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摘要】好莱坞电影并非千人一面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和美国梦。宗教世俗化视角使美国电影在“新好莱坞”时期产生类型分化和文化分野。进一步来说，作为宗教世俗化在美国社会的两个产物，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好莱坞电影的题材、角色、剧情和影像风格这些电影本体元素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宗教世俗化；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好莱坞
在中美电影文化贸易中，中国处于明显的贸易逆差。长期以来，从中国观众、业界到学界对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价值观认知往往都局限在一个维度、一种印象。很多人眼里的美国电影等同于“爆米花”电影，没有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可言。检索我国对于美国电影价值观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是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然后延伸到“美国梦”、父权制、种族主义等内容，鲜有美国社会与好莱坞的分段历史的交叉研究。并且，对于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两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电影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电影学界几乎没有专题研究。如果说，华人形象乃至中国电影在美国是一个刻板的他者形象（如功夫明星），那么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视野中，岂不同样是一个浅薄刻板的“他者”？真正的美国是什么？它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又是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治时局中影响和建构好莱坞电影的？本文从宗教世俗化视角分析好莱坞历史上最显著的类型分化和文化分野，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它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始终是美国电影创作和生产的两大基石。
一、美国的宗教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理论概念。宗教世俗化运动的核心理念是信仰以人为中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沉溺于抽象玄奥的神学和繁缛琐碎的教规仪式。如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所说，每个人都具有自我领悟《圣经》并直接神交上帝的权利。既然个人可以直接“因信称义”，这就使得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国家政治领域收缩到私人领域。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到清教的“信仰契约”，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到美国的爱默生“自立”观和超验主义，宗教世俗化进程构筑了“美国梦”的完善内涵，即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鼓励求知，努力做好尘世中自己的“天职”（工作）。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机会均等，追求金钱，再加上一些运气，就可以从一贫如洗、虚度光阴上升为丰衣足食乃至家财万贯。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后裔，……他已经完全投身于新的生活方式，占据新的地位，从此熔化成一种新的人种”。①
宗教世俗化使宗教在政治及其他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但宗教世俗化不是“去宗教化”，它只是变革了宗教的存在组织方式。罗伯特·贝拉认为：“美国的宗教世俗化的结果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具有个人自主性的宗教是宗教进化的高级阶段，即现代宗教、公民宗教。”②宗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人民借助宗教也表达了对国家的一致信仰。所以美国是最现代、最世俗的国家，又是最宗教化的国家。③这种看似悖论式的国情是指宗教在美国找到了更多与大众文化的联结点，“宗教要以崭新的、世俗的面貌，直接在文化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思考”。④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就是宗教世俗化与美国历史发展互相融合而产生的两种价值观，它们不仅在政坛上互相角力，更形成了两大文化阵营。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经济衰退、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和越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主导权的争夺空前激烈，在好莱坞产生了兩种风格的电影。
二、新自由主义与“危机电影”
