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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师的笑
蔡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他在我脑海里总是三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方脸浓眉,蓄着既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的很自然的短发,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颜色就像现今流行的水洗布。
入校不久,同校而高两级的堂兄告诉我:你们蔡老师可厉害了,同学中早有传言:“不怕王老师吼,就怕蔡老师笑。”这王老师厉害是全校出名的,他生气时大吼一声足以震断当阳桥,蔡老师怎么就比他还可怕呢?蔡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但他跟老师们说话是常带笑的,那笑似乎没什么特别。
我们学校建在十万大山里的一个山包上,山包顶部有一片树林,南坡依地势、分层次摆着几排青灰瓦、白粉壁的平房和一栋三层主楼,其间有鹅卵石铺成的宽道和夹道的小树。山包西南面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两岸是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
一个夏天的午睡时间,我们六七个男生秘密约定去游泳。我们兵分三路,暗渡陈仓,在三四里外的河滩会合。那片河滩真是妙不可言,青草绿树环围着一汪流动的活水,清澈得可以细数水底的石子儿。十三四岁的小子不知羞耻,脱光了跳下去,会狗刨的乱刨,不会刨的瞎扑腾,打水仗、做鬼脸、恶作剧,不一而足。然而好景不长,有两个同学好像突然得了魔症,陡然禁口无声傻站着不动了;待我们循着他俩的目光看过去,乖乖,蔡老师已经拨开草丛,正瞅着我们笑呢!
此后的一段情形实在不堪入目,蔡老师让我们光着身子排好队,然后一个一个地瞅着我们笑,直笑得我们背心发毛。再后来当然是穿上衣服押解回校了。
这天晚上,几个鬼头又聚在一起小声议论中午的事。
“奇怪,蔡老师怎么知道的呢?没有人告密呀。”
“是啊,我们刚游一会儿他就出现了。”
“他一定是掐指一算,发现七员天将下凡,顿时腾云驾雾……”
“不对不对,他是预先埋伏好了。”
“鬼扯!你们想想,午睡的时候,还有晚上熄灯以后,窗外经常出现一个人影……”
“他也沒把我们怎么样呀!”
“你们等着吧!他笑过了,把这事儿记在本子上,以后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你们没听说神农架的野人逮住人先要笑一阵,然后高兴得晕过去,再然后……”
记在本子上?我想起来了,他桌上是有一个奇怪的本子,顶边被切成许多台阶,每阶上都写着字,好像就是我们的名字。乖乖,我们干的坏事都分开记着,谁也赖不了别人!
记在本子上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小河是那样诱人,从此以后谁也不敢问津。
蔡老师爱打篮球,老师们每次跟镇上的联队赛球他都是主力队员。那支联队的球风十分凶悍,在场上总是横冲直撞;老师们则温文尔雅,那真是秀才遇上了兵。蔡老师“胸有韬略”,擅长远投,他往往避实就虚,迂回运球,在对方扑上来的瞬间骤停,起跳,同时轻舒右臂,手腕一抖,唰,两分(现如今该是三分)!场上掌声大作。有一次,眼看蔡老师又要得手,对方姓黄的队长猛扑上去,故意撞倒了蔡老师,围观的学生们顿时大哗,幸亏有老师阻止才没有闹事。我当时一直看着蔡老师,见他站起来拍打灰尘,对着那队长笑。他笑时眼里射出一道奇异的光,特有神采,特有威力,那人高马大的队长根本不敢对视,只好悻悻地躲开。
从此以后,我们都恨那个队长,叫他“二黄”。“二黄”者,黄毛犬类之雅号也。须知,山里的狗凶得很,真咬人的。
少年的心像晶莹透亮的镜子,善恶爱憎都反映得格外分明。可是奇怪,我们怕蔡老师,何以又那样强烈地向着他呢?
到了初三的那年,学校开展“社教运动”,不少老师因为“不讲阶级路线”、“只专不红”、“脱离政治追求升学率”等名目受批判,蔡老师显然也被冷落。工作组另派辅导员组织我们学习讨论,蔡老师成了旁听的角色。但他还是班主任,无论早晚自习、午睡夜寝,他的身影仍然经常在我们的窗口和门前出现,我们依然怕他的笑。
有一天,辅导员组织我们“暴露思想”,我发言时说得很顺溜:“……有封建迷信思想……老想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下山收我为徒……社教课没学好……有些地方想不明白……”讲着讲着,我忽然发现坐在一边的蔡老师瞅着我笑。乖乖,我一定说错了什么话,赶紧打住。可事后寻思,似乎并没有说错什么,难道蔡老师也有笑得没来由的时候?
