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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唐船”？这是一个固有词汇，但并非字面之意，单指唐代的船只。我们且来看一下《明实录》的记载。《熹宗实录》卷五十八于天启五年四月戊寅条载：
福建巡抚南居益题，海土之民，以海为田。大者为商贾，贩于东西洋。官为给引，军国且半资之，法所不禁。乌知商艘之不之倭而之于别国也？……闻闽粤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有其徒。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
据此可知，所谓“唐船”者，乃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中国船之称谓。
为何提及唐船？缘于在研究所听的一个讲座。演讲人是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所长松浦章教授。这个讲座是我们研究所系列讲座“来自东亚文献学的招待”之二十六。松浦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江户时代由唐船展开的日中交流》。
松浦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江户时代由唐船展开的日中交流》（思文阁2007年）等专著。
松浦先生的演讲，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上中日交流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先设想一下，从明代后期到近代以前，也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中日两国是如何交流的？
所谓交流，不就是你来我往吗？
非也。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走的是单向道。
松浦先生在演讲的结语部分讲道：
清朝中国与江户时代日本的交流，以中国单方面来往日本的形式绵延持续了两百多年，这种贸易关系，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的事例。
那么，为何会出现中国单方面交而不流的奇特现象呢？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自身的独特背景。
相当于中国的明末，即十七世纪的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实施“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前往中国。不过，却允许中国船只来往于日本，但只限定于长崎一港。这一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实施就是两百多年。长崎，成为唯一的交流窗口。
这个窗口接纳的，只是中国与荷兰。在一九三八年由长崎市政府编纂出版的《长崎市史》中，有如下的事实叙述：
长崎的外国贸易，只是与荷兰、中国的贸易。在之中主要是中国贸易。荷兰贸易船船体大，载物多，但来船少，只是一年一度，与中国船春夏秋三度到来根本无法相比。对华贸易额是对荷兰的两三倍。
《长崎市史》还在序文部分对锁国时代中国船只来日的深层意义做了如下的发问：
对于长崎贸易史，仅仅叙述贸易及其沿革变迁是远远不够的。通过长崎的门户，由长崎的贸易途径传入我国的中国文化，给了我国的文化什么样的刺激？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丝织品与白丝的进口，对我国的纺织业、蚕丝业的发生与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贡献？对这些文化史、产业史上的重要问题，在叙述长崎贸易时必须要加以考察。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史学杂志》分八次连载的中村久四郎的长篇论文已经有了充分阐述。中村的论文题为《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近世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文化史》。论文从儒学、史学、文学、语言、美术、宗教、医学、博物学、汉籍等各种角度，对日本经由中国接受西洋新知识，以及政治法律、物产、饮食、音乐、武术、风俗、游戏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
中村论文所用的“近世”一词，并不是内藤湖南和后来宫崎市定所指的宋代以后近代以前的时期，指的就是明清时期。
中村在综合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丝毫不比唐宋时代的文物对我国的影响逊色。
这是极高的评价，并且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评价，令人信服。同时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研究结论也是至今为人们所忽视的。
俯瞰中日交流的历史，人们大多看到的是遣唐使的频繁往来，看到的是日本对隋唐律令的引进，日本都城奈良对唐代长安的山寨，日本人对白乐天的喜爱、对《论语》的诵习。前近代民间交往的历史，在无形中遗失，在无意识中被遮蔽。
跟随着松浦先生的回溯，我们知道了下述事实。
在明末清初，来往于日本的唐船遍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而以在台湾的郑氏等反清势力为多。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归降清朝。翌年，清朝颁布“展海令”。伴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中国大陆往来于日本长崎的贸易船只骤增。松浦先生统计了元禄元年（1687）全年来到长崎的唐船，从三月到十月这样春夏秋三季，共有一百九十四艘唐船进入长崎港，乘员总计达九千二百九十一人。仅六月一个月，就有九十八艘唐船入港，平均一天三艘以上，乘员达四千四百三十二人，这是何等的盛况！
为了正常稳定的贸易，日本当局还为唐船颁发了往来贸易的凭证“信牌”。“信牌”全用汉语书写。