虽然宗教的世俗化不能等同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是在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是反教会统治、突出普通个体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就推动了提倡政教分离、思想解放和公共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壮大。
新自由主义伴随着美国建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美国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在70年代达到高峰。⑤新自由主义修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 主张“积极自由”，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帮助民众实现权利平等。新自由主义不是反宗教，而是认为宗教及其代言人不应在公共领域担任唯一的评判角色。它提出了“中立论”和“正当优先于善”的法则，即不管你在私人领域信仰什么（或者无宗教信仰），在公共领域必须要遵从宪法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正义”。“普遍正义”是由各种不同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对话、反复论证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语），由此“大量的共同体与个人被拖入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网中，他们的行为角色得到了合理的连接，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社会化过程”。⑥所以，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反乌托邦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潮流。
20世纪70年代初，好莱坞涌现出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电影类型——“危机电影”（Crisis Film）。这类电影都是批判现实主义题材，反映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政商腐败、种族主义、核工业污染等公共危机；剧情往往是多线并行，角色设计是反传统英雄的，都是有着各种性格缺点、但充满社会正义感的小人物；画面呈现出旁观、平视乃至散乱的视角，减少主观化镜头和个人体验式的画面，用更多的全景画面来展现社会体系中不同部分、不同阶层的现实联系，喻示着容纳更多差异化的公众意见和观点。典型作品《唐人街》（Chinatown，1974）虽然是侦探片类型，但瞄准了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城市水源被大企业垄断。所以作为电影主角的私家侦探杰克不再像经典好莱坞时期那样处理个人或家庭的恩怨，而是融入各个社会阶层之中：农民缺水、水利局受贿、大企业违法、警察局无能等等。杰克奔波于河床、田园、政府机关、资料室、街道、养老院、董事长宅院之间搜集线索，不知不觉成为民众代言人同上层利益集团以及政府进行斗争。整个探案过程打开了一幅美国广阔的社会画卷。政客、企业主、记者、警察、农民、蓝领工人……各方面利益纠缠，镜头随机，画面丰富，人物众多。虽然《唐人街》也设计了私人化情节（出轨、乱伦等等），但从“家庭私事”出发，引出了“公事”（贪腐、控制水源、占用公器）。整部电影的故事发展和人物对立都是在辩论所谓“丑闻”和“家业”究竟是个人隐私还是公共利益？“饮用水”和“城市”究竟属于私人（企业）财产还是属于公共财产？这种家庭与社会的内外界域贯通是“新好莱坞”电影的特色。 与《唐人街》类似的“危机电影”在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之后的好莱坞非常流行。如《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1979）描写一个揭露核泄漏事故的记者；《电视台风云》（Network，1976）表现电视台对收视率的疯狂追求，以及对观众思想的控制；《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展现了两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追踪报道“水门事件”。托马斯·沙兹总结了此类风格的电影策略，包括嘲讽，反思的叙事，间离效果，开放的文本，善、恶冲突不明显，对现状质疑等等。⑦从文化角度看，“危机电影”揭露商界、政府、警界、法院的黑暗，但不会把原因归结为性恶论、道德沦丧，而是指向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完善。这些电影把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理想化的英俊勇敢的男性英雄和“物化”的丰乳肥臀的美女形象都扔到世俗的沼泽地，以媒体记者、政府小职员、知识分子、小警察和侦探、律师作为电影主人公，并且在这些角色中不乏职业女性和有色人种。职业身份和身体特征使这些角色拥有睿智理性和公众意识，从而成为私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联结点。明亮、繁忙的办公场景，蜂拥而至、手持话筒的记者，频闪的镁光灯，政府听证会和街头集会，这些类型化的影像使观众看到了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协作力量。它不是把社会矛盾交给上帝和道德来裁决，而是相信公众在法治范围内做出的选择。
三、新保守主义与电影中的世俗神圣