又过了许多天,开始报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师范学校。下午,有同学说蔡老师让我到辅导员办公室去,我去时有辅导员、蔡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在场。辅导员开口就没有好气:
“你为什么报师范?你以为你有资格上师范?”
另一位老师也帮腔:“你才多大?一个小毛孩就能当老师?”
我当时真成了丈二和尚,答非所问地说:“……家里困难,弟弟也要读书,我不能上高中。父母说,考上中专就再读几年……”
我说完了,他们三个互递眼色,似乎不想再说了。蔡老师一直默默地看着我,脸上全无笑意,但他那眼光却穿透了我的心,其中有一些酸楚,一些遗憾,还有一些迷茫的企盼。
这次关于一个山乡毛孩子的谈话从头到尾都很蹊跷,辅导员更像是换了一个人。若干年后,我从武汉一所工科中专毕业后才知道蔡老师曾经为填志愿找过我父亲,由此也才参透那次谈话避免“犯规”的“韬略”。他们作为老师当时不想让我上师范的原因,这就不好揣测也很难说清了。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到底还是来了,我们七八个男生硬是不想走,擅自决定多留一天。于是把立着的双层木床倒下来并在一起,抽出床板搭成通铺,七八个人在一起滚了一夜。那天晚上的情形总体上已经渺茫,只有一幕特别清楚:蔡老师走进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走,然后绕着通铺转了两圈,走到门口留下话:“明天到教师食堂吃早饭,吃完了早一点回家。”尽管我们把寢室糟得一片狼籍,他没有说,也没有笑。
第二天我们走进教师食堂,炊事员说蔡老师来付过饭票,让我们自己吃。那天吃的是玉米面与大米蒸的“夹米饭”,菜是豆腐、青菜和萝卜,虽不像款待佳宾,但在当时也是难得一饱的上乘待遇,更何况我们第一次正襟危坐在老师们的餐桌上。
按蔡老师的嘱咐,吃了饭就得早走,但我们都还有一个愿望:见蔡老师一面。可是,谁也没有说,谁也不敢做。当我背着行李就要走出校园的时候,鬼使神差般地到了蔡老师住的平房前。我多么希望蔡老师看见我并且叫住我,哪怕是对我笑一下也好。可是,那门是关着的,也不知蔡老师在不在家。
我只好走了,迎着已经升得很高的太阳,踏着鹅卵石铺成的熟悉的宽道,一步一步地走。几次回头,青白分明的校舍和蔡老师的平房渐渐离我远了,伴随我的只有背篓上的行李和自己的影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串一串地,哗哗地往下掉。
石老师的歪点子
石老师是我初中时的英语老师,是从大城市的大学来到山沟里的。他个头不高,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我不想说他像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只是每看到特型演员石奇出场就会想到他。不过,他的神情没有那么庄重,嘴角老是带着调皮的笑意。他以爱说俏皮话、闹噱头闻名全校并广结善缘。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周围少有人家,无论师生都吃粗粮,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石老师这样的“城里人”应该很难适应。然而,石老师似乎过得很快活,经常是笑嘻嘻的,每逢节日举行文艺演出,他常常与学生一起登台献技。有一次石老师与人合演双簧,演的是某大国总统发表演讲。惊堂木一响,后台演员开篇说道:“女士们……”这时演前台的石老师一反常态,两眼滴溜溜乱转,嘴巴张开老是合不上,活现一副垂涎欲滴的怪相,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不止。
过了一个学期,为了配合思想教育,老师们特地为学生排演话剧《雷锋》,主角由戏剧专业毕业的姜老师担任,石老师扮演雷锋的同事。在暴风雨来临的晚上,雷锋和他的同事们被雷声惊醒,立刻想到去抢险。此时的石老师从床上爬起来,竟然拿衣服当裤子穿,好一阵脚蹬手拉,还是套不上去。台下的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而他依然是一副茫然而又惶急的样子。演出结束后,我们听老师们在一起笑说:“这个小石歪点子真多,真该上戏剧学院!”
