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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致力于以修复、重建两性关系以拯救世界的英国作家、“预言家”劳伦斯，无论其创作动机、动力、源泉都与女性息息相关，女性观在其创作中尤其是小说创作地位非常重要。在其早期创作中，从迷恋、同情、理解、批判、支持她们走新生之路，到贬抑、控制、征服、要求她们做无条件的服从者，退变过程还是非常清晰的。对此加以分析并批判，有助于理解劳伦斯小说的深层次内涵，并给予其创作以客观评价。
关键词:劳伦斯； 早期创作； 女性观； 退变； 历程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最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作为小说家，D·H·劳伦斯，其创作和个人评价，均经历过冰火几重天的考验。其主要作品，《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皆以淫秽罪名被禁于本土。与此同时，这些后来影响了全世界的作品，不胫而走，传播于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其余波又回荡英伦三岛，甚至远达当时正处于重重迷雾中的中国。其关于两性均衡的双星理论、血性意识、色情与淫秽等的论述，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劳伦斯的作品又遭遇了女权主义者们最严苛的批评。客观地说，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冒着巨大道德和政治风险的探索型的作家，他不可能超越其时代、理解力甚至性别。从对其分析和批判中，后人可以获益良多。本文力图从其早期女性形象创作入手，分析其早期创作中女性观的矛盾上升、退化历程及其原因。
在1925年2月12日给罗素的信中，劳伦斯将与女人的爱情解释为“了解自己”的途径，并由之“再进一步，在了解自己之后再向未知世界，即女人的世界探索，在这未知世界的岸边冒险游历，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向全人类公布。”[1]183－185在同年的《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劳伦斯将女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提高到中心地位。他说，女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她能生养后代，而在于她自己的生命，这正是女人崇高而充满危险的命运。作为轴心的女人与作为轮毂的男性的完美结合，便是动与静、时间与永恒的天衣无缝般的结合。而两性的和谐，将会产生第三种力量，立于法与爱、女人与男人之间，如同圣灵立于圣父与圣子之间，从而使世界变得和谐并得到拯救。[2]50－51而另一方面，劳伦斯认为，对任何男人来说，最伟大的生命经历就是他冒险进入一个女人。[3]213因此，以《白孔雀》为起点，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终点，劳伦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其丰富又极为复杂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对女性的迷恋、同情、理解、批判、贬抑、控制、征服中，劳伦斯令人惊奇地将生活和创作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在糅合中建立、完善、提升、创造自我（他还经常化身为某个小说人物，现身说法），构建了一个劳伦斯式以男性为主导的两性和谐话语世界。
精神至上者
《白孔雀》（1911）是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这部小说的出版商也是评论家海涅曼说，这是一部集中了所有可能有的毛病的天才之作。所有劳伦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都有了雏形。莱蒂是劳伦斯塑造的第一个精神至上的女性形象。安纳布－梅乐士，乔治－莫雷尔，莱斯利－查泰莱，都有对应关系。[4]莱蒂，还有劳伦斯后来在《儿子与情人》中塑造的莫雷尔夫人、米丽安、《逾矩的罪人》（1912）中的海伦娜，都是贬斥并拒绝激情、野性、自由自在的男性气概和自然本能，崇尚文明、节欲、精神至上的女性形象。她们聪慧、文雅、美丽、纯洁，但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为了达到向文明世界靠拢的目的，她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灭绝热爱着她们的男人的生命活力。在他们男性魅力最强烈的时候，她们给的不是热烈的回应，而是冰冷的拒绝，从而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令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地毁掉了他们。
所以，《白孔雀》中，莱蒂跟莱斯利结婚，令原本就缺乏男性气概的莱斯利差一点丢了性命，令乔治在绝望中与不爱的表妹结婚，后来更沦为不幸的酒徒。
《儿子与情人》（1913）中，莫雷尔夫人和米丽安实际上同一个人，只是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她们是现实生活中劳伦斯母亲莉迪娅和第一个女友杰茜·钱伯斯的化身，她们是情敌，但是，她们最终都得不到劳伦斯的爱。因为她们都是劳伦斯首先反对的女性类型。在莫雷尔夫人的贬斥下，莫雷尔由一个生气勃勃的矿工，变成了一个毫无家庭观念、嗜酒的流氓，他粗暴地对待妻子、孩子，不给他们任何温暖的感觉，自己也沦为一个被抛弃的人。现实中，劳伦斯的姐姐阿塔在长大后，“懊悔自己卷入到使父亲沦落下去的家庭集体行动的阴谋之中”。[5]4劳伦斯在父亲晚年的时候，非常后悔曾经站在母亲一边排斥父亲的过往。虽然，早在1912年，他就在《儿子与情人》中清算了母爱。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获得男性的独立地位，劳伦斯的化身保罗想给母亲下毒、想用厚被子捂死她。[6]526、533拒绝保罗性欲要求的米丽安，虽然为了留住他，在没有婚姻的保证下就屈服了，但最终还是被抛弃。现实中这也是杰茜·钱伯斯——劳伦斯文学生涯最早的鼓励者和支持者——心头一生的痛。
