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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督促、工信部表态，三大运营商终于在5·17“国际电信日”开始实施宽带提速降费方案，尽管祭出了“史上最大幅度”、“八大举措”、“十大举措”等大旗，但是下调的主要是营业收入本身兢很少的固网宽带费用，而消费者最关注的移动流量资费阶格，这次基本没有降低和变化。
上有总理的敦促，下有消费者的期盼，网费为什么就是难以降下来？居高不下的电信资费到底怎样才能降下来？
三大电信运营商“史上最大降幅”含金量并不太高
尽管三大电信运营商同时宣布了网络提速降费的具体方案，但每个方案的具体内容都值得仔细推敲。
北京市律师协会电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汉义分析说，这次降价只是放点儿血，没有割肉。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建设面临三大瓶颈：电信、能源和交通。经过30多年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电信、能源和交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三大瓶颈问题。其中，电信解决得是最优秀、最好的。
然而，电信事业发展到今天，却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资费高！“它不是一般的高，是虚高，是畸高，是居高不下。”王汉义律师说，“我这个概括得到了许多电信业界同行的认可，三大运营商调整资费方案，这一次的降费幅度并不大，尤其是中国移动所谓的夜间方案、节假日方案。夜间方案是鼓励人们成为夜猫子，因为它规定在夜里11点以后用它的网络才有优惠，这显然是一种‘放血不割肉’的优惠，人民群众期待的真正实惠并没有实现。”王汉义评价说。
运营商的“定价成本”应考虑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警法时空》栏目新闻评论员郭松民认为：“出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的考虑，我国最初是把电信作为国家的基础建设来投入的，包括基础设施、基本电缆投放、各基站建设，很多都是由部队进行建设的。而部队建设是不做经济核算，都是按照軍事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投入的。这些投入经历了不断市场化的几个过程，最终免费提供给运营商了。”
郭松民认为，作为运营商，接到这些国有资产，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既然免费得到这么多，那么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尽可能多的回报社会。但是现在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经济学的主流谈到的市场是要有利润的；第二个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企业通过利改税改革后，要靠利润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基础设施本来是国家无偿的投入，最后运营商却变成在市场追求利润的一个主体了。而且它们处于垄断地位，追求利润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市场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它的价格，这才导致到了让总理都不得不出面的境地。
既然是国家的投入，作为央企的电信运营商就不能整天再打“血泪史”牌，不能将以前的投入摊派到现在的成本中，让民众再掏一份钱。以前的设施是国家投入的，国家的财政也是通过税收等从民众手中收缴的。上一代的民众已经拿钱了，这一代的人就不应该再拿一次成本钱。
现有的电信企业价格调节机制为何失灵
“严格说，一个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之间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因为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根据市场竞争规律，很多情况下要薄利多销，甚至要亏本营销。如果是在垄断的情况下，因为它对市场反应不敏感，所以对这时候的价格，消费者就要问它的成本了。”郭松民说。
郭松民认为，对于电信企业来说，服务价格不能比成本高太多，高太多就是运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消费者就不满意了。价格为什么降得这么困难，郭松民认为就是因为我国大陆的电信业其实是寡头垄断的——仅有三大运营商。寡头垄断从经济学上说是个很难破解的难题。比如，有一个寡头愿意降价，那么其他的寡头也跟着降价。降价以后，每个寡头的市场份额都不会增加，降价不能使它从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其中一个寡头涨价，那么它丢失的市场份额很快就被其他的寡头填补，就是说，涨价也不能使它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它的价格会处于一种很僵持的状况。
与成本无关，但降价很难，提价就更难。民间的舆论推不动，市场推不动，总理出来，他们只好给总理面子，于是象征性地放了点儿血。于是有人用“囚徒困境”这个词来比喻目前中国电信业价格的处境。在非常难打破的情况下，必须考虑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电信服务收费涉及几亿人，尤其我国的电信用户数在世界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但目前我国的电信业在价格机制上却处于“囚徒困境”的现状，电信业的价格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王汉义律师认为，这主要与我们国家的电信资费定价体制有关。“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实行政府定价，都是政府说了算。到了今年，我们电信业的资费才真真正正地所谓‘放开政府这只手’，政府不再管理具体价格的调整和指导，而是由市场来调整。那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电信市场是由三个运营商来垄断的，它们之间实质性的法律层次的竞争关系是不存在的，市场还是由他们说了算。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指导和市场结合，截至目前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王汉义律师说。
