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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央苏区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十分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红色中华》作为当时主要的舆论监督工具，对当时苏区存在的贪污腐化行为、铺张浪费现象、官僚主义作风作了揭露与抨击。其舆论监督具有监督范围广、批评性强，监督双方话语平等以及群众广泛参与等特点，其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为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不少启示。
[关键词] 中央苏区 舆论监督 《红色中华》 廉政文化建设
在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这一成绩的取得，舆论监督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苏区第一大报《红色中华》高举舆论监督大旗，积极配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2]，发挥了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对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舆论监督的内容
作为一种有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新型政权，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清正廉洁。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诞生于封建土壤中，受到各种旧习惯、风俗、旧思想的影响，加之制度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红色中华》从不同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了曝光，使之无处藏身。
1.批判贪污腐化行为。在苏区建立之初，贪污腐化现象频发。政府工作人员有的随意隐报存款、贪污公款，甚至有的对没收的东西进行分赃、据为己有。
针对上述情况，《红色中华》旗帜鲜明地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不仅借助杂文、漫画等体裁揭露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还在“突击队”“反贪污浪费”等批评专栏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表达党和政府的坚定决心与鲜明立场。例如认为贪污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3]，并且还把贪污腐化行为和反革命等同视之，呼吁用革命的纪律制裁此类行为。
除了发表批评文章以外，《红色中华》也对一些大案要案作了重点披露。当时苏区发生了几起特大贪污案，例如“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雩（于）都县集体腐败案”等，《红色中华》对它们作了详细的跟踪报道，忠实记录了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以及最终判决结果，有的甚至还配发了苏区领导人撰写的社论，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也使苏区民众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尤其是《红色中华》用大量篇幅，披露了“雩（于）都事件”发生的情形和经过，为中央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鲜活、深刻的教材。1934年3月29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发表《雩（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一文，先是深刻剖析“雩（于）都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认为“雩（于）都事件”不是个简单的腐败案件，不是某几个人犯下的个别错误。其背后实际上是反革命、机会主义、投机商人这三种分子在相互勾结，有组织地开展各种反革命的违法乱纪活动。项英告诫全党同志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要以此为戒，“提起我们无产阶级的警觉性”[4]。
2.揭露铺张浪费现象。铺张浪费往往与贪污腐败相生相随、如影随形，因此也是《红色中华》的重点报道内容。《红色中华》对各类铺张浪费现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抨击。
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曾利用《红色中华》这一平台刊发了多篇文章和社论，对铺张浪费行为提出严肃批评。先是在1932年2月17日发表的《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文中说道：“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3]后又在1932年3月2日发表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指出，在这个紧张时刻，“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4]。
针对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红色中华》还特地开辟专栏，发文批评。例如在“突击队”专栏下刊发的《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一文，就对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镜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5]等铺张浪费行为进行了披露和讽刺。又如在“反贪污浪费”专栏下的《大兴土木的洛口县政府》一文，对洛口县政府在省财政没批准的情况下，不顾前方战争经费，仍然大兴土木，建造房子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诸如此类的铺张浪费案件，仅《红色中华》就揭发了数百起。
3.抨击官僚主义作风。《红色中华》在发表的文章中，首先对官僚主义的危害与实质作了清醒深刻的剖析，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的大敌，它不仅是个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作风问题，也是“政治上已经动摇的表现”。“它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绝不相容的”[6]，因此一定要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概括了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指出“苏维埃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主要包括：只有敷衍、应付、不能切实的工作；只图卸责、了事，不能负起责任的工作；工作是迂迟的，散漫的，不会敏捷，不会集中力量；只是形式可以做报告，没有实际的事实；只是命令的强迫，没有政治的鼓动……”[7]。并集中火力抨击了这些官僚主义行为，例如《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开火》《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立即纠正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主义》等。
