在，却少有突破，值得恭喜，却难以为之欢呼。反倒是两位海外华人女作家——旅英的虹影和加拿大的张翎令人耳目一新。虹影是由于所著《好玩女花》的自伤力度，张翎则胜在题材，其小说《金山》再现了150年前的北美华工血泪史。
这一年最耸动视听的是两部本来不该出版的小说。一是张爱玲生前有意销毁、却终由后人执意付梓的《小团圆》，另一本是贾平凹已被宣布死亡的《废都》。
《小团圆》写22岁的盛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坠入爱河，将一切置诸脑后，即便之雍成为万夫所指的汉奸，她也依旧不管不顾，但皆大欢喜终不可得。围绕着這本封存多年的遗作，出现了太多的是非与猜测，将九莉与张爱玲本人、邵之雍与胡兰成，加上张的家人、友人，莫不一一对号入座。虽然我们难以避免带着这种预断去读书，但它毕竟是小说，与自传划不得等号。倒是书中的情事描写，远没有八卦新闻里那么不堪入目。
再版的《废都》则明显在性描写上辜负了万众的期望。贾先生不仅未能顺应民意，将遭禁的1993初版中的“□□□□□□”补足，反任由出版商以不具中国洁本小说传统美感的“……”入替，大大激怒了苦候16年的中老年看客。网络色情之浸淫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则明显对贾爷爷的“……”不感兴趣。遗憾的是，在一片喧哗声中，很少有人去关注《废都》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挖掘。那是剧变之后，文人之精神受到重创，心理阳萎20年，至今不愈。贾先生不能说，出版商不想说。
翻译小说中，匈牙利逃法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恶童日记》《二人证据》和《第三谎言》)、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和智利早天天才罗伯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皆值得一读。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塔·米塔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界仍然是个空白。她本人一直拒绝接受中国内地媒体的采访，但并未向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不允许任何中国出版社碰自己的书。所以中国读者有希望在今年读到米勒女士作品的中译本，或许是完整的中译本，或许还可以公开地谈论和深入探讨。
2009年非小说类的重点图书如下：《海子诗全集》(西川编)、《民主的细节》(刘瑜)、《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主编)、《No Logo》(娜奥米·克莱恩)、《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阿马蒂亚·森)和《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笔者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本。
2009年，以互联网为平台，中国文学进入了新一波的大跃进时代，只是这一次的主导者不再是政治，而是资本。被资本控制的新市场不仅毫无文学革命的欲望，甚至连革命的姿态也统统放弃，网络文学正在与旧营垒迅速合流。
放眼世界，中国作家群体在法兰克福所受的冷遇也许令人失望，但仍有一些好作家、好诗人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在国内，我们告别了此前一年的文学荒年，但只是看到了数量的大幅增长，而不见质量的进步。相反，两本本来已被宣布死亡的小说，在喧嚣的重生中轻易博取了上位。
重演文学大跃进
根据国内某知名网站公布的2009年第2季度数据，该公司下属三家文学网站已有近80万作者，每日更新字数超过5000万字，累计发布字数超过400亿字。看一看全世界，如此文学盛世，仅中国独有。回顾历史，却是春光再现。
1958年春，为紧跟形势，中国作家协会匆忙提出了《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组织作家“扬帆鼓浪”，制定“高指标”的创作计划。《人民日报》則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进入初夏，《作家通讯》刊登了303位作家的“跃进规划”，其中老舍宣布，要在当年创作“大型歌剧一本、大型京剧一本、多幕话剧一本、相声一或二段、鼓词一首、短文二十篇”。
此时，群众性的文学大跃进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根据毛泽东同年3月22日关于新诗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上下大规模收集民歌，随后迅速演变成群众诗歌运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诗歌竞赛，要求“全党动手，全民动手”“人人写诗”“每县出一个郭沫若”“村村要有李白、鲁迅、聂耳”。数字离奇的各种诗歌卫星和文艺卫星竞相上天。张家口有人制订计划，要一周写诗一万首，中途累倒，幸得其他新“郭沫若们”帮助，方大功告成。