在《逾矩的罪人》中，西格蒙德在他最富于男性魅力的时候，被具有瓦格纳式神经质气质的海伦娜拒绝，又遭到妻子、儿女的鄙视、冷漠，感觉自己被一切抛弃的他，因此踏上了不归之路。[7]二十八岁的未婚女子海伦娜，之所以主动邀请有妇之夫西格蒙德去海边度假，仅仅是要满足自己对于男性的想象，并没有考虑由此给各自家庭带来的后果，也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更没有结婚或者私奔的打算。她的任性好像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然而致命，特别是对于西格蒙德这样急于摆脱沉闷、枯燥、压力重重的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
劳伦斯用上述一系列女性形象，在肯定女性的高雅、聪慧、纯洁、神秘、是男性永久的生命源泉的同时，对女性的智慧欲望、控制欲望、支配欲望，进行了最初而有力的狙击，而这，仅仅还只是序幕。
性、爱分离的女权主义者
如果说，精神至上的女性，因为其表面柔美的女性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话，女权主义者在劳伦斯的笔下，完全是一副张牙舞爪的可怕模样。
劳伦斯创作的全盛期——二十世纪初，正好是英美女权主义的上升和活跃期。刚刚从母亲那章鱼般令人窒息的爱中逃离出来的劳伦斯，本能地要站在女权主义的对立面。在他看来，精神至上的女人虽然打击了男性魅力和自然本能，但，毕竟她们还是爱着男性的，也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付出一切，虽然她们爱的方式是不合适的。然而，可以视男性为无物，坚持女性的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者，无疑是要彻底地毁掉男性了。甚至在性爱中，她们也要独立自主，要依靠自己获得快感，劳伦斯斥之为“尖嘴的阿佛洛狄忒式的泡沫”。这一类女性形象以《儿子与情人》中的克拉拉、《恋爱中的妇女》（1920）中的古德伦、赫麦恩妮、《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梅乐士的前妻白黛为代表。
以热爱音乐、艺术、考古和成功的中学校长路易·巴鲁斯为原型的克拉拉，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造反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同时也被保罗谴责为患有阴茎嫉妒甚至仇视男人。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女人难以征服，因而也更具诱惑力。对于保罗来说，米丽安是在白天帮助他摆脱母亲的人，而克拉拉则是夜晚的那个。而且，征服成功之后，保罗又轻易地抛弃了克拉拉，还找了好像是无懈可击的的理由：她是属于她的丈夫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无比高尚的兄弟情谊”下将她作为礼物返还前，她身上的女权主义气味被自己成功地去除了，因此，克拉拉成了一个全新的理想妇人，而她的丈夫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新娘”，是应该感谢他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劳伦斯的自大与冷酷，和他刻意摆出的一副可以决定身边女人的命运、规范她们的思想的“上帝”的姿态。[8]394
在《恋爱中的妇女》这本被劳伦斯称为“死亡之书”的小说中，劳伦斯塑造了充满死亡倾向和气息的两女两男：古德伦、赫麦恩妮，杰拉尔德、洛克。古德伦是个我行我素的艺术家，她个性张扬、阅历丰富、待人接物宠辱不惊。她可以超脱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兴趣爱好，只凭性的相互吸引，与杰拉尔德相恋。她身上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的特征是明显的，却被劳伦斯赋予了死亡女神的面孔。她的每次出场几乎都与死亡有关联。她亲眼看着杰拉尔德的妹妹淹死；她丧失理智地冲着疯狂的牛群翩翩起舞，差点儿被牛群踏成肉酱；在杰拉尔德的父亲正处于弥留状态时，她跟夜里从墓地走过溜进她家的杰拉尔德做爱，他们的性爱是男死神与女死神的搏斗，她像承接死亡的毒液的容器那样承受杰拉尔德的爱；[9]24在小说结尾，她拒绝英俊、秀美、杰出、富有的杰拉尔德，宁愿跟邪恶、荒诞的化身——洛克私奔，令杰拉尔德丧失活下去的勇气而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劳伦斯进行这样的安排，只能被理解为对争取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女性的仇视。
小说中，以劳伦斯长期的朋友和庇护者奥托琳夫人为原型的赫麦恩妮，在小说中所遭到的对待更加悲惨。奥托琳夫人是波特兰公爵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议员夫人、罗素的情妇、剑桥大学学者圈里的红人。被艾米丽·汉恩形容为与劳伦斯在情感和灵魂上融合的女人。[10]8可是在小说里，赫麦恩妮，虽然是上流社会中的思想前驱和新文化的传播者，却专横高傲、不可一世、虚荣冷漠、歇斯底里，令人厌恶。她虽手握知识、文化、教养、财富、地位，却不能与她欣赏的优秀男性达到精神与灵魂的交融，她欠缺真正的生命力，更没有女性妩媚、温柔的特质。所以，书中，她与伯金在肉体关系之外无法建立起身心融合的亲密关系，在爱情的战场上败给了身份低微但更加柔顺的厄秀拉。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劳伦斯对主张自我的女性的仇恨达到了顶峰。梅乐士的前妻白黛被形容成一个厚颜无耻的下贱泼妇，她最喜欢的是在与丈夫做爱时压制他、撕扯他、不管不顾地坚持“磨她自己的咖啡”，梅乐士愤怒地控诉：“她的意志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反抗我；她那狞恶的女性的意志，她那自由狂！这种自由狂的结局就是最残暴的暴虐！啊，她是拿她的自由来反对我，好像把硫酸抛在我脸上一样。”“她最大的欲望便是苛刻我”！[11]360