再次，《红色中华》还曝光了一些官僚主义分子。1932年3月30日刊登了《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一文，揭露江西省永丰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陈鸿烈官僚主义做派十足，只会带着老婆闲玩，从没认真地巡视过工作，文章最后质问道：“这种十足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财政部长还能容许他在苏维埃政府当部长吗？”[8]1932年7月14日登载的《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一文，则曝光了长汀县河田区河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来不注意群众工作，有一次医院要几名洗衣队到医院去洗衣时，他“只打条子来命令群众”，并说：“如不听上级命令，罚小洋二百角。”该文在最后呼吁：“对于这样官僚式主席应该要同他作坚决的斗争！”[9]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马虎塞责的乡政府文书》《好安乐的民警局长》《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等。 二、舆论监督的特点
从创刊至最后一期，舆论监督一直贯穿《红色中华》之中。作为苏区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一把利剑，它在充分发挥自身功效的过程中，体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监督范围广，批评性强。《红色中华》进行的舆论监督不仅监督尺度宽广、视野开阔，而且监督对象的范围也很广泛。它不仅公开批评苏区民众的不良行为，也公开报道高级公务人员的恶劣行径。从《红色中华》第167期发表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可以看出，《红色中华》的监督对象一律平等，下至苏区民众，上至中央一级机关，包括中央总务厅和财政、土地等部门。被检举的分子大都是中央政府内部职务较高的，比如担任总务处长、司务长和会计科、管理科科长等要职。
此外，《红色中华》进行的舆论监督批评性很强。它特地开辟了“可耻的黑板”“警钟”“无产阶级的铁锤”等常设专栏进行新闻批评，并且主张批评和揭露要彻底、不讲情面。一方面《红色中华》主张在进行新闻批评时要公开署名、指名道姓。不仅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要写出名字，批评者也要公开署名，不加隐讳。例如《红色中华》发表的《拿公款贴伙计婆的头陂军事部长》《吃洋参燉鸡子的军事部长》《永丰石马查出四个贪污》《宁化贸易局的贪污案》等文章对违法分子直接点名批评，针对性很强。类似这样的批评，几乎每一期都有。
另一方面，《红色中华》主张新闻批评对事不对人，只专注于批评事情的本身，不将关系的亲疏远近、地位的高低贵贱作为考量的要素。例如该报在第17期显要位置刊登的《好排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一文，批评中央政府女同志钱希均工作不尽责，爱耍威风，还喜欢包庇商人贩货。这位“女同志”是毛泽民的妻子，时任《红色中华》发行科科长。显然《红色中华》并没有因为她的这一特殊身份而放弃批评，显示出《红色中华》铁面无私、一视同仁的一面。
2.监督双方，话语平等。《红色中华》所进行的舆论监督是一种高质量的舆论监督。从《红色中华》刊登的一系列的信息中，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存在偏差或错误，不仅作为监督者的《红色中华》会自行更正，予以澄清事实，也会给予被监督者申述辩解甚至是反击的权利，允许他们对事实真相进行解释说明。
第134期第2版刊登群众来信，批评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于）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10]。后来《红色中华》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回来就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不合事实，于是在第135期专门作了“重要更正”。
又如，在第14期第8版报道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存在铺张浪费现象。江西省政治保卫局随即予以回应，作出声明寄给报社，认为“存在扩大化不合事实的说法”。后《红色中华》以“突击队栏目”的名义给出了一个说明与答复。《红色中华》将这3份文字都刊登了出来，不仅显示了该报的信息透明度，又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要仔细比勘对照上面的3份文字，事情的真相可以看得很清楚。从这可以看出，《红色中华》为监督双方提供了一个公开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双方抱着积极与诚恳的态度参与问题的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无人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或以势压人，这样就为舆论监督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秩序与氛围。
另外，《红色中华》还给被监督者提供了自我批评的舆论平台。《红色中华》提供了一些版面刊发被监督者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揭发。例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管理员谢傅乐在1933年7月8日《红色中华》第6版，就自己经济上私用公款、工作上消极怠工的贪污腐化行为作了自我检讨。再如红军某医院欧阳仪同志于1933年8月13日《红色中华》第6版，承认自己重领抚恤金、私拿慰劳品以及工作不尽责等事实，并对此作了深刻反省。
3.群众的广泛参与。《红色中华》作为群众性舆论监督阵地，始终坚持群众是“与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11]。早在创刊之初，就在发刊词中呼吁苏区群众多多就苏维埃工作发表意见，随即第2期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鼓励工农群众的来稿、来信。
为了使该报刊发的文章更具群众性，《红色中华》广纳群言、博采众智，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工农通讯员队伍。据统计，《红色中华》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刊登了群众批评性的文章达150多篇，分别刊登在该报的第5至第137期上。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和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稿。正因为《红色中华》的群众动员工作做得扎实有效，因此群众检举工作也开展得卓有成效。
三、当代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不容小觑。对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舆论监督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12]。
第一，要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央苏区，群众是舆论监督的主力军。群众运用舆论武器，使一切躲在阴暗角落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者犹如过街老鼠一般，没有藏身之地。这就启示我们在廉政文化建设上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一方面舆论监督的内容必须反映社情民意、群众呼声。通过舆论监督发现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反映强烈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大群众舆论监督的渠道，为他们构建一个顺畅便捷的表达渠道，从而发挥群众对舆论监督所起的独特作用。
