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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声音符号的有声表达，有助于人们的情感交流及生活再现，它的精神内涵、审美格调与美育功能取决于创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专业修养、生活体验等等，所以音乐是有指向意义和时代底蕴的。当新闻娱乐化、文艺低俗化的现象由个别情况发展为普遍现象时，人们逐渐意识到，音乐作品虽有正面、积极的社会功能，但运用不当，其反面、消极的社会影响也不容小觑，这就增加了对“音乐中的意识形态表达”这个问题探讨的急迫性。
关于广播中的音乐节目，初级印象往往被划为纯艺术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大。在我们数次的听众问卷调查中，“想放松减压，愉悦一下身心”成为选择收听音乐节目的主要诉求；歌曲、音乐是否好听是听众选择锁定频率的重要依据；“是否从中获得精神启迪”的调查选项被勾中的几率却很低。因此，不少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从意识上便淡化了音乐节目也有政治导向把握不当的风险，忽略了作为媒体人应该主动承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播的社会责任，放松了努力依托自身节目定位，最大化实现音乐的美育教化功能的创新实践。事实上，音乐节目制播的意识形态表达与选择音乐素材的政治导向、作品歌词的引申内涵及作品播放的时间节点都是密切相关的，只有通过用心的编排，把正确的政治意识观念、有格调的艺术品味思想结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潜移默化地融入到音乐节目的传播中，才能凝聚民族精神、维系社会团结和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关于音乐最初的意识形态表达，先来说说春秋时期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在齐国听到了尽显虞舜时代太平祥和、优雅宏盛的“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如痴如醉，以“尽美矣，又尽善矣”的评价，成为了成语“尽善尽美”的由来。另一个说的是卫灵公赴晋国参加庆典，命他的乐师涓演奏商朝末年师延为纣王谱的一首曲子，被师旷厉声制止：“此为亡国之音，不可以”。此曲被称为靡靡之音，纣王听而倦，卫灵公听而荒疏国政。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玉树后庭花”、“霓裳羽衣曲”等一直被视为亡国之音，贤明的君主是不听的。在古人心里，音乐从来都是和社会生活、价值观紧密相联的。我们读《诗经》，那些底层百姓边劳动、边吟唱的歌谣，不仅仅是舒缓繁重劳动的疲惫，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期盼和对统治者的愤懑。谁能说这些不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在革命战争时期，回荡在延安上空激情万丈的旋律，使人感到一种振奋和力量，似乎已经预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背景下去听，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歌”，我曾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听过。电视剧《秋白之死》结尾，瞿秋白被押赴刑场的途中，一个满头白发、在风中颤抖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向人群伸出漆黑的双手，企图乞讨一点赖以活命的食物。瞿秋白站住了，他悲悯的眼神停留在老妇人身上，然后点燃一支香烟，用俄语低声唱起《国际歌》，继续向刑场走去，步伐缓慢坚定。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理解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慷慨赴死！这些映射了当年生活现实的音乐情感抒发，逐步形成了音乐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动态行进过程，成为有力的时代精神脉搏。音乐诞生的社会背景、思想内涵、受众群体的审美格调，无不是当下时代意识的具象体现。所以音乐节目的制作，除了尽量满足受众情绪疏导和身心愉悦之外，对上述这些元素的细心挖掘、认真钻研及精心铺排，更能唤起听众的精神共鸣和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所谓仅是喜欢音乐、懂得上网查阅相关音乐背景就可以完成音乐节目的制作，其实是很粗浅的认知。如何做好一档音乐节目是要对音乐素材的思想性选择、音乐意境的美感营造、节目编播的时空场景进行精心谋划。节目中哪些内容可播不可播，哪些内容平时的常规节目可以播，而特殊节点就不能播，这里面都有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考量。任何广播节目的制作都应该自觉拥有在节目中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即使是娱乐节目，也应该在节目中通过巧妙题材设计贯穿主流意识形态，使节目在具有娱乐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观念集合，只有通过具象化的方式才容易被人们所把握，因此，音乐节目的制播工作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说。