又是一次节日会演之前,石老师主动提出帮我们班排一出英语诗朗诵。他让我们秘密地排练,演出前又为我们化妆。我们两个“演员”都是穿草鞋长大的山里娃子,穿上借来的衬衫和学生服(当时没有人穿西装)全然没有英国绅士派头,石老师看了很不满意。他寻思了一会儿,去拿来自己的一件花格毛背心,又找别人借了一件带花的毛背心,让我们脱了学生服换上,还弄来两条花布给我们绑成领结,这才总算给我们点缀了少许洋气。我们出台时,听到一片掌声和哄笑声,闹不清是赞赏还是倒彩。但这个节目最后受到好评,说是形式新颖,寓教于乐。我们班在那次汇演中得奖主要得益于石老师的点子。
石老师的点子还曾经为我个人解难。那是在毕业前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我发了荨麻疹,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皮肤痒,胸口闷,肚子疼。这是我过去多次犯过的病,开始两天特别难受,一般要卧床。我们山里通常熬艾蒿水治这种病,但现在应考是来不及了。在初中升学率很低的那个年代,假如我不能参加这次考试或者考不好,我的人生道路也就确定无疑了。
不知是谁将我的病情告诉了石老师,临考之前他在考场外找到我,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他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先从一个小瓶里倒出两片药要我服下,说是从城里带来的“灵丹妙药”;然后又让我解开衣服卷起裤子,他则掏出一盒万金油在我全身上下到处抹,边抹边说他这一招“得自高人,屡试不爽,神仙不懂”;最后他让我穿好衣服转过身去,猛地在我背后拍了一掌并且吹了一口气说:“好了,去吧,我这一口仙气保你一帆风顺!”
石老师的那一招果然灵验,虽然算不上药到病除,但我在考场上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受。我后来想,他给我吃的大约也就是去痛片之类,是他的应急处置和故弄玄虚的抚慰加在一起,保护我通过了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考试。
许多年没有见到石老师了,听说他的个性让他在“文化革命”中大吃苦头,我真想再见到他。石老师还有那么多的“歪点子”吗?
蔡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他在我脑海里总是三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方脸浓眉,蓄着既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的很自然的短发,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颜色就像现今流行的水洗布。
入校不久,同校而高两级的堂兄告诉我:你们蔡老师可厉害了,同学中早有传言:“不怕王老师吼,就怕蔡老师笑。”这王老师厉害是全校出名的,他生气时大吼一声足以震断当阳桥,蔡老师怎么就比他还可怕呢?蔡老师在学生面前不苟言笑,但他跟老师们说话是常带笑的,那笑似乎没什么特别。
我们学校建在十万大山里的一个山包上,山包顶部有一片树林,南坡依地势、分层次摆着几排青灰瓦、白粉壁的平房和一栋三层主楼,其间有鹅卵石铺成的宽道和夹道的小树。山包西南面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两岸是郁郁葱葱的青草和绿树。
一个夏天的午睡时间,我们六七个男生秘密约定去游泳。我们兵分三路,暗渡陈仓,在三四里外的河滩会合。那片河滩真是妙不可言,青草绿树环围着一汪流动的活水,清澈得可以细数水底的石子儿。十三四岁的小子不知羞耻,脱光了跳下去,会狗刨的乱刨,不会刨的瞎扑腾,打水仗、做鬼脸、恶作剧,不一而足。然而好景不长,有两个同学好像突然得了魔症,陡然禁口无声傻站着不动了;待我们循着他俩的目光看过去,乖乖,蔡老师已经拨开草丛,正瞅着我们笑呢!
此后的一段情形实在不堪入目,蔡老师让我们光着身子排好队,然后一个一个地瞅着我们笑,直笑得我们背心发毛。再后来当然是穿上衣服押解回校了。
这天晚上,几个鬼头又聚在一起小声议论中午的事。
“奇怪,蔡老师怎么知道的呢?没有人告密呀。”
“是啊,我们刚游一会儿他就出现了。”
“他一定是掐指一算,发现七员天将下凡,顿时腾云驾雾……”
“不对不对,他是预先埋伏好了。”
“鬼扯!你们想想,午睡的时候,还有晚上熄灯以后,窗外经常出现一个人影……”
“他也沒把我们怎么样呀!”