第二，要认识到开展舆论监督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苏区领导人如项英、博古、谢觉哉等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把《红色中华》视为进行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多次在上面发表文章和社论。此外，在《红色中华》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错误的权利，一般干部也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这样充分的民主精神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客观而言，这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解剖的行为，离不开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大力支持。新时期，党和政府更应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舆论监督工作，既要通过媒体及时地宣传党中央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及时报道工作进展及成果，又要对舆论监督做出积极回应，对媒体所揭发的各类腐败案件应及时处理，将案件进程和处理结果公诸于众，从而以案明纪、以案说法。 第三，要认识到舆论监督要与其他监督形式相配合才能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中央苏区时期，舆论监督是在和法制监督、党政监督等监督措施相互作用中，苏维埃政府与下层群众积极配合中才发挥出那么大的功效的。新时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更要注重完善监督网络，舆论监督要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法律监督有机统一起来，还要与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协调和配合。通过这种结合和联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变软性的监督为刚性的监督，从而增强舆论监督的威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最后，《红色中华》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舆论监督存在着审察不严、批评失当、言辞过激等问题。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不断升级，斗争的气味越来越浓，舆论监督充满情绪化和火药味，动辄就把对干部一般错误的批评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无形中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助长了其消极情绪，也使后期舆论监督失去了治病救人的目的。当今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应吸取这样的教训，要明确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添乱、激化矛盾，将问题扩大化。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能以追求煽情效果、轰动效应为目的进行恶意炒作，这样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起社会连锁反应。只有具备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掌握分寸，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力度和节点，才能使舆论监督有序、有效地开展起来。
参考文献：
[1]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N].红色中华，1934-09-11.
[2]创刊号《发刊词》[N].红色中华，1931-12-11.
[3]项英.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N].红色中华，1932-02-17.
[4]项英.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红色中华，1932-03-02.
[5]好阔气的江西政治局保卫分局[N].红色中华，1932-03-16.
[6]觉哉.官僚主义与政治动摇[N].红色中华，1933-09-03.
[7]战争紧急动员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N].红色中华，1932-12-19.
[8]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N].红色中华，1932-06-30.
[9]庆承.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N].红色中华，1932-07-14.
[10]郑茂德偷骡子吃馆子 把这最可耻的家伙赶出团去[N].红色中华，1933-12-11.
[11]轻骑队的组织与工作大纲[N].斗争，1934-01-05.
[12]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5-04-05.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中央苏区 舆论监督 《红色中华》 廉政文化建设
在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被称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这一成绩的取得，舆论监督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苏区第一大报《红色中华》高举舆论监督大旗，积极配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2]，发挥了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对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舆论监督的内容
作为一种有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新型政权，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清正廉洁。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毕竟诞生于封建土壤中，受到各种旧习惯、风俗、旧思想的影响，加之制度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红色中华》从不同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了曝光，使之无处藏身。
1.批判贪污腐化行为。在苏区建立之初，贪污腐化现象频发。政府工作人员有的随意隐报存款、贪污公款，甚至有的对没收的东西进行分赃、据为己有。
针对上述情况，《红色中华》旗帜鲜明地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不仅借助杂文、漫画等体裁揭露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还在“突击队”“反贪污浪费”等批评专栏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表达党和政府的坚定决心与鲜明立场。例如认为贪污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3]，并且还把贪污腐化行为和反革命等同视之，呼吁用革命的纪律制裁此类行为。