在这里，作为劳伦斯化身的梅乐士，对女性对于自由自主的要求的暴怒可见一斑。与劳伦斯相伴一生不离不弃的弗瑞达，一直在与她的丈夫做着有时是“殊死”的搏斗，虽常常“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宣布说，在这个世界上，她也是很重要的”[12]12，在她1951年12月19日一封给莫瑞的信里仍不无辛酸地回忆到：“有一次，我记得他已经把手都放在我的喉咙上了，他用两手压着我，把我抵到墙上，他喊到，我是主人！我是主人！”[13]283对劳伦斯来说，男人绝对应该领导他的女人，而勿需征得她们的同意，同样地，女人们必须无条件地追随她的丈夫，遵守他提出的要求。这是劳伦斯与不肯屈服的弗瑞达纷争的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中女权主义者们死亡面孔的来由。
女同性恋者
终生难舍同性恋情结的劳伦斯，在他的小说中对女同性恋也作了一定的探讨。可以想见，劳伦斯对女权主义者都是深恶痛绝的，何况“让男人走开”的女同性恋者呢？虽然女同性恋运动在劳伦斯的写作初期，尚未发展成为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之一，但她们的声音和活动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冲击仍然是巨大的。在“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权主义是理论”[14]97的口号或类似的声音下，劳伦斯这样的男性至上者感到的必然是惶惑与惊恐。在小说中征服她们，或把她们妖魔化并送上死路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在这类形象的创作上，劳伦斯无疑地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无愧于他那“预言家”的称号的。
《虹》（1915）里的女教师英格·威妮弗雷德，是劳伦斯第一个着力打造的女同性恋者，是在厄秀拉与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斯克里本斯基分离后出现的。已有丰富性经验的厄秀拉，在忍受着性的巨大空洞的痛苦中，感受到了英格的强烈吸引力。英格是个很有新女性魅力的二十八岁的成熟女人，她思想前卫、骄傲不群、作风大胆，“丰满的肌肉完全像月神狄安娜一样”[15]460，热衷于宣扬女权主义者那套对男性的批评之词：“他们全都阳痿，只会空抱着一个女人干不了事。他们每次都只会抱着他们的那个理念，跟那个理念干事。他们好比是一些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竭力想把自己吞下去的蛇。”[16]467劳伦斯对这番言论自然是嗤之以鼻，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丑化英格：“她的神态中始终有一种显得无比尖刻的气质，她那孤独的骄傲地紧闭着的嘴唇上透露着一种巨大的伤感情绪。”[17]458所以，劳伦斯写道，厄秀拉在与英格赤裸相对仅仅几分钟，就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默在她的心头泛了上来”，英格成了“一片阴暗的空虚”。[18]464后来更是觉得英格“越来越有一种沉重的、让人腻味的死亡的感觉”。[19]468为了摆脱英格，避免自己落入那种“性变态”的生活，劳伦斯竟然让厄秀拉给英格与自己那被矿井吸干了生命力的舅舅汤姆做媒。而英格居然与汤姆一拍即合，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史前的那些”“粗野和丑陋”的“大爬虫“，他们身上都带着“沼泽地的那种黑乎乎的令人恶心的气息”，“在那种气息中，生活和腐烂是合而为一的”。[20]479就这样，劳伦斯成功地用“画皮法”，以胜利的姿态将女同性恋者们扫进了腐烂的沼泽地，让她们在污泥里狂欢、自渎、烂掉吧。
有了这一次的小捷，劳伦斯在中篇小说《狐狸》里的全面胜利就顺理成章了。小说描写了模仿异性恋模式的两个女同性恋者的不幸遭遇。扮演女性角色的班福德，与扮演男性角色的玛奇，合开了一家农场，可是因为她们这种关系的“缺乏生命力”，养什么死什么，还遭到了狐狸的侵扰。那只带着“诱惑”、“蔑视”、“狡黠”神色[21]56的狐狸，正是她们的同性恋关系的终结者——年轻士兵亨利的化身。狐狸骚扰着鸡群，男人“围猎”着女人。可是，亨利的目标不是柔弱的班福德，而是男人一样强壮的玛奇，因为那更具挑战性，对女同性恋关系也更具毁灭性。因此，亨利利用意外杀死了班福德，带走了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欠缺”、失去了“公鸡信心”、彻底臣服于男性魅力的玛奇，而且满怀信心地期盼着最终的征服。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梅乐士将坚持在性爱中居主动位置的女人斥之为“大多数都是搞同性恋式的”，“世上多少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是属于搞同性恋式的”，“我觉得她们都该杀！当我碰到一个真正的搞同性恋式的妇人时，我心里咆哮着，想把她杀死。”[22]256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原文，就是要突出劳伦斯对主动型女性特别是女同性恋者的厌恶与恐惧心理。因为她们是男性的死敌，是男性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最危险的敌对力量。
新女性
