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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迫于高成本、高节奏的压力，还是对职业、人生的重新规划?
这是一种悲情逃离，还是一种理性回归?
哪块硬伤让我们逃离?
同学余娜去年底就嚷着说要回武汉去，2010年4月份他们一家三口将举家回武汉老家。
余娜是我的同学，学习成绩优异，一路保送上完研究生。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在她们公司中层中算是顶年轻的一个了。父母也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按说，这已经相当美满了。可是她还是决定做完手头的项目，把工作顺利交接给下任后举家回武汉去。
余娜和她先生都是武汉人。余娜的老公鲁先生比他早一年来北京，在一家著名的传媒公司上班，工资待遇不错，但是劳动强度也大得可怕，晚上两三点钟被叫去拍片子也是常有的事。因为鲁先生的工作经常要突然加班，因而房子选择离鲁先生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房子买得早，房贷压力还能应付，但随着孩子的出生，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
年前婆婆生了一次大病，北京武汉的两头跑着让他们心力交瘁。接公婆在北京住了一阵子，公婆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死活住不惯。不过就是住得惯也很麻烦，因为公婆身体不好，帮忙照顾不了孩子，而自己的父母过来或者请个保姆这两室的屋子就住不下。公婆走了，自己父母来照看外孙女，他们的日子轻松很多，但是那边两个老人还是很让人牵肠挂肚的放心不下。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替他们分担照顾双方父母的责任。她开玩笑地说，每年为电信和铁路以及航空事业贡献良多。
其实上述困难和压力并不是他们迫切回老家的原因，逼迫他们做出回老家决定这一重大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转眼到了她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了，她们夫妇虽然有房有车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有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北京户口问题。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孩子可以在北京读书哪怕读到高中，但是高考还得回老家考。这几乎宣告着孩子和优秀的大学无缘。北京这边因为升学压力远没有湖北大，宽松的教育环境让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湖北激烈的高考竞争。还有一条道就是把孩子放在老家武汉，让自己的父母照顾孩子读书生活。但是这条路似乎也不能走太远。父母年事已高，且不说能不能一直照顾好孩子，就是管得好生活，也难管得好学习啊。而孩子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上幼儿园给余娜的刺激很大。很多幼儿园都进不去，其实就算是北京户籍的孩子上幼儿园也很困难。这点倒没什么，但是他们就近上的一个特别一般的公立幼儿园也要求他们赞助赞助，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如果不赞助可以，孩子去别的地方读去。余娜说，这种情况你怎么选择都很闹心，让你在自己的祖国有了二等公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势必会逐渐被孩子感知到，不知道到时孩子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思来想去，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们终于选择回到武汉去，一方面是方便以后照顾双方父母，更重要的是能一直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帮助她成长。
和余娜一样做出回家选择的，还有笔者的一位朋友娟娟，不久前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合肥有一份教师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买房置业以及穿着时髦的时尚小资生活离她很远。
娟娟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很多同学都是房车皆备。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其实像余娜和娟娟这样的“逃离者”并不是个案。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作为“外地人”，天生比当地人具备更大的压力。户籍当然是最明显的区分。
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而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外地人”都无法获得这一十分紧俏的资源——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外地人的叩门。
经济适用房、保障房都是为有户口的人准备的。外地来京小白领除了买商品房外，再无途径。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结结实实地绑架了外地白领的“小资”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除了高房价、户籍歧视这两大关键因素外，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激烈的职场竞争也让白领们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英国《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很多年轻人的房子只能买在郊区，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被贴上城市标签的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
而在二三线城市，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晚餐时间也更为健康，《广告大观》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线城市，75％的人下午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晚餐
更有调查称，深圳大约80％—90％的白领阶层都处于“亚健康状况”，且以30岁—40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
“并不全然是为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上海、广州的职场竞争太激烈。”有专家认为职业天花板是人才外流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线城市同类型的人才太多，很多白领的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现再向上走非常困难，可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俗说的天花板效应非常明显。对很多中高级人才来讲，要寻找事业的第二春就必须离开已经是红海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到他领域熟悉发展更快的地方去。
悲情逃离 VS 理性回归
“逃离北上广”似乎渐成风气，搜狐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近六万名网友中，有82％的人支持“逃离”。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让其吸引力也在不断攀升。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于余娜们来说，离开一线城市不但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但调查也同时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愿意将“逃离”的念头付之行动，其他人则都表示，尽管“北上广”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选择依然是“坚守”。
问及坚守的原因，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大城市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存在着种种尴尬和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他们而言，比起家乡的信息闭塞、机会不均，如果想有所作为和发展，坚守北上广已经是最后的选择，身后再无退路。而也有网友表示，目前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日渐走高，生活成本也在逐步加大，但环境问题、城市的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起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物价低、环境好等优势显得越来越弱。
确实，正如杨澜所说，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越来越向二三线城市扩展，二三线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会有很多，一些发展得好的二三线城市对一线城市的白领越来越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毕竟还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发展不尽如人意。正如潘石屹所说的那样：“我个人的经验：乡里比村里机会多，县里比乡里机会多，省城比县城机会多，首都比省城机会多。”
更有网友的回答得到大家一致的共鸣：“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相对还公平一点，你到二、三线城市看看，想找个好工作没有个好爹是不行的。”
所以，是逃离还是坚守，不但看个人的选择，还得看社会的实际发展。
“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外地人的叩门，让外地白领在自己的祖国有二等公民的感觉。
这是一种悲情逃离，还是一种理性回归?
哪块硬伤让我们逃离?