当我们赞叹新自由主义影片的开阔性和使命感时，它的去英雄化、去权威化的修辞方式又使得美国社会的局限性显露无遗。很多自由主义电影的悲观结局让普通观众反思的同时，也感受到普通民众在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的无力、无助之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尽管美国的《宪法》《权利法案》在公共领域规定了“重叠共识”，但是在核心的道德、文化问题上，“重叠共识”的达成何其之难。最终，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社会价值的真空和凝聚力的下降。针对这种状况，新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秩序必须由传统伦理道德来维护，而高尚的品德必须由宗教来塑造。
与新自由主义相比，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带有一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但是它对宗教的虔信并不是主张退回到中世纪封闭纯粹的人神对话，而是建立宗教和文化的一体化。⑧新保守主义虽然重视礼拜等宗教集体活动，但更多的是拓展宗教的“道德孵化器”和人文关怀的社交功能。所以，新保守主義也是宗教世俗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世俗权威
清教社会的基础是集体，而非个人。美国的建国理念是反对中央集权，但同样是反集权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社会团体的权威，这些团体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单位、工会及其他专业组织等。家族和社区的长辈、政商界精英、战争英雄、演艺和体育明星等都可以成为世俗化的个体领袖。
好莱坞电影《教父》系列（The Godfather，1972-1990）就塑造了一个世俗权威化的教父形象。影片描述了两代教父（克里昂和迈克）与纽约五大家族你死我活的争斗。贪婪和欺诈的商人，不受法律保护的普通民众，被贩毒组织收买的警长，勒索钱财的参议员等等——电影里的美国社会如此险恶和唯利是图，新自由主义苦心经营的公平正义、全民福利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影子。面对“二战”后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国，影片宣扬了一种原始感性的对抗力量——宗教传统以及它的世俗化身：强大又仁爱的家族领袖。
影片营造了与冰冷的商业社会截然相反的温馨的家族环境，大量明媚、热闹的家族聚会成为标志性场景，亲戚朋友互相体贴和帮忙。但是这种和谐温情的群体必须由一个大家长来领导。作为大家长的老教父首先是敬畏宗教，拒不参与贩毒。影片中的宗教场景非常庄严圣洁，成为黑手党家族的皈依之地。其次，教父是乐善好施、热心助人的领袖。例如殡仪馆老板向教父诉说自己的女儿被人欺负，但警察和法院（自由主义诉诸的法律部门）却不惩办罪犯；贫穷的邻居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走；他的教子强尼的演艺事业没有希望，等等，都是由教父帮他们解决难题。而子女、下属和同乡都视教父为父亲。教父负责行使社区的公正权力，成为“仁君”和“义务警员”（Vigilante）。
新好莱坞时期出现的《教父》第一、二部，与《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唐人街》《总统班底》这些反英雄、反神话的电影针锋相对。《教父》表现的纽约“小意大利”区特有的宗教氛围、社区亲情和父权威力，在美国广大蓝领工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唤起了集体记忆，也让大城市里的白人中产阶级非常羡慕，这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明显。⑨美国社会学者伊恩·罗伯逊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自己的信仰中为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⑩虽然电影中表现的欧洲（意大利）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清教有一定的区别，但作为一个虔诚、仁爱和德高望重的世俗领袖，两代手握乾坤、法外行使公正权力的教父反衬了政府的无能、法律的无力和商业社会的冷漠。“西西里家族”为现代美国观众提供了一个意义确认的“异托邦”（福柯意义），从而促使观众相信：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动荡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都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民权法案”和凯恩斯主义等政策，无法治理和改变“邪恶人性”，反而导致传统家族的衰落和灵魂的无归。观众对教父以暴制暴的行为和结局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二）“本性”
教父形象由俗人成为世俗形态的道德化人物，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超人”哲学。所谓超人，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身体强壮、武器装备精良或是拥有超自然能力，而是一种以“本性”（Nature）为核心的天然素质。