很多劳伦斯研究者津津乐道于他创造的新女性形象——厄秀拉。头顶一轮冉冉升起的彩虹的厄秀拉，寄托着劳伦斯对于女性的最殷切的希望。为了与以上的几种女性类型对抗，仅仅满足于批判是不够的，树立正面形象更加重要而紧迫。因此，身上有着浓厚的弗瑞达的影子的厄秀拉就应运而生了。以克默德的观点，劳伦斯将弗瑞达的两面，分解为厄秀拉和古德伦两个人物。[23]89他在《虹》中重点描绘了厄秀拉身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面，而在《恋爱中的妇女》里，他一面将他的新女性的旗帜——厄秀拉改造为他理想的样子，一面把他不喜欢的弗瑞达身上的东西凝聚成古德伦这个人物形象，并在小说里完成了取一弃一的工作（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依恋着他喜欢的弗瑞达、痛击着他厌弃的弗瑞达）。劳伦斯的弃古德伦而取厄秀拉，因何而弃，上文已有论述。
作为帮助他摆脱恋母情结的解放者、社会地位的提升者、新思想的引领者、终身的伴侣，[24]6章-16章弗瑞达对劳伦斯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几乎在所有《儿子与情人》之后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可以找到弗瑞达或浓或淡的影子。身为女男爵、教授夫人、欧托·格劳斯的情妇，弗瑞达在1912年春天复活节前的出现，对刚刚完成《儿子与情人》初稿并与钱伯斯分手的劳伦斯来说，像上帝最好的礼物来得那么恰逢其时。通过弗瑞达，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欧托·格劳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整个西方文明”的新颖哲学：“世界只有通过性解放才能被拯救”、“文明的世界”应有“妇女的一席之地”等等主张，[25]104－105无疑与弗瑞达成熟、性感、高大的形象一起，深入了年轻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劳伦斯的心。而弗瑞达终生对脾气怪诞的劳伦斯的不离不弃，说明她骨子里还是传统的，特别是在家庭观念方面。这一点也极大地影响了终生颠沛流离、手头拮据的劳伦斯。
因此，在《虹》里，劳伦斯将厄秀拉塑造成这样一个新女性：她弃绝祖母、母亲辈那种妇女们以家庭为毕生事业的生活预设，争取一切可能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追求个性解放与身体自主，对于未知的世界，她是个勇敢的探索者。她与斯克里本斯基相恋还为他怀孕、流产，她迷恋女教师英格，因为英格身上有她未知的女性世界的影子。但不管是在斯克里本斯基还是在英格那里，她都没有停留，在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后，她把衰败了的他们甩在身后，继续前行。在《虹》的结尾部分，厄秀拉被劳伦斯幻化成那轮“淡淡的巨大的虹霓”，她的“闪亮的两脚踩在矮山上那片新房子的腐烂之中”，她“那新的、洁净的、光着的身体将会在一种新的嫩芽中重新生长出来，这新的生命将会在自天而降的清新的光明和风雨之中得到培育。”她的眼睛里出现的是“大地的新的结构”，新的世界“巍然屹立在苍穹之下”。[26]679－680由此，劳伦斯式的新女性形象达到了与山河、天地同辉的巅峰。
可是，厄秀拉作为新女性的上升之路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在《恋爱中的妇女》中她遇见劳伦斯的代言人——伯金。
在伯金“循循善诱”的恐吓、迷惑、教导下，厄秀拉停止了前行的步伐。在象征着厄秀拉精神的“月亮”在水中的影子被伯金愤怒的“男性”石块击得粉碎之后，[27]319－320迷惑于以女性的屈服为基础、实为倾斜的天平的“双星平衡”论调，[28]迷恋于伯金那“比生命本身还要奇妙”的、“从比阳物更为神奇的更深的处所”涌出的“无从言喻的隐秘和丰饶的东西”，[29]409－411厄秀拉在如此这般的魔法下，自愿地向伯金上交了工作权（让伯金代她辞职），被降格成了“完美的子宫”、“生育的浴缸”[30]404，连她的祖母、母亲都不如了。
劳伦斯那忧郁的灰色眼睛里，映照出的是一个丧失了生机与活力的黑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机械文明摧毁了世界的真的主宰——男人的最后一丝柔情，而女人是要对此负责任的，因为正是由于她们对于智慧、文明的极端热爱才造成了男女关系的失调，进而令世界向堕落的深渊滑落。所以，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女人，然后通过被拯救了的女人使男人获救。最初那个因为她的过错毁了最初的男人的幸福的女人，就是夏娃。“女人最最甜美、最像个救世主时也还是魔鬼。她把自己的柔顺与甜美都献给她的男人。可一旦男人吞下她这颗甜果，甜果中就会钻出毒蝎来。他把这个无比可爱的夏娃拥在怀中后她就会一点点地毁灭他。”[31]144如此言辞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啊。所以，男人们既要爱女人救女人，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最能让男人们倚靠的还是男人。因此，一方面，女人们必须得放弃自我，另一方面，男人们还得建立起男人同盟。上文所述的“双星平衡”实际上是“三星平衡”。所以，当屈服了的厄秀拉向劳伦斯的代言人——伯金提出疑问：“我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伯金的回答是：“就女人方面讲，你对我是足够了。在我来说，你就等于所有女人。不过我还想要一个男朋友，他是永恒的，就跟你我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一样。”[32]639－640他要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三角”。[33]180对劳伦斯来说，爱女人与厌女人是一体的，矛盾而统一。
