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一套“史家随笔”，作者有郭沫若、翦伯赞、吴晗、傅斯年、赵吉惠。傅斯年先生的一本题《出入史门》，收录内容包括三部分：1.直接与史有关的史学短文；2.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民族性的反思；3.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的时论。编者吕文浩先生在《卷首语》中评价道，“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一流史家里，傅斯年是独特的。”“傅斯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辉煌的贡献是，他树立了史料学派的大旗，写下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著；同时手创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经艰难困苦，主持工作二十余年之久。该所聚集一批一流学者，完成了包括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抢救整理在内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傅斯年在这些工作中，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能够驾驭大场面的卓越的学术行政才能。”由于多种原因，傅斯年未能长期从事第一线的史学研究，按照吕文浩先生的说法，“实际上，傅斯年真正专心做学问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不超过10年。”除了史语所的行政工作之外，他在撰写政论时评方面，也投入了很多精力。他自己曾经说：“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所以一事无成也。”“一事无成”当然是自谦之语，“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则是实言。也许正因为考虑到傅斯年自己“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这番话，这本随笔定名为《出入史门》。
　　我在12年前为一本《傅斯年传》写的书评中曾经说到，傅斯年的政治评论，也是以他深厚的历史素养为基底，于是往往有大刀阔斧的特色，影响也特别广泛深刻。在他60年前发表的著名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中，通过“物必自腐，然后虫生”的哲理指出了政府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提出“自腐”、“自蚀”终将导致覆灭的言论，表露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对于古来政治历史规律的透彻理解。(《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载《读书》1995年9期)
　　作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意思的现象，傅斯年的“史门”内“进入学问”和“史门”外“至于咆哮”，为我们认识中国士人的精神风格提供了生动的标本，也使我们在考察史学之“门”的文化意义时不能不有所深思。
　　“史门”，是意味着一道学术的界隔，还是象征着一条学术的通路呢?
　　近年来，“史门”之外的若干学者介入史学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如日中天的影响。这一现象已经为文化界许多人们所关注。对学术“明星”的升空，质疑者批评者颇有之。“史门”之内的学者对“明星”们学术根基浅薄的蔑视，是有影响的主流意见的背景。应当说，对于暴得大名者的言行和论著进行必要的学术审验未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就被批评者是否接受过史学的基本的科班训练进行指责，这种态度本身也颇可质疑。如果只是以学历作为考论“史门”内成败的条件，也就否定了钱穆，否定了郭沫若，甚至否定了王国维。我们注意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一栏，王国维以后的61人中，仅有24位出身历史系或史学系。也就是说，超过60.65％的史学家起初并非史学科班出身。如果按照生年取前30位统计，则这一比率高达80％。李剑农起初学政治经济学，邓之诚早年专业是法文，陈寅恪语言学出身。郭沫若原本学医，是大家都知道的。顾颉刚则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简又文早年学宗教学。翦伯赞曾在政法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就学。周谷城英语专业。吕振羽则学电机工程。其他一些史学大腕最初的专业：罗尔纲，中文；尚钺，英国文学；侯外庐，法律；韩儒林，哲学；何干之，教育学；梁方仲，农学、西洋文学、经济学；白寿彝，中国哲学史；黎澍，商学。除了这些真正的学术巨星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不少走入“史门”，“进入学问”，经历自觉的基础学习，进行认真的学术探索，终于发表了有价值的史学真知的研究者。《中国帝国的兴起》的作者郭成望先生，就是这样的值得我们尊重的学者。
　　《中国帝国的兴起》探讨的一个基本的历史问题，是“在几乎与西方的希腊城邦获得发展的同一时期，中国为什么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第2页)。作者发现，“从经济史或纯经济的角度，很难说清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第1页)。探索中国自有特点的帝制政体的产生和构成的道路，成为作者为这部史学论著设定的任务。郭成望先生质疑中国“自古就有统一帝国”的观念，指出“儒家阐述的观点，与其说是认定过去就有统一帝国，不如说是向往未来的天下一统”(第2~3页)。作者讨论的主题，是“为什么与西方不同，中国最初形成的国家会向统一的帝国发展”(第4页)。全书第一章为“导论”，上篇包括第二章“部族冲突：中国最初的国家形成”，第三章“天子建国：中国早期的贵族制体系”下篇包括第四章“战国四民：中国帝国兴起的外部条件”，第五章“儒家思想：中国帝国兴起的内部条件”，最后的“结语”部分概要总结了秦汉王朝结束“封建”，建设统一帝国的历史。
　　作者总结了中国古代国家演进的道路。对于统一帝国形成之前的国家，作者说，“严格说来，分封诸侯的自主发展以及诸侯国家的最终形成，本身经历了两个连续的国家发展阶段：第一，大致在春秋时期，封国发展成为独立的贵族制国家。这个阶段上的诸侯列国，基本上被国君和大夫所统治，国人和庶人并没有分化为新兴的社会群体；第二，大致在战国时期，各国发展成为独立的官僚制国家。这个阶段上的各诸侯国，基本上由君主和官僚所统治，国人与庶人也已经分化为新兴的社会群体”(第176页)。这样的分析，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作者指出，“战国时期的社会分化的发展，并没有形成‘四民’以外的土地贵族，当然更没有产生传统群体以外的中产阶级。试图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的战国君主，只能解决现实的政治生活已经提出的问题，即在集中权力的同时，怎样控制新兴的四民群体以扩大官僚体系的权力。”“这种控制新兴群体的权力扩张，不是表现为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是表现为统治关系的扩大。也就是说，不是产生控制政府的公民，而是创造君主统治的臣民”(第190页)。从国家构成和行政控制体制的形式的角度回顾战国秦汉政治史，是有意义的。从这一思路考察，如果说秦政的暴烈，并不是秦始皇、李斯们个人的发明，而是战国国家政治形式的放大和扩展，也许是适宜的。例如“焚书”的极端举措，就有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先例(《韩非子·和氏》)。