除了发表批评文章以外，《红色中华》也对一些大案要案作了重点披露。当时苏区发生了几起特大贪污案，例如“左祥云贪污案”“唐仁达贪污案”“雩（于）都县集体腐败案”等，《红色中华》对它们作了详细的跟踪报道，忠实记录了整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以及最终判决结果，有的甚至还配发了苏区领导人撰写的社论，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也使苏区民众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尤其是《红色中华》用大量篇幅，披露了“雩（于）都事件”发生的情形和经过，为中央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鲜活、深刻的教材。1934年3月29日，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发表《雩（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一文，先是深刻剖析“雩（于）都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认为“雩（于）都事件”不是个简单的腐败案件，不是某几个人犯下的个别错误。其背后实际上是反革命、机会主义、投机商人这三种分子在相互勾结，有组织地开展各种反革命的违法乱纪活动。项英告诫全党同志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要以此为戒，“提起我们无产阶级的警觉性”[4]。
2.揭露铺张浪费现象。铺张浪费往往与贪污腐败相生相随、如影随形，因此也是《红色中华》的重点报道内容。《红色中华》对各类铺张浪费现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抨击。
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就曾利用《红色中华》这一平台刊发了多篇文章和社论，对铺张浪费行为提出严肃批评。先是在1932年2月17日发表的《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文中说道：“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3]后又在1932年3月2日发表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指出，在这个紧张时刻，“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4]。
针对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红色中华》还特地开辟专栏，发文批评。例如在“突击队”专栏下刊发的《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局》一文，就对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镜子就花了九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用去了一块二毛四……”[5]等铺张浪费行为进行了披露和讽刺。又如在“反贪污浪费”专栏下的《大兴土木的洛口县政府》一文，对洛口县政府在省财政没批准的情况下，不顾前方战争经费，仍然大兴土木，建造房子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诸如此类的铺张浪费案件，仅《红色中华》就揭发了数百起。
3.抨击官僚主义作风。《红色中华》在发表的文章中，首先对官僚主义的危害与实质作了清醒深刻的剖析，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危害无产阶级政权的大敌，它不仅是个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作风问题，也是“政治上已经动摇的表现”。“它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绝不相容的”[6]，因此一定要和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概括了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指出“苏维埃干部中存在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主要包括：只有敷衍、应付、不能切实的工作；只图卸责、了事，不能负起责任的工作；工作是迂迟的，散漫的，不会敏捷，不会集中力量；只是形式可以做报告，没有实际的事实；只是命令的强迫，没有政治的鼓动……”[7]。并集中火力抨击了这些官僚主义行为，例如《向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开火》《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立即纠正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主义》等。
再次，《红色中华》还曝光了一些官僚主义分子。1932年3月30日刊登了《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一文，揭露江西省永丰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陈鸿烈官僚主义做派十足，只会带着老婆闲玩，从没认真地巡视过工作，文章最后质问道：“这种十足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财政部长还能容许他在苏维埃政府当部长吗？”[8]1932年7月14日登载的《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一文，则曝光了长汀县河田区河田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来不注意群众工作，有一次医院要几名洗衣队到医院去洗衣时，他“只打条子来命令群众”，并说：“如不听上级命令，罚小洋二百角。”该文在最后呼吁：“对于这样官僚式主席应该要同他作坚决的斗争！”[9]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马虎塞责的乡政府文书》《好安乐的民警局长》《威权无上的区苏秘书》等。 二、舆论监督的特点
从创刊至最后一期，舆论监督一直贯穿《红色中华》之中。作为苏区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一把利剑，它在充分发挥自身功效的过程中，体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监督范围广，批评性强。《红色中华》进行的舆论监督不仅监督尺度宽广、视野开阔，而且监督对象的范围也很广泛。它不仅公开批评苏区民众的不良行为，也公开报道高级公务人员的恶劣行径。从《红色中华》第167期发表的《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一文可以看出，《红色中华》的监督对象一律平等，下至苏区民众，上至中央一级机关，包括中央总务厅和财政、土地等部门。被检举的分子大都是中央政府内部职务较高的，比如担任总务处长、司务长和会计科、管理科科长等要职。
此外，《红色中华》进行的舆论监督批评性很强。它特地开辟了“可耻的黑板”“警钟”“无产阶级的铁锤”等常设专栏进行新闻批评，并且主张批评和揭露要彻底、不讲情面。一方面《红色中华》主张在进行新闻批评时要公开署名、指名道姓。不仅被批评的单位和个人要写出名字，批评者也要公开署名，不加隐讳。例如《红色中华》发表的《拿公款贴伙计婆的头陂军事部长》《吃洋参燉鸡子的军事部长》《永丰石马查出四个贪污》《宁化贸易局的贪污案》等文章对违法分子直接点名批评，针对性很强。类似这样的批评，几乎每一期都有。
另一方面，《红色中华》主张新闻批评对事不对人，只专注于批评事情的本身，不将关系的亲疏远近、地位的高低贵贱作为考量的要素。例如该报在第17期显要位置刊登的《好排威风的一位中央女同志》一文，批评中央政府女同志钱希均工作不尽责，爱耍威风，还喜欢包庇商人贩货。这位“女同志”是毛泽民的妻子，时任《红色中华》发行科科长。显然《红色中华》并没有因为她的这一特殊身份而放弃批评，显示出《红色中华》铁面无私、一视同仁的一面。
2.监督双方，话语平等。《红色中华》所进行的舆论监督是一种高质量的舆论监督。从《红色中华》刊登的一系列的信息中，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新闻报道的事实中存在偏差或错误，不仅作为监督者的《红色中华》会自行更正，予以澄清事实，也会给予被监督者申述辩解甚至是反击的权利，允许他们对事实真相进行解释说明。
第134期第2版刊登群众来信，批评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于）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10]。后来《红色中华》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回来就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不合事实，于是在第135期专门作了“重要更正”。