因此，劳伦斯的女性观的退变以及进一步退变，自有其坚实基础、支持力量和前进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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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3]弗兰克·克默德[英] 劳伦斯[M] 胡缨译 北京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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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伦斯[英] 儿子与情人[M] 陈良廷 刘文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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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凯特·米利特 [美]性政治[M] 钟良明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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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2] 劳伦斯[英]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M] 饶述一译 香港 艺苑出版社 1988。
[14]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5] [16] [17] [18] [19] [20] [26]劳伦斯[英] 虹[M] 雪崖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1]劳伦斯[英] 劳伦斯中篇小说选[M] 高建民 张丁周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4。
[31]劳伦斯[英] 灵与肉的剖白[M] 毕冰宾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李美云）
关键词:劳伦斯； 早期创作； 女性观； 退变； 历程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Ａ
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也最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作为小说家，D·H·劳伦斯，其创作和个人评价，均经历过冰火几重天的考验。其主要作品，《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皆以淫秽罪名被禁于本土。与此同时，这些后来影响了全世界的作品，不胫而走，传播于欧洲大陆、美洲大陆，其余波又回荡英伦三岛，甚至远达当时正处于重重迷雾中的中国。其关于两性均衡的双星理论、血性意识、色情与淫秽等的论述，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劳伦斯的作品又遭遇了女权主义者们最严苛的批评。客观地说，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冒着巨大道德和政治风险的探索型的作家，他不可能超越其时代、理解力甚至性别。从对其分析和批判中，后人可以获益良多。本文力图从其早期女性形象创作入手，分析其早期创作中女性观的矛盾上升、退化历程及其原因。
在1925年2月12日给罗素的信中，劳伦斯将与女人的爱情解释为“了解自己”的途径，并由之“再进一步，在了解自己之后再向未知世界，即女人的世界探索，在这未知世界的岸边冒险游历，然后把自己的发现向全人类公布。”[1]183－185在同年的《托马斯·哈代》研究中，劳伦斯将女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提高到中心地位。他说，女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她能生养后代，而在于她自己的生命，这正是女人崇高而充满危险的命运。作为轴心的女人与作为轮毂的男性的完美结合，便是动与静、时间与永恒的天衣无缝般的结合。而两性的和谐，将会产生第三种力量，立于法与爱、女人与男人之间，如同圣灵立于圣父与圣子之间，从而使世界变得和谐并得到拯救。[2]50－51而另一方面，劳伦斯认为，对任何男人来说，最伟大的生命经历就是他冒险进入一个女人。[3]213因此，以《白孔雀》为起点，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终点，劳伦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其丰富又极为复杂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在对女性的迷恋、同情、理解、批判、贬抑、控制、征服中，劳伦斯令人惊奇地将生活和创作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在糅合中建立、完善、提升、创造自我（他还经常化身为某个小说人物，现身说法），构建了一个劳伦斯式以男性为主导的两性和谐话语世界。
精神至上者
《白孔雀》（1911）是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这部小说的出版商也是评论家海涅曼说，这是一部集中了所有可能有的毛病的天才之作。所有劳伦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都有了雏形。莱蒂是劳伦斯塑造的第一个精神至上的女性形象。安纳布－梅乐士，乔治－莫雷尔，莱斯利－查泰莱，都有对应关系。[4]莱蒂，还有劳伦斯后来在《儿子与情人》中塑造的莫雷尔夫人、米丽安、《逾矩的罪人》（1912）中的海伦娜，都是贬斥并拒绝激情、野性、自由自在的男性气概和自然本能，崇尚文明、节欲、精神至上的女性形象。她们聪慧、文雅、美丽、纯洁，但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支配欲，为了达到向文明世界靠拢的目的，她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灭绝热爱着她们的男人的生命活力。在他们男性魅力最强烈的时候，她们给的不是热烈的回应，而是冰冷的拒绝，从而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令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地毁掉了他们。