“Nature”来自拉丁文“Natura”，原意指自然、本质。在社会学中，可以理解为特定人类群体遗传下来的、固有的精神、情感、认知、智慧及体力，可统称为“本性”。作为个体的基因，本性强调原始生命力的价值。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坚持性恶论，一方面又崇尚本性，希望用正义、强大的本性去消除恶的本性和社会犯罪，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 在美国世代喜爱的《星球大战》系列（Star Wars，1977-2016）中，只有“绝地武士”才能打败邪恶独裁的银河帝国，而绝地武士这个群体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力”（The Force）。美国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将“原力”描述为：“普遍的、无处不在的能量……所有宇宙生命和事物的有形结构，从起源、发展到回归、湮灭，都是这种能量在作用、支持和充盈，它就是宇宙本身的建构和流动的显现。”原力不仅弥散在宇宙之中，又蕴含在特定族群身体之内。它不是通过外界学习，而是依靠激发自身潜能才能获得。若没有原力，就不具备超凡的战斗力，无法也没有资格成为绝地武士，领导星际联盟去对抗银河帝国。可以看出，《星球大战》的“原力”隐喻了新保守主义的本性。本性的主体都出身中下等社会阶层，但最被本能化、特权化、神灵化，带有鲜明的天赋异禀、上帝特选的宗教色彩，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科学主义、公共理性相对立。不仅在科幻电影中，在《洛奇》（1976-2006）、《第一滴血》（1982-2008）等现实题材影片里，主角洛奇和兰博的原始野性、个人天赋和潜能也是他们成为克里斯玛式人物的根本原因，而被他们击败的对手是政府官员、警察、黑人拳手、苏联拳手（科学器械和药物训练出的产物）。
美国《时代》杂志曾这样评介导演乔治·卢卡斯：“卢卡斯是一位纯朴天真的浪漫者。正是这种对浪漫史的想入非非，使得《星球大战》能够如此清新，如此妙趣横生，如此异想天开。”《星球大战》充满想象力的科幻场景洋溢着超现实的细节和色彩，让英雄从世俗画卷中逃脱出来，闪耀着光辉。类似地，《教父》的场景都是围绕家庭与社会的对立来建构的：大量精雕细琢的室内镜头、温暖的色调、规范的构图，营造了安全、私密的空间；房间之外则是清冷的街区和荒野，表现疏离感的中景和长镜头占多数。教父是封闭的、孤独的，那间古朴幽暗的办公室代表了一个沉静和谐的自恋式乐土，那张椅子代表了不容妥协、抵御外界法律和威胁的权力空间。《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中，“猎鹿”与山区小镇生活的世俗化场景形成了强烈对比：油画般的苍茫群山配合教堂唱诗班的宏伟歌声、薄雾缭绕中的雄鹿、英姿勃发的猎人，整个场景既建构了一个充满原始野性和阳刚气息的意境，又营造出一个神秘宁静、圣洁崇高的乌托邦场景，完全契合了“本性”和世俗权威的特征。主人公孤身一人走在绚丽的山岭之巅，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
四、从“他者”到换位思考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使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福音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并存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是横向的、平等的、散乱的、反英雄的，新保守主义是纵向的、提升的、纯洁的、威权主义的。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区别，也渗透和体现在好莱坞电影的题材、角色、剧情和影像风格这些电影本体元素之中。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和文化纷争加剧了宗教世俗化的进程，也使好莱坞电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鲜明的文化分野。但从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社会经济逐步稳定和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式微。好莱坞电影以《星球大战》系列为起点，开启了以新保守主义为主要价值观的商业大片旅程，并成为最重要的海外输出类型。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新保守主义在科幻电影、超级英雄电影和战争电影中找到更广泛的载体，“世俗权威”“本性”凭借其充盈的情感、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成为国际通约性表达元素，逐步被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我国从1994年开始引进美国商业电影（俗称“美国大片”），加入世贸组织后逐年增加引进数量，因此中国普通观众大范围地接受美国电影是在“新好莱坞”之后，这就是造成我国对美国电影认知单一的历史原因。
尽管当今好莱坞始终没有再现“新好莱坞”时期泾渭分明、双足鼎立的文化景象和艺术成就，但我们依然能看到每年出现的反英雄、反世俗权威的现实主义电影，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ulb，2013）、《聚焦》（Spotlight，2015）、《斯隆女士》（Miss Sloane，2016）等，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这些电影对《唐人街》《总统班底》影像风格的传承，表达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哪怕是新保守主义的重镇——超级英雄电影，也出现了《蝙蝠侠之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这样的反英雄的作品。虽然电影仍然凸显蝙蝠侠强大的本性和乌托邦化的巢穴（地下室），但已经展现了超级英雄的个人局限性，以及与社会各阶层（角色）合作的广阔图景。因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始终分分合合地融通在好莱坞电影之中。好莱坞并非千人一面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美国梦——这些只是最表层的结果和现象。当前，中国更多地从工业、资本的角度分析和学习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宗教文化对好莱坞电影的本体性影响认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只局限在宗教题材电影）。
