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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一部在叙事上有具有特色的长篇小说，以一个傻子“我”的视角见证了土司制度复杂而宏大的衰亡历史。叙述者“我”的特殊身份及故事内叙述的潜在主观性使其叙述显得不可靠，但叙述的可靠与不可靠并非是二元对立的状态，而是一个可逆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文本中通过隐含作者的引导、事实/事件轴线和读者接受过程，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向可靠性转化，叙述者所具有的二重特征也造成了似曾相识的陌生化场域，叙述历史的同时减轻了历史的沉重感，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
关键词：《尘埃落定》 不可靠性 可靠性 转化
作家阿来从小在藏区生活，所创作的《尘埃落定》也致力于表现藏族文化、民俗和制度，反映边地藏族的生存状态和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造成的强烈冲击。严家炎先生对《尘埃落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颁奖词中他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1]其中视角独特是指以一个傻子作为文本的叙述者，思想混乱、缺乏理性与逻辑是傻子叙述的缺陷，那么小说的叙述似乎是不可靠。实则不然，在一个感知有限、心智不全的傻子叙述中存在着某些可靠性。
一.叙述的不可靠
目前学界对于隐含作者的研究大都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二者的关系出发，但以其他标准来界定叙述的不可靠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费伦在其著作中从不可靠性的轴线出发分发确定了三种类型分别是：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知识/感知轴。一个傻孩童作为《尘埃落定》的叙述者，从知识/感知轴的角度而言，傻子、白痴身份使得“我”无法拥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感知能力，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有限这一缺陷使得“我”叙述具有不可靠性。“我”从边境开辟市场回来众人把我扛在肩上，“我”不懂这是对我的赞许反而觉得很奇怪;请政府官员来镇压其他土司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身份确定的人只有“这是个瘦削的人，瘦汉人”的描述;“我”对于所处的时代、家族的现状，生活的理解都顯得混沌和稚嫩，没有理智的参与和过滤的过程，只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因而“我”眼中的世界是现实与幻象相互交织的混乱状态。“我”作为一个痴傻的孩童知识和感知世界的能力有限使得叙述声音具有了不可靠性。
作者将“我”的叙述安排成两个视角交叉进行。一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2]，另一个是“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3]。回顾性视角也叫叙述自我，叙述者虽然处在过去的故事中，却用现时现今的角度来看待往事，以局外人的眼光对过去的人和事进行理性的关照并发表见解与看法，属于故事外的同故事叙述。如“我们那时就能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人叫通司，这就是我们麦其土司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现在想来，照相技术进到我们的地方可真是时候;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那样生气勃勃;殊不知当时他正野心勃勃”[4];“那时”、“现在想来”“当时”等时间词提示叙述者并非处于过去的故事中，将叙述者与作品人物拉开距离。父母亲拍照时显示出生机而父亲的心理活动被叙述者以现金的眼光感知为是野心勃勃。体验性的视角也叫经验自我，指的是叙述者正处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跟随故事的变化而相应产生人物本应有的动作、情绪、状态等，是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如文中“我一挥手，喊一嗓子什么，就带着一群下人的崽子，一群小家奴冲出了寨门”[5]这一段中“我”也就是傻子变换了局外人的视角而处于故事之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傻子了，在雪天与家奴们一起去捕鸟，嬉戏。这两种视角都属于故事内叙述。叙事学家申丹认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无论作为被迫忆者还是追忆者，与纯粹的“外视角”相比，总会相对主观，可能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6]从外视角本身所具有的的特性出发，《尘埃落定》的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就变得不可靠了。