或许有人会产生好奇，当时中日贸易的物品都是些什么呢？光绪初年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杂记》写道：
中商多以棉花、白糖来，以海参、鲍鱼诸海错归。
看来无论何时，奢侈品在中国都是大有市场。
当然，不仅仅进口奢侈品。还有制造钱币的铜。据松浦先生统计，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朝使用的铜，只有37.56万斤来自云南，而62.57万斤则是进口自日本。
我问松浦先生，如此大量的铜进出口是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呢？松浦先生回答说，全由民间经营。
除了铜和一些日用品。唐船运到日本的商品最多的是书籍与中药。当时书籍流通之快令人吃惊。多达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还没有流入藩属国朝鲜，便抢先乘坐唐船登陆了日本。松浦先生说，进口到长崎的书籍，珍品都先被大名等有权势的人选去，剩下的才流通到市场。
松浦先生指出：
江户时代的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由于日本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日本人无法前往中国，基本上是以中国船只来日的形式来维持的。因此，进入长崎港的被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称作唐船的中国帆船，便成为这一时期日中文化交流的大動脉。
大动脉，不可或缺，这个评价也相当准确相当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帮助撰写东洋文库创立七十周年图册的汉籍解说，曾接触过不少江户时代的日本交流史料，知道在那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兴趣格外高涨，是“汉流”风尚的时代。翻开日本的辞书，那个时代产生的带有“唐”字的词汇，居然有几百个。唐，是中国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还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就有“唐扬”（炸鸡块）、“唐辛子”（辣椒粉）等。
我问松浦先生，江户时代日本人高扬的中国趣味是不是与封闭锁国的压抑有关。松浦先生在肯定我说得有道理的同时，还补充说，也与对中国文化喜爱的传统有关。
听松浦先生关于唐船的演讲，让我深深感慨的是，在近代前夜，一艘艘体积不大的帆船，维系着中国与日本;一个城市一个港口，承担了为日本文化的输血供氧。唐船，民间大使！
关于接纳唐船的长崎，《长崎市史》中的一段话很有深意：
长崎贸易，与中国广东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很相似。然而，日本通过长崎贸易而接受的外国影响，与中国通过广东贸易而接受的外国影响，两者相比，长崎贸易所带给的影响则是广东贸易无法比拟的巨大。仅此便可概见日中文化的差异。
我惊异将近一百年前日本人的敏锐与深刻。这里所说的广东唯一的对外贸易港，是指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设的广州十三行。然而，为什么号称“金山珠海”的广州十三行只能成为“天子南库”，却没有像长崎港那样产生巨大的文化意义？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例。
长崎港，奠基了近代日本。
为感恩唐船，在长崎，每年还有唐船节。
福建巡抚南居益题，海土之民，以海为田。大者为商贾，贩于东西洋。官为给引，军国且半资之，法所不禁。乌知商艘之不之倭而之于别国也？……闻闽粤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此数千百家之宗族姻识潜与之通者，实有其徒。其往来之船，名曰唐船。大都载汉物以市于倭。
据此可知，所谓“唐船”者，乃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中国船之称谓。
为何提及唐船？缘于在研究所听的一个讲座。演讲人是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所长松浦章教授。这个讲座是我们研究所系列讲座“来自东亚文献学的招待”之二十六。松浦先生演讲的题目是《江户时代由唐船展开的日中交流》。
松浦先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有《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江户时代由唐船展开的日中交流》（思文阁2007年）等专著。
松浦先生的演讲，向我们揭示了历史上中日交流的鲜为人知的事实。
先设想一下，从明代后期到近代以前，也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中日两国是如何交流的？
所谓交流，不就是你来我往吗？
非也。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走的是单向道。
松浦先生在演讲的结语部分讲道：
清朝中国与江户时代日本的交流，以中国单方面来往日本的形式绵延持续了两百多年，这种贸易关系，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的事例。
那么，为何会出现中国单方面交而不流的奇特现象呢？
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自身的独特背景。
相当于中国的明末，即十七世纪的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实施“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前往中国。不过，却允许中国船只来往于日本，但只限定于长崎一港。这一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实施就是两百多年。长崎，成为唯一的交流窗口。
这个窗口接纳的，只是中国与荷兰。在一九三八年由长崎市政府编纂出版的《长崎市史》中，有如下的事实叙述：
长崎的外国贸易，只是与荷兰、中国的贸易。在之中主要是中国贸易。荷兰贸易船船体大，载物多，但来船少，只是一年一度，与中国船春夏秋三度到来根本无法相比。对华贸易额是对荷兰的两三倍。
《长崎市史》还在序文部分对锁国时代中国船只来日的深层意义做了如下的发问：
