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关于人治和法治孰优孰劣的讨论，意义尤其重大。
　　前期法家尹文子说：“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
　　圣人之治是人治，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偶然行为。圣法之治是法治，是天下必然之治。
　　韩非子更具体地进行概率分析：“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者亦不为桀纣。报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报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难势》）
　　这个政治统计学有一定道理。尧舜这样的圣君，桀纣这样的暴君都非常少，一般情况下的君王既不像尧舜那样贤明，也不像桀纣那样昏暴，都是平常人。在他们的统治下，遵循法律就天下大治，违背法律就天下大乱。那么整个看来，实行法治才能天下太平，实行人治就要天下大乱。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实行法治，等待尧舜这样的圣君出来治理，那么你在一千代的混乱中才能盼来一个治世。实行法治了，不幸又出现一个像桀纣这样的暴君，虽然要天下大乱，但那是一千代的治世中才出现一个乱世。
　　人治必然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法治才是稳定的可持续的长治久安之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非讲“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性，今天看来仍然有道理。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史记·自序》）也就是不论关系亲近还是疏远，地位尊贵还是低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看来也十分正确。
　　前期法家慎到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
　　也是这个意思。有人说，道家受法家影响，出现道法家的说法。
　　法家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依法治国，依法治企，都有启示。
　　但是话说回来，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法律之上无权力，法家意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之上有权力，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君主。现代意义的法治主张立法应该依据公民意志，法家的法制依据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法律不过是君主统治的一种手段，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所谓“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制定礼呀法呀，都是用来收拾老百姓的，而君主当然是超越于这个法律的。法家还赤裸裸地主张对臣民实行特务统治、法西斯统治。和现代法治更是毫无共同之处了。一个强权超越法律的政治制度，司法的实践只能像张居正所说“法之所加，惟在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乱纪，而莫知随何。”
　　法律能夠收拾的，只能是小老百姓，而强权在手的人虽然违法乱纪，也拿他毫无办法。
　　因此，古代社会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说说而已。商鞅那么讲法制，对太子犯法，也没有办法，只有惩罚他的老师出气。就连包公那样铁面无私的执法者，碰到皇帝犯了法，也只能打打龙袍而已。
　　我由此想起贺麟先生曾经指出，法制有三种：1法西斯的法制，例如法家和希特勒的法制；2儒家的法制，例如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法律要参之以人情；3现代民主的法制。这个法制是和民主互为条件。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法律之上无权力；二是立法依据公民意志。我们说的以法为基，自然是以这个法治为基础。有了这个法律基础，才有政治民主，才有社会公平，也才有合理的秩序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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