所以，《白孔雀》中，莱蒂跟莱斯利结婚，令原本就缺乏男性气概的莱斯利差一点丢了性命，令乔治在绝望中与不爱的表妹结婚，后来更沦为不幸的酒徒。
《儿子与情人》（1913）中，莫雷尔夫人和米丽安实际上同一个人，只是处于不同的年龄段。她们是现实生活中劳伦斯母亲莉迪娅和第一个女友杰茜·钱伯斯的化身，她们是情敌，但是，她们最终都得不到劳伦斯的爱。因为她们都是劳伦斯首先反对的女性类型。在莫雷尔夫人的贬斥下，莫雷尔由一个生气勃勃的矿工，变成了一个毫无家庭观念、嗜酒的流氓，他粗暴地对待妻子、孩子，不给他们任何温暖的感觉，自己也沦为一个被抛弃的人。现实中，劳伦斯的姐姐阿塔在长大后，“懊悔自己卷入到使父亲沦落下去的家庭集体行动的阴谋之中”。[5]4劳伦斯在父亲晚年的时候，非常后悔曾经站在母亲一边排斥父亲的过往。虽然，早在1912年，他就在《儿子与情人》中清算了母爱。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获得男性的独立地位，劳伦斯的化身保罗想给母亲下毒、想用厚被子捂死她。[6]526、533拒绝保罗性欲要求的米丽安，虽然为了留住他，在没有婚姻的保证下就屈服了，但最终还是被抛弃。现实中这也是杰茜·钱伯斯——劳伦斯文学生涯最早的鼓励者和支持者——心头一生的痛。
在《逾矩的罪人》中，西格蒙德在他最富于男性魅力的时候，被具有瓦格纳式神经质气质的海伦娜拒绝，又遭到妻子、儿女的鄙视、冷漠，感觉自己被一切抛弃的他，因此踏上了不归之路。[7]二十八岁的未婚女子海伦娜，之所以主动邀请有妇之夫西格蒙德去海边度假，仅仅是要满足自己对于男性的想象，并没有考虑由此给各自家庭带来的后果，也不准备承担任何责任，更没有结婚或者私奔的打算。她的任性好像海妖塞壬的歌声，诱惑然而致命，特别是对于西格蒙德这样急于摆脱沉闷、枯燥、压力重重的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
劳伦斯用上述一系列女性形象，在肯定女性的高雅、聪慧、纯洁、神秘、是男性永久的生命源泉的同时，对女性的智慧欲望、控制欲望、支配欲望，进行了最初而有力的狙击，而这，仅仅还只是序幕。
性、爱分离的女权主义者
如果说，精神至上的女性，因为其表面柔美的女性气息，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话，女权主义者在劳伦斯的笔下，完全是一副张牙舞爪的可怕模样。
劳伦斯创作的全盛期——二十世纪初，正好是英美女权主义的上升和活跃期。刚刚从母亲那章鱼般令人窒息的爱中逃离出来的劳伦斯，本能地要站在女权主义的对立面。在他看来，精神至上的女人虽然打击了男性魅力和自然本能，但，毕竟她们还是爱着男性的，也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付出一切，虽然她们爱的方式是不合适的。然而，可以视男性为无物，坚持女性的独立自主的女权主义者，无疑是要彻底地毁掉男性了。甚至在性爱中，她们也要独立自主，要依靠自己获得快感，劳伦斯斥之为“尖嘴的阿佛洛狄忒式的泡沫”。这一类女性形象以《儿子与情人》中的克拉拉、《恋爱中的妇女》（1920）中的古德伦、赫麦恩妮、《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梅乐士的前妻白黛为代表。
以热爱音乐、艺术、考古和成功的中学校长路易·巴鲁斯为原型的克拉拉，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造反精神的女权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同时也被保罗谴责为患有阴茎嫉妒甚至仇视男人。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女人难以征服，因而也更具诱惑力。对于保罗来说，米丽安是在白天帮助他摆脱母亲的人，而克拉拉则是夜晚的那个。而且，征服成功之后，保罗又轻易地抛弃了克拉拉，还找了好像是无懈可击的的理由：她是属于她的丈夫的私有财产，而且在“无比高尚的兄弟情谊”下将她作为礼物返还前，她身上的女权主义气味被自己成功地去除了，因此，克拉拉成了一个全新的理想妇人，而她的丈夫意外地获得了一个“新娘”，是应该感谢他的。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劳伦斯的自大与冷酷，和他刻意摆出的一副可以决定身边女人的命运、规范她们的思想的“上帝”的姿态。[8]394
在《恋爱中的妇女》这本被劳伦斯称为“死亡之书”的小说中，劳伦斯塑造了充满死亡倾向和气息的两女两男：古德伦、赫麦恩妮，杰拉尔德、洛克。古德伦是个我行我素的艺术家，她个性张扬、阅历丰富、待人接物宠辱不惊。她可以超脱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兴趣爱好，只凭性的相互吸引，与杰拉尔德相恋。她身上的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新女性的特征是明显的，却被劳伦斯赋予了死亡女神的面孔。她的每次出场几乎都与死亡有关联。她亲眼看着杰拉尔德的妹妹淹死；她丧失理智地冲着疯狂的牛群翩翩起舞，差点儿被牛群踏成肉酱；在杰拉尔德的父亲正处于弥留状态时，她跟夜里从墓地走过溜进她家的杰拉尔德做爱，他们的性爱是男死神与女死神的搏斗，她像承接死亡的毒液的容器那样承受杰拉尔德的爱；[9]24在小说结尾，她拒绝英俊、秀美、杰出、富有的杰拉尔德，宁愿跟邪恶、荒诞的化身——洛克私奔，令杰拉尔德丧失活下去的勇气而活活冻死在冰天雪地里。劳伦斯进行这样的安排，只能被理解为对争取独立、自主地位的新女性的仇视。