《尘埃落定》中“我”既是一个傻子又是一个智者的双重叙事身份也使得叙述存在不可靠性。作为傻子，我是麦其土司家族的一员，但却没有了继承王位的机会。也正因傻子的身份性命得以保全，在勾心斗角的权利斗争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权力与欲望、血腥与仇杀的夹缝中得以生存。我确乎是一个傻子，时常说一写犯傻的话，冒了许多傻气。但同时，“我”又表现如上帝般的智者，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将要死的人，却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态度静静地、冷漠地看着。如“杀手多吉罗布是第一次杀人，他不知道刀子插入身子会有这样软软的一声。他站在黑暗里，闻到血腥味四处弥漫，被杀的人又哼了睡意浓重的一声。”[7]这是杀手在深夜黑暗中行刺哥哥旦真贡布的情形，“我”清楚地知道杀人过程的细节如哥哥睡着的状态、杀手的心理状态以及杀手的行动过程，甚至是杀人后逃离时衣袂飘扬的细节。这样傻与智交织的叙述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却也容易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混乱对文本的叙述产生怀疑。
二.可靠性的转化
虽然从叙述者身份、知识/感知轴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等角度接受文本具有不可靠性，但文本的不可靠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而是处在相对变化的过程中。布斯认为对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分是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叙述者的思想规范是否在某种场合和程度上达成一致。结构主义叙事学上的隐含作者是指“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8]这个替身实际是集作者的文学观念、人生经历、审美趣味与一体的，作者将自己的态度隐含在文本中，就产生有文本具有的隐含作者，而这个隐含者也可能是与现实作者不一致的。在《尘埃落定》中，随着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我们逐渐了解了土司家族内部血腥残酷的斗争、目睹了为争夺土司之位而掀起的腥风血雨，懂得了这是土司制度及文化由盛转衰的必然结果。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在大地的灭亡有其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司制度及文化的落后性、封闭性与时代的发展性、前进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地上从此没有了康巴藏族土司的身影，但飘飘扬扬的尘埃仍会泛起，飞扬。由此引发的对历史文化消亡的深邃思考对心灵造成的震撼却会长久地在大地上徘徊、游荡。正如“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终于大地，寂静之后又响起新的旋律”[9]读者获得的思索与对历史人生的感悟都是通过隐含作者的引导阅读实现的，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与叙述者达到了高度契合使得文本实现可靠性的转化。 从布斯提出的判断可靠性的事实/事件轴来看，文本的叙述也在由不可靠向可靠转化中。虽然从知识/感知轴的角度叙述者的叙述存在着不可靠性，但在不同的轴线上对可靠性的判断并非一成不变的。《尘埃落定》的叙述者是个孩童且智力存在缺陷，但正因如此，一切面具和伪装在他面前被撕得粉碎。哥哥旦真贡布即将当上土司的时候与书记官翁波意西有段对话。书记官问他以后除了要杀他，还要杀谁？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哥哥似乎对于当上土司志在必得。到时他会杀了弟弟与土司太太，抢走傻子的漂亮妻子塔娜。当哥哥被仇人刺杀划破了肠子，父亲却是精神百倍，活力四射了。“哥哥在床上一天天消瘦下去，父亲却又恢复了精神，他不再整夜热敷了”[10]“稳坐在高位之上，越活越有味道了”[11]情欲、乱伦、纷争与仇杀在这里交汇融合，父子亲情与传统人伦在这里被消解。这些事实因叙述者特殊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是文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读者积极参与文本叙事而形成动态的阅读体验，实际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受到人生感悟、阅读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文本的概念框架中。读者的意义理解是判断叙述之可靠性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否能客观再现人性的立体成了现实中的作者和读者评价作品的同一标准。”[12]一个痴傻孩童眼中展现的是成人世界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性。母亲每每为我是个傻子不能继承土司之位为感到痛苦，实际是她对权力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土司于“我”并不十分在意，我是一个傻子反而减少了选择继承人的烦恼;当大儿子取得成绩的时候，土司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而以宿醉表达自己老去的悲凉;当“我”与母亲讨论到土司继承人的问题时，土司说，你想是对的，母亲不准你想也是对的。亲情荡然无存，展现的只是对权力的争夺和人性的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文本完成了对人性真实呈现的任务，具有了可靠性。
三.转化的审美效果
