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汹涌来袭，英国政府先以“违反英国人民自由天性”为由踟蹰不行，后又在舆论压力下180度大转弯，采取强力措施。英国首相约翰逊、卫生大臣汉考克、首席医疗官惠蒂等高官相继宣布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首相一度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据英首相府发言人4月12日消息，约翰逊当日已经出院）。屡屡登上媒体头条的背后是英国疫情状况惨烈的现实：截至4月21日，英国已经累计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24743例，死亡16509例。英政府科学顾问、惠康基金会主席杰瑞米·法拉爵士更直言英国或将成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

从“遏制、延缓、缓解”到大规模检测

　　3月3日，以发布《新冠病毒行动方案》为标志，英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动员正式开始。此时距离伊朗和意大利北部疫情暴发已有十多天时间。这份方案确立了英国根据疫情发展状况实施“遏制”（contain）“延缓”（delay）、“缓解”（mitigate）三步走的应对计划，并在整个抗疫过程中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修正政策。其时，英政府宣称，自零星病例在英国出现以来就采取了检测、追踪、隔离的“遏制”手段。英政府还强调这是一个“以大量科学建议为支撑”的应对战略，“科学性”是其特点。英政府反复强调“英国准备充分”“比诸多国家更有条件打败疫情”。

　　然而3月4日至3月14日，英国确诊病例从不足百人发展到破千。3月13日，英国政府宣布由“遏制”转入“延缓”阶段。“延缓”政策的目标是压低疫情峰值、达到与本国医疗资源相匹配的程度，因此本应在“遏制”阶段的措施之上再增加社交隔离的措施。然而英国政府却直接放弃了“遏制”阶段的检测政策，提高了病毒检测门槛，也未一并推出社交隔离政策。正是在这一阶段，约翰逊在发布会中要求人们“做好亲人离世的准备”，英国政府科学顾问瓦兰斯爵士初提“群体免疫”概念，引发媒体热议。3月16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弗格森教授公布其模型，引起轩然大波：根据模型测算，英国政府如果不强力干预，全国死亡人数将超过25万。至此，英国政府再也无法延缓推出社交隔离措施。此后，英国社交隔离举措逐步加码，英国抗疫政策终于在表面上汇入欧洲“主流”。
　　3月底，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前卫生大臣杰瑞米·亨特等人开始在媒体呼吁英国重视检测能力。大规模检测是很多国家实现有效控制疫情的关键，英国检测规模和效率显著低于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仅增大了前线医务人员风险，也不利于尽快控制疫情。4月4日，英国政府公布《检测战略》，这是一份有雄心的大规模检测计划，但截至4月中旬计划的推进仍较为缓慢。

四方面因素导致抗疫不力

　　英国拥有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使其面临的疫情防控局面本来就较为严峻。在政府决策和治理方面，英国政府的抗疫举措有其依据和逻辑，但也存在失误和缺陷。根据上文英国抗疫政策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影响英国涉疫决策及疫情严重程度的有以下四方面因素：
　　第一，疫情全面暴发前存在的侥幸心理延误了宝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2月中旬中国疫情处于高峰时，英国政府仍然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新冠疫情能像2003年的SARS疫情一样“自我结束”，这使得英国未能及时采取相关准备措施。2月21日开始，伊朗和意大利北部地区疫情明显升级，2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从“高”上调到“非常高”，但英仍在等待观望。3月初，约翰逊首相才开始主持相关国安会会议。在德国已经开始采购呼吸机的时候，英国仍未进行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等重要医疗物资的采购准备。爱尔兰知名记者芬坦·奥图尔指出，“英国式的例外主义使其产生能化险为夷的错觉”。
　　第二，流感经验塑造了英国政府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和应对。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人类对这种病毒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各国过去与大规模传染病较量的经验无疑对相关国家在此次抗疫过程中的决策起到了重要塑造作用。近20年来，英国面临的最大规模传染疾病是甲型流感。2002年，英国根据模型分析得出甲型流感是其最大威胁的结论，制定了《流感应对战略》，并在多轮流感疫情中加以应用。英国的《新冠病毒行动方案》与2014年流感战略高度相似。正是在“新冠病毒只是严重流感”认知的基础上，英国做出了其初期涉新冠肺炎疫情决策：较早就判断无法阻挡病毒来到英国，因此不主张切断国际航班;认为病毒无法消灭，因而准备在社会和经济的承受范围内与之“长期作战”;认为大规模传染难以避免，因此未就大规模检测做准备。英国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病毒“且拖且战”的有限目标，辅以保护高危人群措施以降低死亡人数。然而，在病毒死亡率、感染能力等关键数据都尚不清楚时，基于乐观的预期采取措施，很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意大利等国疫情的发展显示英国先前低估了病毒传染力和死亡率。德国和意大利的数据也表明，即便在疫情广泛蔓延的地区，“群体免疫”也远未实现。这一以流感为基础的认识和应对难以称得上是“科学决策”。
　　第三，英国在疫情抗击能力方面存在欠缺。根据路透社的采访，英国前线医护人员在意大利疫情暴发后不久就感受到了压力：NHS新冠热线超载，疑似病例剧增，医疗资源流向重症患者。因为在救助、检测乃至咨询方面资源的缺乏，使得英国在只有约5000人确诊时就放弃了“检测、检测、再检测”“追踪、隔离”这些应对流行传染病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引以为傲的公共卫生机制在疫情面前暴露缺陷。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是二战后英国打造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这一整合型医疗体系也备受国际卫生界推崇，承载着“英国骄傲”和“英国认同”。然而此次抗疫不仅暴露出英国国民医疗体系资源的短缺，也凸显了其缺陷。经历了十多年的预算缩减，英国医护人员常年短缺。根据欧盟2019年12月数据（英国脱欧之前），英人均病床数位列欧盟倒数第二。英国集中的、官僚主义色彩浓厚的医疗体系使其无法像德国那样有效调动医疗资源，短时间内提高应对疫情能力。
　　总体上，英国的抗疫决策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制约，也暴露了决策层面的失误以及机制建设的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戳破了一些“英国神话”，但其暴露出的问题却并非英国独有。如何在存在认知盲点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卫公众利益？如何区别“科学决策”和“唯模型论”？如何在决策中避免“认知偏见”？如何平衡短期收益和长期利益？这些是其他国家今后在制定政策时也应该思考的。
　　本文责编 吴孟克