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科技竞争会走到哪一步？刚刚过去的一周，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9月15日，美国针对华为公司的史上最严出口禁令开始生效；字节跳动公司美国业务的命运依然扑朔迷离，但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围猎”中国企业的恶意。如果说中美关系是否已陷入新冷战尚有争议，那么两国在科技领域正走向冷战的轮廓却已经很清晰。科技竞争的零和特征，与经贸竞争不在一个量级。中美两国在科技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可能性比其他任何领域都要大。
　　而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逆。从大环境角度看，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态势，正使得科技越来越带有政治性。某种程度上说，科技民族主义很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显性特征。就中美双边层面而言，美国为了确保科技优势，在打压中国时不仅会频频突破传统的游戏规则，甚至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不讲底线的操作。美国已经把科技竞争融入对华战略竞争中，中国在科技较量中面临着一场持久战。

科技政治化

　　9月18日，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有关TikTok（字节跳动海外版）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但就在他说这番话前数小时，美国商务部发了一份声明，宣布从9月20日起微信与TikTok程序将在美国应用商店被下架。而在此之前的9月14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TikTok与美国甲骨文公司达成协议的声明。根据那份协议，TikTok似乎避免了被全部出售的命运。特朗普政府的哪个“版本”更靠谱？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特朗普政府想看到中国企业的命运由其掌握的效果。
　　即便是没有政治嗅觉的人，也能从中嗅出政治的味道。字节跳动被外界视为近年来中国最成功的全球化企业之一，它的海外业务遭遇“劫难”，不只是因为逆全球化的趋势，还因为科技政治化的新变局。地缘政治因素使世界主要大国，对科技企业的业务更加敏感，对获得与确保科技优势更加在意。与字节跳动的美国业务遭“围猎”相比，中国的另一家科技企业华为公司被特朗普政府“绞杀”，可以说是科技政治化的极端案例。
　　美国的极端无疑与特朗普直接相关，但我们也需要看清科技政治化的大背景，即日益凸显的科技民族主义。“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年）说这话时，欧洲正处于民族国家成形初期，法兰西与普鲁士已在战场上厮杀多年。巴斯德的这句名言，虽然不能直接与科技民族主义划等号，但也隐含了科技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只不过在此前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他的后半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如今全球化遭遇逆流，科技的“国家属性”被凸显。上一期南风窗的文章中，我在分析跨国公司国际营商环境变化原因时，着重论述了“国家之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世界经济主导国家的政策变化，对跨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原因不难理解，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上拉开代差，重要原因是在科技的发展与运用上的差距。
　　2018年9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人工智能前沿笔记：预测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报告。这份报告通过数据模型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带来13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活动，相当于把全球GDP年增长率提升1.2%。但是，这种提升在国家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人工智能发达的国家可以获得20%至25%的经济收益增量，而落后的国家仅能获得5%至15%。科技对生产率的革命性提升，是其内置政治因素的重要原因。

美国的极端无疑与特朗普直接相关，但我们也需要看清科技政治化的大背景，即日益凸显的科技民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科技民族主义可以说天然带有美国基因。1987年5月，美国学者罗伯特·里奇，在一篇题为《科技民族主义的兴起》的文章中，首次提到这个词汇。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时美日《广场协议》签署（1985年）不久，而该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阻当时已比肩美国的日本半导体产业。所以，说美国是科技民族主义的先驱，一点也不为过。
　　里奇在分析美国的科技民族主义时写道，“科技被看作是一种可以在美国独一无二地发展起来的东西，它包含在国家的边界内，由美国人应用于美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80年代的一份报告中，对日本“科技威胁”的结论是，“失去优势的美国将成为一个独立性较低、影响力较小、安全性更低的国家”。不难想象，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还会扛起这面大旗。