阿来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上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主动在作品中采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创作技巧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受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影响，都采用了傻子来进行规模宏大的叙事。阿来吸收现代主义经典的经验，利用傻子叙述的不可靠向可靠转化的过程形成陌生化效果。傻子也如错乱的病人一般发出疑问：“我是谁？我在哪里？”[13]也能预测未来“你的儿子是最后一个土司了，要不了多久，土司们就会没有了”[14]在邊境开辟市场;不种罂粟改种麦子;对妻子与哥哥的暧昧私情了然于心。文本通过傻子令人怀疑又让人信任的叙述获得了某种叙述张力，读者带着无比的期待与兴奋进入故事，当文本的某处与读者期待暗合或者产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
傻子叙述者兼具不可靠性与可靠性两种相反相成的特性，在叙述与反思历史中减轻了历史的沉重感而形成独特的审美，在加强小说叙事能力的同时能更好的传达艺术审美和文章主旨。历史是真实的、可触摸的，历史的讲述者就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并通过文本返回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去。《尘》精心选取傻子作为叙述者，洞察土司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和谐因素。用浪漫神秘的方式讲述土司制度衰亡的必然历史，同时用具有现代性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书写带来对历史的反思。“大概阿来的目的是要人们保持理性，冷静的去思索吧‘既看破红尘又积极入世’，感性和理性在这里达到了平衡。”[15]民族文化制度衰亡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但阿来以傻子为叙述者将我们引入神奇、浪漫、独特的康巴藏族世界，丰满立体的生命和惊心动魄的故事经过精心打磨构造又显得不那么沉重悲痛。由于傻子身份与故事内叙述造成的不可靠性使文本在叙述宏大历史上的欠缺，阿来采用了视角跨界，给叙述者增添了上帝视角，正是这一视角的补充加强了对历史的控制才完成了隐含作者交代的任务，将审美理想传达给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收获历史感的同时加强了小说的叙述能力。
从傻子的视点出发，在不可靠性与可靠性间的转化使文本语言的叙述充满情绪化色彩和流动感。《尘埃落定》采用傻子叙述，在傻子的观感中有了更多的情绪化的语句。在小说开头以野画眉鸟在大雪的清晨声声叫唤，母亲秀美纤细的双手，铜盆的响亮声，牛奶泛起的细细波纹就像是一幅色彩明艳的图画。在小说中，以傻子的感官感受进行描写使得小说文字有了天马行空、随意描写的自由文本呈现浓厚的情绪化色彩。通过这样一种变换的叙述，傻子的感觉和行动中都具有了独特的流动感。写到疼痛这种感觉的时候，形容它像箭一样在跳动的心口停了一会又飞走了;“这时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来，我跳起来落下去时，又差点把自己的影子踩在了脚下。”[16]升、跳、踩一系列的动词使得画面具有了活泼感与生命力。文本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流动的语言将我们吸附其中。
《尘》以傻子二少爷作为叙述者，在展现土司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土司制度衰亡历史的同时还力图表现普遍的民族命运和人类情怀。对于《尘》叙述者的可靠性判断，仅从带有标记的傻子、白痴出发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对于文本的分析还应从与隐含作者、费伦的评价轴线和读者接受等多方面入手，认识到叙述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可逆的过程而非二元对立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尘》中叙述者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转化的审美效果。
注 释
[1]黄莉.傻眼看世——论阿来《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02）：239-245.
[2]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4]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5]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王翔敏.霍尔顿与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J].前沿，2008，233（4）：192-195.
[7]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8]谭君强.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6）：112-115.
[9]刘春苗，田文兵.论《尘埃落定》的诗化美学特征[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30（05）：42-46+138.
[10]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11]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12]张琼，黄德志.不可靠叙述者之可靠——以《洛丽塔》、《喧哗与骚动》、《狂人日记》为个案[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1）：51-54.DOI：10.396
9/j.issn.1007-6425.2012.01.009.
[13]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14]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15]周小莉.土司制度灭亡的挽歌[D].西南师范大学，2001.