对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我们往往把它们狭隘地看作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没有纳入到好莱坞电影研究之中。
中国电影要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需要换位思考，摒弃他者思维，切实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观内涵以及如何建构和传播文化产品，才能纠正认知、消除误解，找到与世界传播和对话的最大公约数。
【关键词】宗教世俗化；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好莱坞
在中美电影文化贸易中，中国处于明显的贸易逆差。长期以来，从中国观众、业界到学界对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文化价值观认知往往都局限在一个维度、一种印象。很多人眼里的美国电影等同于“爆米花”电影，没有复杂多元的价值观可言。检索我国对于美国电影价值观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是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然后延伸到“美国梦”、父权制、种族主义等内容，鲜有美国社会与好莱坞的分段历史的交叉研究。并且，对于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两大支柱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电影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电影学界几乎没有专题研究。如果说，华人形象乃至中国电影在美国是一个刻板的他者形象（如功夫明星），那么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视野中，岂不同样是一个浅薄刻板的“他者”？真正的美国是什么？它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的丰富内涵是什么？又是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政治时局中影响和建构好莱坞电影的？本文从宗教世俗化视角分析好莱坞历史上最显著的类型分化和文化分野，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它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始终是美国电影创作和生产的两大基石。
一、美国的宗教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理论概念。宗教世俗化运动的核心理念是信仰以人为中心，不再像以往那样沉溺于抽象玄奥的神学和繁缛琐碎的教规仪式。如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所说，每个人都具有自我领悟《圣经》并直接神交上帝的权利。既然个人可以直接“因信称义”，这就使得宗教信仰由原来的国家政治领域收缩到私人领域。从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到清教的“信仰契约”，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到美国的爱默生“自立”观和超验主义，宗教世俗化进程构筑了“美国梦”的完善内涵，即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鼓励求知，努力做好尘世中自己的“天职”（工作）。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机会均等，追求金钱，再加上一些运气，就可以从一贫如洗、虚度光阴上升为丰衣足食乃至家财万贯。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要么是欧洲人，要么是欧洲人后裔，……他已经完全投身于新的生活方式，占据新的地位，从此熔化成一种新的人种”。①
宗教世俗化使宗教在政治及其他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但宗教世俗化不是“去宗教化”，它只是变革了宗教的存在组织方式。罗伯特·贝拉认为：“美国的宗教世俗化的结果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具有个人自主性的宗教是宗教进化的高级阶段，即现代宗教、公民宗教。”②宗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人民借助宗教也表达了对国家的一致信仰。所以美国是最现代、最世俗的国家，又是最宗教化的国家。③这种看似悖论式的国情是指宗教在美国找到了更多与大众文化的联结点，“宗教要以崭新的、世俗的面貌，直接在文化中发挥它应有作用的思考”。④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就是宗教世俗化与美国历史发展互相融合而产生的两种价值观，它们不仅在政坛上互相角力，更形成了两大文化阵营。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经济衰退、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和越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主导权的争夺空前激烈，在好莱坞产生了兩种风格的电影。
二、新自由主义与“危机电影”
