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为制造业经济。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也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再改回为原来状态。就此而言,在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无济于事的时刻,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生产过剩———产业扩张遇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继而是金融资本异化———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与货币化加快随之而来的规律性结果。而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即在社会最大基础———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小农(简称"小资")之上,因为拥有了3亿多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简称"中资")国家,产生中资向大的垄断资本要权的斗争过程。而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一定得保住小农作为小资的地位,或者说保护小农土地不被外部资本抢占。而唯一可行的路径是,尽可能帮助他们形成足以与外部主体对等谈判的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