[16]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97页.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关键词：《尘埃落定》 不可靠性 可靠性 转化
作家阿来从小在藏区生活，所创作的《尘埃落定》也致力于表现藏族文化、民俗和制度，反映边地藏族的生存状态和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造成的强烈冲击。严家炎先生对《尘埃落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颁奖词中他写道：“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清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1]其中视角独特是指以一个傻子作为文本的叙述者，思想混乱、缺乏理性与逻辑是傻子叙述的缺陷，那么小说的叙述似乎是不可靠。实则不然，在一个感知有限、心智不全的傻子叙述中存在着某些可靠性。
一.叙述的不可靠
目前学界对于隐含作者的研究大都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二者的关系出发，但以其他标准来界定叙述的不可靠性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费伦在其著作中从不可靠性的轴线出发分发确定了三种类型分别是：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知识/感知轴。一个傻孩童作为《尘埃落定》的叙述者，从知识/感知轴的角度而言，傻子、白痴身份使得“我”无法拥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感知能力，对世界的感知能力有限这一缺陷使得“我”叙述具有不可靠性。“我”从边境开辟市场回来众人把我扛在肩上，“我”不懂这是对我的赞许反而觉得很奇怪;请政府官员来镇压其他土司的时候，对这样一个身份确定的人只有“这是个瘦削的人，瘦汉人”的描述;“我”对于所处的时代、家族的现状，生活的理解都顯得混沌和稚嫩，没有理智的参与和过滤的过程，只是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描述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因而“我”眼中的世界是现实与幻象相互交织的混乱状态。“我”作为一个痴傻的孩童知识和感知世界的能力有限使得叙述声音具有了不可靠性。
作者将“我”的叙述安排成两个视角交叉进行。一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2]，另一个是“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3]。回顾性视角也叫叙述自我，叙述者虽然处在过去的故事中，却用现时现今的角度来看待往事，以局外人的眼光对过去的人和事进行理性的关照并发表见解与看法，属于故事外的同故事叙述。如“我们那时就能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人叫通司，这就是我们麦其土司历史上的第一张照片，现在想来，照相技术进到我们的地方可真是时候;当时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那样生气勃勃;殊不知当时他正野心勃勃”[4];“那时”、“现在想来”“当时”等时间词提示叙述者并非处于过去的故事中，将叙述者与作品人物拉开距离。父母亲拍照时显示出生机而父亲的心理活动被叙述者以现金的眼光感知为是野心勃勃。体验性的视角也叫经验自我，指的是叙述者正处在故事的发展进程中，跟随故事的变化而相应产生人物本应有的动作、情绪、状态等，是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如文中“我一挥手，喊一嗓子什么，就带着一群下人的崽子，一群小家奴冲出了寨门”[5]这一段中“我”也就是傻子变换了局外人的视角而处于故事之中成为一个真正的傻子了，在雪天与家奴们一起去捕鸟，嬉戏。这两种视角都属于故事内叙述。叙事学家申丹认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无论作为被迫忆者还是追忆者，与纯粹的“外视角”相比，总会相对主观，可能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6]从外视角本身所具有的的特性出发，《尘埃落定》的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就变得不可靠了。
《尘埃落定》中“我”既是一个傻子又是一个智者的双重叙事身份也使得叙述存在不可靠性。作为傻子，我是麦其土司家族的一员，但却没有了继承王位的机会。也正因傻子的身份性命得以保全，在勾心斗角的权利斗争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权力与欲望、血腥与仇杀的夹缝中得以生存。我确乎是一个傻子，时常说一写犯傻的话，冒了许多傻气。但同时，“我”又表现如上帝般的智者，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将要死的人，却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者态度静静地、冷漠地看着。如“杀手多吉罗布是第一次杀人，他不知道刀子插入身子会有这样软软的一声。他站在黑暗里，闻到血腥味四处弥漫，被杀的人又哼了睡意浓重的一声。”[7]这是杀手在深夜黑暗中行刺哥哥旦真贡布的情形，“我”清楚地知道杀人过程的细节如哥哥睡着的状态、杀手的心理状态以及杀手的行动过程，甚至是杀人后逃离时衣袂飘扬的细节。这样傻与智交织的叙述虽然具有一定的真实感，却也容易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混乱对文本的叙述产生怀疑。
