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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北京做工已经有6年了，过起来真是快。当初其实并不是很情愿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的，怎么也还是自己家好吧。
可是我们老家那里太乱了，弄得我们普通农民都快活不下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到外面来过了。那里什么乱七八糟的收费太多了，在家土地包干，收成的粮食还不够上缴的。公粮当然是没有什么疑问必须要缴的，可是我们那里除了公粮；还有一大堆的费用，比如人头费，—人—年100元，上至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下至刚出生的婴儿，一律都得交，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印花税按户交，每年30元，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还有其他什么的，都让人莫名其妙。屠宰税你说谁家要是宰了猪的话要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那里就算是没喂猪的也得交屠宰税，让人又生气又好笑。但是不管怎样，他上面规定你缴的你就必须都得缴，要不然就把人抓起来，有时候还敢打人的。总之在家是被管得要死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老乡的介绍下我才决定到北京来闯一闯。
ஸஸ来北京之后一直都是在做蔬菜方面的小生意。先是在北海那边的—个市场里面租了个摊位卖菜，每天凌晨4点多就得去进货了，守摊还得守差不多一天，每天都很累，不过也没什么办法，我们外地人来到这里的—般都干这些了，还能怎么样呢?
在那里开始觉得还是可以的，每月大概可收入1000多块钱，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了，因为那边的摊位租金比较贵，管理费、卫生费、税什么的加起来—个月得600多块，算起来赚的钱并不多，维持了将近两年后实在是觉得缴费太重，负担不起，于是后来就转到这边来了，也是老乡介绍说这边的缴费比较轻，生意也还凑合。不过来了这以后我没有继续在市场里摆摊卖菜，而是转做了蔬菜批发，因为我看到做批发的和在市场摆摊赚的钱差不多，但不用整天守着摊呀!我一般是随行就市了，看到什么蔬菜上市就去联系菜农批发相应的蔬菜，看哪的蔬菜好就去哪。
ஸஸ不过也可以说是有相对固定的蔬菜供应者了，因为基本都是那些菜农了。孩子他妈就是帮着采摘、装载—下蔬菜了。
这些种菜的人不—定是老乡，也不一定是外地人，河南的最多，湖北、河北、山东什么地方的都有，就北京本地人也有一些。我一般三四天运一次菜去批发市场，市场在丰台区岳各庄，用自己的那辆买过来的二手载货人力三轮车，每次都要载上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五六百斤菜。从住的这里蹬三轮车到那个批发市场至少得一个小时吧，还得上坡，根本就骑不动的，真的是挺费力气，挺辛苦的。一般菜都是隔天就要从地里摘来，简单选择、整理、包装一下就装车，我凌晨两三点钟就得出发去市场了。遇上载的菜多的话，孩子他妈也要跟着我—起上市场去，因为要帮着推车走。载得重的话上坡是上不去的，就是两个人一起，有时候都还特别的辛苦。
你看我们这里老乡有空都来串串门，拉拉家常，谈谈生意经，还是挺亲切的。出门在外真的很不容易，老乡一般就是我们的后方了，老乡之间都相互照应，有什么困难都是找老乡帮忙的。
ஸஸ你问我有没有觉得受到不公对待呀?有的，我们外地人确实是受歧视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本地人的电费都是四五毛钱—度，可是对我们外地人却要收一块钱一度。还有就是联防队的那些人动不动就拦了我们的三轮车罚钱，只要被拦了就得找本地人去说情，然后被罚上个两三千的，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挣到两三千块呀?他们说是什么综合治理，可是我们都是不偷不抢、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呀，每次罚钱都是莫名其妙的，你说这样的搞法对我们多么不公平呀!
ஸஸ现在两个孩子都在科园希望小学读书，而且是同一年级。因为女儿她自己不大愿意读书，本来来北京后她自己都不愿意去读的了，我不肯，非得让她继续读，她才勉强去读了。她学习都跟不上，所以她读得比较吃力也觉得很没意思。不过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文化知识还是学多点好的，怎么的小学得读毕业吧。她上完六年级是肯定不念的了。是她自己不愿意念，也不是我们重男轻女。她要是不念书了就早点出来干活吧。至于儿子，希望他能读到初中去。高中?肯定是不可能读的了，因为读个高中得1万块钱一年呀，重点学校得5万元赞助费呢!我们铁定是供不起的。反正儿子最多是读到初中毕业的了。念完书以后就希望他去做工。什么工?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最好就是学门手艺，吃饭比较有保证。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手艺的是比较辛苦的。
ஸஸ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比起在老家还是好一些的。虽然说钱差不了很多，但是这里起码自由一些，没有那些村干部镇干部什么的找着、管着你们。
我们村里的那些干部真的特别过分，知道村里有不少人都在北京，去年还跑到北京来催我们交钱，收了钱以后就到北京各处去玩，什么长城、故宫都去了。看他们这样拿着老百姓的钱去挥霍，真觉得特别的气愤。
我们也知道那些村干部都是很腐败的，可是却只是敢怒而不敢公开反抗呀，因为家里那边都还有父母、亲戚，以后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还是得回去的呀!如果这时跟他们对着干的话，他们会去找家里亲戚的麻烦，我们以后要回去的话肯定要被他们整死的。
以后的打算?要是在这里呆不下去就回家去。过几年的话回去种地吧，那时候孩子应该都可以独立了。
（摘自《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第一部分“他们说”中的《杨大花口述实录》一文，杨大花口述，访问员为戴志研，参见“本刊5月荐书”）
可是我们老家那里太乱了，弄得我们普通农民都快活不下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到外面来过了。那里什么乱七八糟的收费太多了，在家土地包干，收成的粮食还不够上缴的。公粮当然是没有什么疑问必须要缴的，可是我们那里除了公粮；还有一大堆的费用，比如人头费，—人—年100元，上至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下至刚出生的婴儿，一律都得交，都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印花税按户交，每年30元，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还有其他什么的，都让人莫名其妙。屠宰税你说谁家要是宰了猪的话要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那里就算是没喂猪的也得交屠宰税，让人又生气又好笑。但是不管怎样，他上面规定你缴的你就必须都得缴，要不然就把人抓起来，有时候还敢打人的。总之在家是被管得要死了，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在老乡的介绍下我才决定到北京来闯一闯。
ஸஸ来北京之后一直都是在做蔬菜方面的小生意。先是在北海那边的—个市场里面租了个摊位卖菜，每天凌晨4点多就得去进货了，守摊还得守差不多一天，每天都很累，不过也没什么办法，我们外地人来到这里的—般都干这些了，还能怎么样呢?
