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科学领域的星空中，闪烁着成千上万颗熠熠生辉的科学之星。是他们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换来了今天祖国强大昌盛。有多少人默默地奉献了一生，有多少人奋不顾身燃烧自己，以致过早地陨落了。28年前去世的大地构造学家、石油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学部委员（今称院士）朱夏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科学大家的精神光芒，照亮并指引后来者前进的征程。

与地质结缘

　　1920年秋，黄浦江畔的一个书香世家，迎来了一个稚嫩的小生命。其父是被誉为“民国诗杰”的朱奇。朱奇是浙江嘉兴人，字大可，早年与人合作办报，善诗、工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清末民初旧体诗《近代诗抄》一书，大可先生是入选诗人中最年轻的。大可先生喜得贵子，取名朱夏，字小可。大可先生或许没有想到，此“小可”，几十年后开创的事业可是非同小可！
　　朱大可以古体诗闻名国中，并一生从事教育。妻子孙企馨也擅长文学。耳濡目染，加之天资聪颖，少年朱夏就多有诗作示人。他的诗作不仅对仗工整，合辙押韵，而且颇有立意，因此曾获得国学先辈的赞赏。数十年后朱夏曾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是我不搞地质而专心从事诗创作，成就可能不在地质之下。”

　　自古诗人词家钟爱山水。少年朱夏一次随父母舟游富春江，听父亲吟喔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里对东汉隐士严子陵的赞语“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他思绪飞扬。山何以高、水何以长？在他的脑海里，一时浮现出无数的好奇。也就从这时起，朱夏萌发了踏遍青山、探索大地奥秘的理想。
　　朱夏没有上过小学和初中。并不是家里不想送他去，而是那里满足不了他的学习进度。朱夏的数学、国文等课程，都是在家由母亲教授的。外语则另请了一位来教。后来，父亲把他送到自己执教的正始中学读书。
　　正始中学对学生实行淘汰制，朱夏跳进高一时30多人，临近高三毕业前只剩下9个了。这几个同学在多年后，大多成为了各界知名专家，除了朱夏成为中科院院士，其中还有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毕业班参加全国统一会考，结果朱夏所在班取得了上海市第一名的佳绩。
　　报考高校时，朱夏初心想报考新闻，可以当记者走遍名山大川。理工科正逢时髦，后来还是依从父母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俗話说，强扭的瓜不甜。读书亦然。物理专业对向往广阔大地的朱夏而言，无异嚼蜡。他难以忍受蜗居于实验室里，又恐惧电器火花。此时，少年的憧憬又不禁强烈地撩拨起那颗不安分的初心。一次听同学说本校还有个土木工程系，基础知识是地质学。说者无心，听者却兴奋不已。他撒腿跑到那个系，借了本地质学讲义。朱夏迫不及待翻开一看，哈哈，原来还真有这么一门学问，大地的秘密都在这里呢！学地质，既能饱览山川江河，又可以叩问地壳，把其中蕴藏的宝藏探出来，岂不是一举两得。决心既定，他决意放弃已经进入了一年的物理系，另考学地质的院校。于是他瞒着家人，偷偷报考中央大学地质系。
　　1936年秋，朱夏离沪赴南京，专攻地质，由此与地质结下了一生一世的不解之缘。

是新中国的需要

　　1930年代中期，地质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少为人知的“冷门”科学。地质工作像谜一样的未知、生活的艰险，让不少人望而生畏，可这些却让朱夏跃跃欲试。毕业一出校门，他就考进了我国最高权威、也是录用条件最苛刻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他的主考官，正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也是后来带他、提携他的地质科学巨匠黄汲清。
　　步入晚年的黄老曾这样说：“我是一名地质工作者，深知地质科学是实践性区域性很强的科学。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质特点，走不走到，看不看到，大不一样。本着这个原则，70多年来我走了很多路，爬了很多山，敲了无数块石头……”盖棺论定，可以说他的学生朱夏就是秉承师训，并终身一以贯之的。