半个世纪后，奇观重现。仅以上述公司的80万作者，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那么中国已经真正做到了村村出作家。5000万字的日出产和400亿字的累计产量，若以20万一本印装成书，则意味着该公司可每天出书250种，累计出书20万种；再计以每种印数3000册，累计印数将达600万册之巨。幸亏这些文字仅存于虚拟空间，如果真的印到纸上，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环保灾难。
两次文学大跃进，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首先是粗制滥造，产量高得惊人，质量也低得吓人，绝大部分都是文学垃圾——这样说过分吗?一点也不。前者是不是垃圾，文学史基本已有定论。至于对后者的认定，笔者在读书类媒体十年，所主持的版面之一始终不间断地关注着中国网络文学，几乎伴随其发展全程，当有这个判断。
其次是精神状态上的高度贴近。五十年前的大跃进诗歌和五十年后的网络文学共有的一大特征，即意淫。前者意淫乌托邦，后者意淫桃花乡，大量韦小宝式的、一王多后的艳遇故事充斥其间。另一种高度相仿之处是意识形态化，大跃进诗歌勿须多言，今日的网络文学，也往往令人惊奇地无视历史，枉顾现实，随处可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思想，而这些可怕的东西，常常披着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亮丽外衣。
时至今日，中国的网络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宣泄性写作加快感化阅读的模式，产业化运营使80万写手成为文学血汗工厂和文字流水线上的雇工，以产量(字数)和销量(点击率)计件，所获极其贫薄，仅有极少量写手得到包装，被推到前台，以年薪逾百万的奇迹招徕新丁。
表面上写手有创作自由，实际上严重受限于唯点击率的定价机制。类型化、同质化写作的现象极为严重，数百万字、上千万字的超级长篇层出不穷。如果这还能被称为文学的话，也只是毫无严肃性可言的低劣文学，倘若真有隐藏的天才，甘愿自投罗网，恐怕也将成为文字生产线上可悲的庸人雇工。现有的此种模式将以无尽的垃圾文字，淹没甚至毁灭它着力标榜的“文学”。
新市场与旧营垒迅速合流
2009年中国文坛的另一大怪象，是网络文学与所谓主流文坛的合流。
我们看到，新市场与旧营垒迅速接近，互相示好，各有迎合。市场动之以利，营垒诱之以名。去年下半年发起的“30省作协主席竞赛”持续到今年，变身为“巡展”，仍旧广受质疑。价值10万元的一等奖为参赛者中唯一的作协正主席、来自吉林的张笑天获得，余者皆为各地作协副职，除去先前每人各得1万元稿酬外，最后也人人有奖。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多家作协开门纳客，纷纷招募网络作家，不仅纳其人会，还把网络写手集中起来办学习班。
参赛者(或日“巡展者”)全为准行政官员的文学竞赛，古今中外，似乎只此一家，再无样板。新旧互动，名利互补，各取所需，各得其乐，唯独看不到文学如何借此得以发展。其背后，说好听的是市场公关，不好听，则有变相行贿与权钱交易之嫌。
仿佛与之相呼应，著名作家王蒙也在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高论，宣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此前，文学理论界总结60年成就时，正为文学盛世和文学衰败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王蒙结论式的判断无异于火上浇油。一边有各省的作协主席在为奖金总额60万元人民币的“巡展”竞赛，有80万机器蚂蚁般的写手在为了点击率，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超长篇文学创作，另一边还有数以亿计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于网游间隙，一目百行地在屏幕上读着千篇一律遗情穿越盗墓吹灯职场官场的小说。“中国网络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仿佛是的。
然而，在10月份的同一个场地，前往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作家“百人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慢待与忽视。而我们的作家们出国归来，他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
也有好作家得到世界的承认
令人安慰的是，至少有三位中国作家获得了世界或地区范围内的承认。2009年3月，莫言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接受了该校美中关系研究所设立的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及1万美元奖金；10月，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当代世界文学》杂志将更重要的、奖金5万美元的2010年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多多，一个月后，苏童在香港以《河岸》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并获奖金1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纽斯塔特奖的往届得主包括朱塞佩·翁加雷蒂(1970)、加西亚·马尔克斯(1972)、伊丽莎白·毕晓普(1976)、切斯瓦夫-米洛什(1978)、奥克塔维奥·帕斯(1982)、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1990)和阿西娅·杰巴尔(1996)等。在该奖39年的历史上，已有27位得主、候选人和评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因此，无论对多多个人，还是对那些 始终坚持，不放弃诗歌写作的中国诗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货真价实的荣誉。