在那里开始觉得还是可以的，每月大概可收入1000多块钱，但是后来就觉得不行了，因为那边的摊位租金比较贵，管理费、卫生费、税什么的加起来—个月得600多块，算起来赚的钱并不多，维持了将近两年后实在是觉得缴费太重，负担不起，于是后来就转到这边来了，也是老乡介绍说这边的缴费比较轻，生意也还凑合。不过来了这以后我没有继续在市场里摆摊卖菜，而是转做了蔬菜批发，因为我看到做批发的和在市场摆摊赚的钱差不多，但不用整天守着摊呀!我一般是随行就市了，看到什么蔬菜上市就去联系菜农批发相应的蔬菜，看哪的蔬菜好就去哪。
ஸஸ不过也可以说是有相对固定的蔬菜供应者了，因为基本都是那些菜农了。孩子他妈就是帮着采摘、装载—下蔬菜了。
这些种菜的人不—定是老乡，也不一定是外地人，河南的最多，湖北、河北、山东什么地方的都有，就北京本地人也有一些。我一般三四天运一次菜去批发市场，市场在丰台区岳各庄，用自己的那辆买过来的二手载货人力三轮车，每次都要载上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五六百斤菜。从住的这里蹬三轮车到那个批发市场至少得一个小时吧，还得上坡，根本就骑不动的，真的是挺费力气，挺辛苦的。一般菜都是隔天就要从地里摘来，简单选择、整理、包装一下就装车，我凌晨两三点钟就得出发去市场了。遇上载的菜多的话，孩子他妈也要跟着我—起上市场去，因为要帮着推车走。载得重的话上坡是上不去的，就是两个人一起，有时候都还特别的辛苦。
你看我们这里老乡有空都来串串门，拉拉家常，谈谈生意经，还是挺亲切的。出门在外真的很不容易，老乡一般就是我们的后方了，老乡之间都相互照应，有什么困难都是找老乡帮忙的。
ஸஸ你问我有没有觉得受到不公对待呀?有的，我们外地人确实是受歧视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本地人的电费都是四五毛钱—度，可是对我们外地人却要收一块钱一度。还有就是联防队的那些人动不动就拦了我们的三轮车罚钱，只要被拦了就得找本地人去说情，然后被罚上个两三千的，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挣到两三千块呀?他们说是什么综合治理，可是我们都是不偷不抢、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呀，每次罚钱都是莫名其妙的，你说这样的搞法对我们多么不公平呀!
ஸஸ现在两个孩子都在科园希望小学读书，而且是同一年级。因为女儿她自己不大愿意读书，本来来北京后她自己都不愿意去读的了，我不肯，非得让她继续读，她才勉强去读了。她学习都跟不上，所以她读得比较吃力也觉得很没意思。不过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文化知识还是学多点好的，怎么的小学得读毕业吧。她上完六年级是肯定不念的了。是她自己不愿意念，也不是我们重男轻女。她要是不念书了就早点出来干活吧。至于儿子，希望他能读到初中去。高中?肯定是不可能读的了，因为读个高中得1万块钱一年呀，重点学校得5万元赞助费呢!我们铁定是供不起的。反正儿子最多是读到初中毕业的了。念完书以后就希望他去做工。什么工?他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最好就是学门手艺，吃饭比较有保证。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手艺的是比较辛苦的。
ஸஸ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比起在老家还是好一些的。虽然说钱差不了很多，但是这里起码自由一些，没有那些村干部镇干部什么的找着、管着你们。
我们村里的那些干部真的特别过分，知道村里有不少人都在北京，去年还跑到北京来催我们交钱，收了钱以后就到北京各处去玩，什么长城、故宫都去了。看他们这样拿着老百姓的钱去挥霍，真觉得特别的气愤。
我们也知道那些村干部都是很腐败的，可是却只是敢怒而不敢公开反抗呀，因为家里那边都还有父母、亲戚，以后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还是得回去的呀!如果这时跟他们对着干的话，他们会去找家里亲戚的麻烦，我们以后要回去的话肯定要被他们整死的。
以后的打算?要是在这里呆不下去就回家去。过几年的话回去种地吧，那时候孩子应该都可以独立了。
（摘自《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第一部分“他们说”中的《杨大花口述实录》一文，杨大花口述，访问员为戴志研，参见“本刊5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