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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作用于市场的因素不应简单地冠之以“干预”，而应是市场作为事物在其发展中必须接受的条件，不存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条件的事物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科学，最初发源于希腊，原意指家政管理，后逐渐演变为国家管理。
从经济学产生到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古典经济学主张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承担“守夜人”角色。但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动摇，凯恩斯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正统。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会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不会自动调节恢复均衡，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以保证足够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度过经济危机。70年代后，奉行 “国家干预”理论的西方国家相继出现经济滞胀现象——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凯恩斯主义走下神坛。
继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兴起，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抨击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持经济稳定，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但凯恩斯主义不死，经过短暂的沉寂，以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在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吸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养分，提出政府干预旨在修复市场失灵。
经济学流派纷呈，但均致力于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问题的出现和对问题答案的求索促成了经济学的演进和深化。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究其实质，经济学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其作用力场必定是市场。
那么，市场是否是事物？或者说是物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由市场也是事物。若是事物，则外因的存在是应然也是必然。事物就有其规律，事物最终的状态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作用于市场的因素不应简单地冠之以“干预”，而应是市场作为事物在其发展中必须接受的条件，不存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条件的事物，再自由的“自由市场”也有外因，也有外部约束条件，这是不容否定的现实。
政府作为市场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不断地作用于市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栽花”，或“无心插柳”，不能因在市场中发现了政府的影子，就武断地定义成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市场作为事物绝不是百分之百自发形成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不间断的设计，无论是主动自觉的设计，还是“被设计”，绝对的纯自然状态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不是一切皆自由，而是强调规则和规则的相对稳定性，信息和资源流动的非规则性干扰须被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自由市场绝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的市场，否则的话，黑市和地下交易或许更接近这种僵化的定义。市场是事物，就会进化，进化过程中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是必然的。
按此逻辑，反观凯恩斯主义，居于其理论核心的政府干预不仅不是市场经济范畴的域外之物，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组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然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规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内在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针对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相生相济，实现二者的最优结合。
暂先换档，从经济学的发展演进穿越到中国旧时的王朝新政，特别是从那些荦荦大端的王朝新政中寻觅凯恩斯主义的痕迹，进而印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左右互搏”古已有之，国家与市场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策集于中央，“利出一孔”，实行“官山海”的国家垄断，对铁、盐等自然资源进行绝对控制，同时又积极采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调节，如对矿产资源实行“官有民营”的政策，即“与民量其重，计其盈，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对食盐资源实行“寓税于盐”的政策，即将税收转移到食盐的价格中，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调动市场积极性，齐国的经济实力由此不断增强。
战国时期，秦国用“商君之法”，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废井田开阡陌，改革赋税，鼓励农耕，经济上的“法家”与政治军事上的“法家”流异源同，其集权方式强化战时国家资源调配能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
西汉中期，为了外御匈奴内止纷争，汉武帝长期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均输、平淮、币制改革、酒榷等国家战时经济政策，在大幅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生产效率低下和政治腐败却伴生而至，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贤良方正派反对与民争利，主张与民休息、罢除专营、减轻赋税，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武、昭两朝财政大臣桑弘羊坚决捍卫政府对经济管理的唯一性，双方调和的结果是酒榷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依旧。
北宋庆历年间，土地兼并日重，冗官、冗兵、冗费等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危机频仍，范仲淹等实施变法，在经济方面主张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史称庆历新政。其经济政策取向是削弱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还权于中央政府。
到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的危局更甚，王安石等继续变法，在经济方面推行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史称熙宁变法，虽然政策主流是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但是市场的力量亦融入其中，“市易法”之“市”虽只一字，却是“看不见的手”的史册留痕。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沉疴难祛，赋役不均，国库空虚，国贫民穷，张居正携万历新政登场，在经济方面，清丈田亩，厚农利商，改革赋税，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着力发展生产，新政十年，“国库充盈，太仓粟可供十年，太仆金积存四百余万”，其中市场作用的力道渐重。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科学，最初发源于希腊，原意指家政管理，后逐渐演变为国家管理。
