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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家庭档案中的结婚证书，总能回忆起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年轻一代，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建设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
我和我老伴是1949年相识，我们都在大连铁路医院学习和工作。我任工会主席，她做护理工作。她是工会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工会经常出板报，每期板报我都让她去写，因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联系，接触的机会多了，逐渐产生了感情。我童年丧父，她自幼丧母，两家家庭都很贫寒，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相处一段时间后，又征求了我母亲和她父亲的意见。双方都没有意见，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为了培养年轻干部，送我到旅大党校学习深造，在这期间朝鲜战争爆发了。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当时部队急需一批年轻政工干部参军参战，党校号召报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经组织审查批准了30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我是独生子，是当时的家庭唯一劳动力，母亲有些想不通。我们作母亲的工作：“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解放哪里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当时她还向我母亲表态说：“我虽是没有过门的儿媳妇，你儿子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这是大事，你就放心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解决。”这样老人就放心了，母亲终于同意了我参加抗美援朝。
参军临走之前，我们还相互赠送了纪念品，买了两套牙具。她送我的牙缸上印有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我送她的牙缸上写有：“劳动最光荣”。这两个牙缸虽然已经多处掉瓷不能再用，但我们一直珍藏到现在。
1951年1月25日，还差几天就过春节啦，可是，连春节都没过，我就踏上了军旅，坐上火车离开家乡——大连。到沈阳后就去沈阳军区后勤部集训队，与其它地区来的同志一起学习，集训结束后大部分干部被分配前线，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后勤部财务部管理科任副政治指导员。我工作岗位定下后我们双方经常书信来往，互通情况，互相鼓励。我曾对她说过，你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不入党我们就不结婚。这样，她在我的鼓励下，积极工作，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不久，她来信告诉我，她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军后由薪金制改为供给制，每月只给十多元的津贴费，自己省吃俭用，把十几元的津贴费储蓄起来，参加有奖储蓄活动，这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每逢过年过节取出一部分钱寄回家里补助家庭生活。在储蓄活动中，1953年我曾得过一次一等奖奖金三百元。当时为了扩大影响，沈阳电台还专门组织了一次中奖者座谈会，我也应邀到会，会上大家畅谈了参加储蓄的体会，目的是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有奖储蓄，为建设我们的国家筹措一部分资金。
经过我们双方商量，决定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结婚，我们决定于1954年5月1日结婚。因为军人结婚需要组织审批，对家属进行政审，没有问题才能批准，所以我就提前向组织打报告请领导审批，经过组织调查了解同意我们结婚。在1954年4月28日我带着领导的批件回大连结婚，我们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政府登记，登记人员说：“只有领导批件不行，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方可登记。”我就连夜返回沈阳部队，取单位介绍信，第二天又去政府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书。
我们结婚的服装很简单，我穿了部队刚刚发的一套新军装，妻子穿了一套紫红色的连衣裙。不像现代人那样高级化妆穿礼服婚纱，举行仪式，请客，大摆宴席。我们只是在家里召集双方亲友吃一顿家常便饭，到离家最近的普通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结婚照。洞房也很简单，我们居住的小日本房，母亲和妹妹住在外屋，我们住在里屋。只有七八平方米，墙皮粉刷一遍，姐姐给了一个旧五斗橱，自己打个床铺，母亲给我们做了两床被褥，没现在的高档家具和新房等。
后来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1956年妻子调到沈阳铁路医院工作，当时部队营房比较紧张，暂时分给我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床和桌椅都是部队的，虽然居住条件简单，但能相互照顾，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日子过得很美满，后来调动几次工作，住房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1957年初我们有了儿子，给家庭增加了快乐。因我们过惯了俭朴的生活，有了孩子家庭开支就多了，为了有计划地开支，我们建了一本账，把我们俩人的每月收入和支出，都一笔一笔详细地记在账本上，从不乱花一分钱。