所谓“天时”，一般是指天道运行的规律，就是时序，也指宜于做某事的自然气候条件。人们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契合。每天的节目中选择什么歌曲不让听众感觉突兀、不解，是音乐广播的专业音乐编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花开绿意的春季、动感活力的夏季、硕果飘香的秋季、傲雪凌霜的冬季都有太多令人感同身受的音乐创作，如若编排的歌曲不合时令，适合踏青赏花之时伤春悲秋，适合精神振奋、团结上进之时无谓放大别绪离愁，会给予受众不知所云、阴暗晦涩的负能量传递。很多不经意的时候，旋律留在人们生命里的痕迹，是只在相似的天气、相似的季节或相似的节日生活氛围中，才能浮现于脑海的。
再说“地利”，原指战略上的有利地势，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城市认同感，是指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自豪感，这就是一种主观意识体现，包含了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地位认同和地域认同。如果说音乐中的音符、节拍、情绪基调等是意識形态在社会认同环节的物质载体，那情感共鸣便是受众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贵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作为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贵州唯一的专业音乐广播频率，我们不能像上海音乐台一样大量排播外文歌曲，也不能像广东音乐台一样常播粤语音乐作品，地域的文化差异及市民的生活习惯决定了我们的曲库建立策略，那就是华语歌曲绝对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流音乐构成，而其中贵州原创歌曲的比重及普通话歌曲的比重又为整个曲库的重中之重。音乐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讴歌城市也就是讴歌祖国，贵州众多的城市之歌更是一个城市极具标识性的听觉符号，一首好的城市之歌不但能激发听众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能让更多人对这座城市萌生向往，加深亲近感，也将不断塑造贵州文化和旅游宣传的现代感和亲和力，更加凸显贵州自信。
最后说到的是“人和”，指人心所向，民心和乐。现实的意识形态表达形式虽然包含理性思维，但听者与音乐传播者的情感交流，本质是对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处理，借助相同的情感归属达到意识形态认知统一，以层次丰富的感性形象外化呈现国家意识形态。不同年代的人们都有着自己最爱的歌手或者歌曲，不仅承载着无数的历史记忆，更是不同年代的人们情感诉求的最终共振同心圆，这种音乐的审美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之上的。从价值观念来说，很多歌曲的说唱歌词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而当一个听众只要与某个音乐人的歌词产生了共鸣之后，就会把这个和他有共鸣的艺人的其他歌曲都听听。比如当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与一些单亲家庭问题的听众有着共鸣，那时她的系列歌曲就被当作了一个情感依靠；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以是我很温柔》着重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双重性，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但是依然努力不放弃打拼的人们，让在自己需要振作的时后就会马上去听赵传的歌，达到减压且激励自己的效果。《我爱你中国》《时间去哪儿了》等优秀作品，用年轻受众乐意接受的流行音乐语言，轻易的便触动了他们为国家而骄傲、因父母而感恩的正能量情绪共振。反观一些说唱歌手或是网络流行的歌曲，把无聊当有趣，为迎合某些仇视社会黑暗、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投其所好的挖掘放大社会的负面情绪、低级趣味，因为说唱的内容都是这类人自己想说但不敢说的。听到歌手帮他们痛快的唱出来了便立即附和，有极度情绪感应的还会把他们的歌曲大声播放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让身边的人听到，这都是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从骨子里就已经把听众的价值观念改变了。如果音乐节目主持人再不加以梳理、甄别、把关，把拥有不当价值观念的素材及理念融合到日常传播导向里面，便会严重影响到受众的做人、做事和说话方式。
综上所述，音乐广播的音乐内容取舍原则绝不仅仅是依托于教科书上对“音乐性”的解释，注重搭配激越、明快、舒缓、温暖等不同风格和节奏的音乐就可以了，更多的判断标准是从音乐存在表象到意识形态理论自觉转化的过程。音乐节目主持人需要不断重视提升政治素养、审美涵养及专业修养，通过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实现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表达与有效传播，努力加强音乐节目中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吸引力、创造力、凝聚力，最终体现出自身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非凡引导力。
参考文献：
[1] 肖璇.音乐中的意识形态表达[J].人民音乐，2012（11）.
[2] 宋展婷.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N].安徽大学学报，2015（1）.