对于长崎贸易史，仅仅叙述贸易及其沿革变迁是远远不够的。通过长崎的门户，由长崎的贸易途径传入我国的中国文化，给了我国的文化什么样的刺激？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并且中国丝织品与白丝的进口，对我国的纺织业、蚕丝业的发生与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贡献？对这些文化史、产业史上的重要问题，在叙述长崎贸易时必须要加以考察。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的《史学杂志》分八次连载的中村久四郎的长篇论文已经有了充分阐述。中村的论文题为《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近世中国为背景的日本文化史》。论文从儒学、史学、文学、语言、美术、宗教、医学、博物学、汉籍等各种角度，对日本经由中国接受西洋新知识，以及政治法律、物产、饮食、音乐、武术、风俗、游戏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
中村论文所用的“近世”一词，并不是内藤湖南和后来宫崎市定所指的宋代以后近代以前的时期，指的就是明清时期。
中村在综合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近世中国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丝毫不比唐宋时代的文物对我国的影响逊色。
这是极高的评价，并且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评价，令人信服。同时这个一百多年前的研究结论也是至今为人们所忽视的。
俯瞰中日交流的历史，人们大多看到的是遣唐使的频繁往来，看到的是日本对隋唐律令的引进，日本都城奈良对唐代长安的山寨，日本人对白乐天的喜爱、对《论语》的诵习。前近代民间交往的历史，在无形中遗失，在无意识中被遮蔽。
跟随着松浦先生的回溯，我们知道了下述事实。
在明末清初，来往于日本的唐船遍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而以在台湾的郑氏等反清势力为多。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归降清朝。翌年，清朝颁布“展海令”。伴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中国大陆往来于日本长崎的贸易船只骤增。松浦先生统计了元禄元年（1687）全年来到长崎的唐船，从三月到十月这样春夏秋三季，共有一百九十四艘唐船进入长崎港，乘员总计达九千二百九十一人。仅六月一个月，就有九十八艘唐船入港，平均一天三艘以上，乘员达四千四百三十二人，这是何等的盛况！
为了正常稳定的贸易，日本当局还为唐船颁发了往来贸易的凭证“信牌”。“信牌”全用汉语书写。
或许有人会产生好奇，当时中日贸易的物品都是些什么呢？光绪初年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杂记》写道：
中商多以棉花、白糖来，以海参、鲍鱼诸海错归。
看来无论何时，奢侈品在中国都是大有市场。
当然，不仅仅进口奢侈品。还有制造钱币的铜。据松浦先生统计，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朝使用的铜，只有37.56万斤来自云南，而62.57万斤则是进口自日本。
我问松浦先生，如此大量的铜进出口是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呢？松浦先生回答说，全由民间经营。
除了铜和一些日用品。唐船运到日本的商品最多的是书籍与中药。当时书籍流通之快令人吃惊。多达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还没有流入藩属国朝鲜，便抢先乘坐唐船登陆了日本。松浦先生说，进口到长崎的书籍，珍品都先被大名等有权势的人选去，剩下的才流通到市场。
松浦先生指出：
江户时代的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由于日本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日本人无法前往中国，基本上是以中国船只来日的形式来维持的。因此，进入长崎港的被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称作唐船的中国帆船，便成为这一时期日中文化交流的大動脉。
大动脉，不可或缺，这个评价也相当准确相当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帮助撰写东洋文库创立七十周年图册的汉籍解说，曾接触过不少江户时代的日本交流史料，知道在那一时期，日本对中国兴趣格外高涨，是“汉流”风尚的时代。翻开日本的辞书，那个时代产生的带有“唐”字的词汇，居然有几百个。唐，是中国的代名词。
时至今日，还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汇，就有“唐扬”（炸鸡块）、“唐辛子”（辣椒粉）等。
我问松浦先生，江户时代日本人高扬的中国趣味是不是与封闭锁国的压抑有关。松浦先生在肯定我说得有道理的同时，还补充说，也与对中国文化喜爱的传统有关。
听松浦先生关于唐船的演讲，让我深深感慨的是，在近代前夜，一艘艘体积不大的帆船，维系着中国与日本;一个城市一个港口，承担了为日本文化的输血供氧。唐船，民间大使！
关于接纳唐船的长崎，《长崎市史》中的一段话很有深意：
长崎贸易，与中国广东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很相似。然而，日本通过长崎贸易而接受的外国影响，与中国通过广东贸易而接受的外国影响，两者相比，长崎贸易所带给的影响则是广东贸易无法比拟的巨大。仅此便可概见日中文化的差异。
我惊异将近一百年前日本人的敏锐与深刻。这里所说的广东唯一的对外贸易港，是指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设的广州十三行。然而，为什么号称“金山珠海”的广州十三行只能成为“天子南库”，却没有像长崎港那样产生巨大的文化意义？这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例。
长崎港，奠基了近代日本。
为感恩唐船，在长崎，每年还有唐船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