这张结婚证记录了我们几十年的苦难和欢乐，也记录了我们多年的情感纠葛和相敬如宾……
我和我老伴是1949年相识，我们都在大连铁路医院学习和工作。我任工会主席，她做护理工作。她是工会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工会组织的文体活动。工会经常出板报，每期板报我都让她去写，因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联系，接触的机会多了，逐渐产生了感情。我童年丧父，她自幼丧母，两家家庭都很贫寒，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相处一段时间后，又征求了我母亲和她父亲的意见。双方都没有意见，这样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为了培养年轻干部，送我到旅大党校学习深造，在这期间朝鲜战争爆发了。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当时部队急需一批年轻政工干部参军参战，党校号召报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经组织审查批准了30名，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我是独生子，是当时的家庭唯一劳动力，母亲有些想不通。我们作母亲的工作：“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解放哪里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当时她还向我母亲表态说：“我虽是没有过门的儿媳妇，你儿子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这是大事，你就放心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会帮助解决。”这样老人就放心了，母亲终于同意了我参加抗美援朝。
参军临走之前，我们还相互赠送了纪念品，买了两套牙具。她送我的牙缸上印有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我送她的牙缸上写有：“劳动最光荣”。这两个牙缸虽然已经多处掉瓷不能再用，但我们一直珍藏到现在。
1951年1月25日，还差几天就过春节啦，可是，连春节都没过，我就踏上了军旅，坐上火车离开家乡——大连。到沈阳后就去沈阳军区后勤部集训队，与其它地区来的同志一起学习，集训结束后大部分干部被分配前线，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后勤部财务部管理科任副政治指导员。我工作岗位定下后我们双方经常书信来往，互通情况，互相鼓励。我曾对她说过，你要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入党，不入党我们就不结婚。这样，她在我的鼓励下，积极工作，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不久，她来信告诉我，她在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参军后由薪金制改为供给制，每月只给十多元的津贴费，自己省吃俭用，把十几元的津贴费储蓄起来，参加有奖储蓄活动，这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每逢过年过节取出一部分钱寄回家里补助家庭生活。在储蓄活动中，1953年我曾得过一次一等奖奖金三百元。当时为了扩大影响，沈阳电台还专门组织了一次中奖者座谈会，我也应邀到会，会上大家畅谈了参加储蓄的体会，目的是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有奖储蓄，为建设我们的国家筹措一部分资金。
经过我们双方商量，决定选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结婚，我们决定于1954年5月1日结婚。因为军人结婚需要组织审批，对家属进行政审，没有问题才能批准，所以我就提前向组织打报告请领导审批，经过组织调查了解同意我们结婚。在1954年4月28日我带着领导的批件回大连结婚，我们到大连市沙河口区政府登记，登记人员说：“只有领导批件不行，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方可登记。”我就连夜返回沈阳部队，取单位介绍信，第二天又去政府登记，领取了结婚证书。
我们结婚的服装很简单，我穿了部队刚刚发的一套新军装，妻子穿了一套紫红色的连衣裙。不像现代人那样高级化妆穿礼服婚纱，举行仪式，请客，大摆宴席。我们只是在家里召集双方亲友吃一顿家常便饭，到离家最近的普通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结婚照。洞房也很简单，我们居住的小日本房，母亲和妹妹住在外屋，我们住在里屋。只有七八平方米，墙皮粉刷一遍，姐姐给了一个旧五斗橱，自己打个床铺，母亲给我们做了两床被褥，没现在的高档家具和新房等。
后来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1956年妻子调到沈阳铁路医院工作，当时部队营房比较紧张，暂时分给我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床和桌椅都是部队的，虽然居住条件简单，但能相互照顾，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日子过得很美满，后来调动几次工作，住房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1957年初我们有了儿子，给家庭增加了快乐。因我们过惯了俭朴的生活，有了孩子家庭开支就多了，为了有计划地开支，我们建了一本账，把我们俩人的每月收入和支出，都一笔一笔详细地记在账本上，从不乱花一分钱。
这张结婚证记录了我们几十年的苦难和欢乐，也记录了我们多年的情感纠葛和相敬如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