虽然宗教的世俗化不能等同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是在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是反教会统治、突出普通个体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就推动了提倡政教分离、思想解放和公共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壮大。
新自由主义伴随着美国建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美国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在70年代达到高峰。⑤新自由主义修正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 主张“积极自由”，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帮助民众实现权利平等。新自由主义不是反宗教，而是认为宗教及其代言人不应在公共领域担任唯一的评判角色。它提出了“中立论”和“正当优先于善”的法则，即不管你在私人领域信仰什么（或者无宗教信仰），在公共领域必须要遵从宪法规定的公共理性，遵从“普遍正义”。“普遍正义”是由各种不同宗教、道德和哲学通过公共对话、反复论证最终达成的“重叠共识”（罗尔斯语），由此“大量的共同体与个人被拖入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网中，他们的行为角色得到了合理的连接，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社会化过程”。⑥所以，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反乌托邦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潮流。
20世纪70年代初，好莱坞涌现出一种体现新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电影类型——“危机电影”（Crisis Film）。这类电影都是批判现实主义题材，反映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政商腐败、种族主义、核工业污染等公共危机；剧情往往是多线并行，角色设计是反传统英雄的，都是有着各种性格缺点、但充满社会正义感的小人物；画面呈现出旁观、平视乃至散乱的视角，减少主观化镜头和个人体验式的画面，用更多的全景画面来展现社会体系中不同部分、不同阶层的现实联系，喻示着容纳更多差异化的公众意见和观点。典型作品《唐人街》（Chinatown，1974）虽然是侦探片类型，但瞄准了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案件——城市水源被大企业垄断。所以作为电影主角的私家侦探杰克不再像经典好莱坞时期那样处理个人或家庭的恩怨，而是融入各个社会阶层之中：农民缺水、水利局受贿、大企业违法、警察局无能等等。杰克奔波于河床、田园、政府机关、资料室、街道、养老院、董事长宅院之间搜集线索，不知不觉成为民众代言人同上层利益集团以及政府进行斗争。整个探案过程打开了一幅美国广阔的社会画卷。政客、企业主、记者、警察、农民、蓝领工人……各方面利益纠缠，镜头随机，画面丰富，人物众多。虽然《唐人街》也设计了私人化情节（出轨、乱伦等等），但从“家庭私事”出发，引出了“公事”（贪腐、控制水源、占用公器）。整部电影的故事发展和人物对立都是在辩论所谓“丑闻”和“家业”究竟是个人隐私还是公共利益？“饮用水”和“城市”究竟属于私人（企业）财产还是属于公共财产？这种家庭与社会的内外界域贯通是“新好莱坞”电影的特色。 与《唐人街》类似的“危机电影”在美国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之后的好莱坞非常流行。如《中国综合症》（The China Syndrome，1979）描写一个揭露核泄漏事故的记者；《电视台风云》（Network，1976）表现电视台对收视率的疯狂追求，以及对观众思想的控制；《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展现了两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追踪报道“水门事件”。托马斯·沙兹总结了此类风格的电影策略，包括嘲讽，反思的叙事，间离效果，开放的文本，善、恶冲突不明显，对现状质疑等等。⑦从文化角度看，“危机电影”揭露商界、政府、警界、法院的黑暗，但不会把原因归结为性恶论、道德沦丧，而是指向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完善。这些电影把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理想化的英俊勇敢的男性英雄和“物化”的丰乳肥臀的美女形象都扔到世俗的沼泽地，以媒体记者、政府小职员、知识分子、小警察和侦探、律师作为电影主人公，并且在这些角色中不乏职业女性和有色人种。职业身份和身体特征使这些角色拥有睿智理性和公众意识，从而成为私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联结点。明亮、繁忙的办公场景，蜂拥而至、手持话筒的记者，频闪的镁光灯，政府听证会和街头集会，这些类型化的影像使观众看到了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协作力量。它不是把社会矛盾交给上帝和道德来裁决，而是相信公众在法治范围内做出的选择。
三、新保守主义与电影中的世俗神圣
当我们赞叹新自由主义影片的开阔性和使命感时，它的去英雄化、去权威化的修辞方式又使得美国社会的局限性显露无遗。很多自由主义电影的悲观结局让普通观众反思的同时，也感受到普通民众在巨大的社会机器面前的无力、无助之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尽管美国的《宪法》《权利法案》在公共领域规定了“重叠共识”，但是在核心的道德、文化问题上，“重叠共识”的达成何其之难。最终，道德相对主义导致了社会价值的真空和凝聚力的下降。针对这种状况，新保守主义认为社会秩序必须由传统伦理道德来维护，而高尚的品德必须由宗教来塑造。
