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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的柳传志，作为“立功”和“立言”同样突出的企业家，对于社会，还能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
8月，CPI再创新高。物价“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通货膨胀压力隐隐出现。而近年来令社会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更加显得突出。
在这样一个涨价年代，富人们应该做什么？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现实考量意义的话题。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5年中国总计60余亿元的捐赠款中，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国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
一份企業公民委员会和欧洲货币合作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名”的榜单数字更难让人满意，占据财富榜前50位的企业家在2003年的捐赠总额仅为10.2亿元人民币。
实事求是地说，富豪们不以巨富为耻，少捐赠乃至不捐赠，有着其现实的缘由。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大多数靠自己打拼成功的富豪，其财富积累过程相当悲壮。对于这样一群在森林法则的血腥竞争环境下打拼出来的富豪来说，正所谓每一分钱都有血有汗，在其发迹过程之中，基本上鲜有馈赠，也看不到身边有捐赠的良好示范，因此，他们真实的想法很可能是：“找富人伸手要钱才是一种耻辱。”
其次，目前中国内地整体上仍然处于转型社会时期，不少富豪的发迹史充满原罪，他们的财富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灰色性质，这些富豪们急需“漂白”，而当然不愿意贸然将财富曝光给公众，以免节外生枝。
再次，中国的捐赠活动，途径单一，程序复杂，善举难行，募捐活动宣传不力，募捐点单一，这些也都影响了富豪捐赠的积极性。
关键是社会上也缺乏一个正向、良性的慈善捐赠机制。捐赠款项不能免税还在其次，而且捐款的去向交代不清楚，为社会带来的效益不明显，这对于富豪的积极性捐赠也会造成挫伤。
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谁掌握的资源越多，其责任相应也就越大。富人们还是应该积极对社会做出回馈。如果富豪们感到捐赠的外部条件不具备，内在的驱动力不足够。那么，相应的对策不是反复抱怨，坐视问题存在乃至趋坏，而是应该积极推动并捐赠，以回馈社会，创建和谐共存的环境。
在笔者看来，要营造一个和谐社会，改善贫富分化的现象，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生硬地让富人掏钱的层面，而是要推动这些能人、富人拿出他们的善款，去解决社会问题，改变贫穷现象，促使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开展。
比起缺乏商业技能的大众来说，富豪们更加明白，善款能够持续经营，并产生最大的效能。然而，可持续的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专业技能支持。不管是组织哪一种公益型基金会,一定要引入非常精明能干的企业家,现代公益事业事实上已经融合了企业家的技能,以前传统的慈善型基金,因为没有注入企业家的特殊技能,每每捉襟见肘,效能低下。公益型基金会的力量对美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
2006年春，患有严重腰疾的吴士宏女士重现公众视野，这次她带来的是一本翻译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其中提出了“Social Enterpreneur”这个概念，吴士宏将其直译为社会企业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商业企业家。
2006年底，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本基金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宣布，同时聘请前汇丰控股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以及前中国网通CEO田溯宁为公司资深顾问。作为KKR进军中国内地的高调一着，将在香港有极高声誉的庞·约翰与内地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相提并论，这提醒我们，退而不休的柳传志，作为“立功”和“立言”同样突出的企业家，对于社会，还能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
比起吴士宏，更加有商业才能和成功经验的柳传志，其最应该从事的就是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对于其他商业上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富豪们，但愿他们能够更多更快地加入到社会企业家的行列中去。
8月，CPI再创新高。物价“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通货膨胀压力隐隐出现。而近年来令社会关注的贫富分化问题，更加显得突出。
在这样一个涨价年代，富人们应该做什么？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现实考量意义的话题。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5年中国总计60余亿元的捐赠款中，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国企业参与捐赠慈善事业的只占1%。
一份企業公民委员会和欧洲货币合作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企业家排名”的榜单数字更难让人满意，占据财富榜前50位的企业家在2003年的捐赠总额仅为10.2亿元人民币。
实事求是地说，富豪们不以巨富为耻，少捐赠乃至不捐赠，有着其现实的缘由。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大多数靠自己打拼成功的富豪，其财富积累过程相当悲壮。对于这样一群在森林法则的血腥竞争环境下打拼出来的富豪来说，正所谓每一分钱都有血有汗，在其发迹过程之中，基本上鲜有馈赠，也看不到身边有捐赠的良好示范，因此，他们真实的想法很可能是：“找富人伸手要钱才是一种耻辱。”
其次，目前中国内地整体上仍然处于转型社会时期，不少富豪的发迹史充满原罪，他们的财富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灰色性质，这些富豪们急需“漂白”，而当然不愿意贸然将财富曝光给公众，以免节外生枝。
再次，中国的捐赠活动，途径单一，程序复杂，善举难行，募捐活动宣传不力，募捐点单一，这些也都影响了富豪捐赠的积极性。
关键是社会上也缺乏一个正向、良性的慈善捐赠机制。捐赠款项不能免税还在其次，而且捐款的去向交代不清楚，为社会带来的效益不明显，这对于富豪的积极性捐赠也会造成挫伤。
尽管如此，在现代社会，谁掌握的资源越多，其责任相应也就越大。富人们还是应该积极对社会做出回馈。如果富豪们感到捐赠的外部条件不具备，内在的驱动力不足够。那么，相应的对策不是反复抱怨，坐视问题存在乃至趋坏，而是应该积极推动并捐赠，以回馈社会，创建和谐共存的环境。
在笔者看来，要营造一个和谐社会，改善贫富分化的现象，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生硬地让富人掏钱的层面，而是要推动这些能人、富人拿出他们的善款，去解决社会问题，改变贫穷现象，促使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开展。
比起缺乏商业技能的大众来说，富豪们更加明白，善款能够持续经营，并产生最大的效能。然而，可持续的慈善公益事业需要专业技能支持。不管是组织哪一种公益型基金会,一定要引入非常精明能干的企业家,现代公益事业事实上已经融合了企业家的技能,以前传统的慈善型基金,因为没有注入企业家的特殊技能,每每捉襟见肘,效能低下。公益型基金会的力量对美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
2006年春，患有严重腰疾的吴士宏女士重现公众视野，这次她带来的是一本翻译作品《如何改变世界》，其中提出了“Social Enterpreneur”这个概念，吴士宏将其直译为社会企业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商业企业家。
2006年底，全球最大的私人股本基金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宣布，同时聘请前汇丰控股主席庞·约翰、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以及前中国网通CEO田溯宁为公司资深顾问。作为KKR进军中国内地的高调一着，将在香港有极高声誉的庞·约翰与内地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相提并论，这提醒我们，退而不休的柳传志，作为“立功”和“立言”同样突出的企业家，对于社会，还能带来更多积极的东西。
比起吴士宏，更加有商业才能和成功经验的柳传志，其最应该从事的就是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对于其他商业上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富豪们，但愿他们能够更多更快地加入到社会企业家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