小说中，以劳伦斯长期的朋友和庇护者奥托琳夫人为原型的赫麦恩妮，在小说中所遭到的对待更加悲惨。奥托琳夫人是波特兰公爵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议员夫人、罗素的情妇、剑桥大学学者圈里的红人。被艾米丽·汉恩形容为与劳伦斯在情感和灵魂上融合的女人。[10]8可是在小说里，赫麦恩妮，虽然是上流社会中的思想前驱和新文化的传播者，却专横高傲、不可一世、虚荣冷漠、歇斯底里，令人厌恶。她虽手握知识、文化、教养、财富、地位，却不能与她欣赏的优秀男性达到精神与灵魂的交融，她欠缺真正的生命力，更没有女性妩媚、温柔的特质。所以，书中，她与伯金在肉体关系之外无法建立起身心融合的亲密关系，在爱情的战场上败给了身份低微但更加柔顺的厄秀拉。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中，劳伦斯对主张自我的女性的仇恨达到了顶峰。梅乐士的前妻白黛被形容成一个厚颜无耻的下贱泼妇，她最喜欢的是在与丈夫做爱时压制他、撕扯他、不管不顾地坚持“磨她自己的咖啡”，梅乐士愤怒地控诉：“她的意志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反抗我；她那狞恶的女性的意志，她那自由狂！这种自由狂的结局就是最残暴的暴虐！啊，她是拿她的自由来反对我，好像把硫酸抛在我脸上一样。”“她最大的欲望便是苛刻我”！[11]360
在这里，作为劳伦斯化身的梅乐士，对女性对于自由自主的要求的暴怒可见一斑。与劳伦斯相伴一生不离不弃的弗瑞达，一直在与她的丈夫做着有时是“殊死”的搏斗，虽常常“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宣布说，在这个世界上，她也是很重要的”[12]12，在她1951年12月19日一封给莫瑞的信里仍不无辛酸地回忆到：“有一次，我记得他已经把手都放在我的喉咙上了，他用两手压着我，把我抵到墙上，他喊到，我是主人！我是主人！”[13]283对劳伦斯来说，男人绝对应该领导他的女人，而勿需征得她们的同意，同样地，女人们必须无条件地追随她的丈夫，遵守他提出的要求。这是劳伦斯与不肯屈服的弗瑞达纷争的原因，也是他的作品中女权主义者们死亡面孔的来由。
女同性恋者
终生难舍同性恋情结的劳伦斯，在他的小说中对女同性恋也作了一定的探讨。可以想见，劳伦斯对女权主义者都是深恶痛绝的，何况“让男人走开”的女同性恋者呢？虽然女同性恋运动在劳伦斯的写作初期，尚未发展成为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之一，但她们的声音和活动对西方社会造成的冲击仍然是巨大的。在“女同性恋是实践而女权主义是理论”[14]97的口号或类似的声音下，劳伦斯这样的男性至上者感到的必然是惶惑与惊恐。在小说中征服她们，或把她们妖魔化并送上死路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在这类形象的创作上，劳伦斯无疑地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而无愧于他那“预言家”的称号的。
《虹》（1915）里的女教师英格·威妮弗雷德，是劳伦斯第一个着力打造的女同性恋者，是在厄秀拉与她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斯克里本斯基分离后出现的。已有丰富性经验的厄秀拉，在忍受着性的巨大空洞的痛苦中，感受到了英格的强烈吸引力。英格是个很有新女性魅力的二十八岁的成熟女人，她思想前卫、骄傲不群、作风大胆，“丰满的肌肉完全像月神狄安娜一样”[15]460，热衷于宣扬女权主义者那套对男性的批评之词：“他们全都阳痿，只会空抱着一个女人干不了事。他们每次都只会抱着他们的那个理念，跟那个理念干事。他们好比是一些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竭力想把自己吞下去的蛇。”[16]467劳伦斯对这番言论自然是嗤之以鼻，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丑化英格：“她的神态中始终有一种显得无比尖刻的气质，她那孤独的骄傲地紧闭着的嘴唇上透露着一种巨大的伤感情绪。”[17]458所以，劳伦斯写道，厄秀拉在与英格赤裸相对仅仅几分钟，就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默在她的心头泛了上来”，英格成了“一片阴暗的空虚”。[18]464后来更是觉得英格“越来越有一种沉重的、让人腻味的死亡的感觉”。[19]468为了摆脱英格，避免自己落入那种“性变态”的生活，劳伦斯竟然让厄秀拉给英格与自己那被矿井吸干了生命力的舅舅汤姆做媒。而英格居然与汤姆一拍即合，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史前的那些”“粗野和丑陋”的“大爬虫“，他们身上都带着“沼泽地的那种黑乎乎的令人恶心的气息”，“在那种气息中，生活和腐烂是合而为一的”。[20]479就这样，劳伦斯成功地用“画皮法”，以胜利的姿态将女同性恋者们扫进了腐烂的沼泽地，让她们在污泥里狂欢、自渎、烂掉吧。
有了这一次的小捷，劳伦斯在中篇小说《狐狸》里的全面胜利就顺理成章了。小说描写了模仿异性恋模式的两个女同性恋者的不幸遭遇。扮演女性角色的班福德，与扮演男性角色的玛奇，合开了一家农场，可是因为她们这种关系的“缺乏生命力”，养什么死什么，还遭到了狐狸的侵扰。那只带着“诱惑”、“蔑视”、“狡黠”神色[21]56的狐狸，正是她们的同性恋关系的终结者——年轻士兵亨利的化身。狐狸骚扰着鸡群，男人“围猎”着女人。可是，亨利的目标不是柔弱的班福德，而是男人一样强壮的玛奇，因为那更具挑战性，对女同性恋关系也更具毁灭性。因此，亨利利用意外杀死了班福德，带走了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欠缺”、失去了“公鸡信心”、彻底臣服于男性魅力的玛奇，而且满怀信心地期盼着最终的征服。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梅乐士将坚持在性爱中居主动位置的女人斥之为“大多数都是搞同性恋式的”，“世上多少妇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是属于搞同性恋式的”，“我觉得她们都该杀！当我碰到一个真正的搞同性恋式的妇人时，我心里咆哮着，想把她杀死。”[22]256笔者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用原文，就是要突出劳伦斯对主动型女性特别是女同性恋者的厌恶与恐惧心理。因为她们是男性的死敌，是男性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最危险的敌对力量。