　　对于“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影响，作者也进行了历史分析：“天下一统或华夏世界的大一统观念，既不是中国国家起源之时就有的，也不是中国帝国兴起以后产生的，而是来自儒家及其他先秦诸子有关理想世界的理论阐述”(第308页)。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提出了统一天下的主张。《墨子·尚同中》曾经提出过“一同天下”的说法。《孟子·梁惠王上》中，儒学领袖对“天下恶乎定?”的回答是“定于一”。孟子所谓“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仁人无敌于 天下。(《尽心下》)，“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表现了政治影响和行政控制实效遍及“天下”的理想。《荀子·王霸》也提出“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的观点。《易·系辞上》也说，“圣人”以“易”为思想基础，就可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定天下之业”。甚至《庄子》中也有类似的涉及“天下”这一政治命题的讨论。如：“一心定而王天下”(《天道》)，“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让王》)。成为战国晚期秦国政治建设和政治管理指南的《韩非子》一书，可能是先秦诸子中说到“天下”一语频率最高的，竟然多达267次。其中多见所谓“霸天下”，“强天下”，“制天下”，“有天下”，“取天下”，“治天下”，“王天下”，“一匡天下”，“强国天下”，“进兼天下”，“谓天下王”，“为天下主”，“取尊名于天下”，“令行禁止于天下”等。而“一匡天下”凡4见，“治天下”凡6见，“王天下”凡6见。很显然，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已经成为十分明确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十分急切的政治要求。统一的所谓“中国帝国”，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建立的。郭成望先生说，中国帝国兴起之后，“大一统”观念又继续获得若干重大发展，其表现主要在政治制度方面，按照作者的说法，“发展成了体现为统一帝国的帝国理想”。作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诚如梁启超所说，秦汉以降，中国总以‘统一’为常态，以‘分裂’为变态，不能忽视‘圣哲学说’即先秦诸子精神创造的深远影响”(第308页)。汉初政论家陆贾在《新语·怀虑》中明确地说明了“大一统”政体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关系。他说：“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颜师古在为这段话作注时指出：“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为一也。”为了强化“大一统”政体，董仲舒还强调，维护政治秩序的要义在于“一元”。“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汉书·董仲舒传》)。这样，才能实现最理想的“王道”。自汉武帝、董仲舒之后，“大一统”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结构的定式，也成为民众政治行为的规范。长期以来，甚至形成不顾不同时代的历史地理条件和历史人文条件，否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度，以为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程度越高越好，统一的规模越大越好的观念。这也可能就是郭成望先生说的“帝国理想”之一。
　　像《中国帝国的兴起》这样的对于战国秦汉历史提出新的理解和新的说明的论著，其问世，可以使战国秦汉史研究者得到若干启示，也可以给关心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人们参与学术实践以有力的鼓励。当然，这样的实践，首先应当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认真的学习态度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正视历史资料，并给予正确的判断和理解。这个必要的“门槛”，其实并不高。
　　鲁迅有讨论语文史的文章《门外文谈》，标题“门外”二字，正切合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话题。文中自称“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这说法有自谦的成分在，却也表露了使文章表达自然，平易近人的用心。鲁迅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扬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也都为了这缘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今天誓死不读历史文学，不看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写历史普及读物的术业专精的史学家们自有高尚的学术追求，并不是为了刻意“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然而如果总是有意无意地高造“门槛”，让热心史学探讨的“门外闲人”们都进不来，则实在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中国帝国的兴起》一书多有成功，然而也存在若干疏误。例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成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单是本书的写作时间，就从2000年10月延续到了2004年3月。由于同一原因，书中引用的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截止于2000年前出版的著作”(第5页)。对引用相关论著“截止”时间的说明，让人不大好理解。2001年至完稿期间问世的“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不作为参考了呢?此外，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标题，说社会方面的条件是“内部条件”，思想方面的条件是“外部条件”，似有不妥。“战国四民：中国帝国兴起的外部条件”，是否可以说“社会条件”或者“社会结构条件”(“社会构成条件”)；“儒家思想：中国帝国兴起的内部条件”，是否可以说“文化条件”或者“学术文化条件”?窃以为还可以斟酌。不过，正所谓“微瑕未累千金璧，河汉远澹无迹”([宋]黄升辑《花庵词选》续集卷四)，《中国帝国的兴起》超出诸多历史读物的学术价值，并不因为若干“微瑕”而减色。
　　(《中国帝国的兴起》，郭成望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