多多1951年生于北京，有白洋淀插队经历，7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后被归入“朦胧诗”阵营，1989年旅居荷兰，2004年回国，现任教于海南大学。他将于2010年秋访问俄大，并接受纽斯塔特奖。
2009年还有两本回忆50年前苦难经历的纪实作品得以外译出版。杨显惠当年托名“小说”在国内问世的报告文学集《夹边沟记事》，8月份由兰登书屋在美国推出，美国译著取原书首篇篇名，改书名为《上海女人》，10月，高尔泰的随笔集《寻找家园》由另一大跨国出版巨头哈泼柯林斯在美国出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多予以关注，并刊发书评。
去年5月，曹乃谦的小说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美国出版，今年1月还入围了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主办的全美唯一一个外国图书奖——2010年度最佳英译小说奖的复评。
中国作家并没有被世界完全遗忘，只要他们的作品有足够的文学质量和思考的深度，并且离道德近一些，离权力远一些，终究会走向世界，而不至于被忽视和被厌恶。
两本死书的重生
相较2008年的“文学荒年”，刚刚过去的一年应该说收成不错。莫言《蛙》、苏童《河岸》和阿来《格萨尔王》都有长篇新作出版。
受到较多关注的还有周大新的《预警》、刘醒龙的《天行者》、高建群的《大平原》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对上述作品，评论界多以为水平仍在，却少有突破，值得恭喜，却难以为之欢呼。反倒是两位海外华人女作家——旅英的虹影和加拿大的张翎令人耳目一新。虹影是由于所著《好玩女花》的自伤力度，张翎则胜在题材，其小说《金山》再现了150年前的北美华工血泪史。
这一年最耸动视听的是两部本来不该出版的小说。一是张爱玲生前有意销毁、却终由后人执意付梓的《小团圆》，另一本是贾平凹已被宣布死亡的《废都》。
《小团圆》写22岁的盛九莉与有妇之夫邵之雍坠入爱河，将一切置诸脑后，即便之雍成为万夫所指的汉奸，她也依旧不管不顾，但皆大欢喜终不可得。围绕着這本封存多年的遗作，出现了太多的是非与猜测，将九莉与张爱玲本人、邵之雍与胡兰成，加上张的家人、友人，莫不一一对号入座。虽然我们难以避免带着这种预断去读书，但它毕竟是小说，与自传划不得等号。倒是书中的情事描写，远没有八卦新闻里那么不堪入目。
再版的《废都》则明显在性描写上辜负了万众的期望。贾先生不仅未能顺应民意，将遭禁的1993初版中的“□□□□□□”补足，反任由出版商以不具中国洁本小说传统美感的“……”入替，大大激怒了苦候16年的中老年看客。网络色情之浸淫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则明显对贾爷爷的“……”不感兴趣。遗憾的是，在一片喧哗声中，很少有人去关注《废都》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挖掘。那是剧变之后，文人之精神受到重创，心理阳萎20年，至今不愈。贾先生不能说，出版商不想说。
翻译小说中，匈牙利逃法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恶童三部曲”(《恶童日记》《二人证据》和《第三谎言》)、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和智利早天天才罗伯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皆值得一读。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塔·米塔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界仍然是个空白。她本人一直拒绝接受中国内地媒体的采访，但并未向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不允许任何中国出版社碰自己的书。所以中国读者有希望在今年读到米勒女士作品的中译本，或许是完整的中译本，或许还可以公开地谈论和深入探讨。
2009年非小说类的重点图书如下：《海子诗全集》(西川编)、《民主的细节》(刘瑜)、《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沈志华主编)、《No Logo》(娜奥米·克莱恩)、《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阿马蒂亚·森)和《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笔者最喜欢的是最后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