新女性
很多劳伦斯研究者津津乐道于他创造的新女性形象——厄秀拉。头顶一轮冉冉升起的彩虹的厄秀拉，寄托着劳伦斯对于女性的最殷切的希望。为了与以上的几种女性类型对抗，仅仅满足于批判是不够的，树立正面形象更加重要而紧迫。因此，身上有着浓厚的弗瑞达的影子的厄秀拉就应运而生了。以克默德的观点，劳伦斯将弗瑞达的两面，分解为厄秀拉和古德伦两个人物。[23]89他在《虹》中重点描绘了厄秀拉身上最光彩夺目的一面，而在《恋爱中的妇女》里，他一面将他的新女性的旗帜——厄秀拉改造为他理想的样子，一面把他不喜欢的弗瑞达身上的东西凝聚成古德伦这个人物形象，并在小说里完成了取一弃一的工作（但是，终其一生，他都在依恋着他喜欢的弗瑞达、痛击着他厌弃的弗瑞达）。劳伦斯的弃古德伦而取厄秀拉，因何而弃，上文已有论述。
作为帮助他摆脱恋母情结的解放者、社会地位的提升者、新思想的引领者、终身的伴侣，[24]6章-16章弗瑞达对劳伦斯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几乎在所有《儿子与情人》之后的每一篇小说里，都可以找到弗瑞达或浓或淡的影子。身为女男爵、教授夫人、欧托·格劳斯的情妇，弗瑞达在1912年春天复活节前的出现，对刚刚完成《儿子与情人》初稿并与钱伯斯分手的劳伦斯来说，像上帝最好的礼物来得那么恰逢其时。通过弗瑞达，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学生——欧托·格劳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整个西方文明”的新颖哲学：“世界只有通过性解放才能被拯救”、“文明的世界”应有“妇女的一席之地”等等主张，[25]104－105无疑与弗瑞达成熟、性感、高大的形象一起，深入了年轻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理想气息的劳伦斯的心。而弗瑞达终生对脾气怪诞的劳伦斯的不离不弃，说明她骨子里还是传统的，特别是在家庭观念方面。这一点也极大地影响了终生颠沛流离、手头拮据的劳伦斯。
因此，在《虹》里，劳伦斯将厄秀拉塑造成这样一个新女性：她弃绝祖母、母亲辈那种妇女们以家庭为毕生事业的生活预设，争取一切可能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追求个性解放与身体自主，对于未知的世界，她是个勇敢的探索者。她与斯克里本斯基相恋还为他怀孕、流产，她迷恋女教师英格，因为英格身上有她未知的女性世界的影子。但不管是在斯克里本斯基还是在英格那里，她都没有停留，在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后，她把衰败了的他们甩在身后，继续前行。在《虹》的结尾部分，厄秀拉被劳伦斯幻化成那轮“淡淡的巨大的虹霓”，她的“闪亮的两脚踩在矮山上那片新房子的腐烂之中”，她“那新的、洁净的、光着的身体将会在一种新的嫩芽中重新生长出来，这新的生命将会在自天而降的清新的光明和风雨之中得到培育。”她的眼睛里出现的是“大地的新的结构”，新的世界“巍然屹立在苍穹之下”。[26]679－680由此，劳伦斯式的新女性形象达到了与山河、天地同辉的巅峰。
可是，厄秀拉作为新女性的上升之路到此也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在《恋爱中的妇女》中她遇见劳伦斯的代言人——伯金。
在伯金“循循善诱”的恐吓、迷惑、教导下，厄秀拉停止了前行的步伐。在象征着厄秀拉精神的“月亮”在水中的影子被伯金愤怒的“男性”石块击得粉碎之后，[27]319－320迷惑于以女性的屈服为基础、实为倾斜的天平的“双星平衡”论调，[28]迷恋于伯金那“比生命本身还要奇妙”的、“从比阳物更为神奇的更深的处所”涌出的“无从言喻的隐秘和丰饶的东西”，[29]409－411厄秀拉在如此这般的魔法下，自愿地向伯金上交了工作权（让伯金代她辞职），被降格成了“完美的子宫”、“生育的浴缸”[30]404，连她的祖母、母亲都不如了。
劳伦斯那忧郁的灰色眼睛里，映照出的是一个丧失了生机与活力的黑色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机械文明摧毁了世界的真的主宰——男人的最后一丝柔情，而女人是要对此负责任的，因为正是由于她们对于智慧、文明的极端热爱才造成了男女关系的失调，进而令世界向堕落的深渊滑落。所以，拯救世界首先要拯救女人，然后通过被拯救了的女人使男人获救。最初那个因为她的过错毁了最初的男人的幸福的女人，就是夏娃。“女人最最甜美、最像个救世主时也还是魔鬼。她把自己的柔顺与甜美都献给她的男人。可一旦男人吞下她这颗甜果，甜果中就会钻出毒蝎来。他把这个无比可爱的夏娃拥在怀中后她就会一点点地毁灭他。”[31]144如此言辞真是令人胆战心惊啊。所以，男人们既要爱女人救女人，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最能让男人们倚靠的还是男人。因此，一方面，女人们必须得放弃自我，另一方面，男人们还得建立起男人同盟。上文所述的“双星平衡”实际上是“三星平衡”。所以，当屈服了的厄秀拉向劳伦斯的代言人——伯金提出疑问：“我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伯金的回答是：“就女人方面讲，你对我是足够了。在我来说，你就等于所有女人。不过我还想要一个男朋友，他是永恒的，就跟你我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一样。”[32]639－640他要的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三角”。[33]180对劳伦斯来说，爱女人与厌女人是一体的，矛盾而统一。
因此，劳伦斯的女性观的退变以及进一步退变，自有其坚实基础、支持力量和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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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