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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势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的老祖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放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1968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1968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琨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
（摘自《北大遗事》，青岛出版社）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势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的老祖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放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1968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学生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皮捣蛋、耍奸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1968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纪念日，中国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水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肉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琨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粗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喷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麻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肉里面扎。我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身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身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身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
（摘自《北大遗事》，青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