郭松民认为：“国家当初把电信业分成三个运营商，是希望它们能够相互竞争，但是却忽略了这些寡头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也可以携手垄断，因为它们特别容易结成一个价格联盟。另外，即便是它们三个相互竞争，在寡头机制下，容易导致两败俱伤甚至是三败俱伤，所以它们不大可能自动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郭松民认为，通过竞争自动形成一个价格合理的市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新的竞争者能够不断进入，而竞争的失败者被赶出市场。但目前我们的电信市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居高不下的电信资费怎样才能降下来
王汉义主任认为：“首先，要想打破垄断，我们的法律必须是健全的。我国有《反垄断法》，能对外资企业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和处罚，却从未对三个运营商是不是存在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存在，为什么不能对他们进行高额的处罚？其次，从企业层面讲，企业要讲良知。企业的改革举措包括资费调整的具体方案，要取得人心，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电信业的基础设施是国家投入的，并不是企业自己掏钱投入的，运营商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不要违规，更不能欺上瞒下。最后，用户期待电信资费的改革到位，我认为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对电信业降1氐资费的诉求也要有一个程序性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更应该积极地从自身去推进，去呼吁，去监督。”
郭松民也认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基础设施是以举国之力兴建起来的，哪个运营商利用这套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更好，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基础设施交给谁来用。比如我们建了一个商业门店，那么谁能够经营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商业门店租给谁。我觉得竞争应该是建立在服务上，还有就是要技术创新。”
电信服务收费涉及几亿人，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并不鼓励总理伸手去影响企业的管理，该是市场的活还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调节。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不断地在简政放权，尊重市场，尊重价格规律，不仅能让民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也会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
《警法时空》姚博
陈文整理
上有总理的敦促，下有消费者的期盼，网费为什么就是难以降下来？居高不下的电信资费到底怎样才能降下来？
三大电信运营商“史上最大降幅”含金量并不太高
尽管三大电信运营商同时宣布了网络提速降费的具体方案，但每个方案的具体内容都值得仔细推敲。
北京市律师协会电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汉义分析说，这次降价只是放点儿血，没有割肉。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建设面临三大瓶颈：电信、能源和交通。经过30多年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电信、能源和交通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三大瓶颈问题。其中，电信解决得是最优秀、最好的。
然而，电信事业发展到今天，却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资费高！“它不是一般的高，是虚高，是畸高，是居高不下。”王汉义律师说，“我这个概括得到了许多电信业界同行的认可，三大运营商调整资费方案，这一次的降费幅度并不大，尤其是中国移动所谓的夜间方案、节假日方案。夜间方案是鼓励人们成为夜猫子，因为它规定在夜里11点以后用它的网络才有优惠，这显然是一种‘放血不割肉’的优惠，人民群众期待的真正实惠并没有实现。”王汉义评价说。
运营商的“定价成本”应考虑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警法时空》栏目新闻评论员郭松民认为：“出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的考虑，我国最初是把电信作为国家的基础建设来投入的，包括基础设施、基本电缆投放、各基站建设，很多都是由部队进行建设的。而部队建设是不做经济核算，都是按照軍事或者是行政命令来投入的。这些投入经历了不断市场化的几个过程，最终免费提供给运营商了。”
郭松民认为，作为运营商，接到这些国有资产，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既然免费得到这么多，那么应该通过各种措施尽可能多的回报社会。但是现在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经济学的主流谈到的市场是要有利润的；第二个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企业通过利改税改革后，要靠利润养活自己。这样一来，基础设施本来是国家无偿的投入，最后运营商却变成在市场追求利润的一个主体了。而且它们处于垄断地位，追求利润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市场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影响它的价格，这才导致到了让总理都不得不出面的境地。