“你们等着吧!他笑过了,把这事儿记在本子上,以后一个一个地收拾你们。你们没听说神农架的野人逮住人先要笑一阵,然后高兴得晕过去,再然后……”
记在本子上?我想起来了,他桌上是有一个奇怪的本子,顶边被切成许多台阶,每阶上都写着字,好像就是我们的名字。乖乖,我们干的坏事都分开记着,谁也赖不了别人!
记在本子上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小河是那样诱人,从此以后谁也不敢问津。
蔡老师爱打篮球,老师们每次跟镇上的联队赛球他都是主力队员。那支联队的球风十分凶悍,在场上总是横冲直撞;老师们则温文尔雅,那真是秀才遇上了兵。蔡老师“胸有韬略”,擅长远投,他往往避实就虚,迂回运球,在对方扑上来的瞬间骤停,起跳,同时轻舒右臂,手腕一抖,唰,两分(现如今该是三分)!场上掌声大作。有一次,眼看蔡老师又要得手,对方姓黄的队长猛扑上去,故意撞倒了蔡老师,围观的学生们顿时大哗,幸亏有老师阻止才没有闹事。我当时一直看着蔡老师,见他站起来拍打灰尘,对着那队长笑。他笑时眼里射出一道奇异的光,特有神采,特有威力,那人高马大的队长根本不敢对视,只好悻悻地躲开。
从此以后,我们都恨那个队长,叫他“二黄”。“二黄”者,黄毛犬类之雅号也。须知,山里的狗凶得很,真咬人的。
少年的心像晶莹透亮的镜子,善恶爱憎都反映得格外分明。可是奇怪,我们怕蔡老师,何以又那样强烈地向着他呢?
到了初三的那年,学校开展“社教运动”,不少老师因为“不讲阶级路线”、“只专不红”、“脱离政治追求升学率”等名目受批判,蔡老师显然也被冷落。工作组另派辅导员组织我们学习讨论,蔡老师成了旁听的角色。但他还是班主任,无论早晚自习、午睡夜寝,他的身影仍然经常在我们的窗口和门前出现,我们依然怕他的笑。
有一天,辅导员组织我们“暴露思想”,我发言时说得很顺溜:“……有封建迷信思想……老想着一个白胡子老头下山收我为徒……社教课没学好……有些地方想不明白……”讲着讲着,我忽然发现坐在一边的蔡老师瞅着我笑。乖乖,我一定说错了什么话,赶紧打住。可事后寻思,似乎并没有说错什么,难道蔡老师也有笑得没来由的时候?
又过了许多天,开始报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师范学校。下午,有同学说蔡老师让我到辅导员办公室去,我去时有辅导员、蔡老师和另一位老师在场。辅导员开口就没有好气:
“你为什么报师范?你以为你有资格上师范?”
另一位老师也帮腔:“你才多大?一个小毛孩就能当老师?”
我当时真成了丈二和尚,答非所问地说:“……家里困难,弟弟也要读书,我不能上高中。父母说,考上中专就再读几年……”
我说完了,他们三个互递眼色,似乎不想再说了。蔡老师一直默默地看着我,脸上全无笑意,但他那眼光却穿透了我的心,其中有一些酸楚,一些遗憾,还有一些迷茫的企盼。
这次关于一个山乡毛孩子的谈话从头到尾都很蹊跷,辅导员更像是换了一个人。若干年后,我从武汉一所工科中专毕业后才知道蔡老师曾经为填志愿找过我父亲,由此也才参透那次谈话避免“犯规”的“韬略”。他们作为老师当时不想让我上师范的原因,这就不好揣测也很难说清了。
毕业离校的那一天到底还是来了,我们七八个男生硬是不想走,擅自决定多留一天。于是把立着的双层木床倒下来并在一起,抽出床板搭成通铺,七八个人在一起滚了一夜。那天晚上的情形总体上已经渺茫,只有一幕特别清楚:蔡老师走进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走,然后绕着通铺转了两圈,走到门口留下话:“明天到教师食堂吃早饭,吃完了早一点回家。”尽管我们把寢室糟得一片狼籍,他没有说,也没有笑。
第二天我们走进教师食堂,炊事员说蔡老师来付过饭票,让我们自己吃。那天吃的是玉米面与大米蒸的“夹米饭”,菜是豆腐、青菜和萝卜,虽不像款待佳宾,但在当时也是难得一饱的上乘待遇,更何况我们第一次正襟危坐在老师们的餐桌上。
按蔡老师的嘱咐,吃了饭就得早走,但我们都还有一个愿望:见蔡老师一面。可是,谁也没有说,谁也不敢做。当我背着行李就要走出校园的时候,鬼使神差般地到了蔡老师住的平房前。我多么希望蔡老师看见我并且叫住我,哪怕是对我笑一下也好。可是,那门是关着的,也不知蔡老师在不在家。
我只好走了,迎着已经升得很高的太阳,踏着鹅卵石铺成的熟悉的宽道,一步一步地走。几次回头,青白分明的校舍和蔡老师的平房渐渐离我远了,伴随我的只有背篓上的行李和自己的影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串一串地,哗哗地往下掉。