与新自由主义相比，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带有一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但是它对宗教的虔信并不是主张退回到中世纪封闭纯粹的人神对话，而是建立宗教和文化的一体化。⑧新保守主义虽然重视礼拜等宗教集体活动，但更多的是拓展宗教的“道德孵化器”和人文关怀的社交功能。所以，新保守主義也是宗教世俗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世俗权威
清教社会的基础是集体，而非个人。美国的建国理念是反对中央集权，但同样是反集权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社会团体的权威，这些团体包括家庭、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单位、工会及其他专业组织等。家族和社区的长辈、政商界精英、战争英雄、演艺和体育明星等都可以成为世俗化的个体领袖。
好莱坞电影《教父》系列（The Godfather，1972-1990）就塑造了一个世俗权威化的教父形象。影片描述了两代教父（克里昂和迈克）与纽约五大家族你死我活的争斗。贪婪和欺诈的商人，不受法律保护的普通民众，被贩毒组织收买的警长，勒索钱财的参议员等等——电影里的美国社会如此险恶和唯利是图，新自由主义苦心经营的公平正义、全民福利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影子。面对“二战”后走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美国，影片宣扬了一种原始感性的对抗力量——宗教传统以及它的世俗化身：强大又仁爱的家族领袖。
影片营造了与冰冷的商业社会截然相反的温馨的家族环境，大量明媚、热闹的家族聚会成为标志性场景，亲戚朋友互相体贴和帮忙。但是这种和谐温情的群体必须由一个大家长来领导。作为大家长的老教父首先是敬畏宗教，拒不参与贩毒。影片中的宗教场景非常庄严圣洁，成为黑手党家族的皈依之地。其次，教父是乐善好施、热心助人的领袖。例如殡仪馆老板向教父诉说自己的女儿被人欺负，但警察和法院（自由主义诉诸的法律部门）却不惩办罪犯；贫穷的邻居因为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走；他的教子强尼的演艺事业没有希望，等等，都是由教父帮他们解决难题。而子女、下属和同乡都视教父为父亲。教父负责行使社区的公正权力，成为“仁君”和“义务警员”（Vigilante）。
新好莱坞时期出现的《教父》第一、二部，与《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唐人街》《总统班底》这些反英雄、反神话的电影针锋相对。《教父》表现的纽约“小意大利”区特有的宗教氛围、社区亲情和父权威力，在美国广大蓝领工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唤起了集体记忆，也让大城市里的白人中产阶级非常羡慕，这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明显。⑨美国社会学者伊恩·罗伯逊指出：“大多数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自己的信仰中为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⑩虽然电影中表现的欧洲（意大利）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的清教有一定的区别，但作为一个虔诚、仁爱和德高望重的世俗领袖，两代手握乾坤、法外行使公正权力的教父反衬了政府的无能、法律的无力和商业社会的冷漠。“西西里家族”为现代美国观众提供了一个意义确认的“异托邦”（福柯意义），从而促使观众相信：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动荡到2007年的金融危机，都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民权法案”和凯恩斯主义等政策，无法治理和改变“邪恶人性”，反而导致传统家族的衰落和灵魂的无归。观众对教父以暴制暴的行为和结局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二）“本性”
教父形象由俗人成为世俗形态的道德化人物，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超人”哲学。所谓超人，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身体强壮、武器装备精良或是拥有超自然能力，而是一种以“本性”（Nature）为核心的天然素质。
“Nature”来自拉丁文“Natura”，原意指自然、本质。在社会学中，可以理解为特定人类群体遗传下来的、固有的精神、情感、认知、智慧及体力，可统称为“本性”。作为个体的基因，本性强调原始生命力的价值。新保守主义一方面坚持性恶论，一方面又崇尚本性，希望用正义、强大的本性去消除恶的本性和社会犯罪，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门。 在美国世代喜爱的《星球大战》系列（Star Wars，1977-2016）中，只有“绝地武士”才能打败邪恶独裁的银河帝国，而绝地武士这个群体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原力”（The Force）。美国神话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将“原力”描述为：“普遍的、无处不在的能量……所有宇宙生命和事物的有形结构，从起源、发展到回归、湮灭，都是这种能量在作用、支持和充盈，它就是宇宙本身的建构和流动的显现。”原力不仅弥散在宇宙之中，又蕴含在特定族群身体之内。它不是通过外界学习，而是依靠激发自身潜能才能获得。若没有原力，就不具备超凡的战斗力，无法也没有资格成为绝地武士，领导星际联盟去对抗银河帝国。可以看出，《星球大战》的“原力”隐喻了新保守主义的本性。本性的主体都出身中下等社会阶层，但最被本能化、特权化、神灵化，带有鲜明的天赋异禀、上帝特选的宗教色彩，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科学主义、公共理性相对立。不仅在科幻电影中，在《洛奇》（1976-2006）、《第一滴血》（1982-2008）等现实题材影片里，主角洛奇和兰博的原始野性、个人天赋和潜能也是他们成为克里斯玛式人物的根本原因，而被他们击败的对手是政府官员、警察、黑人拳手、苏联拳手（科学器械和药物训练出的产物）。