又如，在第14期第8版报道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存在铺张浪费现象。江西省政治保卫局随即予以回应，作出声明寄给报社，认为“存在扩大化不合事实的说法”。后《红色中华》以“突击队栏目”的名义给出了一个说明与答复。《红色中华》将这3份文字都刊登了出来，不仅显示了该报的信息透明度，又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要仔细比勘对照上面的3份文字，事情的真相可以看得很清楚。从这可以看出，《红色中华》为监督双方提供了一个公开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双方抱着积极与诚恳的态度参与问题的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无人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或以势压人，这样就为舆论监督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秩序与氛围。
另外，《红色中华》还给被监督者提供了自我批评的舆论平台。《红色中华》提供了一些版面刊发被监督者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揭发。例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管理员谢傅乐在1933年7月8日《红色中华》第6版，就自己经济上私用公款、工作上消极怠工的贪污腐化行为作了自我检讨。再如红军某医院欧阳仪同志于1933年8月13日《红色中华》第6版，承认自己重领抚恤金、私拿慰劳品以及工作不尽责等事实，并对此作了深刻反省。
3.群众的广泛参与。《红色中华》作为群众性舆论监督阵地，始终坚持群众是“与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和贪污、腐化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11]。早在创刊之初，就在发刊词中呼吁苏区群众多多就苏维埃工作发表意见，随即第2期刊登欢迎投稿的启事，鼓励工农群众的来稿、来信。
为了使该报刊发的文章更具群众性，《红色中华》广纳群言、博采众智，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工农通讯员队伍。据统计，《红色中华》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刊登了群众批评性的文章达150多篇，分别刊登在该报的第5至第137期上。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工农通讯员、突击队员和普通群众的来信来稿。正因为《红色中华》的群众动员工作做得扎实有效，因此群众检举工作也开展得卓有成效。
三、当代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越来越不容小觑。对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舆论监督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12]。
第一，要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中央苏区，群众是舆论监督的主力军。群众运用舆论武器，使一切躲在阴暗角落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者犹如过街老鼠一般，没有藏身之地。这就启示我们在廉政文化建设上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一方面舆论监督的内容必须反映社情民意、群众呼声。通过舆论监督发现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反映强烈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大群众舆论监督的渠道，为他们构建一个顺畅便捷的表达渠道，从而发挥群众对舆论监督所起的独特作用。
第二，要认识到开展舆论监督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苏区领导人如项英、博古、谢觉哉等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工作，把《红色中华》视为进行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多次在上面发表文章和社论。此外，在《红色中华》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错误的权利，一般干部也可以批评揭露自己领导的缺点错误，这样充分的民主精神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客观而言，这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解剖的行为，离不开中共和苏维埃政权的大力支持。新时期，党和政府更应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舆论监督工作，既要通过媒体及时地宣传党中央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及时报道工作进展及成果，又要对舆论监督做出积极回应，对媒体所揭发的各类腐败案件应及时处理，将案件进程和处理结果公诸于众，从而以案明纪、以案说法。 第三，要认识到舆论监督要与其他监督形式相配合才能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中央苏区时期，舆论监督是在和法制监督、党政监督等监督措施相互作用中，苏维埃政府与下层群众积极配合中才发挥出那么大的功效的。新时期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更要注重完善监督网络，舆论监督要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和法律监督有机统一起来，还要与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协调和配合。通过这种结合和联动，形成一股强大的监督合力，变软性的监督为刚性的监督，从而增强舆论监督的威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
最后，《红色中华》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舆论监督存在着审察不严、批评失当、言辞过激等问题。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不断升级，斗争的气味越来越浓，舆论监督充满情绪化和火药味，动辄就把对干部一般错误的批评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无形中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助长了其消极情绪，也使后期舆论监督失去了治病救人的目的。当今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过程中，应吸取这样的教训，要明确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添乱、激化矛盾，将问题扩大化。在进行舆论监督时，不能以追求煽情效果、轰动效应为目的进行恶意炒作，这样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起社会连锁反应。只有具备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掌握分寸，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力度和节点，才能使舆论监督有序、有效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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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