石老师的歪点子
石老师是我初中时的英语老师,是从大城市的大学来到山沟里的。他个头不高,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我不想说他像二十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只是每看到特型演员石奇出场就会想到他。不过,他的神情没有那么庄重,嘴角老是带着调皮的笑意。他以爱说俏皮话、闹噱头闻名全校并广结善缘。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周围少有人家,无论师生都吃粗粮,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石老师这样的“城里人”应该很难适应。然而,石老师似乎过得很快活,经常是笑嘻嘻的,每逢节日举行文艺演出,他常常与学生一起登台献技。有一次石老师与人合演双簧,演的是某大国总统发表演讲。惊堂木一响,后台演员开篇说道:“女士们……”这时演前台的石老师一反常态,两眼滴溜溜乱转,嘴巴张开老是合不上,活现一副垂涎欲滴的怪相,引得全场哄堂大笑不止。
过了一个学期,为了配合思想教育,老师们特地为学生排演话剧《雷锋》,主角由戏剧专业毕业的姜老师担任,石老师扮演雷锋的同事。在暴风雨来临的晚上,雷锋和他的同事们被雷声惊醒,立刻想到去抢险。此时的石老师从床上爬起来,竟然拿衣服当裤子穿,好一阵脚蹬手拉,还是套不上去。台下的人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而他依然是一副茫然而又惶急的样子。演出结束后,我们听老师们在一起笑说:“这个小石歪点子真多,真该上戏剧学院!”
又是一次节日会演之前,石老师主动提出帮我们班排一出英语诗朗诵。他让我们秘密地排练,演出前又为我们化妆。我们两个“演员”都是穿草鞋长大的山里娃子,穿上借来的衬衫和学生服(当时没有人穿西装)全然没有英国绅士派头,石老师看了很不满意。他寻思了一会儿,去拿来自己的一件花格毛背心,又找别人借了一件带花的毛背心,让我们脱了学生服换上,还弄来两条花布给我们绑成领结,这才总算给我们点缀了少许洋气。我们出台时,听到一片掌声和哄笑声,闹不清是赞赏还是倒彩。但这个节目最后受到好评,说是形式新颖,寓教于乐。我们班在那次汇演中得奖主要得益于石老师的点子。
石老师的点子还曾经为我个人解难。那是在毕业前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我发了荨麻疹,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皮肤痒,胸口闷,肚子疼。这是我过去多次犯过的病,开始两天特别难受,一般要卧床。我们山里通常熬艾蒿水治这种病,但现在应考是来不及了。在初中升学率很低的那个年代,假如我不能参加这次考试或者考不好,我的人生道路也就确定无疑了。
不知是谁将我的病情告诉了石老师,临考之前他在考场外找到我,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他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先从一个小瓶里倒出两片药要我服下,说是从城里带来的“灵丹妙药”;然后又让我解开衣服卷起裤子,他则掏出一盒万金油在我全身上下到处抹,边抹边说他这一招“得自高人,屡试不爽,神仙不懂”;最后他让我穿好衣服转过身去,猛地在我背后拍了一掌并且吹了一口气说:“好了,去吧,我这一口仙气保你一帆风顺!”
石老师的那一招果然灵验,虽然算不上药到病除,但我在考场上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受。我后来想,他给我吃的大约也就是去痛片之类,是他的应急处置和故弄玄虚的抚慰加在一起,保护我通过了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考试。
许多年没有见到石老师了,听说他的个性让他在“文化革命”中大吃苦头,我真想再见到他。石老师还有那么多的“歪点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