二.可靠性的转化
虽然从叙述者身份、知识/感知轴和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等角度接受文本具有不可靠性，但文本的不可靠性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而是处在相对变化的过程中。布斯认为对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的区分是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上，叙述者的思想规范是否在某种场合和程度上达成一致。结构主义叙事学上的隐含作者是指“作者在写作时，不是在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8]这个替身实际是集作者的文学观念、人生经历、审美趣味与一体的，作者将自己的态度隐含在文本中，就产生有文本具有的隐含作者，而这个隐含者也可能是与现实作者不一致的。在《尘埃落定》中，随着故事的发展和情节的推进，我们逐渐了解了土司家族内部血腥残酷的斗争、目睹了为争夺土司之位而掀起的腥风血雨，懂得了这是土司制度及文化由盛转衰的必然结果。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在大地的灭亡有其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司制度及文化的落后性、封闭性与时代的发展性、前进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地上从此没有了康巴藏族土司的身影，但飘飘扬扬的尘埃仍会泛起，飞扬。由此引发的对历史文化消亡的深邃思考对心灵造成的震撼却会长久地在大地上徘徊、游荡。正如“像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终于大地，寂静之后又响起新的旋律”[9]读者获得的思索与对历史人生的感悟都是通过隐含作者的引导阅读实现的，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与叙述者达到了高度契合使得文本实现可靠性的转化。 从布斯提出的判断可靠性的事实/事件轴来看，文本的叙述也在由不可靠向可靠转化中。虽然从知识/感知轴的角度叙述者的叙述存在着不可靠性，但在不同的轴线上对可靠性的判断并非一成不变的。《尘埃落定》的叙述者是个孩童且智力存在缺陷，但正因如此，一切面具和伪装在他面前被撕得粉碎。哥哥旦真贡布即将当上土司的时候与书记官翁波意西有段对话。书记官问他以后除了要杀他，还要杀谁？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哥哥似乎对于当上土司志在必得。到时他会杀了弟弟与土司太太，抢走傻子的漂亮妻子塔娜。当哥哥被仇人刺杀划破了肠子，父亲却是精神百倍，活力四射了。“哥哥在床上一天天消瘦下去，父亲却又恢复了精神，他不再整夜热敷了”[10]“稳坐在高位之上，越活越有味道了”[11]情欲、乱伦、纷争与仇杀在这里交汇融合，父子亲情与传统人伦在这里被消解。这些事实因叙述者特殊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是文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读者积极参与文本叙事而形成动态的阅读体验，实际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受到人生感悟、阅读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在文本的概念框架中。读者的意义理解是判断叙述之可靠性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否能客观再现人性的立体成了现实中的作者和读者评价作品的同一标准。”[12]一个痴傻孩童眼中展现的是成人世界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人性。母亲每每为我是个傻子不能继承土司之位为感到痛苦，实际是她对权力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土司于“我”并不十分在意，我是一个傻子反而减少了选择继承人的烦恼;当大儿子取得成绩的时候，土司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而以宿醉表达自己老去的悲凉;当“我”与母亲讨论到土司继承人的问题时，土司说，你想是对的，母亲不准你想也是对的。亲情荡然无存，展现的只是对权力的争夺和人性的恶，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文本完成了对人性真实呈现的任务，具有了可靠性。
三.转化的审美效果
阿来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上表现出强烈的自觉意识，主动在作品中采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创作技巧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受外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影响，都采用了傻子来进行规模宏大的叙事。阿来吸收现代主义经典的经验，利用傻子叙述的不可靠向可靠转化的过程形成陌生化效果。傻子也如错乱的病人一般发出疑问：“我是谁？我在哪里？”[13]也能预测未来“你的儿子是最后一个土司了，要不了多久，土司们就会没有了”[14]在邊境开辟市场;不种罂粟改种麦子;对妻子与哥哥的暧昧私情了然于心。文本通过傻子令人怀疑又让人信任的叙述获得了某种叙述张力，读者带着无比的期待与兴奋进入故事，当文本的某处与读者期待暗合或者产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