美国《时代》杂志曾这样评介导演乔治·卢卡斯：“卢卡斯是一位纯朴天真的浪漫者。正是这种对浪漫史的想入非非，使得《星球大战》能够如此清新，如此妙趣横生，如此异想天开。”《星球大战》充满想象力的科幻场景洋溢着超现实的细节和色彩，让英雄从世俗画卷中逃脱出来，闪耀着光辉。类似地，《教父》的场景都是围绕家庭与社会的对立来建构的：大量精雕细琢的室内镜头、温暖的色调、规范的构图，营造了安全、私密的空间；房间之外则是清冷的街区和荒野，表现疏离感的中景和长镜头占多数。教父是封闭的、孤独的，那间古朴幽暗的办公室代表了一个沉静和谐的自恋式乐土，那张椅子代表了不容妥协、抵御外界法律和威胁的权力空间。《猎鹿人》（The Deer Hunter，1978）中，“猎鹿”与山区小镇生活的世俗化场景形成了强烈对比：油画般的苍茫群山配合教堂唱诗班的宏伟歌声、薄雾缭绕中的雄鹿、英姿勃发的猎人，整个场景既建构了一个充满原始野性和阳刚气息的意境，又营造出一个神秘宁静、圣洁崇高的乌托邦场景，完全契合了“本性”和世俗权威的特征。主人公孤身一人走在绚丽的山岭之巅，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的主宰。
四、从“他者”到换位思考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使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福音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并存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是横向的、平等的、散乱的、反英雄的，新保守主义是纵向的、提升的、纯洁的、威权主义的。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区别，也渗透和体现在好莱坞电影的题材、角色、剧情和影像风格这些电影本体元素之中。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和文化纷争加剧了宗教世俗化的进程，也使好莱坞电影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鲜明的文化分野。但从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社会经济逐步稳定和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式微。好莱坞电影以《星球大战》系列为起点，开启了以新保守主义为主要价值观的商业大片旅程，并成为最重要的海外输出类型。在资本和技术的帮助下，新保守主义在科幻电影、超级英雄电影和战争电影中找到更广泛的载体，“世俗权威”“本性”凭借其充盈的情感、浪漫主义和乌托邦色彩成为国际通约性表达元素，逐步被简化为“个人英雄主义”。我国从1994年开始引进美国商业电影（俗称“美国大片”），加入世贸组织后逐年增加引进数量，因此中国普通观众大范围地接受美国电影是在“新好莱坞”之后，这就是造成我国对美国电影认知单一的历史原因。
尽管当今好莱坞始终没有再现“新好莱坞”时期泾渭分明、双足鼎立的文化景象和艺术成就，但我们依然能看到每年出现的反英雄、反世俗权威的现实主义电影，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Dallas Buyers Culb，2013）、《聚焦》（Spotlight，2015）、《斯隆女士》（Miss Sloane，2016）等，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这些电影对《唐人街》《总统班底》影像风格的传承，表达着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哪怕是新保守主义的重镇——超级英雄电影，也出现了《蝙蝠侠之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The Dark Knight Rises）这样的反英雄的作品。虽然电影仍然凸显蝙蝠侠强大的本性和乌托邦化的巢穴（地下室），但已经展现了超级英雄的个人局限性，以及与社会各阶层（角色）合作的广阔图景。因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始终分分合合地融通在好莱坞电影之中。好莱坞并非千人一面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美国梦——这些只是最表层的结果和现象。当前，中国更多地从工业、资本的角度分析和学习好莱坞电影，对于美国宗教文化对好莱坞电影的本体性影响认识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只局限在宗教题材电影）。
对于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我们往往把它们狭隘地看作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没有纳入到好莱坞电影研究之中。
中国电影要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需要换位思考，摒弃他者思维，切实了解对方的文化价值观内涵以及如何建构和传播文化产品，才能纠正认知、消除误解，找到与世界传播和对话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