离不开“干预”的市场
从经济学产生到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古典经济学主张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承担“守夜人”角色。但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动摇，凯恩斯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正统。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会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不会自动调节恢复均衡，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以保证足够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度过经济危机。70年代后，奉行 “国家干预”理论的西方国家相继出现经济滞胀现象——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凯恩斯主义走下神坛。
继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兴起，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抨击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持经济稳定，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但凯恩斯主义不死，经过短暂的沉寂，以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在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吸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养分，提出政府干预旨在修复市场失灵。
经济学流派纷呈，但均致力于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问题的出现和对问题答案的求索促成了经济学的演进和深化。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究其实质，经济学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其作用力场必定是市场。
那么，市场是否是事物？或者说是物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由市场也是事物。若是事物，则外因的存在是应然也是必然。事物就有其规律，事物最终的状态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作用于市场的因素不应简单地冠之以“干预”，而应是市场作为事物在其发展中必须接受的条件，不存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条件的事物，再自由的“自由市场”也有外因，也有外部约束条件，这是不容否定的现实。
政府作为市场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不断地作用于市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栽花”，或“无心插柳”，不能因在市场中发现了政府的影子，就武断地定义成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市场作为事物绝不是百分之百自发形成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不间断的设计，无论是主动自觉的设计，还是“被设计”，绝对的纯自然状态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不是一切皆自由，而是强调规则和规则的相对稳定性，信息和资源流动的非规则性干扰须被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自由市场绝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的市场，否则的话，黑市和地下交易或许更接近这种僵化的定义。市场是事物，就会进化，进化过程中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是必然的。
按此逻辑，反观凯恩斯主义，居于其理论核心的政府干预不仅不是市场经济范畴的域外之物，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组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然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规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内在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针对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相生相济，实现二者的最优结合。
旧王朝新政
暂先换档，从经济学的发展演进穿越到中国旧时的王朝新政，特别是从那些荦荦大端的王朝新政中寻觅凯恩斯主义的痕迹，进而印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左右互搏”古已有之，国家与市场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策集于中央，“利出一孔”，实行“官山海”的国家垄断，对铁、盐等自然资源进行绝对控制，同时又积极采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调节，如对矿产资源实行“官有民营”的政策，即“与民量其重，计其盈，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对食盐资源实行“寓税于盐”的政策，即将税收转移到食盐的价格中，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调动市场积极性，齐国的经济实力由此不断增强。
战国时期，秦国用“商君之法”，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废井田开阡陌，改革赋税，鼓励农耕，经济上的“法家”与政治军事上的“法家”流异源同，其集权方式强化战时国家资源调配能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
西汉中期，为了外御匈奴内止纷争，汉武帝长期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均输、平淮、币制改革、酒榷等国家战时经济政策，在大幅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生产效率低下和政治腐败却伴生而至，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贤良方正派反对与民争利，主张与民休息、罢除专营、减轻赋税，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武、昭两朝财政大臣桑弘羊坚决捍卫政府对经济管理的唯一性，双方调和的结果是酒榷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依旧。
北宋庆历年间，土地兼并日重，冗官、冗兵、冗费等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危机频仍，范仲淹等实施变法，在经济方面主张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史称庆历新政。其经济政策取向是削弱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还权于中央政府。
到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的危局更甚，王安石等继续变法，在经济方面推行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史称熙宁变法，虽然政策主流是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但是市场的力量亦融入其中，“市易法”之“市”虽只一字，却是“看不见的手”的史册留痕。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沉疴难祛，赋役不均，国库空虚，国贫民穷，张居正携万历新政登场，在经济方面，清丈田亩，厚农利商，改革赋税，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着力发展生产，新政十年，“国库充盈，太仓粟可供十年，太仆金积存四百余万”，其中市场作用的力道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