　　1949年秋，朱夏和夫人严重敏告别了瑞士的导师和同学，启程东返祖国。回到上海，朱夏立刻给恩师、执教浙江大学的朱庭祜写信，汇报近况，征求意见。很快就有电报发来，几个字便使朱夏匆匆赴杭州面见老师，“速来杭州。面谈”！
　　师生重逢，叙旧自不必说。只说朱夏把浙大执教的想法再告老师以后，朱教授却说：“有一个人现在对你很感兴趣，很想跟你谈谈。”原来，此人不是旁人，正是朱夏中央大学校友、浙江省工业厅厅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主任顾德欢。
　　一见面，顾德欢就作为学长诚恳地对学弟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矿产资源。我与朱老师讲了，不要去浙大，我要。国家想在浙江建立一个地质调查所。请你到这个所来搞矿产资源吧！”看着朱夏似乎还有点犹豫，他又说道，“你还很年轻，多从事野外实践既是地质专业的需要，更是新中国的需要。祖国需要你们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秀才为她做点实际工作。你现在的理想是教书，但没关系嘛，壮年以后再教书也不晚啊！”
　　学长顾德欢的一席话，把朱夏鼓舞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带着满腔热情，迈进了筹备中的杭州地质调查所。应该说从这里开始，朱夏一步步攀登上了新中国地质科学之峰。
　　浙江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后，朱夏任副所长，主要在江浙一带调查踏勘锰、铅锌、煤炭等矿藏。1951年初，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统筹华东地质力量，在上海建立了华东地质调查所，调朱夏赴上海为副主任，后改称“华东工业部地质处”任副处长。地质处担负的第一个任务，是勘探山东的金矿。他在勘察金矿过程中摸索积累了经验，又从国内外搜集相关资料，结合实际撰写了《中国的金》小册子。这是我国关于中国金矿的第一本专著。直到上世纪70年代，此书还被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作为开发黄金的指导思想，并专门请朱夏和他一起到山东和东北地区考察。 　　那几年，朱夏还曾带队在安徽马鞍山进行铁矿调查，取得的成果使马鞍山铁矿成为国家钢铁工业重要基地。
　　1953年国家设置地质部，朱夏又被选调进京，从此他与严重敏开始了长达30年的两地分居。朱夏到地矿司从事煤田地质勘探工作，与总工程师谢家荣对桌办公。当时因为钢铁工业的发展，炼钢用煤短缺。为国家找煤，朱夏带队到内蒙、山西、河南，通过艰苦的调查勘察，发现了好几处大煤田。

“克拉美丽”的由来

　　一年找煤告一段落，地质部决定自1954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石油普查。1955年元旦刚过，从上海探亲回来的朱夏就转到了石油普查委员会工作，成为此部门的第一批成员。由此，朱夏开启了生命中最辉煌的石油地质生涯。
　　朱夏的职责，是为总工程师黄汲清、谢家荣二位老专家当助手。朱夏参与制定了第一批石油普查计划，并与谢家荣先生合作翻译了《古勃金与石油地质学》一书。
　　新疆早就有一个中苏石油公司，是苏联援助的项目。北疆有座黑油山古时就有油泡冒出，解放后有勘探，但没有获得油流，因而被苏联专家否定。在这种结论的影响下，国家制订的首批石油普查计划中，只覆盖了柴达木、六盘山、东北松辽平原，以及华北华东等地区，没有新疆。
　　1955年初春，地质部召集会议，听取中苏石油公司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大多对新疆找油不看好，有人甚至否定。这就不免引起中方很多专家的质疑，于是地质部决定重新召开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会议经多次争论，才决定重新把新疆列入普查计划。几天之后，朱夏带领一批地质学院的毕业生出发了。35岁的他被任命为地质部六三一队总工程师。