冷战式较量

　　美苏冷战的突出特点是“脱钩”，并形成系统性竞争和对抗。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最有可能带有冷战色彩的，将会发生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了秩序崩塌。但无论贸易战延续多久，人类经济活动不可能退回到部落时代，经济交往与合作不可能消失。更可能的情况是，待贸易战硝烟散尽后，重构秩序将重回国际议程。而秩序崩塌对科技领域的影响，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说到秩序，不得不提全球治理。后冷战时代全球治理最为成熟的领域是经贸议题，无论从制度框架还是现实运作来看，科技全球治理都没法跟经贸比。换句话说，经贸秩序的崩塌尚有制度托底，而科技竞争却更可能使关系恶化成螺旋式下滑。近年来分析中美科技战影响的文章中，频繁被提及的词汇是“分叉的世界”（bifurcated world），即世界科技很可能分裂为“中国版”和“美国版”两大体系。
　　以信息科技為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弗兰克·罗斯就认为，美中科技竞争，本质上关于谁能控制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与标准的较量。在当今的世界主要大国中，无论是信息科技还是其他的新兴科技，中国已经具备的研发实力与庞大的国内市场，都更可能“孵化”出科技产业并向外辐射。中国企业的移动支付以及社交媒体字节跳动走向海外，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对这类中国企业的打压，本质上是对“美国版”科技可能不再一家独大的担忧。 　　美国花旗银行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竞争力报告。这份报告以科研实力、专利数量、投资总额、劳动力资源以及硬件设施等五个标准，分析了全球排名前48位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力。结论是美国全方位领先，其他47个经济体在这个领域与美国差距明显。但是，该报道也指出，在综合指标上排名第二位的中国，由于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原因，最有可能培育出独立且强大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分量不言而喻，所以美国的全面打压毋庸置疑。
　　就科技競争来说，中美两国已经进入了“行动-反应”模式。美国的封锁、打压力度越大，中国打造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并向外辐射的动机就会越强。至少在短期来看，中美科技竞争不太可能跳出这种模式。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年6月的文章称，中美科技竞争正在重塑世界，“两个完全不同的科技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另一个被中国掌控”。而这种局面，正是冷战的一个显性特征。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没有引领下一个技术时代。”美国司法部在威廉·巴尔今年2月关于5G技术的这句话，透露出美国的焦虑。从历史“案底”来看，美国一旦在科技优势上感受到威胁，就会不折手段地打压。根据相关数据，日本半导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42%）在1985年首次超过美国。随即美国动用“301条款”，起诉日本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第二年，日本半导体国际市场占有率降为40%，并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15%。
　　与当年美日科技竞争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较量，被人为地嵌入了意识形态因素。今年2月，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德国慕尼黑安全论坛上，对美国的西方盟友提出警告：接受中国华为5G技术即意味着选择了专制而非民主。近年来美国媒体与学界关于中美科技战的论述，很多都超出了对科技本身的分析，而是从科技威权主义、数字威权主义来解读。把科技意识形态化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正在挑起中美科技冷战。

着眼于变局

　　无论是科技政治化的趋势，还是中美科技冷战的现实，都意味着中国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都面临着新的变局。美国对中国在科技上的防范和打压，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比如，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多次阻止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半导体行业，逐步收紧中国通过商业渠道获取美国的科技。但特朗普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美国在以“全政府”的方式、系统性地与中国展开科技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已经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影响未来世界的前沿较量。

经贸秩序的崩塌尚有制度托底，而科技竞争却更可能使关系恶化成螺旋式下滑。

　　“科技是中美新的大博弈的核心，而且这轮博弈事关重大。”去年5月，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发布了一份题为《新的大博弈：中国、美国与科技》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美国正在通过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与关税等手段，迟滞中国获取新技术以及在海外推广运用自己技术的步伐。特朗普执政时期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国防授权法》等诸多法案中，关于科技议题的内容，几乎可以说是为遏制中国而量身打造。这意味着，与关税的加征或取消相比，美国在科技上的打压既着眼长远，也更加不可逆。
　　中国的回应也在着眼于变局。9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他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华盛顿邮报》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援引特朗普政府一位高官的话说，围绕美国的科技地位，现在存在很多失败主义情绪，但人们不了解的是我们拥有巨大的科技优势。“在一个脱钩的世界里，我们会比中国人做得更好。”目前美国拥有科技优势不假，但能否直接切换为竞争优势则不好说。《纽约时报》分析称，特朗普政府的“脱钩”可能促使某些企业，不得不把研发布局在美国之外，从而确保与中国相关的产业链不中断且能顺利进入中国庞大的市场。
　　在那次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也强调，“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应对美国的科技竞争，除了自身的实力这个底气，已经融入全球科技网络的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可资利用的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大门关得越紧，中国开放之门应该开得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