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月刊》2016年9月上刊登了郑殿兴先生《大先生之“大”》一文，读后，有几点不同意见，愿与郑先生磋商。
　　一、郑先生写道：“不错，大先生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确并肩过、战斗过，但那只是一时的同路，与引为骄傲的同志有天壤之别——同路与同志，并不决然等同啊。……有人却要我们别去‘抑此扬彼’，说胡与大先生一样一样的——此之矮化、贬低，是无知，还是别有啥深意？”
　　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政治的需要，“抑胡扬鲁”曾经是不容置疑的“定论”。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禁锢已久的脑洞打开，胡适与鲁迅，同为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和旗手，成为越来越多摆脱了条条框框束缚者依据历史事实达成的共识。鲁迅与胡适最宝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破天荒地对于人的认识。1907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明确提出 “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而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号召青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贯穿鲁迅和胡适的一生，既是终身不变的信仰，也是终生奋斗的目标。作为同时代的人，生活在死气沉沉的铁屋子里，胡适主张“全盘西化”，欲打开窗户引进光明；鲁迅则欲凿开铁幕，点明火把，走向光明。我们既要看到鲁迅和胡适的不同点，也要看到他们的相同点，更要看到在要害问题上，是否有共同点，而不是简单地比谁高谁低。
　　二、郑先生写道：“国民党发动内战、绞杀革命、贪腐劫掠、内斗频仍……逆天之罪，罄竹难书！可胡适，对如此腐朽、反动被人民唾弃的政权，最终却与之拥抱在一起了。直到他去见上帝，他研究的所谓‘问题’也没解决好！”
　　郑先生太不了解和理解胡适了。殊不知，胡适死后，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他记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胡适终身呼唤民主，反对专制，作为专制独裁的蒋介石，怎么会真心以胡适为友？正像个别人吹捧鲁迅，只是把鲁迅当成敲门砖，当成打人的棍子，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样，与鲁迅本人无关。至于指责胡适“研究的所谓‘问题’也没解决好！”笔者倒要反问郑先生：“胡适没有解决好，其他人解决好了吗？”
　　三、郑先生写道：“对大先生之‘大’，有些肉食者倒沒那些矮化之言——人家没工夫呀，闷声儿一个人或一家子捞金发财呢！这些肉食者的丑陋与荒诞，无疑是对大先生之‘大’的亵渎！作为良心承载者、社会之恶批判者的知识分子，有的人对这些矮化之言、捞金之丑，扭过脸去装作看不见，玩起‘沉默是金’了，或者，干脆成了帮闲及帮凶！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大先生之‘大’的丁点影子，透出的，只是‘皮袍下藏着的小’。”说心里话，读到这里，颇感冷风飕飕——棍子乱舞，帽子乱飞。这语气，这架势，仿佛回到了“十年动乱”。一不抢劫，二不贪腐，在合法范围内“闷声儿一个人或一家子捞金发财”，便成了“肉食者”，而且还“丑陋与荒诞”？打击面大得似乎没了边。即便郑先生抨击的“扯平论”，也是一部分人的自己看法，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应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完全可以相互争论。动则扣上“帮闲及帮凶”的帽子，不允许别人说话，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完全违背了鲁迅先生倡导的“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岂不成了一言堂？
　　201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学習鲁迅，宣传鲁迅，捍卫鲁迅精神，不是仅仅仰视鲁迅有多么高大，不是堆砌多少个“大”字，更不是阿Q与小D揪着辫子互斗，而是要“立人”。立人者，自己独立思考，也尊重别人独立思考。立人者，铲除国民的劣根性，需从自身做起。如鲁迅先生所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