　　那时大西北还没有铁路，朱夏率领的队伍是坐汽车进疆的。面对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大沙漠，朱夏开始也曾一度茫然。这般荒凉辽阔，从哪里下手呢？多年的踏勘经历，让他冷静地沉思起来。对，必须要从成矿地质条件出发，从沙漠周边显露的岩层去寻找油气迹象。据此他大胆设计了准噶尔盆地地质考察路线图，即从乌鲁木齐快速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到盆地西北，自中苏石油公司曾钻探的黑油山，向北经过乌尔禾，沿乌伦古河到克拉美丽进行地质考察，然后再向南通过沙漠到奇台，返回乌鲁木齐。
　　60多年后，“克拉美丽”的名字已经标在了中国地图上。昂然崛起的克拉美丽大气田，正担负着为乌鲁木齐市提供大部分天然气的职责。60多年来，有多少人说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克拉美丽”这一地名由来。正是朱夏，进入到亘古荒原时，借鉴当地牧民的发音，以地质学家的远见、以浪漫诗人的情怀给此处取下的汉语地名。
　　对环绕沙漠周边出露的石头进行考察，分析变质的、沉积的岩层形成的地质条件，朱夏他们在石油普查中运用盆地区划“探底摸边”的考察方式，后来成为评价油气形成和分布的基本工作方法。
　　准噶尔盆地周边地质调查，让朱夏看到了新疆石油的希望。但当他回到乌鲁木齐与统管中苏石油公司的苏联专家讨论时，迎头浇来的还是凉水。在黑油山，虽有地下油气向地表喷出的油苗表征，但石油公司已经进行过石油勘探鉆井并没有发现油流。因此许多苏联专家仍认为此地油层已暴露破坏，没有希望。朱夏也认为油苗不指示油田具体所在位置，但他从考察中明确看到，斜坡岩层向沙漠方向披盖之下更老的层位，存在着逆冲断层，可以在克拉玛依一带覆盖层下面的深部，遮挡生成油气，圈闭聚集石油。在争论中，他开始意识到由山体环绕现今沙漠盆状坳地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要从油气盆地出发评价油气，就要同大地构造演变相关联，掌握盆地沉降历史过程中沉积物的充填和分布。朱夏私下里找了一位与自己观点相近的苏联专家，那位专家被朱夏的科学精神所感动，主动提供了石油公司的内部资料进行参考，更加坚定了朱夏对准噶尔盆地油气的见解。
　　辩论无果，朱夏只能将盆地石油普查结果和自己对盆地油气的见解写报告，以《新疆准噶尔盆地的油气远景评价》为题，上报了石油普查委。普查委本来就对苏联专家的观点有质疑，这下就更有信心了。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顾问都支持朱夏的观点，确信克拉玛依值得勘探。
　　1955年夏，中央确定我国独立自主勘探克拉玛依。7月6日1号井开钻，10月29日井口喷出深层高产原油。接着石油工业部新疆石油管理局在克拉玛依和乌尔禾之间，大范围展开钻井勘探，以确立有利含油区带。仅一年，就打探井35口，试采10口就获原油1.69万吨。这宣告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标志着新中国第一轮石油普查首战告捷。
　　朱夏看着自己的大胆推论变为现实，想到自己为新中国找到第一个大油田尽了绵薄之力，再想到为此付出种种艰辛的队友，挥毫写下诗句：“黑油山下试弓刀，和雪春泥满战袍。莫指墨池愁腐鼠，惊雷破地看腾蛟。”

致力于石油地质

　　之后，朱夏在柴达木石油普查基地考察，后调入地质部石油地质局，被派往东北参加松辽石油大会战，任南部勘探指挥部总工程师。1959年9月26日下午4时，油龙自松基三井呼啸而出，从此宣告结束了我国依靠洋油的时代。这是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口油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松基三井喷油后，以此为开端，由石油部迅速组织大井距甩开勘探，探明油田规模。结果仅用了7个月，就拿下了7个产油构造，证明了这是世界少见的特大油田。此时恰逢国庆10周年，于是此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几乎与此同时，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又发现了距此不远的扶余油田，即今日的吉林油田。
　　基于朱夏为大庆油田发现的主要贡献者之一，1978年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召开的首次全国科学大会上，朱夏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国家科委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科学成果进行表彰，“大庆油田发现”获得最高等级一等奖。国家对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项目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给予嘉奖，获奖名单共有23人，朱夏就列在地质部名单之中。
　　参加松辽平原石油大会战后，朱夏调回北京，先后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石油研究室主任、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副总工程师。1962年至1975年，朱夏任地质部华东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华东各省1∶20万地质图幅的野外验收与报告审定，进行区域地质矿产的广泛研究。70年代初，他率先介绍板块构造学说并运用于中国油气盆地的研究，译著了《板块构造的岩石证据与历史实例》和《动力地球学》，对板块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975年后，朱夏任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工程师8年，先后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对中国油气盆地作了系统的论述，就“石油普查的广阔领域”“对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设想”提出重要建议。同时，受地质部委托，参加筹建地矿部石油地质研究室，开展中国油气盆地形成发展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指导勘探决策。他主编的《中国沉积盆地》一书由荷兰埃尔塞佛出版社出版，成为“世界沉积盆地丛书”的首卷。该书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盆地研究外文文集。
　　1981年，朱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在朱夏数十年的地质生涯中，致力最多的是石油地质。他曾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科联沉积学会（IAS）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上海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地质学会常务理事。
　　“老去原知步履艰，江山未许此身闲。传薪献曝心犹壮，烈士何尝有暮年。”为了祖国的石油地质事业，他直到生命的最后3天，还在病床上指导学生的论文。1990年11月25日，这位蜚声国内外的一代科学巨匠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而朱夏的子女不但也同样投身石油战线，而且个个有成。长子朱铉、李小秋夫妇，女儿朱樱、女婿丁道桂，都长期从事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作并成为专家。朱铉作为《海相深层碳酸盐岩天然气成藏机理、勘探技术与普光大气田的发现》项目的主要完成者之一，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地球物理“顾功叙奖”。朱铉说：“父亲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作为后人我们更要努力奋斗，追求自己的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