[3] 龙柏林.图像·音乐·仪式：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三种典型[C].2017.
（作者单位：贵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关于广播中的音乐节目，初级印象往往被划为纯艺术类型，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大。在我们数次的听众问卷调查中，“想放松减压，愉悦一下身心”成为选择收听音乐节目的主要诉求；歌曲、音乐是否好听是听众选择锁定频率的重要依据；“是否从中获得精神启迪”的调查选项被勾中的几率却很低。因此，不少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从意识上便淡化了音乐节目也有政治导向把握不当的风险，忽略了作为媒体人应该主动承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传播的社会责任，放松了努力依托自身节目定位，最大化实现音乐的美育教化功能的创新实践。事实上，音乐节目制播的意识形态表达与选择音乐素材的政治导向、作品歌词的引申内涵及作品播放的时间节点都是密切相关的，只有通过用心的编排，把正确的政治意识观念、有格调的艺术品味思想结合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潜移默化地融入到音乐节目的传播中，才能凝聚民族精神、维系社会团结和睦、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关于音乐最初的意识形态表达，先来说说春秋时期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在齐国听到了尽显虞舜时代太平祥和、优雅宏盛的“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如痴如醉，以“尽美矣，又尽善矣”的评价，成为了成语“尽善尽美”的由来。另一个说的是卫灵公赴晋国参加庆典，命他的乐师涓演奏商朝末年师延为纣王谱的一首曲子，被师旷厉声制止：“此为亡国之音，不可以”。此曲被称为靡靡之音，纣王听而倦，卫灵公听而荒疏国政。除此之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玉树后庭花”、“霓裳羽衣曲”等一直被视为亡国之音，贤明的君主是不听的。在古人心里，音乐从来都是和社会生活、价值观紧密相联的。我们读《诗经》，那些底层百姓边劳动、边吟唱的歌谣，不仅仅是舒缓繁重劳动的疲惫，还有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期盼和对统治者的愤懑。谁能说这些不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
在革命战争时期，回荡在延安上空激情万丈的旋律，使人感到一种振奋和力量，似乎已经预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同一首歌，在不同的背景下去听，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际歌”，我曾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听过。电视剧《秋白之死》结尾，瞿秋白被押赴刑场的途中，一个满头白发、在风中颤抖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向人群伸出漆黑的双手，企图乞讨一点赖以活命的食物。瞿秋白站住了，他悲悯的眼神停留在老妇人身上，然后点燃一支香烟，用俄语低声唱起《国际歌》，继续向刑场走去，步伐缓慢坚定。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理解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慷慨赴死！这些映射了当年生活现实的音乐情感抒发，逐步形成了音乐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动态行进过程，成为有力的时代精神脉搏。音乐诞生的社会背景、思想内涵、受众群体的审美格调，无不是当下时代意识的具象体现。所以音乐节目的制作，除了尽量满足受众情绪疏导和身心愉悦之外，对上述这些元素的细心挖掘、认真钻研及精心铺排，更能唤起听众的精神共鸣和深层次的情感体验。
所谓仅是喜欢音乐、懂得上网查阅相关音乐背景就可以完成音乐节目的制作，其实是很粗浅的认知。如何做好一档音乐节目是要对音乐素材的思想性选择、音乐意境的美感营造、节目编播的时空场景进行精心谋划。节目中哪些内容可播不可播，哪些内容平时的常规节目可以播，而特殊节点就不能播，这里面都有关于意识形态的种种考量。任何广播节目的制作都应该自觉拥有在节目中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理念，即使是娱乐节目，也应该在节目中通过巧妙题材设计贯穿主流意识形态，使节目在具有娱乐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观念集合，只有通过具象化的方式才容易被人们所把握，因此，音乐节目的制播工作也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说。
所谓“天时”，一般是指天道运行的规律，就是时序，也指宜于做某事的自然气候条件。人们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要求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契合。每天的节目中选择什么歌曲不让听众感觉突兀、不解，是音乐广播的专业音乐编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花开绿意的春季、动感活力的夏季、硕果飘香的秋季、傲雪凌霜的冬季都有太多令人感同身受的音乐创作，如若编排的歌曲不合时令，适合踏青赏花之时伤春悲秋，适合精神振奋、团结上进之时无谓放大别绪离愁，会给予受众不知所云、阴暗晦涩的负能量传递。很多不经意的时候，旋律留在人们生命里的痕迹，是只在相似的天气、相似的季节或相似的节日生活氛围中，才能浮现于脑海的。