既然是国家的投入，作为央企的电信运营商就不能整天再打“血泪史”牌，不能将以前的投入摊派到现在的成本中，让民众再掏一份钱。以前的设施是国家投入的，国家的财政也是通过税收等从民众手中收缴的。上一代的民众已经拿钱了，这一代的人就不应该再拿一次成本钱。
现有的电信企业价格调节机制为何失灵
“严格说，一个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之间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因为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根据市场竞争规律，很多情况下要薄利多销，甚至要亏本营销。如果是在垄断的情况下，因为它对市场反应不敏感，所以对这时候的价格，消费者就要问它的成本了。”郭松民说。
郭松民认为，对于电信企业来说，服务价格不能比成本高太多，高太多就是运用垄断地位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消费者就不满意了。价格为什么降得这么困难，郭松民认为就是因为我国大陆的电信业其实是寡头垄断的——仅有三大运营商。寡头垄断从经济学上说是个很难破解的难题。比如，有一个寡头愿意降价，那么其他的寡头也跟着降价。降价以后，每个寡头的市场份额都不会增加，降价不能使它从竞争中得到好处；如果其中一个寡头涨价，那么它丢失的市场份额很快就被其他的寡头填补，就是说，涨价也不能使它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它的价格会处于一种很僵持的状况。
与成本无关，但降价很难，提价就更难。民间的舆论推不动，市场推不动，总理出来，他们只好给总理面子，于是象征性地放了点儿血。于是有人用“囚徒困境”这个词来比喻目前中国电信业价格的处境。在非常难打破的情况下，必须考虑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电信服务收费涉及几亿人，尤其我国的电信用户数在世界上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但目前我国的电信业在价格机制上却处于“囚徒困境”的现状，电信业的价格机制为什么会失灵？
王汉义律师认为，这主要与我们国家的电信资费定价体制有关。“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实行政府定价，都是政府说了算。到了今年，我们电信业的资费才真真正正地所谓‘放开政府这只手’，政府不再管理具体价格的调整和指导，而是由市场来调整。那就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电信市场是由三个运营商来垄断的，它们之间实质性的法律层次的竞争关系是不存在的，市场还是由他们说了算。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指导和市场结合，截至目前可以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王汉义律师说。
郭松民认为：“国家当初把电信业分成三个运营商，是希望它们能够相互竞争，但是却忽略了这些寡头之间可以相互竞争，也可以携手垄断，因为它们特别容易结成一个价格联盟。另外，即便是它们三个相互竞争，在寡头机制下，容易导致两败俱伤甚至是三败俱伤，所以它们不大可能自动形成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
郭松民认为，通过竞争自动形成一个价格合理的市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新的竞争者能够不断进入，而竞争的失败者被赶出市场。但目前我们的电信市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居高不下的电信资费怎样才能降下来
王汉义主任认为：“首先，要想打破垄断，我们的法律必须是健全的。我国有《反垄断法》，能对外资企业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和处罚，却从未对三个运营商是不是存在垄断行为进行调查。如果确实存在，为什么不能对他们进行高额的处罚？其次，从企业层面讲，企业要讲良知。企业的改革举措包括资费调整的具体方案，要取得人心，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电信业的基础设施是国家投入的，并不是企业自己掏钱投入的，运营商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不要违规，更不能欺上瞒下。最后，用户期待电信资费的改革到位，我认为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对电信业降1氐资费的诉求也要有一个程序性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更应该积极地从自身去推进，去呼吁，去监督。”
郭松民也认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主人翁的意识，基础设施是以举国之力兴建起来的，哪个运营商利用这套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更好，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基础设施交给谁来用。比如我们建了一个商业门店，那么谁能够经营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商业门店租给谁。我觉得竞争应该是建立在服务上，还有就是要技术创新。”
电信服务收费涉及几亿人，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并不鼓励总理伸手去影响企业的管理，该是市场的活还应该让市场自己去调节。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不断地在简政放权，尊重市场，尊重价格规律，不仅能让民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也会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服务质量。
《警法时空》姚博
陈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