同学余娜去年底就嚷着说要回武汉去，2010年4月份他们一家三口将举家回武汉老家。
余娜是我的同学，学习成绩优异，一路保送上完研究生。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在她们公司中层中算是顶年轻的一个了。父母也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按说，这已经相当美满了。可是她还是决定做完手头的项目，把工作顺利交接给下任后举家回武汉去。
余娜和她先生都是武汉人。余娜的老公鲁先生比他早一年来北京，在一家著名的传媒公司上班，工资待遇不错，但是劳动强度也大得可怕，晚上两三点钟被叫去拍片子也是常有的事。因为鲁先生的工作经常要突然加班，因而房子选择离鲁先生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房子买得早，房贷压力还能应付，但随着孩子的出生，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
年前婆婆生了一次大病，北京武汉的两头跑着让他们心力交瘁。接公婆在北京住了一阵子，公婆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死活住不惯。不过就是住得惯也很麻烦，因为公婆身体不好，帮忙照顾不了孩子，而自己的父母过来或者请个保姆这两室的屋子就住不下。公婆走了，自己父母来照看外孙女，他们的日子轻松很多，但是那边两个老人还是很让人牵肠挂肚的放心不下。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替他们分担照顾双方父母的责任。她开玩笑地说，每年为电信和铁路以及航空事业贡献良多。
其实上述困难和压力并不是他们迫切回老家的原因，逼迫他们做出回老家决定这一重大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转眼到了她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了，她们夫妇虽然有房有车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会有什么途径可以解决北京户口问题。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孩子可以在北京读书哪怕读到高中，但是高考还得回老家考。这几乎宣告着孩子和优秀的大学无缘。北京这边因为升学压力远没有湖北大，宽松的教育环境让孩子根本无法适应湖北激烈的高考竞争。还有一条道就是把孩子放在老家武汉，让自己的父母照顾孩子读书生活。但是这条路似乎也不能走太远。父母年事已高，且不说能不能一直照顾好孩子，就是管得好生活，也难管得好学习啊。而孩子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孩子上幼儿园给余娜的刺激很大。很多幼儿园都进不去，其实就算是北京户籍的孩子上幼儿园也很困难。这点倒没什么，但是他们就近上的一个特别一般的公立幼儿园也要求他们赞助赞助，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如果不赞助可以，孩子去别的地方读去。余娜说，这种情况你怎么选择都很闹心，让你在自己的祖国有了二等公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势必会逐渐被孩子感知到，不知道到时孩子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思来想去，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们终于选择回到武汉去，一方面是方便以后照顾双方父母，更重要的是能一直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帮助她成长。
和余娜一样做出回家选择的，还有笔者的一位朋友娟娟，不久前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合肥有一份教师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买房置业以及穿着时髦的时尚小资生活离她很远。
娟娟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很多同学都是房车皆备。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其实像余娜和娟娟这样的“逃离者”并不是个案。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作为“外地人”，天生比当地人具备更大的压力。户籍当然是最明显的区分。
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而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大部分“外地人”都无法获得这一十分紧俏的资源——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外地人的叩门。
经济适用房、保障房都是为有户口的人准备的。外地来京小白领除了买商品房外，再无途径。而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结结实实地绑架了外地白领的“小资”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除了高房价、户籍歧视这两大关键因素外，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激烈的职场竞争也让白领们的幸福感大大降低。
英国《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很多年轻人的房子只能买在郊区，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被贴上城市标签的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
而在二三线城市，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晚餐时间也更为健康，《广告大观》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线城市，75％的人下午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晚餐
更有调查称，深圳大约80％—90％的白领阶层都处于“亚健康状况”，且以30岁—40岁左右的中年人居多。
“并不全然是为工作压力和生活成本所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上海、广州的职场竞争太激烈。”有专家认为职业天花板是人才外流的重要因素之一。一线城市同类型的人才太多，很多白领的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现再向上走非常困难，可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俗说的天花板效应非常明显。对很多中高级人才来讲，要寻找事业的第二春就必须离开已经是红海的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到他领域熟悉发展更快的地方去。
悲情逃离 VS 理性回归
“逃离北上广”似乎渐成风气，搜狐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近六万名网友中，有82％的人支持“逃离”。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让其吸引力也在不断攀升。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于余娜们来说，离开一线城市不但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但调查也同时显示，只有25％的受访者愿意将“逃离”的念头付之行动，其他人则都表示，尽管“北上广”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选择依然是“坚守”。
问及坚守的原因，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大城市房价高、生活压力大、存在着种种尴尬和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他们而言，比起家乡的信息闭塞、机会不均，如果想有所作为和发展，坚守北上广已经是最后的选择，身后再无退路。而也有网友表示，目前二线城市的房价也日渐走高，生活成本也在逐步加大，但环境问题、城市的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仍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起一线城市，中小城市物价低、环境好等优势显得越来越弱。
确实，正如杨澜所说，随着中国城市建设越来越向二三线城市扩展，二三线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会有很多，一些发展得好的二三线城市对一线城市的白领越来越有吸引力。但是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毕竟还少。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发展不尽如人意。正如潘石屹所说的那样：“我个人的经验：乡里比村里机会多，县里比乡里机会多，省城比县城机会多，首都比省城机会多。”
更有网友的回答得到大家一致的共鸣：“大城市的发展机会相对还公平一点，你到二、三线城市看看，想找个好工作没有个好爹是不行的。”
所以，是逃离还是坚守，不但看个人的选择，还得看社会的实际发展。
“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外地人的叩门，让外地白领在自己的祖国有二等公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