再说“地利”，原指战略上的有利地势，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城市认同感，是指市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自豪感，这就是一种主观意识体现，包含了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地位认同和地域认同。如果说音乐中的音符、节拍、情绪基调等是意識形态在社会认同环节的物质载体，那情感共鸣便是受众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贵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作为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贵州唯一的专业音乐广播频率，我们不能像上海音乐台一样大量排播外文歌曲，也不能像广东音乐台一样常播粤语音乐作品，地域的文化差异及市民的生活习惯决定了我们的曲库建立策略，那就是华语歌曲绝对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流音乐构成，而其中贵州原创歌曲的比重及普通话歌曲的比重又为整个曲库的重中之重。音乐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讴歌城市也就是讴歌祖国，贵州众多的城市之歌更是一个城市极具标识性的听觉符号，一首好的城市之歌不但能激发听众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能让更多人对这座城市萌生向往，加深亲近感，也将不断塑造贵州文化和旅游宣传的现代感和亲和力，更加凸显贵州自信。
最后说到的是“人和”，指人心所向，民心和乐。现实的意识形态表达形式虽然包含理性思维，但听者与音乐传播者的情感交流，本质是对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处理，借助相同的情感归属达到意识形态认知统一，以层次丰富的感性形象外化呈现国家意识形态。不同年代的人们都有着自己最爱的歌手或者歌曲，不仅承载着无数的历史记忆，更是不同年代的人们情感诉求的最终共振同心圆，这种音乐的审美是建立在集体记忆和共同情感之上的。从价值观念来说，很多歌曲的说唱歌词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而当一个听众只要与某个音乐人的歌词产生了共鸣之后，就会把这个和他有共鸣的艺人的其他歌曲都听听。比如当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与一些单亲家庭问题的听众有着共鸣，那时她的系列歌曲就被当作了一个情感依靠；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我很丑可以是我很温柔》着重表现了都市人心灵深处脆弱与坚韧的双重性，从而打动了许多在现实生活中因遭遇挫折而感到无奈，但是依然努力不放弃打拼的人们，让在自己需要振作的时后就会马上去听赵传的歌，达到减压且激励自己的效果。《我爱你中国》《时间去哪儿了》等优秀作品，用年轻受众乐意接受的流行音乐语言，轻易的便触动了他们为国家而骄傲、因父母而感恩的正能量情绪共振。反观一些说唱歌手或是网络流行的歌曲，把无聊当有趣，为迎合某些仇视社会黑暗、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投其所好的挖掘放大社会的负面情绪、低级趣味，因为说唱的内容都是这类人自己想说但不敢说的。听到歌手帮他们痛快的唱出来了便立即附和，有极度情绪感应的还会把他们的歌曲大声播放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让身边的人听到，这都是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因为从骨子里就已经把听众的价值观念改变了。如果音乐节目主持人再不加以梳理、甄别、把关，把拥有不当价值观念的素材及理念融合到日常传播导向里面，便会严重影响到受众的做人、做事和说话方式。
综上所述，音乐广播的音乐内容取舍原则绝不仅仅是依托于教科书上对“音乐性”的解释，注重搭配激越、明快、舒缓、温暖等不同风格和节奏的音乐就可以了，更多的判断标准是从音乐存在表象到意识形态理论自觉转化的过程。音乐节目主持人需要不断重视提升政治素养、审美涵养及专业修养，通过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实现意识形态的感性化表达与有效传播，努力加强音乐节目中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吸引力、创造力、凝聚力，最终体现出自身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非凡引导力。
参考文献：
[1] 肖璇.音乐中的意识形态表达[J].人民音乐，2012（11）.
[2] 宋展婷.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N].安徽大学学报，2015（1）.
[3] 龙柏林.图像·音乐·仪式：意识形态具象化的三种典型[C].2017.
（作者单位：贵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