傻子叙述者兼具不可靠性与可靠性两种相反相成的特性，在叙述与反思历史中减轻了历史的沉重感而形成独特的审美，在加强小说叙事能力的同时能更好的传达艺术审美和文章主旨。历史是真实的、可触摸的，历史的讲述者就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历史的真实并通过文本返回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去。《尘》精心选取傻子作为叙述者，洞察土司制度方方面面的不和谐因素。用浪漫神秘的方式讲述土司制度衰亡的必然历史，同时用具有现代性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书写带来对历史的反思。“大概阿来的目的是要人们保持理性，冷静的去思索吧‘既看破红尘又积极入世’，感性和理性在这里达到了平衡。”[15]民族文化制度衰亡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但阿来以傻子为叙述者将我们引入神奇、浪漫、独特的康巴藏族世界，丰满立体的生命和惊心动魄的故事经过精心打磨构造又显得不那么沉重悲痛。由于傻子身份与故事内叙述造成的不可靠性使文本在叙述宏大历史上的欠缺，阿来采用了视角跨界，给叙述者增添了上帝视角，正是这一视角的补充加强了对历史的控制才完成了隐含作者交代的任务，将审美理想传达给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收获历史感的同时加强了小说的叙述能力。
从傻子的视点出发，在不可靠性与可靠性间的转化使文本语言的叙述充满情绪化色彩和流动感。《尘埃落定》采用傻子叙述，在傻子的观感中有了更多的情绪化的语句。在小说开头以野画眉鸟在大雪的清晨声声叫唤，母亲秀美纤细的双手，铜盆的响亮声，牛奶泛起的细细波纹就像是一幅色彩明艳的图画。在小说中，以傻子的感官感受进行描写使得小说文字有了天马行空、随意描写的自由文本呈现浓厚的情绪化色彩。通过这样一种变换的叙述，傻子的感觉和行动中都具有了独特的流动感。写到疼痛这种感觉的时候，形容它像箭一样在跳动的心口停了一会又飞走了;“这时太阳正从东方升起来，我跳起来落下去时，又差点把自己的影子踩在了脚下。”[16]升、跳、踩一系列的动词使得画面具有了活泼感与生命力。文本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流动的语言将我们吸附其中。
《尘》以傻子二少爷作为叙述者，在展现土司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土司制度衰亡历史的同时还力图表现普遍的民族命运和人类情怀。对于《尘》叙述者的可靠性判断，仅从带有标记的傻子、白痴出发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对于文本的分析还应从与隐含作者、费伦的评价轴线和读者接受等多方面入手，认识到叙述的可靠性本身就是动态变化的、可逆的过程而非二元对立的状态，进一步分析《尘》中叙述者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转化的审美效果。
注 释
[1]黄莉.傻眼看世——论阿来《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02）：239-245.
[2]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3]申丹、王丽亚著：《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4]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5]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王翔敏.霍尔顿与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J].前沿，2008，233（4）：192-195.
[7]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8]谭君强.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6）：112-115.
[9]刘春苗，田文兵.论《尘埃落定》的诗化美学特征[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30（05）：42-46+138.
[10]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11]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12]张琼，黄德志.不可靠叙述者之可靠——以《洛丽塔》、《喧哗与骚动》、《狂人日记》为个案[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1）：51-54.DOI：10.396
9/j.issn.1007-6425.2012.01.009.
[13]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
[14]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页.
[15]周小莉.土司制度灭亡的挽歌[D].西南师范大学，2001.
[16]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97页.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